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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寻访常德城墙，除几处城门之外，已几不可见。而1943年的常德，仍残存筑于明初的呈不规则等边三角形状的城墙。“七七”事变后，国人鉴于城垣多无法凭借，“敌至即破，而敌每占一城，则成金城汤池，虽施用十倍于敌之兵力，亦无法攻克”，于是以为城垣只能供敌人利用，不如拆毁，“以免资敌”。
就这样，1938年冬，常德也拆城了。在攻防战中，因为城垣被毁，我守军非常吃亏，幸亏还有从南门至东门的一段因为没有全毁，可以凭借与敌相持，而较为完整的笔架城一段，一直坚守到突围才放弃。
老兵的记忆
时为57师169团团部上尉书记的吴荣凯当时就守在常德城内，今年88岁了。1941年，第74军军医处在长沙招收医护训练班，吴荣凯前往报考被取录，1942年2月被调到57师。
吴荣凯回忆，1943年3月，他奉命到169团部任中尉代上尉书记，同年5月鄂西会战爆发，57师于5月15日从衡山出发，5月26日到达常德，并留守常德。
在保卫战中，吴荣凯一直跟随团长柴意新，“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负责传达命令。”吴荣凯回忆，到了12月1日，守军除固守五个据点外，已经几乎全城陷落。这五个据点是：师指挥所所在地中央银行，一家叫做老四海的商铺，府文庙，还有柴意新团驻守的亚洲旅社与华晶玻璃厂。12月2日晚，余程万考虑守不住了，对柴意新他们说，“你们都出去接援军去。”柴意新坚持由他来留守，师长突围。这样，余程万便带人突围，柴与留下的50余人继续战斗。
柴意新等固守华晶玻璃厂据点，多次打退日军波浪冲锋。12月3日凌晨4时，敌从侧背插入背后，柴意新率部撤离据点，当冲到府坪街春申墓前时，不幸中弹殉国。会战结束后，柴意新被追认为少将团长，其遗体也被安葬于“常德市抗日烈士公墓”。
吴荣凯说，在最后关头，在团长的命令之下，他也跟师部一个名叫黄启坤的司药和一个姓林的军需一起突围外冲，后来在鲁家河找到了余师长。
与吴荣凯同岁的吴淞现在常德东南20里外的乾明寺出家，法号释来空，他是长沙人，1938年投笔从戎，被录取编入税警总团独立辎重营通讯排，1942年保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军官训练班受训，1943年秋结业后，因税警总团已改编为新一军远征印缅，不能回原部队，于是奉调第九战区兵站总监部参谋处任中尉科员。
吴淞回忆，此时正是常德保卫战吃紧，驻衡山的第10军奉命所辖的3个师用四天三夜时间步行300余公里驰援常德，他也随军行动。一个记忆深刻的情节是，“因为时间紧张，每天不能少于150里，路上顾不得做饭，动身前，军营里就炒米，放点油盐，每人发一袋，裹香肠一样围在身上，—边赶路，一边抓着吃。”
在进攻常德外围的德山日军阵地时，战斗很激烈，吴淞的主要任务是及时了解部队弹药、卫生器材及军粮消耗等情况，并随时与总部联络，因此，“哪个部队打得最激烈，就到哪个部队去蹲点。”
在吴淞的记忆里，打得最惨烈的一支部队是第九团第三营，他亲眼见到九团团长张惠明战死：张团长用机枪扫射低飞的敌机，结果被机枪扫中，“从头到脚都中弹了，血肉模糊。”吴淞描述说，敌机上的机枪弹很厉害，弹孔呈“品”字型，一下打出就是3发子弹，“那子弹当比牙膏小一点，打中就没命。”
吴淞还记得三连连长封全善，是个河南人，枪法很好，“用步枪打飞鸟，百发百中。”在战斗中，封连长端着步枪跳出战壕打敌机。敌机飞得很低，不但是膏药旗，甚至连飞行员的面孔都能看得很清楚，封连长的目的是打飞机油箱，打中即会爆炸，“我看到爆炸了一架，有人看到爆炸了两架”，封连长自己过于暴露了，也被机枪打死。
五位老兵尚存
参加过常德会战的老兵，为人所知的，目前尚有五位健在，吴荣凯与吴淞之外，一位是在贵州凯里的顾华江，一位是在美国的唐振南，另一位则是在台湾的赵清福。五位老兵，有着不同的人生遭际。
根据吴荣凯的自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随169团飞抵南京，11月赴镇江，次年2月，他接到家信，信中说其父逝世，让他火速回家料理家事，吴荣凯由此告假返乡，从此再没有回到队伍中。
现在吴荣凯与自幼即已过继他人的次子一家生活在一起，早在1970年，跟他一起生活的长子就病死了，之后孙女出嫁，老伴病故，吴荣凯几似孤苦伶丁。他没有什么收入，幸好还有当地一些历史研究者及博物馆工作人员时常去看望他，并资以薄金，尚聊可告慰老人的心。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乾明寺，现名释来空的吴淞则每日礼佛，他是在1986年出的家，起初是在夹山灵泉禅院，2005年才转到这里，是他自己要求来这个寺院的，原因是，“我很多战友都战死在这里，可以经常到坟地上去看看他们。”
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吴淞奉调联勤总部江西供应局任上尉科员，1947年3月调升联勤总部第24兵站分监部少校科员、少校股长，1949年夏调到贵州省保安第九团任少校团附兼参谋主任，不久因解放军进攻大西南，“我认为没有留恋军旅的必要，即自动离职返回长。”1960年，吴淞以犯“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82年2月出狱。尽管儿孙绕膝，家庭成员济济一堂，他还是坚持选择出家。
就在吴淞服刑期间，上个世纪70年代，现已在美国生活的老兵唐振南曾到湖南看望吴淞，因他在监狱里，没能见到。吴淞向本刊记者介绍，唐振南跟他同岁，略长他几个月，现已中风。当年，唐振南是第10军第3师第9团第3营的连指导员，也参加了克复德山的战役，后来又参加衡阳保卫战，一度受伤被俘，又逃了出来，后来曾在王耀武的第4方面军某部任少校参谋，“之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2003年12月8日，常德曾隆重举行“常德会战60周年公祭”，当时已年近80的顾华江曾从贵州坐火车赶来，“一到墓地就扑通跪倒，抚地大哭。”常德会战爆发时，他是57师170团副团长张庭林的勤务员，时17岁，因为伤员不断，又由勤务员变成了卫生员。
像唐振南一样，今年89歲的赵清福当时也在第10军第3师第9团第3营任连指导员，他是山西五台人，当日军打到太原时，正在读中学的他弃学投军，先是在汤恩伯的20军团干训班受训，半年后即分人部队。1949年，赵清福到了台湾。自1987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回来一次，至今已回过17次了，“有时是参加校友会、同学会，有时则是应山西省之邀回乡访问。”
9月10日下午，在电话中，声音洪亮、乡音淳厚的赵清福向本刊记者回忆常德会战。1943年，57师被日军包围，从各单位调部队支援，赵清福所在的第3师接到命令后即从驻地衡山急行军赶往常德。当时常德外围几十里都已被日军包围占领，各部队就分开找空隙往里钻插。 第3师的目标是克复德山，因为“支援常德，一定要有个支撑点，就是德山”。
赵清福回忆，攻打德山的战斗非常惨烈，尽管这样，不到1天1夜时间，德山就克复了。他记忆深刻的是，当第3师向德山进攻时，要经过—个名字也许叫做赵家桥的地方，此地距德山二三十里，之前友军预10师已在此进行过战斗，到处可见阵亡日军与我军的尸体，赵清福曾看到日军埋的一所坟墓，墓前插着一个牌子，上书“支那孙明瑾将军埋葬处”几个字。
孙明瑾是预10师师长，赵清福说，“作为军人，日军也崇敬战死的敌人。”
收复及劫后
1943年12月9日凌晨一时，突围后的余程万率领幸存官兵80余人，协同援军由德山渡口向常德东门挺进，此时城内日军已经撤退，余程万等搜索前进，于拂晓进入城内，常德由是收复。
自11月17日离开常德，《新潮日报》副社长黄潮如在战火中连日颠沛，当常德收复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沅陵。各界很是振奋，遂组织劳军团，出发常桃劳军，黄潮如担当向导，由沅水顺流而下赶往常德。
黄潮如站在船头眺望劫后的常德城，“落路口檢查哨的那座古老的屋宇，远看似乎还是无恙地屹立在江边，走近一看，原来仅存了四堵墙。从落路口顺眼向东望去，那条三里长的直通大西门的堤街，又恢复了河堤的原始面貌，那里已没有一间屋的存在，只有一段段烟熏的残垣和无数棵斜立的焦木了。电灯厂也仅存围墙，伴着—个高大的烟囱孤单地巍矗在江干。”
而没有改变的，是当他走到下南门的城门口时，看到“57师的一位弟兄威武地在守岗，他很和蔼地问了我们一下，让我们进了城”。黄潮如描述说，常德克复后，难民回来了，走到城门口，看见岗位上依然是57师的士兵，不自觉就望着岗兵流下泪来，岗兵也对之流泪。
老兵吴淞回忆，在12月9日这天，出于好奇，他也进了一次常德城，他看到遍地都是死尸，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人们忙于掩埋中国士兵的尸体，对于日军尸体则不愿掩埋，“我们就动员他们说，如果再不掩埋，就有可能发生瘟疫，发生病灾。”吴淞还看到，城内几乎没有一处完整的房子了，天气冷，人们就抱木板烧火来烤。
对于常德之战，战后国民政府曾广为宣传为“大捷”，就此，研究者叶荣开向本刊记者介绍，根据他近期得到的一份材料，1944年2月，蒋介石曾在衡山召开一次高级将领军事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即是对常德会战进行检讨，蒋介石批评了参战将领，说：常德会战不是我们打胜的，是日军实现了他的战争计划后，主动撤退的。
“进行了两个月后，日军在缅甸与英军作战取得了一些小胜利，也就实现了战略计划，这时中国援军也已开来，为了不受更大损失，就撤退到原驻地，恢复到战前状态。”叶荣开说。
本刊记者看到，在前述由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编著的介绍所谓“常德歼灭作战”的那份材料中，在“作战要领”部分，也有“作战目的一经实现，即视当时敌在缅甸反攻等形势，适时开始返还，剿灭残敌，恢复原来态势’的表述。
关于常德的陷落与收复，争论不仅延续至今，即使在战后当年。就曾广受议论。所以我们看到，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这个著名历史事件里的主人公余程万，因为曾弃城而走，使蒋介石大为光火，扬言将其枪决，后经众将劝阻及战事发展才得以开免。
而这，不失为1943年的常德，这座英雄之城，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注脚。
就这样，1938年冬，常德也拆城了。在攻防战中，因为城垣被毁，我守军非常吃亏，幸亏还有从南门至东门的一段因为没有全毁，可以凭借与敌相持，而较为完整的笔架城一段，一直坚守到突围才放弃。
老兵的记忆
时为57师169团团部上尉书记的吴荣凯当时就守在常德城内，今年88岁了。1941年，第74军军医处在长沙招收医护训练班，吴荣凯前往报考被取录，1942年2月被调到57师。
吴荣凯回忆，1943年3月，他奉命到169团部任中尉代上尉书记，同年5月鄂西会战爆发，57师于5月15日从衡山出发，5月26日到达常德，并留守常德。
在保卫战中，吴荣凯一直跟随团长柴意新，“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负责传达命令。”吴荣凯回忆，到了12月1日，守军除固守五个据点外，已经几乎全城陷落。这五个据点是：师指挥所所在地中央银行，一家叫做老四海的商铺，府文庙，还有柴意新团驻守的亚洲旅社与华晶玻璃厂。12月2日晚，余程万考虑守不住了，对柴意新他们说，“你们都出去接援军去。”柴意新坚持由他来留守，师长突围。这样，余程万便带人突围，柴与留下的50余人继续战斗。
柴意新等固守华晶玻璃厂据点，多次打退日军波浪冲锋。12月3日凌晨4时，敌从侧背插入背后，柴意新率部撤离据点，当冲到府坪街春申墓前时，不幸中弹殉国。会战结束后，柴意新被追认为少将团长，其遗体也被安葬于“常德市抗日烈士公墓”。
吴荣凯说，在最后关头，在团长的命令之下，他也跟师部一个名叫黄启坤的司药和一个姓林的军需一起突围外冲，后来在鲁家河找到了余师长。
与吴荣凯同岁的吴淞现在常德东南20里外的乾明寺出家，法号释来空，他是长沙人，1938年投笔从戎，被录取编入税警总团独立辎重营通讯排，1942年保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军官训练班受训，1943年秋结业后，因税警总团已改编为新一军远征印缅，不能回原部队，于是奉调第九战区兵站总监部参谋处任中尉科员。
吴淞回忆，此时正是常德保卫战吃紧，驻衡山的第10军奉命所辖的3个师用四天三夜时间步行300余公里驰援常德，他也随军行动。一个记忆深刻的情节是，“因为时间紧张，每天不能少于150里，路上顾不得做饭，动身前，军营里就炒米，放点油盐，每人发一袋，裹香肠一样围在身上，—边赶路，一边抓着吃。”
在进攻常德外围的德山日军阵地时，战斗很激烈，吴淞的主要任务是及时了解部队弹药、卫生器材及军粮消耗等情况，并随时与总部联络，因此，“哪个部队打得最激烈，就到哪个部队去蹲点。”
在吴淞的记忆里，打得最惨烈的一支部队是第九团第三营，他亲眼见到九团团长张惠明战死：张团长用机枪扫射低飞的敌机，结果被机枪扫中，“从头到脚都中弹了，血肉模糊。”吴淞描述说，敌机上的机枪弹很厉害，弹孔呈“品”字型，一下打出就是3发子弹，“那子弹当比牙膏小一点，打中就没命。”
吴淞还记得三连连长封全善，是个河南人，枪法很好，“用步枪打飞鸟，百发百中。”在战斗中，封连长端着步枪跳出战壕打敌机。敌机飞得很低，不但是膏药旗，甚至连飞行员的面孔都能看得很清楚，封连长的目的是打飞机油箱，打中即会爆炸，“我看到爆炸了一架，有人看到爆炸了两架”，封连长自己过于暴露了，也被机枪打死。
五位老兵尚存
参加过常德会战的老兵，为人所知的，目前尚有五位健在，吴荣凯与吴淞之外，一位是在贵州凯里的顾华江，一位是在美国的唐振南，另一位则是在台湾的赵清福。五位老兵，有着不同的人生遭际。
根据吴荣凯的自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随169团飞抵南京，11月赴镇江，次年2月，他接到家信，信中说其父逝世，让他火速回家料理家事，吴荣凯由此告假返乡，从此再没有回到队伍中。
现在吴荣凯与自幼即已过继他人的次子一家生活在一起，早在1970年，跟他一起生活的长子就病死了，之后孙女出嫁，老伴病故，吴荣凯几似孤苦伶丁。他没有什么收入，幸好还有当地一些历史研究者及博物馆工作人员时常去看望他，并资以薄金，尚聊可告慰老人的心。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乾明寺，现名释来空的吴淞则每日礼佛，他是在1986年出的家，起初是在夹山灵泉禅院，2005年才转到这里，是他自己要求来这个寺院的，原因是，“我很多战友都战死在这里，可以经常到坟地上去看看他们。”
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吴淞奉调联勤总部江西供应局任上尉科员，1947年3月调升联勤总部第24兵站分监部少校科员、少校股长，1949年夏调到贵州省保安第九团任少校团附兼参谋主任，不久因解放军进攻大西南，“我认为没有留恋军旅的必要，即自动离职返回长。”1960年，吴淞以犯“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82年2月出狱。尽管儿孙绕膝，家庭成员济济一堂，他还是坚持选择出家。
就在吴淞服刑期间，上个世纪70年代，现已在美国生活的老兵唐振南曾到湖南看望吴淞，因他在监狱里，没能见到。吴淞向本刊记者介绍，唐振南跟他同岁，略长他几个月，现已中风。当年，唐振南是第10军第3师第9团第3营的连指导员，也参加了克复德山的战役，后来又参加衡阳保卫战，一度受伤被俘，又逃了出来，后来曾在王耀武的第4方面军某部任少校参谋，“之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2003年12月8日，常德曾隆重举行“常德会战60周年公祭”，当时已年近80的顾华江曾从贵州坐火车赶来，“一到墓地就扑通跪倒，抚地大哭。”常德会战爆发时，他是57师170团副团长张庭林的勤务员，时17岁，因为伤员不断，又由勤务员变成了卫生员。
像唐振南一样，今年89歲的赵清福当时也在第10军第3师第9团第3营任连指导员，他是山西五台人，当日军打到太原时，正在读中学的他弃学投军，先是在汤恩伯的20军团干训班受训，半年后即分人部队。1949年，赵清福到了台湾。自1987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回来一次，至今已回过17次了，“有时是参加校友会、同学会，有时则是应山西省之邀回乡访问。”
9月10日下午，在电话中，声音洪亮、乡音淳厚的赵清福向本刊记者回忆常德会战。1943年，57师被日军包围，从各单位调部队支援，赵清福所在的第3师接到命令后即从驻地衡山急行军赶往常德。当时常德外围几十里都已被日军包围占领，各部队就分开找空隙往里钻插。 第3师的目标是克复德山，因为“支援常德，一定要有个支撑点，就是德山”。
赵清福回忆，攻打德山的战斗非常惨烈，尽管这样，不到1天1夜时间，德山就克复了。他记忆深刻的是，当第3师向德山进攻时，要经过—个名字也许叫做赵家桥的地方，此地距德山二三十里，之前友军预10师已在此进行过战斗，到处可见阵亡日军与我军的尸体，赵清福曾看到日军埋的一所坟墓，墓前插着一个牌子，上书“支那孙明瑾将军埋葬处”几个字。
孙明瑾是预10师师长，赵清福说，“作为军人，日军也崇敬战死的敌人。”
收复及劫后
1943年12月9日凌晨一时，突围后的余程万率领幸存官兵80余人，协同援军由德山渡口向常德东门挺进，此时城内日军已经撤退，余程万等搜索前进，于拂晓进入城内，常德由是收复。
自11月17日离开常德，《新潮日报》副社长黄潮如在战火中连日颠沛，当常德收复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沅陵。各界很是振奋，遂组织劳军团，出发常桃劳军，黄潮如担当向导，由沅水顺流而下赶往常德。
黄潮如站在船头眺望劫后的常德城，“落路口檢查哨的那座古老的屋宇，远看似乎还是无恙地屹立在江边，走近一看，原来仅存了四堵墙。从落路口顺眼向东望去，那条三里长的直通大西门的堤街，又恢复了河堤的原始面貌，那里已没有一间屋的存在，只有一段段烟熏的残垣和无数棵斜立的焦木了。电灯厂也仅存围墙，伴着—个高大的烟囱孤单地巍矗在江干。”
而没有改变的，是当他走到下南门的城门口时，看到“57师的一位弟兄威武地在守岗，他很和蔼地问了我们一下，让我们进了城”。黄潮如描述说，常德克复后，难民回来了，走到城门口，看见岗位上依然是57师的士兵，不自觉就望着岗兵流下泪来，岗兵也对之流泪。
老兵吴淞回忆，在12月9日这天，出于好奇，他也进了一次常德城，他看到遍地都是死尸，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人们忙于掩埋中国士兵的尸体，对于日军尸体则不愿掩埋，“我们就动员他们说，如果再不掩埋，就有可能发生瘟疫，发生病灾。”吴淞还看到，城内几乎没有一处完整的房子了，天气冷，人们就抱木板烧火来烤。
对于常德之战，战后国民政府曾广为宣传为“大捷”，就此，研究者叶荣开向本刊记者介绍，根据他近期得到的一份材料，1944年2月，蒋介石曾在衡山召开一次高级将领军事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即是对常德会战进行检讨，蒋介石批评了参战将领，说：常德会战不是我们打胜的，是日军实现了他的战争计划后，主动撤退的。
“进行了两个月后，日军在缅甸与英军作战取得了一些小胜利，也就实现了战略计划，这时中国援军也已开来，为了不受更大损失，就撤退到原驻地，恢复到战前状态。”叶荣开说。
本刊记者看到，在前述由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编著的介绍所谓“常德歼灭作战”的那份材料中，在“作战要领”部分，也有“作战目的一经实现，即视当时敌在缅甸反攻等形势，适时开始返还，剿灭残敌，恢复原来态势’的表述。
关于常德的陷落与收复，争论不仅延续至今，即使在战后当年。就曾广受议论。所以我们看到，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这个著名历史事件里的主人公余程万，因为曾弃城而走，使蒋介石大为光火，扬言将其枪决，后经众将劝阻及战事发展才得以开免。
而这，不失为1943年的常德，这座英雄之城，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