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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仓促发动的
1911年的革命，清王朝是灭亡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共和国之父孙中山博士，这时正在国外，在美国募捐。同盟会发动了10次暴动，1911年4月在第二号领袖黄兴领导下在广州发动时，多次出现的小魔障又发生了——保密不慎，最后变卦，联络不周——最后弄到起义者张三不认识李四，彼此开火，大家都被驱散为止。
1911年10月10日起义的事，是仓促发动的。原来新军军官的密谋被泄露了，于是不到3000士兵只得起来救护自己。满清的总督和督军都吓跑了，一个本省的旅长被迫出头统帅临时政权。在6个星期中，所存华南、华中各省以及东北的几个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清，实行独立——真像野火一样，不过只限于省的一级。几乎每个省都由“新军”的指挥官担任省的督军，同省议会共同组成新的省政府。事实上就是一省的温和改革派，以宣告独立来继续保持他们的士绅统治。用这样的办法，他们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维持住他们在各自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他们远远无意于社会革命。根本谈不到群众参加；任何地方有农民闹事，立刻就被镇压下去。
同盟会领袖们不得不赶上事件的前进。第二号人物黄兴坐镇武汉，对付北京派来的清军。这时袁世凯已被召回，按照他自己的条件，出任总理并任气息奄奄的王朝总司令。他同起义各省在南京建立起来的中华共和国临时政府和同盟会领袖进行谈判。两方面由唐绍仪代表袁世凯，伍廷芳则以外交部长资格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刚好赶回南京，于1912年元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他立即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国，他就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几乎所有爱国者一致同意的是：中国必须有一个代表各省的议会；国家必须统一起来，以防止外国干涉(按指日本)。同时袁世凯被认为军事组织者又兼改革家，是当时唯一有能力、有经验、有威信、可以领导政府的人。袁就这样做了。
儿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在南京被选为总统，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通过这一系列特殊的妥协，中国避免了一场持久的内战，一次下层阶级的起义和一场外国的干涉。一个主要问题摆在前头：谁和什么东西，将取天子和全国政府的位置而代之?
到这个时候，很多革命一代的年轻人都已广泛熟悉了(至少在纸面上)西方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像日本的改革者，他们能引据西方思想的经典，把他们自己的遗产看成过时的东西，加以摈弃。然而中国的问题和实践，还是硬邦邦的事实，并没有变得那么快。结果是，在中华民国的初期，外在世界的许多思想还要经过讨论、试验，但是很少能够立足扎根。
最重要的特征是以城市为中心
往前看，辛亥革命是中国20世纪一系列革命的开端。往后看，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的统治。
我认为革命的起源必须在中国国内追寻，而不应该在海外的革命者中去寻找。在中国内部，新政虽然为精英创作了政治动员的机会，但也加重了那些每况愈下的贫困阶层的负担……由此而来的是社会上对于新政的普遍不满，包括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但我认为这种下层社会的不满和动荡所带来的威胁，正是使得文、武精英团结并参加辛亥革命新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精英参政是为了保证清王朝倒台之后社会秩序的平稳。
我认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以城市为中心。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导致的王朝更替，以及后来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不同，辛亥革命发生在城市。我将城市地位的上升与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以及城居地主的增加联系起来，清末通商口岸和现代化工业的兴起是导致城乡之间社会和文化差距逐渐增加的另一个原因。
……辛亥革命的失败，并非由于它没有实现革命党所期望的民主共和理想。理想和实践的分裂，社会准则和革命成效的互补连续，肯定是挫折失败和灰心情绪的原因。但是，中华民国的根本弱点，导源于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在清王朝统治下，种种制度曾经起了维护社会统一和安定的作用。西方化废除了这种种制度，社会结构也相应地受到削弱。作为上流阶层进身基础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时，中国抛弃了遍及全国的设施，但那个设施至少保留了一种神话，这就是：中国的绅士阶层，是在取得智力成就的基础上，用公开的办法招募选拔出来的。对比起来，取代旧时科举制度的高学费的城市学堂和外国式的培养训练，明显地有利于城市和富人。满清覆亡之后，父母亡故，子嗣必须立刻回乡服丧丁忧的礼仪制度，日益被人们忘却，这样，政府官吏失去了一个和其原籍社会接触联系的重要机会。
中央政府成了一个独立世界：它对外国列强的依顺听从，经常超过对中国人民的考虑关注。在上流阶层的另一端，随着法律上回避条文的失效，地方绅士在其家乡取得了远为强大的政治权力，国民政府保护农民免遭地方劣绅破坏税收征集的能力，也相应地削弱了。
最根本的是，中国的通商口岸和城市中心，正发展一种与其朝向中国腹地、毋宁朝向西方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趋势。儒家重农学说，被西方关于注视工业和商业的实践所取代。除了苛索名目繁多的捐税以外，辛亥革命很少触及中国农村。在一定程度上，所有民国时代的政府，包括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南京似乎最有作为的岁月，都表现了同样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辛亥革命奠定了一种贯穿中国大部时间的趋势，即一种朝向西方化的城市上流阶层统治的趋势。
1911和1949两次革命是辩证式的历史发展
我们必须要先考虑到为什么在20世纪初期中国有这么一场大革命的背景，终结了几千年的帝制，也同样终结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回顾中国几千年发展，儒家文化从汉代发展到相当完整的地步，清代的考证之学，又将义理的探讨搁在一边，儒学终究失去了活力。
另一方面，清人人关，以武力征服了中国，中国的统治结构，有主奴之分，莫此为甚。清代国力，到嘉道以后不断地走下坡路，经不起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的失败。无论从文化的活力和皇朝的实力，中国都已经走到疲惫衰退的情况，已经躲不开最后的崩溃。清朝像一棵大树，完全被蛀空了，辛亥革命的风吹草动就将这棵大树吹倒了。
清末的变法，一直走不顺畅，起头是不愿变，后来是打了折扣的变，最后只是想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变，从头到尾，没有人讨论过中国种种特殊的情况，该如何地变。从满清本身的统治阶层和科举制度出身的文化精英，我们都看不见有能够真正规划变法，贯彻君主立宪的领导者。以至于最后，武昌城内的新军，仓促起义，竟终结了几千年的皇权。
孙中山最初想动员的会党力量，其实是华南沿海以农村为基地，延伸了海外华侨社区的民间组织。十次革命，都只是在沿海小地方，做一些小规模的尝试。如果一直这么做，这些微弱的力量撼动 不了满清的皇朝。武昌起义的新军，是黄兴领导的华兴会渗透，而武汉又是长江中游枢纽之地，才能一举成功。长江流域的会党，是以城市和交通路线上的“底”、“边”群众作为基础的团体，华兴会的群众性格和华南和海外的洪门相比，是属于城市而不是农村的。
辛亥革命之后，二三十年内，中国基本上只在缓慢地走向现代。要等到1930年以后，一些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新兴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逐渐成长为中国的主导阶层，中国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北伐以后新政权的建设。在那段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不断地辩论中国该走的方向和发展的模式，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等理论，都是大家讨论的课题。这一段时候才是直接接续辛亥革命的后续动作。
从有了新兴的城市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工作，实际上是以城市文化为基础，也以城市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制度，推动现代经济，逐渐组合为以个人为基础的现代社会。
在南京中央政府，是依仗城市知识分子和城市经济为基础的政权。这一个政府，最严重的缺陷，是以西方的模式，完全忽略农村的特色和需求。因此，那十年的工作，农村是抛在后面，统治者疏离了农村，农村的建设极为有限，城乡的距离几乎一面倒地疏远。
从长远历史来看，1911年和1949年两次革命，是一种辩证式的历史发展。
许倬云
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1962年获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台湾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70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东方研究评议会主席，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心路历程》、《万古江河》等。
张亚中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孙中山思想的核心目标是“国富民强”、“天下为公”。但近几十年来，台湾方面却开始抛弃孙中山了。一手创建国民党的孙中山，在台湾成为了一个不现代、过于八股的历史人物。虽然百元钞票(新台币)上还有他的肖像，但是他的思想，在台湾已经全面退却了。李登辉主政的12年期间，几乎全面从孙中山思想上退却。思想教育方面，“三民主义”被打入冷宫。在民生主义上，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财阀成为左右台湾政治的主流，孙中山的宪政原则被破坏殆尽。
赵军 日本千叶大学教授
辛亥革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意义重大。首先，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体制；其次，辛亥革命给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惯等诸多方面带来根本性变化；最后，辛亥革命的领袖们将革命运动的思想传播到其他亚洲国家，对菲律宾、越南及印度等国家的独立运动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藤井升三 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教授
孙中山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与处理对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系因孙中山对日本有亲近感以及亚洲国家的共同命运感，但后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得孙中山的认识发生了根本转变并走上了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帝国主义的道路。
周锡瑞
1942年生于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196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71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他是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著有《现代中国：一部革命的历史》、《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国地方精神与主导形式》、《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等。曾先后获得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
费正清(1907－1991)
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著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观察中国》及《中国：传统与变迁》等。主编了《剑桥中国史》等。
1911年的革命，清王朝是灭亡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共和国之父孙中山博士，这时正在国外，在美国募捐。同盟会发动了10次暴动，1911年4月在第二号领袖黄兴领导下在广州发动时，多次出现的小魔障又发生了——保密不慎，最后变卦，联络不周——最后弄到起义者张三不认识李四，彼此开火，大家都被驱散为止。
1911年10月10日起义的事，是仓促发动的。原来新军军官的密谋被泄露了，于是不到3000士兵只得起来救护自己。满清的总督和督军都吓跑了，一个本省的旅长被迫出头统帅临时政权。在6个星期中，所存华南、华中各省以及东北的几个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清，实行独立——真像野火一样，不过只限于省的一级。几乎每个省都由“新军”的指挥官担任省的督军，同省议会共同组成新的省政府。事实上就是一省的温和改革派，以宣告独立来继续保持他们的士绅统治。用这样的办法，他们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维持住他们在各自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他们远远无意于社会革命。根本谈不到群众参加；任何地方有农民闹事，立刻就被镇压下去。
同盟会领袖们不得不赶上事件的前进。第二号人物黄兴坐镇武汉，对付北京派来的清军。这时袁世凯已被召回，按照他自己的条件，出任总理并任气息奄奄的王朝总司令。他同起义各省在南京建立起来的中华共和国临时政府和同盟会领袖进行谈判。两方面由唐绍仪代表袁世凯，伍廷芳则以外交部长资格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刚好赶回南京，于1912年元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他立即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国，他就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几乎所有爱国者一致同意的是：中国必须有一个代表各省的议会；国家必须统一起来，以防止外国干涉(按指日本)。同时袁世凯被认为军事组织者又兼改革家，是当时唯一有能力、有经验、有威信、可以领导政府的人。袁就这样做了。
儿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在南京被选为总统，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通过这一系列特殊的妥协，中国避免了一场持久的内战，一次下层阶级的起义和一场外国的干涉。一个主要问题摆在前头：谁和什么东西，将取天子和全国政府的位置而代之?
到这个时候，很多革命一代的年轻人都已广泛熟悉了(至少在纸面上)西方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像日本的改革者，他们能引据西方思想的经典，把他们自己的遗产看成过时的东西，加以摈弃。然而中国的问题和实践，还是硬邦邦的事实，并没有变得那么快。结果是，在中华民国的初期，外在世界的许多思想还要经过讨论、试验，但是很少能够立足扎根。
最重要的特征是以城市为中心
往前看，辛亥革命是中国20世纪一系列革命的开端。往后看，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的统治。
我认为革命的起源必须在中国国内追寻，而不应该在海外的革命者中去寻找。在中国内部，新政虽然为精英创作了政治动员的机会，但也加重了那些每况愈下的贫困阶层的负担……由此而来的是社会上对于新政的普遍不满，包括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但我认为这种下层社会的不满和动荡所带来的威胁，正是使得文、武精英团结并参加辛亥革命新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精英参政是为了保证清王朝倒台之后社会秩序的平稳。
我认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以城市为中心。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导致的王朝更替，以及后来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不同，辛亥革命发生在城市。我将城市地位的上升与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以及城居地主的增加联系起来，清末通商口岸和现代化工业的兴起是导致城乡之间社会和文化差距逐渐增加的另一个原因。
……辛亥革命的失败，并非由于它没有实现革命党所期望的民主共和理想。理想和实践的分裂，社会准则和革命成效的互补连续，肯定是挫折失败和灰心情绪的原因。但是，中华民国的根本弱点，导源于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在清王朝统治下，种种制度曾经起了维护社会统一和安定的作用。西方化废除了这种种制度，社会结构也相应地受到削弱。作为上流阶层进身基础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时，中国抛弃了遍及全国的设施，但那个设施至少保留了一种神话，这就是：中国的绅士阶层，是在取得智力成就的基础上，用公开的办法招募选拔出来的。对比起来，取代旧时科举制度的高学费的城市学堂和外国式的培养训练，明显地有利于城市和富人。满清覆亡之后，父母亡故，子嗣必须立刻回乡服丧丁忧的礼仪制度，日益被人们忘却，这样，政府官吏失去了一个和其原籍社会接触联系的重要机会。
中央政府成了一个独立世界：它对外国列强的依顺听从，经常超过对中国人民的考虑关注。在上流阶层的另一端，随着法律上回避条文的失效，地方绅士在其家乡取得了远为强大的政治权力，国民政府保护农民免遭地方劣绅破坏税收征集的能力，也相应地削弱了。
最根本的是，中国的通商口岸和城市中心，正发展一种与其朝向中国腹地、毋宁朝向西方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趋势。儒家重农学说，被西方关于注视工业和商业的实践所取代。除了苛索名目繁多的捐税以外，辛亥革命很少触及中国农村。在一定程度上，所有民国时代的政府，包括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南京似乎最有作为的岁月，都表现了同样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辛亥革命奠定了一种贯穿中国大部时间的趋势，即一种朝向西方化的城市上流阶层统治的趋势。
1911和1949两次革命是辩证式的历史发展
我们必须要先考虑到为什么在20世纪初期中国有这么一场大革命的背景，终结了几千年的帝制，也同样终结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回顾中国几千年发展，儒家文化从汉代发展到相当完整的地步，清代的考证之学，又将义理的探讨搁在一边，儒学终究失去了活力。
另一方面，清人人关，以武力征服了中国，中国的统治结构，有主奴之分，莫此为甚。清代国力，到嘉道以后不断地走下坡路，经不起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的失败。无论从文化的活力和皇朝的实力，中国都已经走到疲惫衰退的情况，已经躲不开最后的崩溃。清朝像一棵大树，完全被蛀空了，辛亥革命的风吹草动就将这棵大树吹倒了。
清末的变法，一直走不顺畅，起头是不愿变，后来是打了折扣的变，最后只是想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变，从头到尾，没有人讨论过中国种种特殊的情况，该如何地变。从满清本身的统治阶层和科举制度出身的文化精英，我们都看不见有能够真正规划变法，贯彻君主立宪的领导者。以至于最后，武昌城内的新军，仓促起义，竟终结了几千年的皇权。
孙中山最初想动员的会党力量，其实是华南沿海以农村为基地，延伸了海外华侨社区的民间组织。十次革命，都只是在沿海小地方，做一些小规模的尝试。如果一直这么做，这些微弱的力量撼动 不了满清的皇朝。武昌起义的新军，是黄兴领导的华兴会渗透，而武汉又是长江中游枢纽之地，才能一举成功。长江流域的会党，是以城市和交通路线上的“底”、“边”群众作为基础的团体，华兴会的群众性格和华南和海外的洪门相比，是属于城市而不是农村的。
辛亥革命之后，二三十年内，中国基本上只在缓慢地走向现代。要等到1930年以后，一些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新兴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逐渐成长为中国的主导阶层，中国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北伐以后新政权的建设。在那段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不断地辩论中国该走的方向和发展的模式，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等理论，都是大家讨论的课题。这一段时候才是直接接续辛亥革命的后续动作。
从有了新兴的城市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工作，实际上是以城市文化为基础，也以城市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制度，推动现代经济，逐渐组合为以个人为基础的现代社会。
在南京中央政府，是依仗城市知识分子和城市经济为基础的政权。这一个政府，最严重的缺陷，是以西方的模式，完全忽略农村的特色和需求。因此，那十年的工作，农村是抛在后面，统治者疏离了农村，农村的建设极为有限，城乡的距离几乎一面倒地疏远。
从长远历史来看，1911年和1949年两次革命，是一种辩证式的历史发展。
许倬云
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1962年获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台湾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70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东方研究评议会主席，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心路历程》、《万古江河》等。
张亚中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孙中山思想的核心目标是“国富民强”、“天下为公”。但近几十年来，台湾方面却开始抛弃孙中山了。一手创建国民党的孙中山，在台湾成为了一个不现代、过于八股的历史人物。虽然百元钞票(新台币)上还有他的肖像，但是他的思想，在台湾已经全面退却了。李登辉主政的12年期间，几乎全面从孙中山思想上退却。思想教育方面，“三民主义”被打入冷宫。在民生主义上，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财阀成为左右台湾政治的主流，孙中山的宪政原则被破坏殆尽。
赵军 日本千叶大学教授
辛亥革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意义重大。首先，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体制；其次，辛亥革命给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惯等诸多方面带来根本性变化；最后，辛亥革命的领袖们将革命运动的思想传播到其他亚洲国家，对菲律宾、越南及印度等国家的独立运动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藤井升三 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教授
孙中山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与处理对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系因孙中山对日本有亲近感以及亚洲国家的共同命运感，但后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得孙中山的认识发生了根本转变并走上了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帝国主义的道路。
周锡瑞
1942年生于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196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71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他是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著有《现代中国：一部革命的历史》、《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国地方精神与主导形式》、《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等。曾先后获得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
费正清(1907－1991)
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著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观察中国》及《中国：传统与变迁》等。主编了《剑桥中国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