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钟叔河先生那天，正值酷暑，听说钟先生是在长沙一栋楼的20层住，一路上问了不少人，等到看见20层门前挂一竹额题“念楼”二字时，我们已汗流浃背。然而一进门，钟先生就让人端来西瓜，生怕我们不好意思吃，就笑着说由他带个头吧。钟先生的平易近人让我们如沐春风，心间顿生一阵清凉。一下午轻松愉快的谈话，给我们的感觉钟叔河先生是位性格谦和豁达、眼光睿智、观点犀利的老者。其话语，在腴润里带有苦涩，在随意中隐着谨饬；在乡俗里透出雅趣，在直白里饱含书卷气。
　　
　　年少最嗜书
　　
　　“记得青山那一边，年华十七正翩翩，多情书本花间读，茵梦余哀已卅年。”
　　这是钟叔河先生在被囚禁的那段极端孤独和苦闷的日子里，记忆中默诵巴金一节译文时写下的四句诗。而诗中提到的“多情书本”，便是巴金译的德国19世纪中叶著名作家斯托姆的《蜂湖》。钟先生告诉我们，对于书名，他好像更愿意叫它后来由郭沫若译的《茵梦湖》。
　　提到《蜂湖》这本书的时候，年已七十有余的钟先生还十分清晰地记得书中的动人故事，并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起来，渐渐地我们也跟随他的情绪沉浸其中。语末，钟先生还说这本书“清丽的文笔，简朴的结构，纯真的感情”给他当时年少易感的心以足够的温存和慰藉。可能如果没有巴金，没有巴金那和斯托姆一样清丽的文笔，年少时的他便不可能读到如此多情的书本，而自己从书中产生的蒙眬的感情也就不能得到宣泄和释放——抑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稍微抒解郁积在心里的余哀。也许正是这样，才让年少的钟先生很想读书。
　　钟先生是一个读书人家子弟。他的父亲是最后一届考八股文的秀才，后来父亲学了数学又教数学，哥哥学农的，从而使他接触了不少这方面的书，慢慢就对植物学感兴趣，之后也看过一些考古的书，对挖掘人类古文明的事也有兴趣。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他的小学和初中是在湖南平江老家读的，他幸运地碰到了两个好老师，对他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是国文老师，一个是地理老师。国文老师选了很多好文章，鲁迅、冰心、许地山……而那位地理老师则使钟叔河从此热爱上了大自然，对地理学极感兴趣。期间钟叔河还在他哥哥的国文课本上读到周作人的散文，谈金鱼，讲故乡的野菜，那些文章不做作，看得懂，而且意思很深，每次看都会有新体会。渐渐地，觉得周作人的文章对自己的胃口，于是不断地找他的书来读。抗战胜利后钟叔河到了省城长沙读高中，又有机会读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1949年，18岁的钟叔河对自己的前途充满憧憬，他本想考北大学考古或地理，可惜造化弄人，因偶然缘故他报考了一个“新闻干部训练班”，成为了一名编辑。
　　
　　苦难最磨人
　　
　　“你们像刚下水的船／我祝你们破浪乘风而去／不希望你们平平安安地走／因为越平安也就越无兴趣／没有风，怎显得我能镇定／没有浪，怎显得我能驾驭／即使不幸沉没了／那也无须恐惧／因为后来还有更多的船／它们将要走我们的路”
　　谈起过去的苦难成长历程时，钟先生倒背如流地朗诵起高小毕业时国文课本最后一课《告别词》里的这段话。我们从他坚毅豪迈的性格中，也自然了悟了他喜欢这段话的原因。
　　1957年，钟先生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而身陷囹圄长达十年之久，这些使他面临人生的一次又一次低潮。在打成右派之后，钟先生没有回到报社，而是在街道上参加劳动，靠拖板车来接济生活。拖板车是重体力活，刚开始不适应，痛了几天，还好睡几天也就不痛了。钟先生就是这样冒着严寒酷暑，每天从早到晚一趟一趟地卖苦力。尽管历尽坎坷，然而生活的苦难与艰辛并没有阻止他读书的习惯。也正是在这一阶段，钟先生反倒有了人生中一次难得的平静的读书机会，他阅读了大量书籍。而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周作人有了一段交往，为他出牢后进入出版行业大胆率先出版周作人的作品埋下了伏笔。
　　先生多次说过“死都要做个明白鬼”，怎样才能做“明白鬼”，唯有多读书。生活的历练及平时的学习与思考告诉他，成长内蕴见识。自以为知，其实所知甚少；因为无知，所以读书，因为怀疑，所以读书，读书是用心甚至伤心的事，带来的不一定都是快感，可能是伤感，甚至痛苦，而或许往往以痛苦为代价成长更能够深刻地体验人生，以幻灭为代价冒险更能够探求人性最深处的奥秘。
　　也正是因为不断地读书，才使钟先生在精神上无所畏惧，使他漠视自己的苦难而放眼看世界。人生命运的成长过程于先生，可以说是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对自我生命的超越，对个人价值的超越，最终让自己曲折的人生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编辑与写作是最爱
　　
　　“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鲁迅先生在一篇名为《“这也是生活”》的文章中如是说。我想钟先生在出牢后所从事的编辑出版工作的意义大概也就在于此吧。在钟叔河先生的眼里，编辑是一种职业，除了要有责任心，还要有理想有信念与使命感。
　　粉碎“四人帮”后，他回到编辑岗位，编辑出版了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系列丛书——“走向世界丛书”。钟先生回忆说，之所以要以系列来出，是认为如果分散来出，没有什么印象，而且不一定什么人都能看懂，所以他还必须亲自在每篇前面写导言，介绍作者的背景，还有他到外国去的背景，以及他记载的各国风物，然后透过这些记载，看出作者的心态和他的见识。每篇一般四五万字，最短的一万多字，一个月一本。虽然比较辛苦，但还是觉得搞这个事情有味道、有意义。
　　钟先生任湖南岳麓书社总编时，先后又编辑、出版了周作人的各种集子。这些集子并非是照原样排印，而是根据初版本进行认真校定，写出校记、编出索引，为人们研究周氏提供了可靠的版本。他编辑的《曾国藩全集》，为国内搜集最全，文字精确的本子。钟先生还为此集写了序言与后记。这并非是说明性的文字，而是有见地的书评或书话。这些文章均收入在《书前书后》集中。近年，钟先生给广西师大出版社编了周作人散文全集，这是周氏著作的集大成，收有很多集外文和未刊稿。钟先生的学识令人钦佩，而他的胆略和见识更加值得敬重。对此，钟先生却自谦地说：“惭愧的是我做事太少，而且年过七旬，并非‘强弩’，已是其‘末’了。”
　　现在的钟先生除了编书，还写一些散文，也为几个报纸写专栏，有读旧书的随感，也有一些生活随笔散记，大多数都是借题发挥。钟先生说，写东西总之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有所感，或者有所思，或者有所知。我们衷心希望先生在工作的同时也多保重身体，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