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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乐记》与《声无哀乐论》是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的重要代表,其对于“心”“声”关系的讨论是两本著作中一直争论的焦点。本文通过两者对“心”、“声”关系的表述进行分析。进一步阐述他们的观点,并分析观点相异的本源。
[关键词]心:声:《乐记》:《声无哀乐论》
中图分类号:J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46-0018-01
在我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中,儒道两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们始终贯穿着整个美学思想的发展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属《乐记》与《声无哀乐论》两篇著作。由于儒家的“礼乐”思想和道家的“自然乐论”对音乐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理解,相应地也就表现在《声无哀乐论》和《乐记》对“声”与“心”(情感)的不同观点,《乐记》强调的是“音与心”的相互决定作用,而《声无哀乐论》则对“声与心”持否定的态,因此对于“音与心”的比较研究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它们的理解,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更能够更好的把握地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
一、《乐记》的心声关系
《乐记》篇对于“心”(感情)的来源有“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行蔫。”这里的“心术”即指感情,“见”即是显露或显现的意思。《乐记》认为“心”的显现来源于“物而动,”感情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心之性本也”,它没有固定的哀乐、喜怒,只是在接触了外物之后,内心的情感便被激发出来,预示显现出了一定的喜怒哀乐。《乐本》篇又有“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蔫”。此点认为“外物”的到来能使人本性所固有的智力活动起来,去认识事物,相对应的本性所固有的感情便能激发起来,对外物表示好恶。以上二者均认为“心”“感于物而动”,人的“心”(情感)是受“外物”的激发而引起的。
那么这种“外物”究竟为“何物”,它又与“心”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当细微的、急促的音乐流行时,人们就会产生忧愁,宽舒和谐、缓慢轻松、文采华美而节奏简易的音乐则能引起人们肃静、慈爱的感受。《魏文侯》篇又有“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鼓聲之声欢,欢以立功,动以进众。君子听鼓聲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己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钟声的铿锵能激发勇武的精神,丝弦的悲哀声能时候意志坚定·····君子欣赏音乐,不仅是听他的铿锵声音而已,更重要的是那乐声还与自己内心的情感有所应和,而能引起共鸣。“声”通过表达的不同意义来激发人的情感,使人们产生与之对应的情绪,“心”是“声”的各种体现,也就是说又什么样的“声”就有什么样的“心”,从这一方面来讲,“声”是决定“心”的。而《乐记》除了认为“声”能够决定“心”,它还认为“心”也是能够反作用于“声”的。《乐记》在开始就提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动使之然也,”它认为一切音乐(声)的产生,都是源自于人的内心,而“心”的产生又是“物使之然”,因此乐(声)是由“某物”引起的“心动”而决定,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心”决定“乐”(声)。“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相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认为音乐是人的内心的表现,也就是说人们又怎样的“心”也就有什么样的“乐”(声,)人的“心”感于“外物”而“动”于“乐者,用”文采节奏”来“饰其象”以制成“乐”这也就表明了“心”对于“声”的作用。《乐记》又通过了“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哗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善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描写了六种不同的感情,而这六种不同的感情使之相对的“声”产生了急促低沉、舒展缓和、粗狂激越等情感,因此我们从此也可以感觉到“心”的不同所产生的“声”也与之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前者对后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声无哀乐论》的心声关系
关于“心”的来源《生无哀乐论》有“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其所觉悟,唯哀而己,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自己哉?”认为哀乐(心)是来自人的自身的,它的出现不是来自平和而无所表现的“声”,而是事先就存在人的内心中的。又有“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构于心”。其也认为哀乐是人们在闻声之前就有的,也是事先存在的,“声”与“心”是无关的,也不能引起“心”的变化。
在“心”与“声”的关系方面,嵇康首先认为“心与之声,名为二物”,情感与音乐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是互不相关的,而“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声”应该以好坏来区分,它和哀乐无关。“声”中即不存在情感之实,也就没有哀乐之名了。其次嵇康又认为“声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这就表明了音乐是客观存在的,而哀乐是主观的产物,二者是“不相经纬”的,互不联系的。音乐并不包含哀乐,所以“声”中即没有“心”,也不反应“心”。音乐又有“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同一音乐,因为不同地域风俗而使人们有着不同的感受,进而说明了音乐的不确定性,也就否定了音乐的本体与情感有关。
虽然嵇康认为音乐不能表达情感,但是音乐与情感有是有一定联系的,即音乐可以引发人的情感。“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悲哀的情绪是本来就存在人的内心之中的,只是在接触到和谐的音乐以后才流露出来。“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构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人的哀乐是因为遇到别的事情而先形成于内心的,而正是由于接触到和谐的声音以后才显露出来。因此嵇康认为音乐不表现人的情感,但是能激发固有的哀乐。《声无哀乐论》又有“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也认为“声”对“心”的作用就像酒能够使人喜怒哀乐一样,起到的不是表达与唤起的情感,而是激发情感。
三、《乐记》与《生无哀乐论》心声相异的本源
《乐记》认为天地万物有阴阳之气,“气”则生养万物,给人以生命,故又称“生气”。万物禀“生气”而生,故万物皆有生气,生气是其生命之所在。这里的“气”是“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统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则是将礼乐与天地相结合,突出的是礼乐的教化作用。因此《乐记》中的“天人合一”体现为“心”、“声”与礼的“合”,用“有心的声”端正人们的行为,来进行教化的目的,以达到“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在《生无哀乐论》中则有“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音乐是在天地二气交融中产生的,是由自然的“道”而产生的,它是万物之一,就像气味一样,即使巨变也还是保持原样不会改变,即它自然本性的存在。“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这种音乐是自然的,不表现人的喜怒哀乐,它的和来自天地之间,是音乐本身所原有的,这种和是平和的,没有哀乐,那这种无哀乐的音乐即体现了“道”的原则,也就是“天人合一”自然之“合”,也可谓是“声与心”的自然的本质特性。
《乐记》与《生无哀乐论》在心声上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合”的不同而产生的异议,前者是“心”与“声”的相互决定作用,而后者的“声”与“心”是互不决定的,二者只是激发的作用。但不论是那种“合”所产生的“心”与“声”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释.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3]吉联抗.嵇康·声无哀乐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
[4]吉联抗.乐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58.
[关键词]心:声:《乐记》:《声无哀乐论》
中图分类号:J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46-0018-01
在我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中,儒道两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们始终贯穿着整个美学思想的发展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属《乐记》与《声无哀乐论》两篇著作。由于儒家的“礼乐”思想和道家的“自然乐论”对音乐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理解,相应地也就表现在《声无哀乐论》和《乐记》对“声”与“心”(情感)的不同观点,《乐记》强调的是“音与心”的相互决定作用,而《声无哀乐论》则对“声与心”持否定的态,因此对于“音与心”的比较研究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它们的理解,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更能够更好的把握地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
一、《乐记》的心声关系
《乐记》篇对于“心”(感情)的来源有“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行蔫。”这里的“心术”即指感情,“见”即是显露或显现的意思。《乐记》认为“心”的显现来源于“物而动,”感情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心之性本也”,它没有固定的哀乐、喜怒,只是在接触了外物之后,内心的情感便被激发出来,预示显现出了一定的喜怒哀乐。《乐本》篇又有“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蔫”。此点认为“外物”的到来能使人本性所固有的智力活动起来,去认识事物,相对应的本性所固有的感情便能激发起来,对外物表示好恶。以上二者均认为“心”“感于物而动”,人的“心”(情感)是受“外物”的激发而引起的。
那么这种“外物”究竟为“何物”,它又与“心”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当细微的、急促的音乐流行时,人们就会产生忧愁,宽舒和谐、缓慢轻松、文采华美而节奏简易的音乐则能引起人们肃静、慈爱的感受。《魏文侯》篇又有“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鼓聲之声欢,欢以立功,动以进众。君子听鼓聲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己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钟声的铿锵能激发勇武的精神,丝弦的悲哀声能时候意志坚定·····君子欣赏音乐,不仅是听他的铿锵声音而已,更重要的是那乐声还与自己内心的情感有所应和,而能引起共鸣。“声”通过表达的不同意义来激发人的情感,使人们产生与之对应的情绪,“心”是“声”的各种体现,也就是说又什么样的“声”就有什么样的“心”,从这一方面来讲,“声”是决定“心”的。而《乐记》除了认为“声”能够决定“心”,它还认为“心”也是能够反作用于“声”的。《乐记》在开始就提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动使之然也,”它认为一切音乐(声)的产生,都是源自于人的内心,而“心”的产生又是“物使之然”,因此乐(声)是由“某物”引起的“心动”而决定,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心”决定“乐”(声)。“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相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认为音乐是人的内心的表现,也就是说人们又怎样的“心”也就有什么样的“乐”(声,)人的“心”感于“外物”而“动”于“乐者,用”文采节奏”来“饰其象”以制成“乐”这也就表明了“心”对于“声”的作用。《乐记》又通过了“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哗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善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描写了六种不同的感情,而这六种不同的感情使之相对的“声”产生了急促低沉、舒展缓和、粗狂激越等情感,因此我们从此也可以感觉到“心”的不同所产生的“声”也与之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前者对后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声无哀乐论》的心声关系
关于“心”的来源《生无哀乐论》有“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其所觉悟,唯哀而己,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自己哉?”认为哀乐(心)是来自人的自身的,它的出现不是来自平和而无所表现的“声”,而是事先就存在人的内心中的。又有“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构于心”。其也认为哀乐是人们在闻声之前就有的,也是事先存在的,“声”与“心”是无关的,也不能引起“心”的变化。
在“心”与“声”的关系方面,嵇康首先认为“心与之声,名为二物”,情感与音乐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是互不相关的,而“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声”应该以好坏来区分,它和哀乐无关。“声”中即不存在情感之实,也就没有哀乐之名了。其次嵇康又认为“声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这就表明了音乐是客观存在的,而哀乐是主观的产物,二者是“不相经纬”的,互不联系的。音乐并不包含哀乐,所以“声”中即没有“心”,也不反应“心”。音乐又有“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同一音乐,因为不同地域风俗而使人们有着不同的感受,进而说明了音乐的不确定性,也就否定了音乐的本体与情感有关。
虽然嵇康认为音乐不能表达情感,但是音乐与情感有是有一定联系的,即音乐可以引发人的情感。“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悲哀的情绪是本来就存在人的内心之中的,只是在接触到和谐的音乐以后才流露出来。“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构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人的哀乐是因为遇到别的事情而先形成于内心的,而正是由于接触到和谐的声音以后才显露出来。因此嵇康认为音乐不表现人的情感,但是能激发固有的哀乐。《声无哀乐论》又有“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也认为“声”对“心”的作用就像酒能够使人喜怒哀乐一样,起到的不是表达与唤起的情感,而是激发情感。
三、《乐记》与《生无哀乐论》心声相异的本源
《乐记》认为天地万物有阴阳之气,“气”则生养万物,给人以生命,故又称“生气”。万物禀“生气”而生,故万物皆有生气,生气是其生命之所在。这里的“气”是“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统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则是将礼乐与天地相结合,突出的是礼乐的教化作用。因此《乐记》中的“天人合一”体现为“心”、“声”与礼的“合”,用“有心的声”端正人们的行为,来进行教化的目的,以达到“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在《生无哀乐论》中则有“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音乐是在天地二气交融中产生的,是由自然的“道”而产生的,它是万物之一,就像气味一样,即使巨变也还是保持原样不会改变,即它自然本性的存在。“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这种音乐是自然的,不表现人的喜怒哀乐,它的和来自天地之间,是音乐本身所原有的,这种和是平和的,没有哀乐,那这种无哀乐的音乐即体现了“道”的原则,也就是“天人合一”自然之“合”,也可谓是“声与心”的自然的本质特性。
《乐记》与《生无哀乐论》在心声上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合”的不同而产生的异议,前者是“心”与“声”的相互决定作用,而后者的“声”与“心”是互不决定的,二者只是激发的作用。但不论是那种“合”所产生的“心”与“声”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释.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3]吉联抗.嵇康·声无哀乐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
[4]吉联抗.乐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