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出自总统之乡，立足亚洲，从纪实摄影走向当代摄影
2016年9月29日至11月3日，第6届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6th Daegu Photo Biennale）正式举行。全球共有30个国家的近百位摄影艺术家参展，展出的300多件作品包括摄影、装置、视频、行为艺术和文献等多种形态，意图通过实验影像和全新形式来阐述完成艺术表达。
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创办于2006年，是位于朝鲜半岛东海岸的韩国第三大城市大邱市（Daegu） 政府主导的一个重大文化项目。大邱市出过三任韩国总统，包括现任总统朴槿惠和她的父亲朴正熙及第六任总统卢泰愚。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邱市获得国家财政支持，在大邱文化艺术会馆和凤山文化会馆等专业性强的展场举办国际摄影双年展，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摄影在韩国文化策略中的重要地位。
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由大邱人士、韩国老一辈著名纪实摄影Yang Sung Chul先生创办。2006年第一届双年展的主题“档案中的亚洲成像”（Imaging Asia in Documents）足以证明这是一个从纪实摄影出发、立足亚洲的摄影节。2008年第二届的主题是“然后和现在：未来的记忆”（Then & Now： Memories of the Future）仍然围绕着摄影作为记忆的本体表现，但在摄影表达的时间上已经拓展到了未来和过去。而在2014年第五届双年展的主题“摄影叙事”（Photographic Narrative）之下，纪实报道类的摄影师追寻社会现实进行叙事，影像艺术家则通过制景、扮演来完成摄影的叙事。今年第六届双年展的主题则是一个哲学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We Come From Somewhere， Where Are You Going·）。以问题作为韩国最大摄影节的主题，是一个典型的当代艺术的思维方式。摄影不再是一个结果，它不仅是档案的载体，也不仅是记忆的呈现；影像是一个问号，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它既寻找过去，也在探究未来。
由此可知，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的十年历程，从纪实摄影出发，走向更加广阔的当代摄影艺术领域。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从亚洲出发，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进行大胆实践的另一个体现是对策展人的选择。最近几届的大邱双年展采取聘请国际总策展人的方式来工作，今年的总策展人是来自日本的资深策展人、摄影教育学者吉川直哉（Yoshikawa Naoya）先生，策展委员会包括韩国策展人Kim Issack、日本策展人和评论家岛原学（Torihara Manabu）先生、韩国策展人Lee Kyung Moon以及来自中国的笔者。
将年轻且风格化的中国当代影像送上“亚洲特快”列车
展览既是一项艺术研究工作，也是一场策展人的艺术理念与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共同制衡的二次艺术实践创作。策展人的工作必须从学术研究开始，确定选题和研究对象，并且通过研究形成对选题的学术观点。策展的第二步则是学术理念的视觉呈现，选择、构建艺术家创作完成的作品，以艺术家的实践来体现策展人的学术观点。
今年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吉川直哉先生借用19世纪末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的代表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D’où Venons - nous · Que Sommes - nous · Où Allons - nous · 1897）这幅作品的概念，提出了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吉川直哉认为，直至今日高更提出的问题我们仍未寻找到明确的答案。与其简单求解，不如继续思考，通过对这次双年展中当代摄影作品的审视来审视眼前这个世界，并对未来持续发问。1
总策展人吉川直哉先生在策展工作的最开始就确定了本届双年展的主展览单元为“亚洲特快”（Asian Express），并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清晰的学术阐述。我在研读了他的策展理念之后，最终决定接受担任中国方策展的邀请。因为作为联合策展人，我们需要在学术理念上的基本认同才有可能一起工作。吉川直哉对“亚洲特快”的解读如下：“亚洲在20世纪经历了经济上的极速发展，现代化带着各个国家以极大的生产和耗能进入工业化社会进程，那种力量就像一辆全速前进的列车，而21世纪的速度则更加迅猛……亚洲国与国的交融式发展势不可当：公共文化娱乐互动、信息交换、人群流动以及资本流转，这些现象带来个人和整个区域的文化标准和价值转换。这是一个改变中的世界，我们不是简单的随波逐流或者反对它。我们能做的，或者说作为摄影艺术家们应该做的，不是为亚洲的发展找到答案，而是先用影像了解自己、重拾来路，以此打开通向未来的可能。”因此，吉川先生提出本次主展览面向中国、日本、韩国三国21世纪以来的影像创作，呈现最前沿、最当下的视觉，这也和“亚洲特快”的时代性相吻合。
依照总策展人的理念，经过了大邱双年展策展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指导委员会共同商讨，双年展的展览结构最终被确定。本届双年展共三个单元：第一个为主单元“亚洲特快”，其下又分“身份和隐形的墙”“逐浪而上”“无名者”和“未来的视觉：我们走向何方”四个单元，由中、日、韩三国策展人分别选择20名以本国艺术家为主的作品来展出；第二个为特别展映单元“我在照片中：当下的肖像和自拍”，包括欧、亚、美、大洋洲等国际摄影作品，以回应主展览单元的亚洲主题；第三单元为“一以贯之”韩国摄影艺术展，分“文献与档案”和“风景与空间摄影”，集中体现韩国本土摄影艺术的传承发展面貌。
总策展人吉川直哉先生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他反对把艺术家按照国别来贴标签。不仅因为亚洲的文化，特别是中、日、韩三国的文化血脉相连，更重要的是作为艺术的摄影，每一位艺术家都是独立思考的，贴上国家的标签可能会简化或者遮蔽其真正深度的表达。所以，三个国家策展人的工作是各自负责推荐本国的20组左右的作品，并按照“亚洲特快”下面的四个分单元的主题含义将作品放入单元展示。这样在每一个话题单元里，中、日、韩三国艺术家就产生了自由的对话。 我非常认同吉川直哉先生的策展理念，要选择既年轻当代又成熟有力的摄影作品，参与亚洲范畴的讨论，形成主题展览的内部互动；另一方面，我认为也非常需要从中国的整体角度出发，在大邱双年展这个具有国际开放性的亚洲舞台上充分展示中国当代摄影的魅力和中国摄影艺术家的水准。因此，我首先对21世纪以来这短短的16年中国摄影的发展状况和中国摄影艺术的面貌进行了梳理。我把电脑里中国摄影师作品资料库打开，重新游览那些熟悉的照片，将这些作品分类，寻找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历查阅、与学术同仁的一些讨论和反复地思考之后，我渐渐梳理清晰了对中国当代摄影的解读，也就明确了选片的原则，最终选择了刘铮、蔡东东、孙略、王彤、张巍、张冰、李志国、邬树楠、李智、魏壁、颜长江、肖萱安、邸晋军、黎朗、木格、张克纯、张晓、曾翰、张晓、郑知渊、王轶庶的作品参展，并撰写了策展阐述《中国特快与21世纪影像创造的探索》。
其实，要强调中国当代摄影的整体能力，依赖的是每一组作品自身的题材和语言如何有效而深刻地表现21世纪的中国。展览时，我将艺术家们分入双年展主题下设的以下三部分，即“身份和隐形的墙”“逐浪而上”和“未来的视觉：我们走向何方”，意图更为明晰地呈现出不同作品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共性。
实际上，我在大邱双年展上的策展理念特别强调了“中国”的概念。因为在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现实下，亚洲的舞台、亚洲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我了解到2014年，只有一位中国摄影艺术家波木（高波）来大邱参展。今年大邱摄影双年展首次大规模邀请20位中国摄影师参展主展览单元，是亚洲视觉文化彼此尊重、彼此信任的一个表现。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是亚洲的舞台，更是国际的舞台。中国当代摄影作品应该在韩国、日本进行大量的展示。日本总策展人在我提出中国摄影师名单前只知道其中一两个摄影师的名字，经过接触和了解这些摄影师的作品之后，觉得很多作品都超出了他的想像。这种走出去的展览非常有必要，而大邱就是走出中国的平台之一。
国际策展的操作与困难
国际摄影节的策展筹备首先需要英语工作，这对中、日、韩三国策展人和双年展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莫大的挑战。因为英语能力有限，三方人员都花费了很多时间在交流沟通上，致使行政工作变得冗长而繁琐。恰恰韩国的行政事务要求复杂，表格细致入微，这虽然显得很国际化，却常常可操作性。
完成一个展览就像拍一部电影，策展人导演的角色，更需要一个团队才能正常工作。在中国的一些情况下，策展人既需要当制片人又当制片主任，有时当场记，有时当厂工。这次国际策展工作也是少不了团队工作。对我的助手而言，首先是要有影像判断力的人，能够与我有影像共识的年轻人；其次是能够用英语直接进行工作，读、写、说都需要；再次是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我前后有四位展览助理，带领他们跟20多位中国的艺术家沟通、收集材料、整理归纳、处理和发送文件等等。同时我们还要跟韩国组委会沟通，跟策展委员会沟通。因此，在我看来，“交流”是完成一个大型国际展览最主要的工作。
9月26日，我提前三天前往大邱参与布展。大邱文化艺术会馆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展览场所。空间高大、宽敞、洁净，硬件设施很棒，可以看出韩国的物质实力。会馆的布展技术人员非常少，但是很职业。调灯的中年师傅可以不厌其烦地调整光线，还高兴地给我写“中国”、“你好”这些汉字。
经过6个月紧张的工作，双年展终于在9月29日于大邱文化艺术会馆隆重开幕。参与这次展览的中国艺术家张克纯、张巍、邸晋军、李志国和李智与我一道前往大邱参加展览开幕活动，一起分享展览的喜悦。站在大邱文化艺术会馆，看到令我骄傲的中国摄影艺术作品安静而庄重地展示在那里，实在是激动万分。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开幕式盛景，中国摄影师获得好评
展览开幕式是艺术家与专业人士最好的交流机会。日本总策展吉川直哉先生带领媒体和嘉宾参观了所有展场，在中国作品的地方都尽量挤出时间，让我来介绍艺术家。韩国著名的策展人具本昌（Koo Bohn Chang）先生在现场非常认真地看了中国摄影师的作品，除了他一手推荐到阿尔勒摄影节并荣获了发现大奖的张克纯的作品外，他很欣赏简单朴素的木格的书《回家》，并被木格的影像作品所感染。本次展览，我特意把张晓的《海岸线》和木格的《回家》以书的形式展出：一张简单的桌子，一把舒服的带靠背的椅子，也能使看展的人愿意坐下来安静地读影像。
开幕式上媒体采访络绎不绝，张巍的《人工剧场》备受瞩目。明晃晃的明星大头像让观众产生质疑。当观众看到张巍的限量版画册里既有李明博又有金正日的肖像时，不禁会然一笑。李志国架起了他的自制20×24cm大相机，一些喜欢银盐影像的摄影人士围在李志国身边，他们不相信这些照片没有任何后期合成加工的处理，而前期曝光有的能达到50次。邸晋军的作品尝试了新的布展方式，他为每幅作品都安装了照片灯泡。虽然《青年》是邸晋军拍摄了很久的一个题材，但是他不断地尝试新的展览方式。张克纯的作品冷静而荒谬，他的作品是我特别向媒体推荐的，因为我相信他对黄河沿岸场景的视觉呈现非常贴合展览的理念，而“中国特快”宏大话题的丰富内涵都可以在张克纯的作品中找到线索。李智的作品在制作画册确认设计稿时被设计师反复询问。因为他们和现场的观众一样不相信《月》的影像世界的存在，日本总策展人也在理解他作品的制作方式和内涵之后显得特别兴奋。
另外，今年还有中国的高氏兄弟和游莉的作品以及文芳的《口罩书》被韩国、日本策展人选入参加“亚洲特快—无名者”的展览及国际单元“我在照片中”。大邱双年展期间举办的影像专家见面会，也有中国著名评论人、策展人鲍昆先生参加。本届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是一次中国摄影人的重要亮相。
韩国摄影：当代性的开拓和影像发展的传承并重
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自然是韩国摄影的主场。由于主单元“亚洲特快”和国际单元“我在照片里”的策展理念是打破国家分类，因此我们难以在观展时直接判断日、韩两国摄影艺术创作的不同。我在展场多次反复看展览，与参加开幕式活动的日、韩摄影师交流，针对那些在展览中脱颖而出的作品查阅双年展画册，了解作者的背景，由此来认识和了解日、韩摄影各自的特点与倾向。
韩国参展的当代影像创作手段非常多样，在视觉风格上更倾向西方的视觉样式。置景、扮演拍摄的方式占一定比例，也有偏向设计、创意手段的，数字影像合成处理、3D建模等手段得到大量使用。展览作品不单纯是照片，还有综合材料与影像结合，以探索影像表达的空间。双年展中的韩国当代影像作品，虽然有相关的历史经典挪用和东方传统视觉模式的借鉴，但更多的是以西方形象（拍摄西方的人物形象、建筑、现代化社会空间）及符号来进行创作。我注意查阅了摄影师的背景，发现大部分作者都拥有高校艺术教育和欧美留学的背景，其中有的创作者的作品是其在海外学习的直接成果。
韩国艺术家Cho Duck Hyun在日本买到一张照相馆拍摄的家庭合影老照片。他以照片为摹本，用炭精笔在画布上进行写实风格的巨幅绘画。艺术家在作画时，把画面进行了分割，展览时再次拼合。他以一个灰色的展墙做衬底，采用照相馆常规使用的灯光做展览现场的照明装置。如此，一幅巨大的家庭照片就在展厅里隆重地展示出来。分割的画面再聚合一起，从视觉形式上把大家族“聚与散”的内涵充分展现出来。画照片，这是当代艺术架上画和摄影之间交叉合作的创作。虽然这幅作品最终是以绘画的手段完成的，但是无论是创作灵感的缘起还是最后的呈现，都是承载了人的情感与作为大众文化载体的照片。我认为这幅作品在摄影双年展展出，表明了作品策展人的理念具有相当的深度。
对韩国摄影我印象最深的是本次双年展的韩国特别展览单元“一以贯之”，它分“文献与档案”和“风景与空间摄影”两个板块，集中体现了韩国本土摄影艺术的传承发展面貌。展览题目“一以贯之”并不是我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而是与韩文标题并置的原版本题目。这既证明了汉语文化在韩国文化中深厚的根基，也说明韩国对文化传承的强调和重视。在“文献与档案”中，我们看到了韩国纪实摄影在题材和影像语言上的传承与发展。韩国已经去世的纪实摄影家Han Young Soo拍摄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朝鲜日常生活，135画幅、精炼而成熟的现代性视觉语言展现了那个贫穷而单纯的时代。他的作品曾于2014年入选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发现奖提名，成为国际上被当代重现发现的老摄影师的代表。资深纪实摄影师柳银硅（Ryu Eun Kyu）在1982年用小型相机拍摄的作品以1.5米长边的尺寸展出，岁月的沧桑与乡间儿童的生活气息都在朴素和丰富的黑、白、灰影调中展现出来。虽然摄影师当时还是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但是他的作品却体现了韩国纪实摄影自80年代初至今良好的专业素养基础和扎实的发展。该单元以Park Hong Soon史诗般的巨作为结尾，他自1997年以来至今19年的时间拍摄韩国的版图，采用大画幅拍摄，冷静的上帝视点，锐利、饱满的高品质影像语言，是韩国驶入21世纪的时代写照。
“风景与空间摄影”单元呈现出传统美学与当代审美的并置，仿佛就是21世纪韩国摄影文化的缩影。黑白部分以自然风景为题材，山峦、林木、大海、流水，多体现东方含蓄、悠长、空灵的审美意境，每组作品都以难度较高的摄影技术技巧体现作者的影像语言特征。彩色部分则是以自然风景的B面和社会空间为对象，以当代逆向的价值判断重建美的秩序。每组作品都制作精良，作品的尺寸和装裱方式都有效地构成主题表达的一部分。
日本摄影：传统精神气质的强大力量
本届大邱摄影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国际单元的策展人吉川直哉先生和岛原学先生都来自日本，所以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体验到了日本文化以及日本影像的精神气质：谦和而坚定。日本策展人和摄影师是最早到达大邱展场开始布展的，在工作过程中他们坚持执行作者的要求，对一切未按原计划的制作装裱和布置细节都不放过，直到完全达到预定目标。
两位日本策展人非常主动地带前来参加开幕式的日本摄影师与我们交流。他们会把我邀请到他们的作品面前，给我讲解他的创作意图和手法，然后递上他们制作精细的小画册和名片。日本摄影师的这种职业素养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这次大邱双年展，特别是与日本摄影师的直接沟通，我认识到日本摄影传统精神力量的强大，这不仅体现在纪实摄影题材的作品中，也体现在艺术影像的创作中。此外，日本摄影师对现实世界参与艺术创作的程度非常重视。在纪实题材中，多组作品都拍摄了日本的传统仪式，以甲斐启二郎（Kai Keijiro）和奥山淳志（Okuyama Atsushi）为代表，前者的作品曾荣获2016年日本写真协会大奖。作者们非常自觉地希望借助摄影参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探讨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传承。社会重大事件、日常生活等日本社会的不同层面都可以在本次大邱双年展的作品中看到，无论是以快照方式、海量图片的体量构成作品，还是数字图像处理的参与，都是以影像创作对社会生活和人的存在进行价值的质疑和重构。此外，“家庭和情亲”也是参展摄影师的关注重点之一。人到中年的日本摄影师山崎弘义（Yamazaki Hiroyoshi）持续多年拍摄自己年迈的母亲，直至她生命最后的时刻。母亲的肖像与象征生命阳衰的土地影像并置。另一位年轻的日本摄影师菱沼勇夫（Hishinuma Isao）则以导演摄影的方式为主，肖像、风景、静物摄影都被编辑进入他的作品《让我离开》（Let Me Out）中，以此探讨自己不为人也不为己所知的一面。他常常自拍，也邀请父亲一起拍摄，通过父亲的肖像、父子的共同扮演来对“自我”进行深度的思考与表达。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对真实的探寻是摄影的原动力。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副教授）
注释
1高玮，《2016大邱摄影双年展：“把年轻的、有成熟风格的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家推到国际舞台”》
2016年9月29日至11月3日，第6届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6th Daegu Photo Biennale）正式举行。全球共有30个国家的近百位摄影艺术家参展，展出的300多件作品包括摄影、装置、视频、行为艺术和文献等多种形态，意图通过实验影像和全新形式来阐述完成艺术表达。
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创办于2006年，是位于朝鲜半岛东海岸的韩国第三大城市大邱市（Daegu） 政府主导的一个重大文化项目。大邱市出过三任韩国总统，包括现任总统朴槿惠和她的父亲朴正熙及第六任总统卢泰愚。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邱市获得国家财政支持，在大邱文化艺术会馆和凤山文化会馆等专业性强的展场举办国际摄影双年展，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摄影在韩国文化策略中的重要地位。
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由大邱人士、韩国老一辈著名纪实摄影Yang Sung Chul先生创办。2006年第一届双年展的主题“档案中的亚洲成像”（Imaging Asia in Documents）足以证明这是一个从纪实摄影出发、立足亚洲的摄影节。2008年第二届的主题是“然后和现在：未来的记忆”（Then & Now： Memories of the Future）仍然围绕着摄影作为记忆的本体表现，但在摄影表达的时间上已经拓展到了未来和过去。而在2014年第五届双年展的主题“摄影叙事”（Photographic Narrative）之下，纪实报道类的摄影师追寻社会现实进行叙事，影像艺术家则通过制景、扮演来完成摄影的叙事。今年第六届双年展的主题则是一个哲学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We Come From Somewhere， Where Are You Going·）。以问题作为韩国最大摄影节的主题，是一个典型的当代艺术的思维方式。摄影不再是一个结果，它不仅是档案的载体，也不仅是记忆的呈现；影像是一个问号，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它既寻找过去，也在探究未来。
由此可知，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的十年历程，从纪实摄影出发，走向更加广阔的当代摄影艺术领域。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从亚洲出发，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进行大胆实践的另一个体现是对策展人的选择。最近几届的大邱双年展采取聘请国际总策展人的方式来工作，今年的总策展人是来自日本的资深策展人、摄影教育学者吉川直哉（Yoshikawa Naoya）先生，策展委员会包括韩国策展人Kim Issack、日本策展人和评论家岛原学（Torihara Manabu）先生、韩国策展人Lee Kyung Moon以及来自中国的笔者。
将年轻且风格化的中国当代影像送上“亚洲特快”列车
展览既是一项艺术研究工作，也是一场策展人的艺术理念与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共同制衡的二次艺术实践创作。策展人的工作必须从学术研究开始，确定选题和研究对象，并且通过研究形成对选题的学术观点。策展的第二步则是学术理念的视觉呈现，选择、构建艺术家创作完成的作品，以艺术家的实践来体现策展人的学术观点。
今年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吉川直哉先生借用19世纪末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的代表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D’où Venons - nous · Que Sommes - nous · Où Allons - nous · 1897）这幅作品的概念，提出了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吉川直哉认为，直至今日高更提出的问题我们仍未寻找到明确的答案。与其简单求解，不如继续思考，通过对这次双年展中当代摄影作品的审视来审视眼前这个世界，并对未来持续发问。1
总策展人吉川直哉先生在策展工作的最开始就确定了本届双年展的主展览单元为“亚洲特快”（Asian Express），并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清晰的学术阐述。我在研读了他的策展理念之后，最终决定接受担任中国方策展的邀请。因为作为联合策展人，我们需要在学术理念上的基本认同才有可能一起工作。吉川直哉对“亚洲特快”的解读如下：“亚洲在20世纪经历了经济上的极速发展，现代化带着各个国家以极大的生产和耗能进入工业化社会进程，那种力量就像一辆全速前进的列车，而21世纪的速度则更加迅猛……亚洲国与国的交融式发展势不可当：公共文化娱乐互动、信息交换、人群流动以及资本流转，这些现象带来个人和整个区域的文化标准和价值转换。这是一个改变中的世界，我们不是简单的随波逐流或者反对它。我们能做的，或者说作为摄影艺术家们应该做的，不是为亚洲的发展找到答案，而是先用影像了解自己、重拾来路，以此打开通向未来的可能。”因此，吉川先生提出本次主展览面向中国、日本、韩国三国21世纪以来的影像创作，呈现最前沿、最当下的视觉，这也和“亚洲特快”的时代性相吻合。
依照总策展人的理念，经过了大邱双年展策展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指导委员会共同商讨，双年展的展览结构最终被确定。本届双年展共三个单元：第一个为主单元“亚洲特快”，其下又分“身份和隐形的墙”“逐浪而上”“无名者”和“未来的视觉：我们走向何方”四个单元，由中、日、韩三国策展人分别选择20名以本国艺术家为主的作品来展出；第二个为特别展映单元“我在照片中：当下的肖像和自拍”，包括欧、亚、美、大洋洲等国际摄影作品，以回应主展览单元的亚洲主题；第三单元为“一以贯之”韩国摄影艺术展，分“文献与档案”和“风景与空间摄影”，集中体现韩国本土摄影艺术的传承发展面貌。
总策展人吉川直哉先生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他反对把艺术家按照国别来贴标签。不仅因为亚洲的文化，特别是中、日、韩三国的文化血脉相连，更重要的是作为艺术的摄影，每一位艺术家都是独立思考的，贴上国家的标签可能会简化或者遮蔽其真正深度的表达。所以，三个国家策展人的工作是各自负责推荐本国的20组左右的作品，并按照“亚洲特快”下面的四个分单元的主题含义将作品放入单元展示。这样在每一个话题单元里，中、日、韩三国艺术家就产生了自由的对话。 我非常认同吉川直哉先生的策展理念，要选择既年轻当代又成熟有力的摄影作品，参与亚洲范畴的讨论，形成主题展览的内部互动；另一方面，我认为也非常需要从中国的整体角度出发，在大邱双年展这个具有国际开放性的亚洲舞台上充分展示中国当代摄影的魅力和中国摄影艺术家的水准。因此，我首先对21世纪以来这短短的16年中国摄影的发展状况和中国摄影艺术的面貌进行了梳理。我把电脑里中国摄影师作品资料库打开，重新游览那些熟悉的照片，将这些作品分类，寻找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历查阅、与学术同仁的一些讨论和反复地思考之后，我渐渐梳理清晰了对中国当代摄影的解读，也就明确了选片的原则，最终选择了刘铮、蔡东东、孙略、王彤、张巍、张冰、李志国、邬树楠、李智、魏壁、颜长江、肖萱安、邸晋军、黎朗、木格、张克纯、张晓、曾翰、张晓、郑知渊、王轶庶的作品参展，并撰写了策展阐述《中国特快与21世纪影像创造的探索》。
其实，要强调中国当代摄影的整体能力，依赖的是每一组作品自身的题材和语言如何有效而深刻地表现21世纪的中国。展览时，我将艺术家们分入双年展主题下设的以下三部分，即“身份和隐形的墙”“逐浪而上”和“未来的视觉：我们走向何方”，意图更为明晰地呈现出不同作品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共性。
实际上，我在大邱双年展上的策展理念特别强调了“中国”的概念。因为在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现实下，亚洲的舞台、亚洲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我了解到2014年，只有一位中国摄影艺术家波木（高波）来大邱参展。今年大邱摄影双年展首次大规模邀请20位中国摄影师参展主展览单元，是亚洲视觉文化彼此尊重、彼此信任的一个表现。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是亚洲的舞台，更是国际的舞台。中国当代摄影作品应该在韩国、日本进行大量的展示。日本总策展人在我提出中国摄影师名单前只知道其中一两个摄影师的名字，经过接触和了解这些摄影师的作品之后，觉得很多作品都超出了他的想像。这种走出去的展览非常有必要，而大邱就是走出中国的平台之一。
国际策展的操作与困难
国际摄影节的策展筹备首先需要英语工作，这对中、日、韩三国策展人和双年展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莫大的挑战。因为英语能力有限，三方人员都花费了很多时间在交流沟通上，致使行政工作变得冗长而繁琐。恰恰韩国的行政事务要求复杂，表格细致入微，这虽然显得很国际化，却常常可操作性。
完成一个展览就像拍一部电影，策展人导演的角色，更需要一个团队才能正常工作。在中国的一些情况下，策展人既需要当制片人又当制片主任，有时当场记，有时当厂工。这次国际策展工作也是少不了团队工作。对我的助手而言，首先是要有影像判断力的人，能够与我有影像共识的年轻人；其次是能够用英语直接进行工作，读、写、说都需要；再次是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我前后有四位展览助理，带领他们跟20多位中国的艺术家沟通、收集材料、整理归纳、处理和发送文件等等。同时我们还要跟韩国组委会沟通，跟策展委员会沟通。因此，在我看来，“交流”是完成一个大型国际展览最主要的工作。
9月26日，我提前三天前往大邱参与布展。大邱文化艺术会馆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展览场所。空间高大、宽敞、洁净，硬件设施很棒，可以看出韩国的物质实力。会馆的布展技术人员非常少，但是很职业。调灯的中年师傅可以不厌其烦地调整光线，还高兴地给我写“中国”、“你好”这些汉字。
经过6个月紧张的工作，双年展终于在9月29日于大邱文化艺术会馆隆重开幕。参与这次展览的中国艺术家张克纯、张巍、邸晋军、李志国和李智与我一道前往大邱参加展览开幕活动，一起分享展览的喜悦。站在大邱文化艺术会馆，看到令我骄傲的中国摄影艺术作品安静而庄重地展示在那里，实在是激动万分。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开幕式盛景，中国摄影师获得好评
展览开幕式是艺术家与专业人士最好的交流机会。日本总策展吉川直哉先生带领媒体和嘉宾参观了所有展场，在中国作品的地方都尽量挤出时间，让我来介绍艺术家。韩国著名的策展人具本昌（Koo Bohn Chang）先生在现场非常认真地看了中国摄影师的作品，除了他一手推荐到阿尔勒摄影节并荣获了发现大奖的张克纯的作品外，他很欣赏简单朴素的木格的书《回家》，并被木格的影像作品所感染。本次展览，我特意把张晓的《海岸线》和木格的《回家》以书的形式展出：一张简单的桌子，一把舒服的带靠背的椅子，也能使看展的人愿意坐下来安静地读影像。
开幕式上媒体采访络绎不绝，张巍的《人工剧场》备受瞩目。明晃晃的明星大头像让观众产生质疑。当观众看到张巍的限量版画册里既有李明博又有金正日的肖像时，不禁会然一笑。李志国架起了他的自制20×24cm大相机，一些喜欢银盐影像的摄影人士围在李志国身边，他们不相信这些照片没有任何后期合成加工的处理，而前期曝光有的能达到50次。邸晋军的作品尝试了新的布展方式，他为每幅作品都安装了照片灯泡。虽然《青年》是邸晋军拍摄了很久的一个题材，但是他不断地尝试新的展览方式。张克纯的作品冷静而荒谬，他的作品是我特别向媒体推荐的，因为我相信他对黄河沿岸场景的视觉呈现非常贴合展览的理念，而“中国特快”宏大话题的丰富内涵都可以在张克纯的作品中找到线索。李智的作品在制作画册确认设计稿时被设计师反复询问。因为他们和现场的观众一样不相信《月》的影像世界的存在，日本总策展人也在理解他作品的制作方式和内涵之后显得特别兴奋。
另外，今年还有中国的高氏兄弟和游莉的作品以及文芳的《口罩书》被韩国、日本策展人选入参加“亚洲特快—无名者”的展览及国际单元“我在照片中”。大邱双年展期间举办的影像专家见面会，也有中国著名评论人、策展人鲍昆先生参加。本届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是一次中国摄影人的重要亮相。
韩国摄影：当代性的开拓和影像发展的传承并重
大邱国际摄影双年展自然是韩国摄影的主场。由于主单元“亚洲特快”和国际单元“我在照片里”的策展理念是打破国家分类，因此我们难以在观展时直接判断日、韩两国摄影艺术创作的不同。我在展场多次反复看展览，与参加开幕式活动的日、韩摄影师交流，针对那些在展览中脱颖而出的作品查阅双年展画册，了解作者的背景，由此来认识和了解日、韩摄影各自的特点与倾向。
韩国参展的当代影像创作手段非常多样，在视觉风格上更倾向西方的视觉样式。置景、扮演拍摄的方式占一定比例，也有偏向设计、创意手段的，数字影像合成处理、3D建模等手段得到大量使用。展览作品不单纯是照片，还有综合材料与影像结合，以探索影像表达的空间。双年展中的韩国当代影像作品，虽然有相关的历史经典挪用和东方传统视觉模式的借鉴，但更多的是以西方形象（拍摄西方的人物形象、建筑、现代化社会空间）及符号来进行创作。我注意查阅了摄影师的背景，发现大部分作者都拥有高校艺术教育和欧美留学的背景，其中有的创作者的作品是其在海外学习的直接成果。
韩国艺术家Cho Duck Hyun在日本买到一张照相馆拍摄的家庭合影老照片。他以照片为摹本，用炭精笔在画布上进行写实风格的巨幅绘画。艺术家在作画时，把画面进行了分割，展览时再次拼合。他以一个灰色的展墙做衬底，采用照相馆常规使用的灯光做展览现场的照明装置。如此，一幅巨大的家庭照片就在展厅里隆重地展示出来。分割的画面再聚合一起，从视觉形式上把大家族“聚与散”的内涵充分展现出来。画照片，这是当代艺术架上画和摄影之间交叉合作的创作。虽然这幅作品最终是以绘画的手段完成的，但是无论是创作灵感的缘起还是最后的呈现，都是承载了人的情感与作为大众文化载体的照片。我认为这幅作品在摄影双年展展出，表明了作品策展人的理念具有相当的深度。
对韩国摄影我印象最深的是本次双年展的韩国特别展览单元“一以贯之”，它分“文献与档案”和“风景与空间摄影”两个板块，集中体现了韩国本土摄影艺术的传承发展面貌。展览题目“一以贯之”并不是我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而是与韩文标题并置的原版本题目。这既证明了汉语文化在韩国文化中深厚的根基，也说明韩国对文化传承的强调和重视。在“文献与档案”中，我们看到了韩国纪实摄影在题材和影像语言上的传承与发展。韩国已经去世的纪实摄影家Han Young Soo拍摄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朝鲜日常生活，135画幅、精炼而成熟的现代性视觉语言展现了那个贫穷而单纯的时代。他的作品曾于2014年入选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发现奖提名，成为国际上被当代重现发现的老摄影师的代表。资深纪实摄影师柳银硅（Ryu Eun Kyu）在1982年用小型相机拍摄的作品以1.5米长边的尺寸展出，岁月的沧桑与乡间儿童的生活气息都在朴素和丰富的黑、白、灰影调中展现出来。虽然摄影师当时还是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但是他的作品却体现了韩国纪实摄影自80年代初至今良好的专业素养基础和扎实的发展。该单元以Park Hong Soon史诗般的巨作为结尾，他自1997年以来至今19年的时间拍摄韩国的版图，采用大画幅拍摄，冷静的上帝视点，锐利、饱满的高品质影像语言，是韩国驶入21世纪的时代写照。
“风景与空间摄影”单元呈现出传统美学与当代审美的并置，仿佛就是21世纪韩国摄影文化的缩影。黑白部分以自然风景为题材，山峦、林木、大海、流水，多体现东方含蓄、悠长、空灵的审美意境，每组作品都以难度较高的摄影技术技巧体现作者的影像语言特征。彩色部分则是以自然风景的B面和社会空间为对象，以当代逆向的价值判断重建美的秩序。每组作品都制作精良，作品的尺寸和装裱方式都有效地构成主题表达的一部分。
日本摄影：传统精神气质的强大力量
本届大邱摄影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国际单元的策展人吉川直哉先生和岛原学先生都来自日本，所以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体验到了日本文化以及日本影像的精神气质：谦和而坚定。日本策展人和摄影师是最早到达大邱展场开始布展的，在工作过程中他们坚持执行作者的要求，对一切未按原计划的制作装裱和布置细节都不放过，直到完全达到预定目标。
两位日本策展人非常主动地带前来参加开幕式的日本摄影师与我们交流。他们会把我邀请到他们的作品面前，给我讲解他的创作意图和手法，然后递上他们制作精细的小画册和名片。日本摄影师的这种职业素养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这次大邱双年展，特别是与日本摄影师的直接沟通，我认识到日本摄影传统精神力量的强大，这不仅体现在纪实摄影题材的作品中，也体现在艺术影像的创作中。此外，日本摄影师对现实世界参与艺术创作的程度非常重视。在纪实题材中，多组作品都拍摄了日本的传统仪式，以甲斐启二郎（Kai Keijiro）和奥山淳志（Okuyama Atsushi）为代表，前者的作品曾荣获2016年日本写真协会大奖。作者们非常自觉地希望借助摄影参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探讨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传承。社会重大事件、日常生活等日本社会的不同层面都可以在本次大邱双年展的作品中看到，无论是以快照方式、海量图片的体量构成作品，还是数字图像处理的参与，都是以影像创作对社会生活和人的存在进行价值的质疑和重构。此外，“家庭和情亲”也是参展摄影师的关注重点之一。人到中年的日本摄影师山崎弘义（Yamazaki Hiroyoshi）持续多年拍摄自己年迈的母亲，直至她生命最后的时刻。母亲的肖像与象征生命阳衰的土地影像并置。另一位年轻的日本摄影师菱沼勇夫（Hishinuma Isao）则以导演摄影的方式为主，肖像、风景、静物摄影都被编辑进入他的作品《让我离开》（Let Me Out）中，以此探讨自己不为人也不为己所知的一面。他常常自拍，也邀请父亲一起拍摄，通过父亲的肖像、父子的共同扮演来对“自我”进行深度的思考与表达。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对真实的探寻是摄影的原动力。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副教授）
注释
1高玮，《2016大邱摄影双年展：“把年轻的、有成熟风格的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家推到国际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