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是塾师的典型代表，类似于如今的民办教师，当时把设私塾叫“设帐”，结束叫“撤帐”。蒲松龄“屡设帐缙绅家”，长达五十年，其中三十年在淄川西铺毕府度过。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到毕家坐馆。毕家在明末是名门望族，学东毕际有之父叫毕自严，官至户部尚书，其弟毕自肃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御史。毕际有被罢官归乡后，无意再进官场，乐于在诗酒琴棋、子孙绕膝中享受乐趣。毕际有的十六个孙子都成了蒲松龄的学生。
　　  蒲松龄教毕家子弟读四书五经，学制艺文，教“事亲敬长之节，威仪進退之文”。难能可贵的是，蒲松龄根据自己的爱好，打破常规引导毕家子弟学习诗歌写作，研读庄子和列子。他认为这才是“千古之奇文”。这在当时属于惊世之举。
　　  在毕府，蒲松龄白天教学生读书，夜晚他则挑灯夜读、辛勤写作。毕府的万卷楼，经史子集，无所不有，这给了蒲松龄意外的惊喜，“书充栋，凭君剪”。显然蒲松龄的文学修养，与此间的苦读不无关系。
　　  此后，蒲松龄还到沂蒙山腹地的沂水县城西南部刘家做过塾师，其小说《钱流》，据说就是以刘家为背景写成的。再后来，蒲松龄又到沂水县沙沟镇李家设馆授徒。此处离齐长城关口穆陵关不远，教学之余，蒲松龄便常到关前山河寺唐代银杏树下与寺内高僧品茗赏景，谈古论今，了解了不少掌故，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沂水秀才》《杜翁》等十多篇以沂水为背景的小说。
　　 因为有了塾师的经历，蒲松龄还撰写了《塾师四苦》《学究自嘲》《教书词》《先生论》等专著和戏剧《闹馆》，生动地反映了塾师的地位和日常生活，也给今天研究私塾教育留下了不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