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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乐记》与《声无哀乐论》是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的重要代表，其对于“心”“声”关系的讨论是两本著作中一直争论的焦点。本文通过两者对“心”、“声”关系的表述进行分析。进一步阐述他们的观点，并分析观点相异的本源。
[关键词]心：声：《乐记》：《声无哀乐论》
中图分类号：J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46-0018-01
在我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中，儒道两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们始终贯穿着整个美学思想的发展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属《乐记》与《声无哀乐论》两篇著作。由于儒家的“礼乐”思想和道家的“自然乐论”对音乐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理解，相应地也就表现在《声无哀乐论》和《乐记》对“声”与“心”（情感）的不同观点，《乐记》强调的是“音与心”的相互决定作用，而《声无哀乐论》则对“声与心”持否定的态，因此对于“音与心”的比较研究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它们的理解，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更能够更好的把握地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
一、《乐记》的心声关系
《乐记》篇对于“心”（感情）的来源有“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行蔫。”这里的“心术”即指感情，“见”即是显露或显现的意思。《乐记》认为“心”的显现来源于“物而动，”感情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心之性本也”，它没有固定的哀乐、喜怒，只是在接触了外物之后，内心的情感便被激发出来，预示显现出了一定的喜怒哀乐。《乐本》篇又有“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蔫”。此点认为“外物”的到来能使人本性所固有的智力活动起来，去认识事物，相对应的本性所固有的感情便能激发起来，对外物表示好恶。以上二者均认为“心”“感于物而动”，人的“心”（情感）是受“外物”的激发而引起的。
那么这种“外物”究竟为“何物”，它又与“心”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当细微的、急促的音乐流行时，人们就会产生忧愁，宽舒和谐、缓慢轻松、文采华美而节奏简易的音乐则能引起人们肃静、慈爱的感受。《魏文侯》篇又有“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鼓聲之声欢，欢以立功，动以进众。君子听鼓聲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己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钟声的铿锵能激发勇武的精神，丝弦的悲哀声能时候意志坚定·····君子欣赏音乐，不仅是听他的铿锵声音而已，更重要的是那乐声还与自己内心的情感有所应和，而能引起共鸣。“声”通过表达的不同意义来激发人的情感，使人们产生与之对应的情绪，“心”是“声”的各种体现，也就是说又什么样的“声”就有什么样的“心”，从这一方面来讲，“声”是决定“心”的。而《乐记》除了认为“声”能够决定“心”，它还认为“心”也是能够反作用于“声”的。《乐记》在开始就提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动使之然也，”它认为一切音乐（声）的产生，都是源自于人的内心，而“心”的产生又是“物使之然”，因此乐（声）是由“某物”引起的“心动”而决定，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心”决定“乐”（声）。“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相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认为音乐是人的内心的表现，也就是说人们又怎样的“心”也就有什么样的“乐”（声，）人的“心”感于“外物”而“动”于“乐者，用”文采节奏”来“饰其象”以制成“乐”这也就表明了“心”对于“声”的作用。《乐记》又通过了“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哗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善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描写了六种不同的感情，而这六种不同的感情使之相对的“声”产生了急促低沉、舒展缓和、粗狂激越等情感，因此我们从此也可以感觉到“心”的不同所产生的“声”也与之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前者对后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声无哀乐论》的心声关系
关于“心”的来源《生无哀乐论》有“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其所觉悟，唯哀而己，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自己哉？”认为哀乐（心）是来自人的自身的，它的出现不是来自平和而无所表现的“声”，而是事先就存在人的内心中的。又有“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构于心”。其也认为哀乐是人们在闻声之前就有的，也是事先存在的，“声”与“心”是无关的，也不能引起“心”的变化。
在“心”与“声”的关系方面，嵇康首先认为“心与之声，名为二物”，情感与音乐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是互不相关的，而“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声”应该以好坏来区分，它和哀乐无关。“声”中即不存在情感之实，也就没有哀乐之名了。其次嵇康又认为“声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这就表明了音乐是客观存在的，而哀乐是主观的产物，二者是“不相经纬”的，互不联系的。音乐并不包含哀乐，所以“声”中即没有“心”，也不反应“心”。音乐又有“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同一音乐，因为不同地域风俗而使人们有着不同的感受，进而说明了音乐的不确定性，也就否定了音乐的本体与情感有关。
虽然嵇康认为音乐不能表达情感，但是音乐与情感有是有一定联系的，即音乐可以引发人的情感。“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悲哀的情绪是本来就存在人的内心之中的，只是在接触到和谐的音乐以后才流露出来。“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构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人的哀乐是因为遇到别的事情而先形成于内心的，而正是由于接触到和谐的声音以后才显露出来。因此嵇康认为音乐不表现人的情感，但是能激发固有的哀乐。《声无哀乐论》又有“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也认为“声”对“心”的作用就像酒能够使人喜怒哀乐一样，起到的不是表达与唤起的情感，而是激发情感。
三、《乐记》与《生无哀乐论》心声相异的本源
《乐记》认为天地万物有阴阳之气，“气”则生养万物，给人以生命，故又称“生气”。万物禀“生气”而生，故万物皆有生气，生气是其生命之所在。这里的“气”是“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统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则是将礼乐与天地相结合，突出的是礼乐的教化作用。因此《乐记》中的“天人合一”体现为“心”、“声”与礼的“合”，用“有心的声”端正人们的行为，来进行教化的目的，以达到“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在《生无哀乐论》中则有“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音乐是在天地二气交融中产生的，是由自然的“道”而产生的，它是万物之一，就像气味一样，即使巨变也还是保持原样不会改变，即它自然本性的存在。“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这种音乐是自然的，不表现人的喜怒哀乐，它的和来自天地之间，是音乐本身所原有的，这种和是平和的，没有哀乐，那这种无哀乐的音乐即体现了“道”的原则，也就是“天人合一”自然之“合”，也可谓是“声与心”的自然的本质特性。
《乐记》与《生无哀乐论》在心声上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合”的不同而产生的异议，前者是“心”与“声”的相互决定作用，而后者的“声”与“心”是互不决定的，二者只是激发的作用。但不论是那种“合”所产生的“心”与“声”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释.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3]吉联抗.嵇康·声无哀乐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
[4]吉联抗.乐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58.
[关键词]心：声：《乐记》：《声无哀乐论》
中图分类号：J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46-0018-01
在我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中，儒道两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们始终贯穿着整个美学思想的发展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属《乐记》与《声无哀乐论》两篇著作。由于儒家的“礼乐”思想和道家的“自然乐论”对音乐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理解，相应地也就表现在《声无哀乐论》和《乐记》对“声”与“心”（情感）的不同观点，《乐记》强调的是“音与心”的相互决定作用，而《声无哀乐论》则对“声与心”持否定的态，因此对于“音与心”的比较研究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它们的理解，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更能够更好的把握地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
一、《乐记》的心声关系
《乐记》篇对于“心”（感情）的来源有“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行蔫。”这里的“心术”即指感情，“见”即是显露或显现的意思。《乐记》认为“心”的显现来源于“物而动，”感情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心之性本也”，它没有固定的哀乐、喜怒，只是在接触了外物之后，内心的情感便被激发出来，预示显现出了一定的喜怒哀乐。《乐本》篇又有“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蔫”。此点认为“外物”的到来能使人本性所固有的智力活动起来，去认识事物，相对应的本性所固有的感情便能激发起来，对外物表示好恶。以上二者均认为“心”“感于物而动”，人的“心”（情感）是受“外物”的激发而引起的。
那么这种“外物”究竟为“何物”，它又与“心”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当细微的、急促的音乐流行时，人们就会产生忧愁，宽舒和谐、缓慢轻松、文采华美而节奏简易的音乐则能引起人们肃静、慈爱的感受。《魏文侯》篇又有“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鼓聲之声欢，欢以立功，动以进众。君子听鼓聲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己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钟声的铿锵能激发勇武的精神，丝弦的悲哀声能时候意志坚定·····君子欣赏音乐，不仅是听他的铿锵声音而已，更重要的是那乐声还与自己内心的情感有所应和，而能引起共鸣。“声”通过表达的不同意义来激发人的情感，使人们产生与之对应的情绪，“心”是“声”的各种体现，也就是说又什么样的“声”就有什么样的“心”，从这一方面来讲，“声”是决定“心”的。而《乐记》除了认为“声”能够决定“心”，它还认为“心”也是能够反作用于“声”的。《乐记》在开始就提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动使之然也，”它认为一切音乐（声）的产生，都是源自于人的内心，而“心”的产生又是“物使之然”，因此乐（声）是由“某物”引起的“心动”而决定，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心”决定“乐”（声）。“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相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认为音乐是人的内心的表现，也就是说人们又怎样的“心”也就有什么样的“乐”（声，）人的“心”感于“外物”而“动”于“乐者，用”文采节奏”来“饰其象”以制成“乐”这也就表明了“心”对于“声”的作用。《乐记》又通过了“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哗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善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描写了六种不同的感情，而这六种不同的感情使之相对的“声”产生了急促低沉、舒展缓和、粗狂激越等情感，因此我们从此也可以感觉到“心”的不同所产生的“声”也与之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前者对后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声无哀乐论》的心声关系
关于“心”的来源《生无哀乐论》有“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其所觉悟，唯哀而己，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自己哉？”认为哀乐（心）是来自人的自身的，它的出现不是来自平和而无所表现的“声”，而是事先就存在人的内心中的。又有“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构于心”。其也认为哀乐是人们在闻声之前就有的，也是事先存在的，“声”与“心”是无关的，也不能引起“心”的变化。
在“心”与“声”的关系方面，嵇康首先认为“心与之声，名为二物”，情感与音乐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是互不相关的，而“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声”应该以好坏来区分，它和哀乐无关。“声”中即不存在情感之实，也就没有哀乐之名了。其次嵇康又认为“声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这就表明了音乐是客观存在的，而哀乐是主观的产物，二者是“不相经纬”的，互不联系的。音乐并不包含哀乐，所以“声”中即没有“心”，也不反应“心”。音乐又有“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同一音乐，因为不同地域风俗而使人们有着不同的感受，进而说明了音乐的不确定性，也就否定了音乐的本体与情感有关。
虽然嵇康认为音乐不能表达情感，但是音乐与情感有是有一定联系的，即音乐可以引发人的情感。“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悲哀的情绪是本来就存在人的内心之中的，只是在接触到和谐的音乐以后才流露出来。“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构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人的哀乐是因为遇到别的事情而先形成于内心的，而正是由于接触到和谐的声音以后才显露出来。因此嵇康认为音乐不表现人的情感，但是能激发固有的哀乐。《声无哀乐论》又有“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也认为“声”对“心”的作用就像酒能够使人喜怒哀乐一样，起到的不是表达与唤起的情感，而是激发情感。
三、《乐记》与《生无哀乐论》心声相异的本源
《乐记》认为天地万物有阴阳之气，“气”则生养万物，给人以生命，故又称“生气”。万物禀“生气”而生，故万物皆有生气，生气是其生命之所在。这里的“气”是“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统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则是将礼乐与天地相结合，突出的是礼乐的教化作用。因此《乐记》中的“天人合一”体现为“心”、“声”与礼的“合”，用“有心的声”端正人们的行为，来进行教化的目的，以达到“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在《生无哀乐论》中则有“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音乐是在天地二气交融中产生的，是由自然的“道”而产生的，它是万物之一，就像气味一样，即使巨变也还是保持原样不会改变，即它自然本性的存在。“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这种音乐是自然的，不表现人的喜怒哀乐，它的和来自天地之间，是音乐本身所原有的，这种和是平和的，没有哀乐，那这种无哀乐的音乐即体现了“道”的原则，也就是“天人合一”自然之“合”，也可谓是“声与心”的自然的本质特性。
《乐记》与《生无哀乐论》在心声上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合”的不同而产生的异议，前者是“心”与“声”的相互决定作用，而后者的“声”与“心”是互不决定的，二者只是激发的作用。但不论是那种“合”所产生的“心”与“声”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释.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3]吉联抗.嵇康·声无哀乐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
[4]吉联抗.乐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