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一扇关不上的窗，常常在不设防时被一阵不大不小的风吹开。一年马上又要结束，年底了，看到网络上一篇篇跟讨债有关的报道，不由想起在我小时候，家里因欠生产队的款，大姐被误“关”在大队屋的事，由此想起了大姐早早跟母亲分担家务和农活，为了弟弟妹妹们安心上学，她无怨无悔付出的那些事。
　　多兄弟姐妹的家庭，姐弟妹间，总会有一个特别勤快懂事的，力所能及地去帮父母干家里零零碎碎的活。要是有兄弟姐妹调皮捣蛋惹父母生气了，总会有一个站出来把责骂都揽到自己身上的，总会有一个把自己喜欢吃的糖果让出来给其他兄弟姐妹吃……在我家，这个人就是我大姐！
　　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吃的喝的都是生产队统一分配。每年一迈入腊月，生产队就开社员总结大会，大队会计在会上宣布各家各户的账目：今年咱们大队谁家谁家分到了几块几毛几、几十块几毛几；谁家谁家欠了多少多少钱，快想想办法，年前凑齐交到生产队。
　　像我们家这种吃饭的一大群、干活的没几个的家庭，年年都欠生产队的钱，当时不叫欠钱，生产队很洋气的给起名叫“欠款”。腊月二十几那几天，生产队的会计每天都会在大队喇叭里不停吆喝，谁家谁家欠款没交齐，还欠大队多少钱没交，快凑凑交上了呀……那一声声催缴欠款的吆喝声，听得欠款的人家是心惊肉跳、愁眉紧锁。
　　弟弟一岁大的那年，我们家欠了生产队八十几块钱的款，母亲赶集把家里养的大公鸡都卖了，约计着留了点全家人一年的口粮，别的全拾掇拾掇去卖了，也找家里生活相对宽裕些的亲戚借了个遍，可就是没凑够交齐。
　　腊月二十六一大早，父亲带我哥去了潍坊，给一个亲戚送老家的花生米和母亲烙的煎饼。那天母亲又烙煎饼，留着我们自己家吃。她正烙着煎饼的时候，大队喇叭里忽然响起“没交齐欠款的户去大队屋开会”的吆喝声。那时我们都叫生产队办公室叫“大队屋”。母亲是没法去大队屋开催款会了，爷爷还住山林上给大队看山林没在家，也没法去开催款会。驼子里拔将军，家里这些人里面，只能由我奶奶去开了。大概当时大姐觉得在家这一群兄弟姐妹数她大，奶奶年纪大了，大队屋又冷，所以她跟母亲说她去开会，别让奶奶去了。

　　现在说起这件事，大姐还对当天发生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她说当时会计就说你们这些没交齐欠款的户都表个态，想怎么还欠款吧。听会计这么说后，人家那几家没还上欠款的户，都跟会计承诺把家里的收音机或者手表什么的，交到生产队抵债。会计看她就是不出声说还欠款的事，就吓唬她说：不说就不让你回家吃饭了，把你锁这儿，去你们家抬你们家的锅。快想想家里什么值钱，拿来抵债吧！大姐说现在大了仔细回想一下，会计其实就是想要我小姨送给我家的那台缝纫机来抵债，因为当时我们家就那一件值钱货。她那年才刚十岁，家里的事还做不了主，不敢应承拿家里什么东西抵债的。等会计跟别人讨论还债问题时候，她自己悄没声溜到大队屋里间躲起来。
　　到了里间以后，看到那屋的连椅上面还有一本当年不多见的小人书，她可高兴了，因为已经上二年级，识不少字了，她拿起小人书津津有味地翻看起来。等她看完，觉得饿了，想回家吃饭，却发现外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了，门也锁了出不去了。她以为会计真的因为她没说出还款的物品，把她锁大队屋了。所以也不敢大声吆喝人来给她开门，就自己一个人在大队屋里小声呜呜地哭。
　　中午时候，母亲摊完煎饼了，看大姐还没回家，以为催款会还没开完，她怕大姐饿了，让我跟二姐去给大姐送饭。知道大队屋不生炉子，母亲让我们去送饭的时候，给大姐捎了我奶奶的一双厚毡棉鞋，嘱咐我们到了那儿以后让她换上。到了大队屋那儿，看到屋门锁着，根本没人在那儿开会，我们两个不知道大姐去了哪儿，就大声吆喝。大姐听到我们的吆喝声，从大队屋窗户缝里大声回应我们。我们听到她的吆喝声，看到了大队屋里面的大姐，赶紧从窗户棱子里把煎饼给大姐递进去，二姐去会计家叫会计来给大姐开门。
　　多年后，会计碰到母亲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说当时开完会就锁门走了，没朝里间看，不知道大姐在里间。开会时说要把她锁那儿，就是看她开会时候就知道木登木登瞪个眼听，也不敢说话，想逗她玩，顺口说了那么一句，没想到她却当了真，这孩子真是随大婶子实诚。
　　过年的时候，东北的表姐给我家寄来了块涤卡布，当时这可是我们眼中的高档布，我们家老少都是穿市布。在家这群孩子数大姐大，又數她辛苦，不上学在家帮母亲干活，毫无疑问，爹娘肯定决定把那块布给姐姐做条裤子了，可大姐说什么也不要，让给二姐做，说她就是在家干活，穿好穿糙都没关系，二姐在汪湖上学，穿好的看起来体面。母亲拗不过她，最后给二姐做了一条裤子，剩下的布头布尾的，接把接把给我做了一副套袖。当时戴一副那时候所谓的好布的套袖也很面子的。
　　那会村里的媒婆眼瞅着，谁家的闺女二十多了，就给撮合对象。因我们村是汪湖平原的山区，地都很薄的，就适合种地瓜花生，种小麦不爱长，收成很差的。那会能经常吃面饭就是我们村人眼中的好日子，我们村就以吃地瓜干为主食，就过年过节吃顿面饭，所以村里的姑娘都想嫁到“北洼”去。所谓的北洼就是我们村北边，汪湖公社那几个平原村。大姐过了二十后，有几个媒婆给她介绍北洼的对象，可她每次都拒绝去看，母亲劝她去看，她说：“这么一大家人，就我跟你干活，要是我出嫁了，谁跟你干活呀？不干活我们吃什么呀？我再跟你干几年活再说”。
　　八五年我们家农转非了，大姐因为没结婚也转了，当年农转非的条件是没有结婚的孩子。那会我们村跟她同龄的姑娘基本都出嫁了。转是转出来了，但她看到家里我们四个都上学，父亲工资不高，供应四个学生比较困难，所以大姐找对象问题又拖下来了，她说跟父亲一块供应供应我们，等我跟二姐两个参加工作了，她就结婚。所以直到我跟二姐参加工作，她小三十了才结婚，那年代这个年龄可是名副其实的老闺女了。

　　她跟老爹在同一个学校上班，结婚后跟娘家住前后楼，所以爹娘的饭菜问题又全是她的了：买米买面，买菜买蛋。母亲在世时候经常跟我们和身边的熟人说：我大闺女从小就是我们家的老黄牛，老奴隶，这不结了婚，家里什么麻烦也还是她的，什么活得她干，什么好事她也不靠前。她从小就是个“大潮吧”，什么也不知道争。
　　傻人傻福，好人好报，别看大姐那么大年龄了才找对象结婚，但是给我们找到的姐夫是个特别善良还很有几分才华的大好人，他现在是中国作协会员，出了好几本文学书籍，我外甥也考入了北师大。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在无法回放的人生影片中，这些或略带酸楚或甜蜜的往事，会永远存储在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的脑海里，成为我们人生中最美好最宝贵的回忆。我爱我们的“傻”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