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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财富何以藐视阳光下的权力?这是现实，更是中国绝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老板的悲哀。
十年。当焦占军终于被宣判无罪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当场给法官跪下，连磕了三个响头。十年的挣扎、伤痛、心酸和无奈，在这一刻，或许得到些微释放。然而焦占军说，“这个案子，把我的人生价值给毁了。”
十年轮回。他曾是同仁堂最大的经销商之一，拥有两家制药厂，营业额1000万元以上。如今一切灰飞烟灭。他已年届六十。
“药贩子”
距离石家庄九十公里开外的安国市，天元大酒店。隔着十几年时光，酒店的白色墙体已然有些泛黄，似乎只有大堂里黑底描金的“天元楼记”，还在彰显着昔日辉煌。
词曰：“陋室堪记，常忆先贤，挥剑唱风。钟离泗上楼桑村，居草庐，三分定。植根五行守中原，飞凤腾九重。且将天元作丛台，兴金樽，论横纵。”
1999年初建成时，焦占军名下的天元大酒店堪称安国当地最气派，内设最好的商务大楼，往来皆是当地官员富商。据说有官员见词评说，“这词写得太过，太大了。”旁人回应，“您是不了解焦占军。要了解他，您就不会认为这词太过。”该官员顿时皱眉， “焦占军?他不就一药贩子嘛。”
对掌握权力的人来说，焦占军的确只是个“药贩子”。
他早年在安国市信访科工作，后调至安国中药材供销公司。时值改革开放，安国自古又为“药乡”，焦占军力主从当地中药材市场的药农手中收购中药材，初加工后供给北京同仁堂，再从同仁堂手中收取成药来经销。天时地利人和。安国中药材供销公司因此发展迅猛。
到1999年5月，中药材供销公司几经重组改为民营，更名为大仁药业有限公司，由焦占军任法人代表一手执掌。此时，公司已成为同仁堂在全国最大的经销商之一，除在安国拥有一家年营业额上千万元的制药厂，还在北京设有分公司联合经营健都制药厂，堪称安国市纳税大户。焦占军在当地商界风头一时无两。
天元大酒店就是这时期建成的。开业之初，焦占军请当地文化名人题词一阕。词毕阅之，焦占军大笔一挥，将“守江东”改为“守中原”，足可见其胸藏霸气。
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确有底气如此。2000年5月，焦占军与泰国PP集团签订合作开发协议，拟在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处购进土地，用于药材的种植与生产——的事业野心远不限于安国，他筹划着更大的生意版图。
没想到就在此时，天降横祸，彻底改变他此后十年命运。
“我不怕查!”
在中国做企业，尤其是做民营企业，做一个千万元级别的民营企业，和政府部门搞好关系太重要了。正因为此，焦占军试图谦恭显于外，霸气藏于心，焦占军一直遵守着中国社会的潜规则。譬如安国当地的“土税法”。
按照国家税务法规定，增值税以商品增值部分乘以17％计算。而安国当地所谓“土税法”，顾名思义，是地方政府在国家税法之下设置的一种地方性税政。即只要使用票据，不管增值不增值，都在票据开具销售数额上乘以一定税率作为增值税收归地方财政。安国当地执行的税率是国税局收取1‰地税局收取1％，总计2％。不仅安国，周围许多县市都有诸如此类的“土税法”。对税务局来说，相比于以商品增值部分为基础收取增值税，单纯以销售票据为依据，显然大为便利。但对像焦占军这样的企业主来说，则是有苦难言。
大仁药业的运作模式，打个比方来说，就是以1元收购中药材，初加工成原料药材后再以2元卖给同仁堂，而同仁堂以货抵款，之后大仁药业在销售中成药时，则是以低于进价的价格销售出去。因此实际上，大仁药业经销中成药挣不了钱，挣钱环节在前端加工销售原料药材。
也就是说，一来同仁堂给大仁药业的货都是带税商品，同仁堂作为第一纳税人已经纳税，大仁药业购货时已经按价税付款，此乃进项税额；二来大仁药业低价销售中成药，销项税额低于进项税额，不存在增值部分。
按道理，焦占军只需在原料药材销售这一环节缴纳增值税。但“土税法”以销售票据为依据，则焦占军在原料药材销售和中成药销售两个环节都需缴纳增值税。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尽管如此“不公”，焦占军还是隐忍下来，一丝不苟地缴纳“土税款”。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干那些“偷税漏税”的小动作，以免因小失大。
然而性格张扬的他不知在何处得罪了哪路“神仙”，2000年7月。由河北省、市、县国税稽查局组成的专案组进驻大仁药业。
——查就查吧，企业财务规范，怕什么?
没想到这一查，还真查出了“问题”。专案组声称，
“大仁药业在销售中成药时，从1998年到1999年期间以‘大头小尾’的方式填开万元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即分别填写四联销项发票，把存根联和报税务局的记账联(一、四联)少记销项收入，把给货方的二、三联填写实际销售金额，虚假填开增值税发票179份，少计销售收入1079万余元。”继而安国市国税局以少计销项收入直接乘以17％，而非国家税务总局(1998)66号文规定以销项减进项的计税方式，认定大仁药业偷税183万余元。
“问题”出在闰亚平身上。早在1997年底，大仁药业就在北京成立了中成药销售部，承包给北京人闫亚平经营。闫亚平自然不像土生土长的焦占军一样“墨守成规”。她千方百计试图躲过本不该交的“土税款”。而因为承包经营，焦占军事前并不知情。
可正因为是承包经营，焦占军觉得跟自己并无瓜葛，丝毫没把此事放在心上。他的精力已经转移到了“金三角”项目上。他甚至有意把企业移出安国。山雨欲来风满楼。2000年12月28日，一纸税务处理决定书递送到焦占军手上。安国市国税局以其认定的偷税额减去多交税款额和已交款项，责令大仁药业补交税款158万余元，并收滞纳金127万余元。不仅如此，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安国市法院扣押了焦占军名下一辆红旗轿车。
这下焦占军坐不住了，“我没犯法，我不怕查!”为此，他甚至跑到保定市中院行政庭起诉，状告安国市国税局土税法——初步看来，这招效果显著。红旗轿车被归还了，不仅如此，安国方面还允诺，只要焦占军噤声，此事一笔勾销，不再追究。 毕竟民不跟官斗啊，焦占军偃旗息鼓，自以为从此风平浪静。没想到事后才知道，他又走错了一步棋。
就在焦占军从保定回来不久，2001年7月2日，安国市法院召开了紧急会议，要讨论讨论这个“不识相”的焦占军。他的朋友知道了此事赶紧给焦占军打电话，告诉他，市里已经形成了对你的处理意见，明天就要来拘捕你，老焦，赶紧出去避避，等风头过了再回来也不迟。
跑?为什么跑?凭什么跑?焦占军偏不信这个邪。第二天，他如常坐在办公室里办公，安国市公安局的人来了。焦占军坦然说，我知道什么事，我跟你们走。
这一走就是两年。十年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2001年8月，焦占军被批捕。他出示了大仁药业和闫亚平的承包协议，自以为白纸黑字再明白不过。没想到闰亚平临阵倒戈，否认说她并没有与焦占军签订承包协议，协议上的签名不是她写的，她只是焦占军的一名员工，她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
2003年1月，安国市法院最终以偷税罪一审对大仁药业判处罚金366万余元，追缴违法所得183万余元；判处焦占军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83万余元；判处闫亚平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178万余元。
焦占军不服。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业务已经承包他人，并非自己经办，自己大不了负连带责任，可为什么最后自己却背了整个黑锅?更何况，安国当地“土税法”有错在先，凭什么要企业主来承担责任?
凭什么?阳光下的财富何以藐视阳光下的权力?这是现实，更是中国绝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老板的悲哀。有人说，凭借焦占军多年建立的政商关系与不俗财力，他完全可以通过解释澄清、斡旋公关甚至跑路，来躲过这一劫。但他太“倔”。
宣判后，焦占军上诉到保定市中级法院，中院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中，焦占军提供了17份总额169万元的税票证据。这是大仁药业应抵扣而未抵扣的进项税票，力证大仁药业销项税款低于进项税款，不存在所谓应缴而未缴的增值税，不属于偷税问题。尽管如此，安国市法院仅将之作为“本案从轻情节予以考虑”，改判焦占军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宣判次日，焦占军终于得见天日。此时，距离他被羁押已经过去了2年零17天。曾经寄托他雄心壮志的“金三角”项目早已流产。因无人掌管，大仁药业在安国市的制药厂也已停工，员工流散。在北京的联营制药厂被出售。就连焦占军个人名下的商务大楼也被查封，银行账号被冻结。
2年零17天。不堪回首。在狱中，他心力交瘁以至于患上了心脏病和高血压。医生建议办理保外就医。“有关方面”却坚决不允，据说还告诉旁人，焦占军要么死，否则别想出来。
他怕自己真的死在“里面”，终于颤抖着写下一份“永不上诉”的保证书。2003年17月21日，缴纳7万元保证金后，焦占军出狱。
果真永不上诉吗?“罪”已遭了两年，既是覆水难收，何妨鱼死网破拼一个公道?出来后仅休息了三天，病中的焦占军就跑到安国市法院院长的办公室，要求讨回公道。
当然是未果。2003年11月26日，焦占军直奔河北省人大。时任省人大内司委主任看了他的材料，批转省高院立案庭庭长复查，后又批转至保定中院，中院转到安国市法院立案复查。然而从此一拖两年。
两年里，焦占军奔走在北京和石家庄两地。每年两会期间，他都带着厚厚一沓材料去北京上访喊冤。2005年6月，省人大再次发函安国市人大催办。2006年3月，省人大又批转河北省高院督办。没想到批转到安国市后，又没了音信。
——不复查也罢，哪怕是驳回申诉也好啊。可是石沉大海，直至2007年11月15日，在河北省高院信访组的催办下，焦占军才终于拿到安国市法院下发的驳回申诉维持原判通知书。有了这张驳回通知书，他才能申诉到保定中院。
2008年3月，保定中院再次作出驳回申诉的通知，倔强的焦占军又申诉到河北省高院。
2009年3月，河北省高院作出再审决定，指令保定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再审。6个月后，保定中院作出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安国市法院重审。没想到安国市法院又将案件退回中院。
河北省高院、保定中院、安国法院，反反复复几个来回，案件只要一发回安国就卡住了。不得已，保定中院只能把这个案子批转到距离安国200多公里以外的涞源县法院再审。
终于2011年5月12日，涞源县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大仁药业、焦占军、闫亚平偷税罪不成立。
千帆过尽
“这条路，我跑了上千次。”从石家庄驱车赶往安国的路上，焦占军这样告诉记者。
他的神情并不轻松。他的执着，曾让家人付出惨痛代价。十年间，为配合“调查”，每年他都要经历几十次的传讯，家人终日惶惶。安国本就不大，熟人社会里，焦家人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不仅如此，焦占军“偷税案”还引发了四个经济纠纷案。他向记者出示了这些经济纠纷案的多项证据，然而不管己方证据如何扎实，对方都“毋庸置疑”地胜诉，成为他的债主。巧合的是，审判这些经济纠纷案的审判长，与当年“偷税案”的审判长，恰恰是同一个人。
为了讨债，债主们把焦占军居住楼房的门窗打破，他家冰箱被砸，他的大儿子几次被打得头破血流，右眼甚至险些失明。更可怕的是，还有债主找来当地混混到他家里索债。而安国当地报纸、电视台连续三年三次不经由焦占军同意，擅自刊登焦占军个人名下商务大楼的拍卖信息。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几年前，焦占军的妻子已经带着孩子们搬出安国市。
“还有一件事间接因我而起，”焦占军顿了顿，在他被捕后，与他交情不错的当地某信用社主任被指收受焦占军的贿赂也遭拘捕。这位耿直的信用社主任坚决不肯“出卖”焦占军。然而在当地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这位信用社主任的儿子选择了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贿赂，真的没有，是我连累了他。”说到此处，焦占军神情黯然。
“闫亚平呢?”记者问。
“事发后没几年，她就精神失常了。”焦占军回答说，“我不怪她，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很少有人能够承受这种压力，何况她还是一个女人。”
也许正因为对身边人亏欠太多，案子尘埃落定，焦占军却并未放弃申诉之路。他要“做完这个案子剩下的事”。
2011年12月16日，拿到无罪判决书的那天，保定市中级法院的人劝诫焦占军，你别再争取赔偿了，要不然，很有可能再把案子给你翻了。
——此话纯属好心。就连他至亲的家人都为此跟他大吵，“你就别折腾了!难不成你还想‘进去’呆几年?”
焦占军已经58岁了。他告诉记者，“如果要放弃，我十年前就放弃了，九年前就放弃了，八年前也就放弃了……”他要把他的“人生价值”找回来。
十年。当焦占军终于被宣判无罪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当场给法官跪下，连磕了三个响头。十年的挣扎、伤痛、心酸和无奈，在这一刻，或许得到些微释放。然而焦占军说，“这个案子，把我的人生价值给毁了。”
十年轮回。他曾是同仁堂最大的经销商之一，拥有两家制药厂，营业额1000万元以上。如今一切灰飞烟灭。他已年届六十。
“药贩子”
距离石家庄九十公里开外的安国市，天元大酒店。隔着十几年时光，酒店的白色墙体已然有些泛黄，似乎只有大堂里黑底描金的“天元楼记”，还在彰显着昔日辉煌。
词曰：“陋室堪记，常忆先贤，挥剑唱风。钟离泗上楼桑村，居草庐，三分定。植根五行守中原，飞凤腾九重。且将天元作丛台，兴金樽，论横纵。”
1999年初建成时，焦占军名下的天元大酒店堪称安国当地最气派，内设最好的商务大楼，往来皆是当地官员富商。据说有官员见词评说，“这词写得太过，太大了。”旁人回应，“您是不了解焦占军。要了解他，您就不会认为这词太过。”该官员顿时皱眉， “焦占军?他不就一药贩子嘛。”
对掌握权力的人来说，焦占军的确只是个“药贩子”。
他早年在安国市信访科工作，后调至安国中药材供销公司。时值改革开放，安国自古又为“药乡”，焦占军力主从当地中药材市场的药农手中收购中药材，初加工后供给北京同仁堂，再从同仁堂手中收取成药来经销。天时地利人和。安国中药材供销公司因此发展迅猛。
到1999年5月，中药材供销公司几经重组改为民营，更名为大仁药业有限公司，由焦占军任法人代表一手执掌。此时，公司已成为同仁堂在全国最大的经销商之一，除在安国拥有一家年营业额上千万元的制药厂，还在北京设有分公司联合经营健都制药厂，堪称安国市纳税大户。焦占军在当地商界风头一时无两。
天元大酒店就是这时期建成的。开业之初，焦占军请当地文化名人题词一阕。词毕阅之，焦占军大笔一挥，将“守江东”改为“守中原”，足可见其胸藏霸气。
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确有底气如此。2000年5月，焦占军与泰国PP集团签订合作开发协议，拟在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处购进土地，用于药材的种植与生产——的事业野心远不限于安国，他筹划着更大的生意版图。
没想到就在此时，天降横祸，彻底改变他此后十年命运。
“我不怕查!”
在中国做企业，尤其是做民营企业，做一个千万元级别的民营企业，和政府部门搞好关系太重要了。正因为此，焦占军试图谦恭显于外，霸气藏于心，焦占军一直遵守着中国社会的潜规则。譬如安国当地的“土税法”。
按照国家税务法规定，增值税以商品增值部分乘以17％计算。而安国当地所谓“土税法”，顾名思义，是地方政府在国家税法之下设置的一种地方性税政。即只要使用票据，不管增值不增值，都在票据开具销售数额上乘以一定税率作为增值税收归地方财政。安国当地执行的税率是国税局收取1‰地税局收取1％，总计2％。不仅安国，周围许多县市都有诸如此类的“土税法”。对税务局来说，相比于以商品增值部分为基础收取增值税，单纯以销售票据为依据，显然大为便利。但对像焦占军这样的企业主来说，则是有苦难言。
大仁药业的运作模式，打个比方来说，就是以1元收购中药材，初加工成原料药材后再以2元卖给同仁堂，而同仁堂以货抵款，之后大仁药业在销售中成药时，则是以低于进价的价格销售出去。因此实际上，大仁药业经销中成药挣不了钱，挣钱环节在前端加工销售原料药材。
也就是说，一来同仁堂给大仁药业的货都是带税商品，同仁堂作为第一纳税人已经纳税，大仁药业购货时已经按价税付款，此乃进项税额；二来大仁药业低价销售中成药，销项税额低于进项税额，不存在增值部分。
按道理，焦占军只需在原料药材销售这一环节缴纳增值税。但“土税法”以销售票据为依据，则焦占军在原料药材销售和中成药销售两个环节都需缴纳增值税。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尽管如此“不公”，焦占军还是隐忍下来，一丝不苟地缴纳“土税款”。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干那些“偷税漏税”的小动作，以免因小失大。
然而性格张扬的他不知在何处得罪了哪路“神仙”，2000年7月。由河北省、市、县国税稽查局组成的专案组进驻大仁药业。
——查就查吧，企业财务规范，怕什么?
没想到这一查，还真查出了“问题”。专案组声称，
“大仁药业在销售中成药时，从1998年到1999年期间以‘大头小尾’的方式填开万元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即分别填写四联销项发票，把存根联和报税务局的记账联(一、四联)少记销项收入，把给货方的二、三联填写实际销售金额，虚假填开增值税发票179份，少计销售收入1079万余元。”继而安国市国税局以少计销项收入直接乘以17％，而非国家税务总局(1998)66号文规定以销项减进项的计税方式，认定大仁药业偷税183万余元。
“问题”出在闰亚平身上。早在1997年底，大仁药业就在北京成立了中成药销售部，承包给北京人闫亚平经营。闫亚平自然不像土生土长的焦占军一样“墨守成规”。她千方百计试图躲过本不该交的“土税款”。而因为承包经营，焦占军事前并不知情。
可正因为是承包经营，焦占军觉得跟自己并无瓜葛，丝毫没把此事放在心上。他的精力已经转移到了“金三角”项目上。他甚至有意把企业移出安国。山雨欲来风满楼。2000年12月28日，一纸税务处理决定书递送到焦占军手上。安国市国税局以其认定的偷税额减去多交税款额和已交款项，责令大仁药业补交税款158万余元，并收滞纳金127万余元。不仅如此，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安国市法院扣押了焦占军名下一辆红旗轿车。
这下焦占军坐不住了，“我没犯法，我不怕查!”为此，他甚至跑到保定市中院行政庭起诉，状告安国市国税局土税法——初步看来，这招效果显著。红旗轿车被归还了，不仅如此，安国方面还允诺，只要焦占军噤声，此事一笔勾销，不再追究。 毕竟民不跟官斗啊，焦占军偃旗息鼓，自以为从此风平浪静。没想到事后才知道，他又走错了一步棋。
就在焦占军从保定回来不久，2001年7月2日，安国市法院召开了紧急会议，要讨论讨论这个“不识相”的焦占军。他的朋友知道了此事赶紧给焦占军打电话，告诉他，市里已经形成了对你的处理意见，明天就要来拘捕你，老焦，赶紧出去避避，等风头过了再回来也不迟。
跑?为什么跑?凭什么跑?焦占军偏不信这个邪。第二天，他如常坐在办公室里办公，安国市公安局的人来了。焦占军坦然说，我知道什么事，我跟你们走。
这一走就是两年。十年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2001年8月，焦占军被批捕。他出示了大仁药业和闫亚平的承包协议，自以为白纸黑字再明白不过。没想到闰亚平临阵倒戈，否认说她并没有与焦占军签订承包协议，协议上的签名不是她写的，她只是焦占军的一名员工，她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
2003年1月，安国市法院最终以偷税罪一审对大仁药业判处罚金366万余元，追缴违法所得183万余元；判处焦占军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83万余元；判处闫亚平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178万余元。
焦占军不服。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业务已经承包他人，并非自己经办，自己大不了负连带责任，可为什么最后自己却背了整个黑锅?更何况，安国当地“土税法”有错在先，凭什么要企业主来承担责任?
凭什么?阳光下的财富何以藐视阳光下的权力?这是现实，更是中国绝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老板的悲哀。有人说，凭借焦占军多年建立的政商关系与不俗财力，他完全可以通过解释澄清、斡旋公关甚至跑路，来躲过这一劫。但他太“倔”。
宣判后，焦占军上诉到保定市中级法院，中院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中，焦占军提供了17份总额169万元的税票证据。这是大仁药业应抵扣而未抵扣的进项税票，力证大仁药业销项税款低于进项税款，不存在所谓应缴而未缴的增值税，不属于偷税问题。尽管如此，安国市法院仅将之作为“本案从轻情节予以考虑”，改判焦占军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宣判次日，焦占军终于得见天日。此时，距离他被羁押已经过去了2年零17天。曾经寄托他雄心壮志的“金三角”项目早已流产。因无人掌管，大仁药业在安国市的制药厂也已停工，员工流散。在北京的联营制药厂被出售。就连焦占军个人名下的商务大楼也被查封，银行账号被冻结。
2年零17天。不堪回首。在狱中，他心力交瘁以至于患上了心脏病和高血压。医生建议办理保外就医。“有关方面”却坚决不允，据说还告诉旁人，焦占军要么死，否则别想出来。
他怕自己真的死在“里面”，终于颤抖着写下一份“永不上诉”的保证书。2003年17月21日，缴纳7万元保证金后，焦占军出狱。
果真永不上诉吗?“罪”已遭了两年，既是覆水难收，何妨鱼死网破拼一个公道?出来后仅休息了三天，病中的焦占军就跑到安国市法院院长的办公室，要求讨回公道。
当然是未果。2003年11月26日，焦占军直奔河北省人大。时任省人大内司委主任看了他的材料，批转省高院立案庭庭长复查，后又批转至保定中院，中院转到安国市法院立案复查。然而从此一拖两年。
两年里，焦占军奔走在北京和石家庄两地。每年两会期间，他都带着厚厚一沓材料去北京上访喊冤。2005年6月，省人大再次发函安国市人大催办。2006年3月，省人大又批转河北省高院督办。没想到批转到安国市后，又没了音信。
——不复查也罢，哪怕是驳回申诉也好啊。可是石沉大海，直至2007年11月15日，在河北省高院信访组的催办下，焦占军才终于拿到安国市法院下发的驳回申诉维持原判通知书。有了这张驳回通知书，他才能申诉到保定中院。
2008年3月，保定中院再次作出驳回申诉的通知，倔强的焦占军又申诉到河北省高院。
2009年3月，河北省高院作出再审决定，指令保定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再审。6个月后，保定中院作出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安国市法院重审。没想到安国市法院又将案件退回中院。
河北省高院、保定中院、安国法院，反反复复几个来回，案件只要一发回安国就卡住了。不得已，保定中院只能把这个案子批转到距离安国200多公里以外的涞源县法院再审。
终于2011年5月12日，涞源县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大仁药业、焦占军、闫亚平偷税罪不成立。
千帆过尽
“这条路，我跑了上千次。”从石家庄驱车赶往安国的路上，焦占军这样告诉记者。
他的神情并不轻松。他的执着，曾让家人付出惨痛代价。十年间，为配合“调查”，每年他都要经历几十次的传讯，家人终日惶惶。安国本就不大，熟人社会里，焦家人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不仅如此，焦占军“偷税案”还引发了四个经济纠纷案。他向记者出示了这些经济纠纷案的多项证据，然而不管己方证据如何扎实，对方都“毋庸置疑”地胜诉，成为他的债主。巧合的是，审判这些经济纠纷案的审判长，与当年“偷税案”的审判长，恰恰是同一个人。
为了讨债，债主们把焦占军居住楼房的门窗打破，他家冰箱被砸，他的大儿子几次被打得头破血流，右眼甚至险些失明。更可怕的是，还有债主找来当地混混到他家里索债。而安国当地报纸、电视台连续三年三次不经由焦占军同意，擅自刊登焦占军个人名下商务大楼的拍卖信息。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几年前，焦占军的妻子已经带着孩子们搬出安国市。
“还有一件事间接因我而起，”焦占军顿了顿，在他被捕后，与他交情不错的当地某信用社主任被指收受焦占军的贿赂也遭拘捕。这位耿直的信用社主任坚决不肯“出卖”焦占军。然而在当地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这位信用社主任的儿子选择了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贿赂，真的没有，是我连累了他。”说到此处，焦占军神情黯然。
“闫亚平呢?”记者问。
“事发后没几年，她就精神失常了。”焦占军回答说，“我不怪她，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很少有人能够承受这种压力，何况她还是一个女人。”
也许正因为对身边人亏欠太多，案子尘埃落定，焦占军却并未放弃申诉之路。他要“做完这个案子剩下的事”。
2011年12月16日，拿到无罪判决书的那天，保定市中级法院的人劝诫焦占军，你别再争取赔偿了，要不然，很有可能再把案子给你翻了。
——此话纯属好心。就连他至亲的家人都为此跟他大吵，“你就别折腾了!难不成你还想‘进去’呆几年?”
焦占军已经58岁了。他告诉记者，“如果要放弃，我十年前就放弃了，九年前就放弃了，八年前也就放弃了……”他要把他的“人生价值”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