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两广大街果子巷附近，有个魏染胡同。胡同北起南柳巷，南至骡马市大街中段。问起胡同名字的来历，一说，这里曾住过一个魏姓染匠，专事染布，故而得名。二说《北平地名志》记载：明朝宦官魏忠贤曾在此居住，当时阉党专权，百姓苦不堪言，魏忠贤被诛后，人们就管这条胡同叫魏阉胡同。由于“阉”字不雅，遂改叫魏染胡同。也有百姓说，这条胡同清朝时曾有一段时间叫魏儿胡同。这魏染、魏阉好理解，而魏儿二字，是对魏忠贤的贬损？还是因缘北京兒话音的好听呢？
　　那天，我只身来到魏染胡同。来此的目的，并不是非要搞清胡同名字的来龙去脉，也并不是非要探究胡同的历史沿革和潜藏了多少值得回忆的故事。我是冲着一位报界先贤而来，他的名字叫邵飘萍。
　　


　　邵飘萍，生于1886年10月11日，卒于1926年4月26日。原名新成，又名镜清，后改振青，浙江东阳人氏。邵飘萍天生聪慧，14岁考中秀才，16岁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
　　邵飘萍的一生，可谓与新闻这份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他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等报刊撰稿，抨击袁世凯的罪恶阴谋;此后的两年里，他写下了2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揭露批判反动军阀政府的丑行;1916年7月，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5日在北京创办《京报》（初办于前门外三眼井胡同38号，后迁到了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1925年10月26日，搬至魏染胡同），开始了独立办报生涯;之后不久，他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毛泽东、罗章龙等曾是第一期学员。毛泽东还曾充满敬意地向美国记者斯诺这样说过：“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查看资料，当时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曾与邵飘萍有过来往，他在生活困顿时，邵飘萍曾施以援手。作为北大新闻研究会导师之一的邵飘萍授课时的新闻理念和人格力量以及他的新闻专著，对毛泽东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邵飘萍与新闻结缘的同时，更多的是宣传正义、进步与革命。1920年以后，他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并赞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1922年在《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序言中他提出“欲改造现实之社会，宜先明现实社会中事物之真相”等进步主张。1925年，邵飘萍在李大钊和罗章龙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对共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的报道。翌年4月26日，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政府杀害于北京天桥。
　　邵飘萍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报人、新闻摄影家，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先驱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后人更给了他“新闻全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多种名誉。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对于这样一位新闻战线的先驱者，作为同是新闻人的我，怎能不前来缅怀呢？
　　魏染胡同30号，就是《京报》报馆所在地，他的故居就在小楼的后面。
　　报馆为二层浅灰色西式小楼，门楼上方邵飘萍题写的“京报馆”三个镂空红字十分醒目。虽然风雨近百年，小楼旧式的格局依在，一砖一瓦，一窗一门，仿若诉说着曾经的往事。
　　生活在胡同里的居民，大多知道京报馆的历史和主人，尤其那些老人们，提起邵飘萍这位杰出的报人，无不显得由衷自豪。想想也是，邵飘萍的名字，早已深深融进了他们的生活，甚至变成了魏染胡同的符号，变成了胡同百姓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
　　那天我走上二楼和楼后的院子，和碰到的居民提起邵飘萍，他们都显得特别兴奋。
　　我也特别兴奋，因为这条胡同，连着邵飘萍，又因为邵飘萍，连着林林总总我熟悉的名字，除李大钊、罗章龙、蔡元培等人之外，鲁迅先生，曾是京报馆的常客，他多次来到京报馆与邵飘萍一起，共同商议稿件，还亲自为《京报》主编《莽原》周刊。
　　350多米长的魏染胡同，来来往往着曾经的众多名人志士与各界先贤，我想这和他的京报馆有关，更和他呼唤正义、鞭挞黑暗、胸怀百姓的办报思想有关。
　　邵飘萍创办《京报》之初，就提出了为民请命，监督政府的办报宗旨。他在办报的同时，还在京报馆附近，专门设有一个秘密印刷室，为共产党组织印刷秘密文件。办报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件，邵飘萍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据史料记载，“二·七”惨案后，《京报》大量刊登支持工人、声援罢工斗争的文章，邵飘萍亲自撰文怒斥军阀野蛮罪行。直系军阀吴佩孚看了之后气得咬牙切齿，曾恶狠狠地在纸上写下邵飘萍的名字。马克思诞辰105周年时，《京报》破天荒地出版了一期纪念马克思的专号，免费赠送读者。“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下令《京报》停止刊登日、英广告，同时免费刊登爱国广告。
　　这时期的《京报》以真实正义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作旗帜，揭露政治的阴暗，并为民众呐喊请命。它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政府，强烈谴责当局制造的“三·一八”杀害学生和民众的恶行。邵飘萍在《京报》上开辟特刊，历数奉系军阀“讨赤”“亲日”等罪状，由此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欢迎。但邵飘萍和他的《京报》也因此受到反动军阀的仇视，并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被捕，隔日便被张作霖政府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年仅40岁。
　　


　　一曲悲歌，狂飙天落。一代报人，精神不泯。他的爱人汤修慧继承遗志，继续完成着他未竟的事业。1928年，在汤修慧的努力下，《京报》恢复出版，继续高举正义和进步的旗帜。然而身在乱世，《京报》几经离乱，时出时停。日本投降后，汤修慧回到北京，继续恢复《京报》，但不久，终因不堪负累，不得已将京报馆抵押出去，《京报》从此终刊。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京报馆还给汤修慧，她一直居住在京报馆后面的一座小院里，直至1986年3月去世。
　　而今京报馆，已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邵飘萍的儿女也陆续搬离开这里。据邻居讲，邵飘萍的儿子偶尔还回来伺候伺候院里的花草。邵飘萍共有五个儿女，没有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直到外孙女李洁思考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家里才算有了一个重走新闻道路的后人。
　　“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望着栉风沐雨已近百年的小楼，想起冯玉祥将军对邵飘萍掷地有声的评价，心中的敬意更加浓烈起来。
　　小楼对面儿门楼前坐在马扎上的一位大娘对我说：“可以到13号院看看，那儿是京剧‘天下第一丑’刘赶三的宅子。”
　　我去了，院子不是很大，也并不气派。想起他的《连升店》等经典剧目，却怎么也乐不起来。我满脑子都是邵飘萍的影子。
　　走出胡同时我想，在魏染胡同，历史不止留存着一家京报馆，更重要的，是留存着一位新闻人的精神与风骨，这种精神与风骨，会永远教育后来的新闻人，牢记责任，不辱使命。
　　“做一个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做一个有良知的社会公人”，邵飘萍的立业誓言，仿佛雷鼓在侧。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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