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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琪客文学以女性的视角讲述了现代社会中职场女性在工作、婚恋、消费和自身成长等方面的经历和转变。《穿PRADA的女魔》中,安德丽亚初入职场,遭遇米兰达的权威和控制,处于弱势的“他者”地位,两者建构出一种对抗关系。安德丽亚使用语言、心理、行动等各种方式对抗米兰达,逐渐改变“他者”地位,与米兰达之间建立出一种新型的“他者—主体”对话和交流的关系。最终,由于自我意识的确立,安德丽亚选择回归本真,完成了从“他者”到“自我”的蜕变。
关键词: 琪客文学 他者 主体 自我意识
琪客文学是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流派,其作者都为年轻女性作家,目标读者也为年轻的女性。目前,学术界对琪客文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国外,2006年,苏珊娜·法丽丝和马洛里·杨主编的论文集《琪客文学:新女性的文学》(Chick Lit: the New Women’s Fiction)对琪客文学的定义、流派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解读。2009年,卡洛琳·史密斯出版的专著《琪客文学中的都市文化与消费主义》(Cosmopolitan Culture and Consumerism in Chick Lit)从都市文化与消费主义两方面就琪客文学中自我、身体、性征等叙述层面展开讨论。在国内,南京大学的张瑛于2010年和2014年先后在《当代外国文学》中发表两篇论文《琪客文学:新一代的女性文学》和《琪客文学与后女性主义》,介绍了琪客文学的产生、发展,并从后女性主义角度就其自我完善、两性关系和女性消费伦理三方面展开讨论。东南大学的宋涛在2014年发表文章《全球化背景下琪客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琪客文学在中国被接受的深层原因。从文献查阅来看,国内对《穿PRADA的女魔》小说文本的分析文献甚少,大多相关文献都是对由此改编的电影的分析。在小说文本分析方面,中国地质大学的冯博在2008年发表的文章《穿Prada的女魔头——用语言和权力理论对其中段落进行分析》中,通过批评性话语分析其中关于权力的理论,对小说语篇选段进行分析;陕西师范大学范婷婷在2008年发表的《后现代社会生活的符号狂欢——〈穿PRADA的女魔头〉文本的解读》一文中,从符号学角度对小说文本进行了分析。国内外对琪客文学中“他者”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可以挖掘。
一、“他者”理论的阐释
“他者”(The Other)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另一面是“主体”或者“自我”,它们有对立性也相互依存,他者是比较于主体或者自我而言的。“他者”是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他者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从主—奴关系入手,明确他者确立自我意识的重要性。他者的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有深厚的渊源,在后现代西方文学批评中被广泛使用。由于它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因此对于那些追求正义、平等、自由和解放的西方文论派别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为它们进行理论建构和具体批评的重要工具[1]。
二、安德丽亚“他者”形象的转变过程
(一)安德丽亚的弱势“他者”地位
大学毕业生安德丽亚得到了令无数女孩儿羡慕的《时尚天桥》总编助理一职,并计划以此作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为《纽约客》写稿”的跳板。安德丽亚最初认为“在《时尚天桥》工作总比在一些小杂志社好得多,至少将来我到《纽约客》应征的时候,简历上又多了一项资历”[3]15,“而且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好机会,是能够进入《纽约客》而迈出的伟大的第一步”[3]22。然而,现实并非像她计划的那样顺利。
主体的特点是占有和同一的,其目标是同化一切自身以外的他者,建构一个属于主体的霸权[2]。处于“主体”地位的《时尚天桥》总编米兰达采用主动出击的手段,改造身边的工作人员,获取自己的权威和快乐。米兰达对待安德丽亚是傲慢无礼的,经常有意无意叫错安德丽亚的名字,每天提出各种苛刻的要求。对此,作为毫无资历和背景的职场“他者”,安德丽亚并没有抗争的能力,她不得不接受米兰达对她的任何称呼,并完成米兰达指派的所有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中包括大量与工作无关的生活琐事。作为一个立志为《纽约客》写稿的英文系毕业生,安德丽亚对自己的外貌形象并不太重视,对时尚更是一无所知。在时尚杂志《时尚天桥》杂志社工作的都是一些时刻保持身材纤细,注重服饰品牌与搭配的时尚女性,这也让初到杂志社的安德丽亚看上去像是杂志社里边缘化的“他者”。这一切都让安德丽亚十分痛苦:“我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睡眠时间不足五小时,一天到晚让人评头论足,没有得到过一次表扬,也没有丝毫及格的希望。天天都觉得自己很蠢、很无能。”[3]98为了融入杂志社的工作环境,摆脱因为自己的另类带来的“他者”处境,安德丽亚不得不通过改变自己做出妥协。她开始按照米兰达的行事作风处理问题,穿上了《时尚天桥》提供的服饰,开始像其他同事一樣努力管理自己的身材。这些改变虽然给她带来了米兰达的信任和同事们的认可,却让她离自己最初的目标——为《纽约客》写稿越来越远。
面对处于“主体”地位的米兰达的权威,安德丽亚只能服从与妥协。她们之间建构出权威与服从的不平等关系。毫无疑问,初入职场时,安德丽亚处于他人支配下的“他者”地位。
(二)安德丽亚逐渐摆脱“他者”阴影
在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过程之中,安德丽亚发现在《时尚天桥》这份工作完全控制了自己的生活。这份工作让她不得不随时随地解决米兰达的各种生活琐事,这占据了她过多的时间与精力,让她几乎没有了与恋人、朋友和家人们的交流。这些都使处于“他者”地位的安德丽亚不断地反思。她的自我意识开始慢慢苏醒,逐渐体验到自己与他人及环境关系上的变化,尝试策略地反抗米兰达的霸权。
最初每当米兰达用傲慢的态度下命令时,安德丽亚都会回答“没问题,米兰达,谢谢你”[3]64,希望以此提醒米兰达说“谢谢”。当遇到之前的熟人谈论到米兰达时,安德丽亚的评价是“是我见过的最恶心的贱人,我真的从没见过她这种人,她根本不是人”[3]102。当同事埃米莉向她抱怨米兰达时,安德丽亚也称米兰达为“疯子”,认为她“肤浅、空虚又刻薄,除了华丽的衣服之外一无是处”[3]171。当米兰达故意刁难自己时,安德丽亚甚至幻想“像电影里一样,抓起托盘把它扔到房间的另一头,她只能眼睁睁看着,然后吓得痛改前非,不停道歉说不该用那种态度对我”[3]128。 安德丽亚的反抗不止停留在语言行为和内心活动,还在用行动表达着对米兰达和杂志社的不满。她刻意不选择公司的轿车服务,而是每天坐出租车上班。每天的车费都是六美元四美分,却都会付给司机十美元。这样做的理由是“每天浪费公司十块钱让我好受不少”,并解释“也许有人说这是一种消极抵抗,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平衡”[3]101。她每天用公司的钱买咖啡和点心送给街上的游民们,认为“这是对公司的另一种抗议,抗议他们让米兰达任意使唤我们。我把钱花在又脏又臭的怪人们身上,比单纯的浪费更能激怒他们”[3]112。她用米兰达待洗的衣服擦手,用没有清洗的盘子给米兰达盛食物,因为“当着大家的面为她买饭、收拾盘子的屈辱刺痛了我”[3]113。这些抗议都代表着她开始凭借自己弱小的力量对所谓的强大势力——米兰达进行的反抗。
虽然米兰达和公司都不会察觉到安德丽亚的反抗,这些反抗并不会对“主体”米兰达和公司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但这些来自“他者”的反抗却标志着安德丽亚逐渐从边缘化的“他者”变成了改变自己的“他者”。这种改变源于女主人公安德丽亚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她已经意识到了她与米兰达的不平等关系,并试图打破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获得公正的待遇。在不断反抗的过程之中,安德丽亚逐渐走出“他者”阴影。
(三)安德丽亚实现真正的“自我”
最初,米兰达与安德丽亚的关系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安德丽亚的自我意识不断强化,对自己及自己与米兰达的关系逐渐有了清晰、明确的理解和认识。除了安德丽亚的反抗和斗争之外,我们不能忽视米兰达逐渐消减自我的优越性,承认安德丽亚的存在意义,也在寻求她们之间的理想的关系样态。
在跟随米兰达去巴黎参加时装秀期间,安德丽亚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帮助米兰达在45分钟内完成了一份得体的发言讲稿并临时代替米兰达上台发言化解了危机。米兰达在了解到安德丽亚的梦想是为《纽约客》写稿后承诺:“我当然认识他们不少人,如果这次你表现良好,回去之后也许我会打通电话。”[3]266并评价安德丽亚说:“你让我想起了在你这个年纪的我。”[3]274米兰达看到了安德丽亚的能力和人品,这标志着安德丽亚已经通过不断努力最终得到了米兰达的认可。米兰达在工作和生活中开始依赖她、肯定她;甚至开始使用“我们”一词对安德丽亚说“我们走吧”[3]253、“希望二十分钟我们就能离开这里”[3]253。尽管获得了米兰达的尊重和认可,安德丽亚还是决定丢下在巴黎参加时装秀的米兰达提前回到纽约,结束自己11个月的助理工作。可以说,在为米兰达工作的过程中,安德丽亚通过自我努力,成功地适应新的角色和环境,完成米兰达指派的各种任务,获得了米兰达的认可,逐渐摆脱了“他者”地位,将她们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转变成一种新型的“他者—主体”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小說的结尾提到了之前出现过的一个女孩儿——安妮塔·阿瓦尔兹,一个来自并不宽裕家庭的女孩儿。她曾经写信给米兰达希望得到一条约会时穿的漂亮裙子,却没有得到回应。安德丽亚在整理被公司打包寄回的物品时又发现了那封信,并决定帮助女孩儿完成心愿:“我挑了一件漂亮的晚礼服,用绵纸包好,又把一双Manolo的鞋子包了进去,还附上了一封米兰达的短信——当然是我伪造的。我希望这女孩能体验一次拥有一件漂亮东西的感觉。更重要的是,我想让她知道有人关心她。”[3]289安德丽亚对这素昧平生女孩的爱心和责任感是其自我意识确立的展现。
安德丽亚听从自己的意愿,离开米兰达,回归本真,坚持独立和平等,追求理想和美好,在人格和思想上实现了自我的解放,完成了从“他者”到“自我”的蜕变。
三、结语
最初选择顺从的安德丽亚,逐渐通过自己在言语、思想、行动等方面的不断抗争,彻底摆脱了多样的“他者”形象,回归“自我”。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安德丽亚经历了一个自我意识由苏醒到确立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安德丽亚的转变为那些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处于“他者”地位的现代女性带来启示:启发她们重新审视当前的困惑与失落,摆脱“他者”身份,肯定自我,实现自我。
参考文献:
[1]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2011(01):118-127 159-160.
[2]孙庆斌.从自我到他者的主体间性转换——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理论走向[J].理论探索,2009(03):35-38.
[3]劳伦·薇丝伯格,著.王欣欣,译.穿PRADA的女魔[M].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11.
基金项目:鞍山师范学院2015年度校级教师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5kyxm10)。
关键词: 琪客文学 他者 主体 自我意识
琪客文学是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流派,其作者都为年轻女性作家,目标读者也为年轻的女性。目前,学术界对琪客文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国外,2006年,苏珊娜·法丽丝和马洛里·杨主编的论文集《琪客文学:新女性的文学》(Chick Lit: the New Women’s Fiction)对琪客文学的定义、流派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解读。2009年,卡洛琳·史密斯出版的专著《琪客文学中的都市文化与消费主义》(Cosmopolitan Culture and Consumerism in Chick Lit)从都市文化与消费主义两方面就琪客文学中自我、身体、性征等叙述层面展开讨论。在国内,南京大学的张瑛于2010年和2014年先后在《当代外国文学》中发表两篇论文《琪客文学:新一代的女性文学》和《琪客文学与后女性主义》,介绍了琪客文学的产生、发展,并从后女性主义角度就其自我完善、两性关系和女性消费伦理三方面展开讨论。东南大学的宋涛在2014年发表文章《全球化背景下琪客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琪客文学在中国被接受的深层原因。从文献查阅来看,国内对《穿PRADA的女魔》小说文本的分析文献甚少,大多相关文献都是对由此改编的电影的分析。在小说文本分析方面,中国地质大学的冯博在2008年发表的文章《穿Prada的女魔头——用语言和权力理论对其中段落进行分析》中,通过批评性话语分析其中关于权力的理论,对小说语篇选段进行分析;陕西师范大学范婷婷在2008年发表的《后现代社会生活的符号狂欢——〈穿PRADA的女魔头〉文本的解读》一文中,从符号学角度对小说文本进行了分析。国内外对琪客文学中“他者”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可以挖掘。
一、“他者”理论的阐释
“他者”(The Other)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另一面是“主体”或者“自我”,它们有对立性也相互依存,他者是比较于主体或者自我而言的。“他者”是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他者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从主—奴关系入手,明确他者确立自我意识的重要性。他者的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有深厚的渊源,在后现代西方文学批评中被广泛使用。由于它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因此对于那些追求正义、平等、自由和解放的西方文论派别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为它们进行理论建构和具体批评的重要工具[1]。
二、安德丽亚“他者”形象的转变过程
(一)安德丽亚的弱势“他者”地位
大学毕业生安德丽亚得到了令无数女孩儿羡慕的《时尚天桥》总编助理一职,并计划以此作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为《纽约客》写稿”的跳板。安德丽亚最初认为“在《时尚天桥》工作总比在一些小杂志社好得多,至少将来我到《纽约客》应征的时候,简历上又多了一项资历”[3]15,“而且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好机会,是能够进入《纽约客》而迈出的伟大的第一步”[3]22。然而,现实并非像她计划的那样顺利。
主体的特点是占有和同一的,其目标是同化一切自身以外的他者,建构一个属于主体的霸权[2]。处于“主体”地位的《时尚天桥》总编米兰达采用主动出击的手段,改造身边的工作人员,获取自己的权威和快乐。米兰达对待安德丽亚是傲慢无礼的,经常有意无意叫错安德丽亚的名字,每天提出各种苛刻的要求。对此,作为毫无资历和背景的职场“他者”,安德丽亚并没有抗争的能力,她不得不接受米兰达对她的任何称呼,并完成米兰达指派的所有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中包括大量与工作无关的生活琐事。作为一个立志为《纽约客》写稿的英文系毕业生,安德丽亚对自己的外貌形象并不太重视,对时尚更是一无所知。在时尚杂志《时尚天桥》杂志社工作的都是一些时刻保持身材纤细,注重服饰品牌与搭配的时尚女性,这也让初到杂志社的安德丽亚看上去像是杂志社里边缘化的“他者”。这一切都让安德丽亚十分痛苦:“我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睡眠时间不足五小时,一天到晚让人评头论足,没有得到过一次表扬,也没有丝毫及格的希望。天天都觉得自己很蠢、很无能。”[3]98为了融入杂志社的工作环境,摆脱因为自己的另类带来的“他者”处境,安德丽亚不得不通过改变自己做出妥协。她开始按照米兰达的行事作风处理问题,穿上了《时尚天桥》提供的服饰,开始像其他同事一樣努力管理自己的身材。这些改变虽然给她带来了米兰达的信任和同事们的认可,却让她离自己最初的目标——为《纽约客》写稿越来越远。
面对处于“主体”地位的米兰达的权威,安德丽亚只能服从与妥协。她们之间建构出权威与服从的不平等关系。毫无疑问,初入职场时,安德丽亚处于他人支配下的“他者”地位。
(二)安德丽亚逐渐摆脱“他者”阴影
在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过程之中,安德丽亚发现在《时尚天桥》这份工作完全控制了自己的生活。这份工作让她不得不随时随地解决米兰达的各种生活琐事,这占据了她过多的时间与精力,让她几乎没有了与恋人、朋友和家人们的交流。这些都使处于“他者”地位的安德丽亚不断地反思。她的自我意识开始慢慢苏醒,逐渐体验到自己与他人及环境关系上的变化,尝试策略地反抗米兰达的霸权。
最初每当米兰达用傲慢的态度下命令时,安德丽亚都会回答“没问题,米兰达,谢谢你”[3]64,希望以此提醒米兰达说“谢谢”。当遇到之前的熟人谈论到米兰达时,安德丽亚的评价是“是我见过的最恶心的贱人,我真的从没见过她这种人,她根本不是人”[3]102。当同事埃米莉向她抱怨米兰达时,安德丽亚也称米兰达为“疯子”,认为她“肤浅、空虚又刻薄,除了华丽的衣服之外一无是处”[3]171。当米兰达故意刁难自己时,安德丽亚甚至幻想“像电影里一样,抓起托盘把它扔到房间的另一头,她只能眼睁睁看着,然后吓得痛改前非,不停道歉说不该用那种态度对我”[3]128。 安德丽亚的反抗不止停留在语言行为和内心活动,还在用行动表达着对米兰达和杂志社的不满。她刻意不选择公司的轿车服务,而是每天坐出租车上班。每天的车费都是六美元四美分,却都会付给司机十美元。这样做的理由是“每天浪费公司十块钱让我好受不少”,并解释“也许有人说这是一种消极抵抗,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平衡”[3]101。她每天用公司的钱买咖啡和点心送给街上的游民们,认为“这是对公司的另一种抗议,抗议他们让米兰达任意使唤我们。我把钱花在又脏又臭的怪人们身上,比单纯的浪费更能激怒他们”[3]112。她用米兰达待洗的衣服擦手,用没有清洗的盘子给米兰达盛食物,因为“当着大家的面为她买饭、收拾盘子的屈辱刺痛了我”[3]113。这些抗议都代表着她开始凭借自己弱小的力量对所谓的强大势力——米兰达进行的反抗。
虽然米兰达和公司都不会察觉到安德丽亚的反抗,这些反抗并不会对“主体”米兰达和公司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但这些来自“他者”的反抗却标志着安德丽亚逐渐从边缘化的“他者”变成了改变自己的“他者”。这种改变源于女主人公安德丽亚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她已经意识到了她与米兰达的不平等关系,并试图打破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获得公正的待遇。在不断反抗的过程之中,安德丽亚逐渐走出“他者”阴影。
(三)安德丽亚实现真正的“自我”
最初,米兰达与安德丽亚的关系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安德丽亚的自我意识不断强化,对自己及自己与米兰达的关系逐渐有了清晰、明确的理解和认识。除了安德丽亚的反抗和斗争之外,我们不能忽视米兰达逐渐消减自我的优越性,承认安德丽亚的存在意义,也在寻求她们之间的理想的关系样态。
在跟随米兰达去巴黎参加时装秀期间,安德丽亚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帮助米兰达在45分钟内完成了一份得体的发言讲稿并临时代替米兰达上台发言化解了危机。米兰达在了解到安德丽亚的梦想是为《纽约客》写稿后承诺:“我当然认识他们不少人,如果这次你表现良好,回去之后也许我会打通电话。”[3]266并评价安德丽亚说:“你让我想起了在你这个年纪的我。”[3]274米兰达看到了安德丽亚的能力和人品,这标志着安德丽亚已经通过不断努力最终得到了米兰达的认可。米兰达在工作和生活中开始依赖她、肯定她;甚至开始使用“我们”一词对安德丽亚说“我们走吧”[3]253、“希望二十分钟我们就能离开这里”[3]253。尽管获得了米兰达的尊重和认可,安德丽亚还是决定丢下在巴黎参加时装秀的米兰达提前回到纽约,结束自己11个月的助理工作。可以说,在为米兰达工作的过程中,安德丽亚通过自我努力,成功地适应新的角色和环境,完成米兰达指派的各种任务,获得了米兰达的认可,逐渐摆脱了“他者”地位,将她们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转变成一种新型的“他者—主体”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小說的结尾提到了之前出现过的一个女孩儿——安妮塔·阿瓦尔兹,一个来自并不宽裕家庭的女孩儿。她曾经写信给米兰达希望得到一条约会时穿的漂亮裙子,却没有得到回应。安德丽亚在整理被公司打包寄回的物品时又发现了那封信,并决定帮助女孩儿完成心愿:“我挑了一件漂亮的晚礼服,用绵纸包好,又把一双Manolo的鞋子包了进去,还附上了一封米兰达的短信——当然是我伪造的。我希望这女孩能体验一次拥有一件漂亮东西的感觉。更重要的是,我想让她知道有人关心她。”[3]289安德丽亚对这素昧平生女孩的爱心和责任感是其自我意识确立的展现。
安德丽亚听从自己的意愿,离开米兰达,回归本真,坚持独立和平等,追求理想和美好,在人格和思想上实现了自我的解放,完成了从“他者”到“自我”的蜕变。
三、结语
最初选择顺从的安德丽亚,逐渐通过自己在言语、思想、行动等方面的不断抗争,彻底摆脱了多样的“他者”形象,回归“自我”。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安德丽亚经历了一个自我意识由苏醒到确立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安德丽亚的转变为那些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处于“他者”地位的现代女性带来启示:启发她们重新审视当前的困惑与失落,摆脱“他者”身份,肯定自我,实现自我。
参考文献:
[1]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2011(01):118-127 159-160.
[2]孙庆斌.从自我到他者的主体间性转换——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理论走向[J].理论探索,2009(03):35-38.
[3]劳伦·薇丝伯格,著.王欣欣,译.穿PRADA的女魔[M].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11.
基金项目:鞍山师范学院2015年度校级教师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5kyxm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