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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伯林人》始于第一个故事的垂死状态,止于最后一个故事的接近重生状态,建立了一个死亡-重生的生命循环。其中的各个故事不仅互为反映而且都是全作总体母题, 即追寻母题从不同角度的再现。通过对神话本身以及乔伊斯对原神话暗喻的变形,如渔王与宗教信仰,荒原与都柏林的物质上精神上的荒芜,圣杯骑士/圣杯少女的关系与都柏林人的两性关系,圣杯与爱尔兰本土文化,土地的重生和水源的解放与小说集结尾处对重生希望的象征等比较,本文试图寻求一种对于《都柏林人》的双重理解:既作为一种对当时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的自然思考,同时也作为人类对一种更广大的刺激状况,即伟大的生命循环的一种共通的反应模式。
关键词:《都柏林人》; 原型批评;圣杯传说;生命循环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09)06-0001-0001
文学中的原型批评(或神话批评)理论是由加拿大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在弗莱泽人类学和荣格心理学的基础上创始的。该理论认为,在人类无意识之中潜藏着从原始世代继承而来的心理行为模式,因此人类在受到特定刺激时会倾向于一定的相似反应。神话是人类最远古的文学创作,也是人类对这种心理行为模式的最早叙述,其记录了人类对那些永恒的刺激因素,比如生存,死亡,创世等的特定心理反应。弗莱[1]把这些“原始的形象”或作“种族继承的反应模式”称为原型。弗莱认为,原型存在于一切时代的文学之中,因为尽管其作者处于不同社会背景下,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中都储藏着人类共同的原型。后来的文学不过是神话即原型叙述的初始形态的一种置换罢了。
原型批评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的假设是,用弗莱[2]的话说,“个人的和普遍的形象形式是同一的”。在这种假设之下,弗莱找到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模型,一种衍生出一切文学创作的神话模式。他将其命名为“追寻神话”,是“一天的太阳转动周期,一年中的季节转换周期和人类一生的有机生命周期”的原型代表。他由此划分出了追寻神话的四个阶段:黎明,春天及诞生阶段;天顶,夏天,婚姻和凯旋阶段;日落,秋天和死亡阶段;黑暗,冬天和消解阶段。这四个阶段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循环。
借用弗莱的理论,圣杯传说作为一个综合了基督教和民间传说因素的传说系统,也同样是原型的一种置换,其核心情节可被归纳如下:
国家的统治者(通常称为渔王)因为某些原因(衰老,伤病,死亡等)失去了身体上的力量。与国王的衰弱对应,其国土也被剥夺了生产力而成为一片荒原。为了拯救国王和土地,一个英雄踏上旅途,找寻传说中的“圣杯”。
由其主要情节可见,圣杯传说的基本原型是弗莱理论中的秋天和冬天两个阶段,具体表现为渔王的衰弱/死亡,土地的荒芜和英雄追寻重生的旅途。其主要的主题是死亡-重生母体及其变体追寻母题,即英雄为了起死回生踏上旅途并战胜种种险阻。在圣杯传说中,“生命力”的象征物由“渔王”和“圣杯”这个形象充当(有时会加入圣杯少女和水等意象,这二者与圣杯共同组成传统的生命象征)。自然生命力的死亡则由渔王的肉体衰竭,国土的荒芜和人民的不育代表。
另一方面,在弗莱泽的《金枝》[3]一书中讨论了由“祭祀之王”为中心角色的生命仪式。这种祭祀之王既是世俗权力的掌握着,同时也是神的化身,国家和人民的福祉皆系于王的身体状况之上。显而易见,“渔王”这一形象也有同样的特征。并且,在圣杯传说的一个较早的记录中,渔王男性生殖力的丧失是因为他背叛了神,与异教徒通婚。在这个例子中可以发现,王和土地的荒芜实际是宗教罪孽的一种惩罚性后果。因此得出结论,渔王不仅象征了自然生产力——其丧失将产生物质上的荒原,也同时象征了一种宗教信仰——其丧失将导致精神的堕落和相因的肉体惩罚。
作为一位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也在自己的时代和社会中看见了这种信仰的沦丧,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荒芜,并渴求着重生的希望。他将这些荒芜和希望写进了自己的《都柏林人》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集可以说是圣杯传说原型模式的一种置换。以圣杯传说为参照系,能为我们对《都柏林人》的解读提供有益的视角。
一、濒死的王:宗教信仰的丧失
在圣杯传说中,渔王的衰弱是一切灾难的起源。正如上文所述,渔王象征着生命力和宗教信仰。作为传说的置换,《都柏林人》的开篇故事《姐妹们》也由一个神父的死亡开始。按常理而言,神父应该品行高洁,信仰虔诚。然而在小说中,这个理应是圣人的人的死亡却丝毫没有平和安详,愉悦的进入天堂之感。文中对他在棺木中的形象有这样一段描写:
…他没有微笑。他安卧着,庄严而魁梧,身穿祭服仿佛要上圣坛似的,一双大手勉强捧住圣餐杯。那张灰白的脸挺大,脸相异常狰狞,深陷的鼻孔黑恫洞的,头上一堆稀稀拉拉的白发。[4]7
神父的死亡面容是严峻,激烈甚至丑陋的。“勉强”一词让人觉得他并非出于自愿捧住圣餐杯,而是被人硬塞进去的。遗体所呈现的这种不自然的状况为读者留下悬念,而这个悬念直到故事快结尾处才被姐妹们解开:“祸根是他打碎的那只圣餐杯……那是不祥的开端。”圣餐杯是教堂的圣物,是信仰的象征。打碎圣杯的行动象征了对神的信仰的丧失,这对于神父而言是不可饶恕的大罪。同时,圣餐杯也指涉了传说中的圣杯,生命的象征。因此圣杯的破碎具有了另一个意义,即生命的丧失。这种双重的象征将“丧失生命”与“丧失信仰”联系在一起,圣杯传说中渔王生命力的失落置换为了《都柏林人》中信仰的失落。因此,由神父之死所象征的信仰之死成为与渔王的衰弱相类比的事件,成了国土(都柏林)成为荒原的起源。
“神父之死”的意象在《都柏林人》之后的故事中反复出现,如《阿拉比》中主人公住在曾经死过神父的房间里。《伊芙琳》中,女主角家中同样挂着“一张泛黄的神父的照片”,从后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这位神父抛弃了圣职去了外国。
《都柏林人》中的另外一些神父形象虽然肉体上活着,但精神上却已经腐朽堕落。如《偶遇》中,用虚伪的虔诚压迫学生的巴特勒神父,《圣恩》中用做生意的态度对待宗教的汤姆神父等等。神父之死的反复出现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信仰丧失在都柏林是一种普遍现象。仿佛幽灵一般,肉体和精神上的瘫痪游荡在所有都柏林人之中。
二、荒原:城市和住民
在圣杯传说中,王的濒死带来了国土的荒芜。在上文已提到的关于该传说的一个版本中详细描写了荒原的景象:
种子不再发芽
谷豆不再生长
婴孩不再出生
无偶的少女哭泣
树叶不再变绿
小鸟不再做窝
歌声不再响起
无嗣的野兽哀嚎
皆因为国王之罪孽
邪恶遍及他的人民 [5]
在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荒原的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土地本身是草木不生的;其次,土地上的住民沉溺于罪恶中的;最后,由“歌声不再响起”一句可看出,这个地方是缺乏愉悦的音乐之声的。
显然,乔伊斯在他的“肮脏的老都柏林”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悲惨景象。对应荒原的第一个特征,在小说中,多数故事都发生或部分发生在夜晚,充满了狭窄的小巷和破旧的房屋,在作家的笔下都柏林被描述为一个灰暗,毫无生气和希望的死亡之城。
对应第二个特征,《都柏林人》中的人物也同样过着一种死气沉沉的堕落生活。在不正常的环境中生活的他们也常常有着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一朵浮云》中的小钱德勒“故意挑那些最阴暗,最狭窄的小巷走”[4]75,害怕自己的脚步声,被偶尔听见的窃笑吓得哆嗦。《无独有偶》中的法林敦也同样,觉得自己在漆黑,安静的街道上感到更舒服。这种对黑暗的偏爱也许可看做是人们堕落的象征,但这种堕落更明晰的表达在都柏林人低劣的生活方式上:赌博,酗酒,腐化,甚至兄弟,夫妻和亲子之间也充斥着仇恨与暴力。其中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两性关系间的不调和。在圣杯传说中,圣杯骑士(矛或剑的持有者)与圣杯少女(圣杯的守护者)组成了一对“古老而广为流传的性象征”和生命生殖力的象征,这正是源自于两性交合延续生命这一古老认知。而《都柏林人》中两性关系的不和谐,象征着生命力的被破坏,使荒原的死寂雪上加霜。在《都柏林人》中,婚姻常常出自利益算计而非爱情。《寄寓》中的母亲把女儿的婚姻当生意来做,而男方答应这桩婚事只是因为担心丢掉工作和名声。《一片浮云》中的夫妻关系冰冷,小钱德勒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为毒药。除了已婚夫妻,书中的未婚男女们也难以与异性建立和谐的关系。如《土》中的玛利亚,直到年老也没能找到能够相爱的伴侣。《悲痛的往事》中的达菲先生对女性的示爱感到恐惧,随即抛弃了她,导致她的惨死。然而,对圣杯传说的最明显指涉出现在《阿拉比》之中。主角的小男孩生活在黑暗沉闷的环境中,他认为自己是勇敢的骑士,为了喜欢的女孩踏上旅途,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文中女孩的形象与圣杯的形象重合了,她代表着男孩对爱情,幸福生活和光明未来的希望。然而在结尾处,他的希望却被残酷的现实打碎了,经历千辛万苦到达的地方没有圣杯和圣杯少女,取而代之的是待价而沽的花瓶和轻浮的女店员。
荒原的第三个特征是音乐的丧失,象征着艺术之快乐和创造力的丧失。《都柏林人》中隐含着许多暗示音乐性被破坏的描述,如房间里的“破风琴”,音乐会里“稀稀落落的听众”,歌者唱着古老的爱尔兰曲调时嘶哑的嗓子等。这些描述从各个角度表现了都柏林物质和精神上的荒芜,而使荒原重获生机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到真正的圣杯。
三、真假圣杯:外国或爱尔兰文化
《都柏林人》中,追寻的主题贯穿始终,处于荒原中的人们努力寻找着能使生活重获光明的“圣杯”。然而,他们的追寻却往往以失败告终。《偶遇》中,小男孩寻找着“绿眼睛的水手”,最后却只找到一个心理变态的怪人。《阿拉比》中,主人公寻找着“弥漫着魅人的东方气息”的神奇集市,却以失望告终。《伊芙琳》中,女孩寻找着乘船去国外开始新生活的机会,却陷入了迷茫。《车赛之后》中,吉米渴望找到从欧洲大陆和美国来的朋友,体验国外精彩的生活方式,却最终沉溺于酗酒和赌博,输掉了身上所有的钱。
可以看出,所有以上的主角们所寻找的多是一种含有外界外国因素的东西,期望用这些东西拯救自己的生活。这实际是人之常情。正因为他们的城市,他们与身边人的关系都陷入了无望的泥潭之中,他们对这种境地感到厌倦,渴望逃离到远方开始的新的生活。许多角色都希望逃到国外,如伊芙琳,吉米,小钱德勒和加布里埃尔。而那些无望逃离的人则借着对外国文化的沉迷得到短暂的安慰,比如玩印第安游戏,看美国侦探小说,去东方集市或者谈论欧洲大陆的事情。然而,他们的种种努力都无济于事。外国文化不能拯救都柏林人。
那么,什么才是能为都柏林带来新生的真正的”圣杯“呢?乔伊斯在书中并未给出直接明确的答案,然而,仍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暗示。在开篇故事《姐妹们》中,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叙述。老神父在打碎圣餐杯之后,独自闷闷不乐,四处徘徊,却最终决定要“趁夏天没有过去,要拣个天气好的日子,乘车出去,只是为了再看一下爱尔兰镇的老家——我们(神父和姐妹们)都是生在那儿的。”[4]10而在收篇故事《死者》中,加布里埃尔的妻子也被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唤醒,“面颊上泛起红色,她的眼睛闪着光”[4]249,回想起了过去在西爱尔兰生活的时光和与少女时代的纯洁恋情。“爱尔兰老家”,“古老的爱尔兰民谣”和“死去的爱尔兰男孩”等意象正是爱尔兰传统文化的象征。民族文化尽管是古老而被人们遗忘的,却具有能唤来都柏林人精神重生的巨大力量。这些象征仿佛真正的圣杯的闪光,为《都柏林人》灰暗的基调中添上了一抹亮色。
在小说集的结尾处,男主角加布里埃尔在与被歌谣唤醒的妻子的对话中,意识到了自己与妻子关系的虚伪,自己生活的无意义和精神上的死亡。文章以黑夜中他站在窗口看雪的情景结束,“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而与此相对的是,那首爱尔兰歌谣的歌词中写道:
哦,雨点打着我浓密的头发,
露珠儿沾湿我的皮肤,
我的婴儿寒冷地躺着……[4]247
在弗莱的象征系统中,黑夜和冬天意味着一切的消解,而雨点和露珠象征着生命的到来。大雪化为雨滴的意象令人联想起圣杯传说中渔王治愈,“水源解放”(freeing of the water),滋润大地,万物复苏的景象。因此,在《都柏林人》的最后,由于爱尔兰传统文化带来的复苏力量,为这片土地和人民的重生带来了一线希望。小说集以死亡开始,以重生的希望结束,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循环。
在他的《都柏林人》中,乔伊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置换了圣杯传说的神话原型来描绘自己生活的城市和时代。在这本小说集中,他将宗教信仰的丧失与渔王之死相类比,作为使土地和人民荒芜的起源。乔伊斯描绘了荒原都柏林的可怕景象,其黑暗阴郁的环境和宗教,艺术,爱情等精神享受的物质化,评判了人们之间尤其是两性之间和谐关爱的缺乏,而这种和谐关爱对他来说犹如圣杯传说中的圣杯骑士与圣杯少女一般,具有带来生命的力量。整部小说集组成了一个死亡-重生的生命循环,尽管这种重生还未能真正达到,却留下了复苏的希望。冬雪化为春雨,黑夜迎来黎明,乔伊斯阐释着对生命无尽循环的亘古信念,正如雪莱在近两个世纪前写下的名句所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参考文献:
[1]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2] Frye, Northrop. Fables of Identity: Studies in Poetic Mythology[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3.
[3] Frazer, James George.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abridged edition)[M].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4] 詹姆斯.乔伊斯. 都柏林人[M]. 孙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5] Weston, Jessie Laidlay. From Ritual to Romanc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2.
关键词:《都柏林人》; 原型批评;圣杯传说;生命循环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09)06-0001-0001
文学中的原型批评(或神话批评)理论是由加拿大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在弗莱泽人类学和荣格心理学的基础上创始的。该理论认为,在人类无意识之中潜藏着从原始世代继承而来的心理行为模式,因此人类在受到特定刺激时会倾向于一定的相似反应。神话是人类最远古的文学创作,也是人类对这种心理行为模式的最早叙述,其记录了人类对那些永恒的刺激因素,比如生存,死亡,创世等的特定心理反应。弗莱[1]把这些“原始的形象”或作“种族继承的反应模式”称为原型。弗莱认为,原型存在于一切时代的文学之中,因为尽管其作者处于不同社会背景下,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中都储藏着人类共同的原型。后来的文学不过是神话即原型叙述的初始形态的一种置换罢了。
原型批评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的假设是,用弗莱[2]的话说,“个人的和普遍的形象形式是同一的”。在这种假设之下,弗莱找到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模型,一种衍生出一切文学创作的神话模式。他将其命名为“追寻神话”,是“一天的太阳转动周期,一年中的季节转换周期和人类一生的有机生命周期”的原型代表。他由此划分出了追寻神话的四个阶段:黎明,春天及诞生阶段;天顶,夏天,婚姻和凯旋阶段;日落,秋天和死亡阶段;黑暗,冬天和消解阶段。这四个阶段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循环。
借用弗莱的理论,圣杯传说作为一个综合了基督教和民间传说因素的传说系统,也同样是原型的一种置换,其核心情节可被归纳如下:
国家的统治者(通常称为渔王)因为某些原因(衰老,伤病,死亡等)失去了身体上的力量。与国王的衰弱对应,其国土也被剥夺了生产力而成为一片荒原。为了拯救国王和土地,一个英雄踏上旅途,找寻传说中的“圣杯”。
由其主要情节可见,圣杯传说的基本原型是弗莱理论中的秋天和冬天两个阶段,具体表现为渔王的衰弱/死亡,土地的荒芜和英雄追寻重生的旅途。其主要的主题是死亡-重生母体及其变体追寻母题,即英雄为了起死回生踏上旅途并战胜种种险阻。在圣杯传说中,“生命力”的象征物由“渔王”和“圣杯”这个形象充当(有时会加入圣杯少女和水等意象,这二者与圣杯共同组成传统的生命象征)。自然生命力的死亡则由渔王的肉体衰竭,国土的荒芜和人民的不育代表。
另一方面,在弗莱泽的《金枝》[3]一书中讨论了由“祭祀之王”为中心角色的生命仪式。这种祭祀之王既是世俗权力的掌握着,同时也是神的化身,国家和人民的福祉皆系于王的身体状况之上。显而易见,“渔王”这一形象也有同样的特征。并且,在圣杯传说的一个较早的记录中,渔王男性生殖力的丧失是因为他背叛了神,与异教徒通婚。在这个例子中可以发现,王和土地的荒芜实际是宗教罪孽的一种惩罚性后果。因此得出结论,渔王不仅象征了自然生产力——其丧失将产生物质上的荒原,也同时象征了一种宗教信仰——其丧失将导致精神的堕落和相因的肉体惩罚。
作为一位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也在自己的时代和社会中看见了这种信仰的沦丧,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荒芜,并渴求着重生的希望。他将这些荒芜和希望写进了自己的《都柏林人》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集可以说是圣杯传说原型模式的一种置换。以圣杯传说为参照系,能为我们对《都柏林人》的解读提供有益的视角。
一、濒死的王:宗教信仰的丧失
在圣杯传说中,渔王的衰弱是一切灾难的起源。正如上文所述,渔王象征着生命力和宗教信仰。作为传说的置换,《都柏林人》的开篇故事《姐妹们》也由一个神父的死亡开始。按常理而言,神父应该品行高洁,信仰虔诚。然而在小说中,这个理应是圣人的人的死亡却丝毫没有平和安详,愉悦的进入天堂之感。文中对他在棺木中的形象有这样一段描写:
…他没有微笑。他安卧着,庄严而魁梧,身穿祭服仿佛要上圣坛似的,一双大手勉强捧住圣餐杯。那张灰白的脸挺大,脸相异常狰狞,深陷的鼻孔黑恫洞的,头上一堆稀稀拉拉的白发。[4]7
神父的死亡面容是严峻,激烈甚至丑陋的。“勉强”一词让人觉得他并非出于自愿捧住圣餐杯,而是被人硬塞进去的。遗体所呈现的这种不自然的状况为读者留下悬念,而这个悬念直到故事快结尾处才被姐妹们解开:“祸根是他打碎的那只圣餐杯……那是不祥的开端。”圣餐杯是教堂的圣物,是信仰的象征。打碎圣杯的行动象征了对神的信仰的丧失,这对于神父而言是不可饶恕的大罪。同时,圣餐杯也指涉了传说中的圣杯,生命的象征。因此圣杯的破碎具有了另一个意义,即生命的丧失。这种双重的象征将“丧失生命”与“丧失信仰”联系在一起,圣杯传说中渔王生命力的失落置换为了《都柏林人》中信仰的失落。因此,由神父之死所象征的信仰之死成为与渔王的衰弱相类比的事件,成了国土(都柏林)成为荒原的起源。
“神父之死”的意象在《都柏林人》之后的故事中反复出现,如《阿拉比》中主人公住在曾经死过神父的房间里。《伊芙琳》中,女主角家中同样挂着“一张泛黄的神父的照片”,从后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这位神父抛弃了圣职去了外国。
《都柏林人》中的另外一些神父形象虽然肉体上活着,但精神上却已经腐朽堕落。如《偶遇》中,用虚伪的虔诚压迫学生的巴特勒神父,《圣恩》中用做生意的态度对待宗教的汤姆神父等等。神父之死的反复出现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信仰丧失在都柏林是一种普遍现象。仿佛幽灵一般,肉体和精神上的瘫痪游荡在所有都柏林人之中。
二、荒原:城市和住民
在圣杯传说中,王的濒死带来了国土的荒芜。在上文已提到的关于该传说的一个版本中详细描写了荒原的景象:
种子不再发芽
谷豆不再生长
婴孩不再出生
无偶的少女哭泣
树叶不再变绿
小鸟不再做窝
歌声不再响起
无嗣的野兽哀嚎
皆因为国王之罪孽
邪恶遍及他的人民 [5]
在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荒原的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土地本身是草木不生的;其次,土地上的住民沉溺于罪恶中的;最后,由“歌声不再响起”一句可看出,这个地方是缺乏愉悦的音乐之声的。
显然,乔伊斯在他的“肮脏的老都柏林”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悲惨景象。对应荒原的第一个特征,在小说中,多数故事都发生或部分发生在夜晚,充满了狭窄的小巷和破旧的房屋,在作家的笔下都柏林被描述为一个灰暗,毫无生气和希望的死亡之城。
对应第二个特征,《都柏林人》中的人物也同样过着一种死气沉沉的堕落生活。在不正常的环境中生活的他们也常常有着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一朵浮云》中的小钱德勒“故意挑那些最阴暗,最狭窄的小巷走”[4]75,害怕自己的脚步声,被偶尔听见的窃笑吓得哆嗦。《无独有偶》中的法林敦也同样,觉得自己在漆黑,安静的街道上感到更舒服。这种对黑暗的偏爱也许可看做是人们堕落的象征,但这种堕落更明晰的表达在都柏林人低劣的生活方式上:赌博,酗酒,腐化,甚至兄弟,夫妻和亲子之间也充斥着仇恨与暴力。其中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两性关系间的不调和。在圣杯传说中,圣杯骑士(矛或剑的持有者)与圣杯少女(圣杯的守护者)组成了一对“古老而广为流传的性象征”和生命生殖力的象征,这正是源自于两性交合延续生命这一古老认知。而《都柏林人》中两性关系的不和谐,象征着生命力的被破坏,使荒原的死寂雪上加霜。在《都柏林人》中,婚姻常常出自利益算计而非爱情。《寄寓》中的母亲把女儿的婚姻当生意来做,而男方答应这桩婚事只是因为担心丢掉工作和名声。《一片浮云》中的夫妻关系冰冷,小钱德勒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为毒药。除了已婚夫妻,书中的未婚男女们也难以与异性建立和谐的关系。如《土》中的玛利亚,直到年老也没能找到能够相爱的伴侣。《悲痛的往事》中的达菲先生对女性的示爱感到恐惧,随即抛弃了她,导致她的惨死。然而,对圣杯传说的最明显指涉出现在《阿拉比》之中。主角的小男孩生活在黑暗沉闷的环境中,他认为自己是勇敢的骑士,为了喜欢的女孩踏上旅途,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文中女孩的形象与圣杯的形象重合了,她代表着男孩对爱情,幸福生活和光明未来的希望。然而在结尾处,他的希望却被残酷的现实打碎了,经历千辛万苦到达的地方没有圣杯和圣杯少女,取而代之的是待价而沽的花瓶和轻浮的女店员。
荒原的第三个特征是音乐的丧失,象征着艺术之快乐和创造力的丧失。《都柏林人》中隐含着许多暗示音乐性被破坏的描述,如房间里的“破风琴”,音乐会里“稀稀落落的听众”,歌者唱着古老的爱尔兰曲调时嘶哑的嗓子等。这些描述从各个角度表现了都柏林物质和精神上的荒芜,而使荒原重获生机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到真正的圣杯。
三、真假圣杯:外国或爱尔兰文化
《都柏林人》中,追寻的主题贯穿始终,处于荒原中的人们努力寻找着能使生活重获光明的“圣杯”。然而,他们的追寻却往往以失败告终。《偶遇》中,小男孩寻找着“绿眼睛的水手”,最后却只找到一个心理变态的怪人。《阿拉比》中,主人公寻找着“弥漫着魅人的东方气息”的神奇集市,却以失望告终。《伊芙琳》中,女孩寻找着乘船去国外开始新生活的机会,却陷入了迷茫。《车赛之后》中,吉米渴望找到从欧洲大陆和美国来的朋友,体验国外精彩的生活方式,却最终沉溺于酗酒和赌博,输掉了身上所有的钱。
可以看出,所有以上的主角们所寻找的多是一种含有外界外国因素的东西,期望用这些东西拯救自己的生活。这实际是人之常情。正因为他们的城市,他们与身边人的关系都陷入了无望的泥潭之中,他们对这种境地感到厌倦,渴望逃离到远方开始的新的生活。许多角色都希望逃到国外,如伊芙琳,吉米,小钱德勒和加布里埃尔。而那些无望逃离的人则借着对外国文化的沉迷得到短暂的安慰,比如玩印第安游戏,看美国侦探小说,去东方集市或者谈论欧洲大陆的事情。然而,他们的种种努力都无济于事。外国文化不能拯救都柏林人。
那么,什么才是能为都柏林带来新生的真正的”圣杯“呢?乔伊斯在书中并未给出直接明确的答案,然而,仍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暗示。在开篇故事《姐妹们》中,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叙述。老神父在打碎圣餐杯之后,独自闷闷不乐,四处徘徊,却最终决定要“趁夏天没有过去,要拣个天气好的日子,乘车出去,只是为了再看一下爱尔兰镇的老家——我们(神父和姐妹们)都是生在那儿的。”[4]10而在收篇故事《死者》中,加布里埃尔的妻子也被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唤醒,“面颊上泛起红色,她的眼睛闪着光”[4]249,回想起了过去在西爱尔兰生活的时光和与少女时代的纯洁恋情。“爱尔兰老家”,“古老的爱尔兰民谣”和“死去的爱尔兰男孩”等意象正是爱尔兰传统文化的象征。民族文化尽管是古老而被人们遗忘的,却具有能唤来都柏林人精神重生的巨大力量。这些象征仿佛真正的圣杯的闪光,为《都柏林人》灰暗的基调中添上了一抹亮色。
在小说集的结尾处,男主角加布里埃尔在与被歌谣唤醒的妻子的对话中,意识到了自己与妻子关系的虚伪,自己生活的无意义和精神上的死亡。文章以黑夜中他站在窗口看雪的情景结束,“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而与此相对的是,那首爱尔兰歌谣的歌词中写道:
哦,雨点打着我浓密的头发,
露珠儿沾湿我的皮肤,
我的婴儿寒冷地躺着……[4]247
在弗莱的象征系统中,黑夜和冬天意味着一切的消解,而雨点和露珠象征着生命的到来。大雪化为雨滴的意象令人联想起圣杯传说中渔王治愈,“水源解放”(freeing of the water),滋润大地,万物复苏的景象。因此,在《都柏林人》的最后,由于爱尔兰传统文化带来的复苏力量,为这片土地和人民的重生带来了一线希望。小说集以死亡开始,以重生的希望结束,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循环。
在他的《都柏林人》中,乔伊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置换了圣杯传说的神话原型来描绘自己生活的城市和时代。在这本小说集中,他将宗教信仰的丧失与渔王之死相类比,作为使土地和人民荒芜的起源。乔伊斯描绘了荒原都柏林的可怕景象,其黑暗阴郁的环境和宗教,艺术,爱情等精神享受的物质化,评判了人们之间尤其是两性之间和谐关爱的缺乏,而这种和谐关爱对他来说犹如圣杯传说中的圣杯骑士与圣杯少女一般,具有带来生命的力量。整部小说集组成了一个死亡-重生的生命循环,尽管这种重生还未能真正达到,却留下了复苏的希望。冬雪化为春雨,黑夜迎来黎明,乔伊斯阐释着对生命无尽循环的亘古信念,正如雪莱在近两个世纪前写下的名句所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参考文献:
[1]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2] Frye, Northrop. Fables of Identity: Studies in Poetic Mythology[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3.
[3] Frazer, James George.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abridged edition)[M].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4] 詹姆斯.乔伊斯. 都柏林人[M]. 孙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5] Weston, Jessie Laidlay. From Ritual to Romanc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