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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据称宗庆后女儿宗馥莉接受媒体采访的话语曾引发媒体的广泛讨论：“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这一代一样。”据称，她还表示，有可能将娃哈哈搬到国外。
在政商关系话题持续发酵的当下，这起袭击事件与“可能出走”的言词无不让人浮想联翩。
其中，较具解读意义的，是诸如宗馥莉这样的家族企业接班人对于财富、接班、政商之道的理解。
去年5月，有媒体出版了《中国独二代调查报告》一书。其中将“富二代”定义为民营企业家“富一代”的子女们，多为70后、80后、90后，以继承为媒介继承上一代人的名声、财富和资源，承担着延续财富神话的家族使命。
换用更加中性的名词，这就是“富二代”。这群在金子铺就的路上肆意奔跑的年轻人拥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大多接受过海外的教育，而他们与父辈的差异从生活经历、办事方式一直延伸到政商观、经营理念，无处不在。
宗馥莉的一番话让不少人警觉，当民营企业经历代际传承，政府应该面对新的掌舵者—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更加开放、自由，但同时，对复杂的人情世故和政商关系无所适从。而因为改革停滞以及经济模式的落后、单一，他们的接班往往会遭遇各种难题，有的甚至危及企业的存续。
不过，由于各种社会原因，这群人不愿主动站在聚光灯下说话，以至于记者的采访也大多在匿名的前提下进行。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富二代”不会如此轻易地拥有财富。但同样，如果不是因为父亲，他们或许可以更加自由地追求自我，躲开接班的矛盾、复杂的政商关系，以及全社会灼热的目光。
我的父亲母亲
陈斌的父亲下海前是浙江沿海一座小县城里的体育老师，身高1.8米，体格健硕，不苟言笑、不怒自威。
上世纪90年代初，其父亲开始跑长途客运时，陈斌还在念小学。那时，他家是负资产，父母经常需要筹钱。有关这段时光，陈斌尤其记得母亲吃过的苦，她经常整天守在车站里卖票，饿了就啃几口冷馒头。陈斌的母亲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因为老师反复劝说而免于辍学。陈斌觉得，幼时的经历让母亲怀揣着强烈“改变命运”的愿望，甚至于如今50多岁的她依然维持高强度的工作，“偶尔停下来就会像傻子一样不知所措”。
黄晴的父亲也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闯荡上海。初时，他与亲戚合开了一家公司，但不久后倒闭。为东山再起，他转而承包工地。
黄晴或许是中国最早一批的留守儿童。在读高中之前，她只有在每年的寒暑假才能和妈妈一起到上海找爸爸。
这种相聚通常是黄晴所有在上海打拼的亲戚一起回到老家与亲人团聚，而他们一家三口很少单独相处。
久而久之，幼时的黄晴觉得，父亲是繁忙而陌生的，他对自己以及母亲的关怀全都是通过一部电话。而她那时所不知道的是，破产的父亲非常落魄。在接到人生中的第一个工程之前，他蜗居在狭小而又破旧的棚户房里，大夏天不舍得坐带空调的公交。
等黄晴上了初中，她可以明显感受到父亲越来越富有，而代价是父母的婚姻亮起了红灯，最终在多年后破裂。
初中毕业后，黄晴被父亲接到上海读书。尽管父女俩住在一起，但他们的相处时间依然很少。通常一大早，她上学，他上班，而晚上，他总是很晚回家。
对于应酬，黄晴毫不陌生，因为，父亲的建筑公司主要承接政府单位的基建、员工宿舍等配套项目，捋顺关系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
小时候的假期，黄晴和母亲来到上海，父亲常常带着她们，约上一些领导以及他们的家人，“像朋友一样外出郊游”，这是黄晴印象中的“建立关系”。
稍大一些的黄晴不愿再与父亲一同出现在饭局上，她有时像一个局外人，不远不近地看着觥筹交错中的父亲。有时，黄晴会很心疼，因为，他一杯一杯地喝酒，喝完吐，吐完再喝。
有时，她又感到痛苦，“尤其看到父亲小心翼翼地说话、点头哈腰地对领导陪笑”。但同时，她又会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弯下腰是为了更好地抬起头。”如今，黄晴父亲的生意走得很顺，她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资产，但几千万总是有的。而陈斌的父母完成了蜕变，成了陕西省某中心城市一家大型豪华商务酒店的老板。这栋陈家的酒店主楼21层，地处当地县城的繁华闹市，是县政府的政务接待中心，提供客房、餐饮、购物、康乐等一条龙的服务项目。
由于生意的关系，陈斌的父亲常与政府官员接触。“他是90年代出来的企业家，靠的是气魄和胆量。若论经商，他的管理是粗放式的，细节都是我母亲落实，但要说与官员打交道，他绝对是个角色。”
陈斌觉得，父亲处理关系就像是下一盘象棋，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没有谁吃得住他”。更让陈斌佩服的是，在一些场面上，父亲的态度、说话的角度，发声的音量乃至抑扬顿挫都很有水准，“他似乎天生就具有某种领袖气质，而我可能永远无法像他那样。”
“你不得不承认，压倒众人的气场，以及信心爆棚乃至于夸大其词的‘演说’往往是老板和官员信服你的两个条件。”王大骐是中国著名战略策划咨询机构王志刚工作室创始人王志刚之子。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无数次列席父亲的饭局，有时，父亲滔滔不绝的发言让他感到窒息。
不过，他又认为，自己父亲与官员的关系往往是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同时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业务之外再无任何其他往来。
不一样的“企二代”
2013年8月的一天，在上海外滩一家非常高级的法国餐厅，一位男性迎来了美丽的女伴。他们倒不是情侣，不过男性还是忍不住地激动，因为这位叫万青的女孩，似乎是从文艺作品里走出来的大小姐一般，美若天仙又背景显赫。
“要不要换这个位置，我这里可以俯瞰外滩，景色不错。”男士作出了一番绅士的表态，但对方的回答让他略吃一惊。
“呵呵，不需要了，我每天都可以俯瞰外滩。”万青的父亲是一家崛起于广东客家的上市公司的老总，不到30岁的她在十多家企业挂名董事长或者董事。 这位男士又转向另一个话题，“每天都会去上班吗？辛苦吗？”“不会，反正都是爸爸的公司，想去就去嘛。”
2010年，中国社科院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彼时，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平均年龄已达到55岁至75岁，此后5到10年内，全国将有300多万家民营企业迎来代际传承。
于是，“企二代”粉墨登场。他们拥有父母的遗传基因，也将继承财富，但两代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的代沟可以简单地体现在KTV里唱的歌以及玩乐的方式上。而其实，这种差异从生活、办事方式一直延伸到价值观，无处不在。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应该就像中国大学宿舍里舍监对于每个学生宿舍的作用吧。”说完，万青哈哈大笑，“这是我的想像”。
同样的问题，小曼则不甚了解，尽管她的父亲经营着一家投资公司，多年前红遍半边天的一部爱情电视剧就是他的一大手笔。
实际上，小曼很小就去了国外，以至于说起话来英文更像母语。两年前，她回到北京，并一直赋闲在家。她选择了各种健身和保养项目，再加上各种高层次的社交，整个人看上去总是光彩照人。
2013年，她体验了20多年来的两个第一次——第一次坐地铁，尽管10分钟之后，她就逃了出来，因为被北京地铁里的高温和拥挤吓到；第一次看7点档的新闻联播，因为她终于要工作了，而且单位是一个国家部委。而对于新闻联播，她的观后感独特，认为“很有意思”。
在工作之前，万青也在国外度过了很长的时光，她在英国上过高中，又去加拿大读过本科。锦衣玉食的生活和国外的教育促成了她直率的性格，不熟悉的人会被她的直白所震惊、甚至伤害。
比如，在国内读一个专为富二代子女而开的班时，每个女孩都可以获得一次去LV、CHANEL或是GUCCI实习的机会，所有人都去了，只有万青失败，因为，原本只是走个过场的面试，因为她的“嚣张”或是直接，年轻的女HR彻底崩溃了。
在处理各种“关系”上，万青有时的确笨拙，她甚至在入籍加拿大时，和加方官员大吵一架，搅黄了面试。不过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万青依然充满个性和魅力，她甚至还曾当选加拿大华裔小姐。
回国后，作为一个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至少名义上如此，万青参加过一些政府组织的活动，既有说明会，也有为拉近关系服务的场合。但这些因为她的不太重视而没有在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对国家大事还算感兴趣，喜欢听听看看，但不会做深入的研究。”她一度热衷于微博，喜欢关注和转发各种流行的言论。至于那些官媒和他们宣扬的价值观，她则直白地表示，“鄙视！”
而小曼喜欢社交，有着各种各样的朋友，包括文化人、媒体人等。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发表一些与新闻联播相去甚远的观点。小塔喜欢这样的朋友，觉得这些人见多识广，常听得津津有味。而对于他们的诸多观点，她的感受和自己看《新闻联播》一样—有趣。
接班的故事
黄晴曾经以为，自己会与万青不同，会远离父辈的生意和复杂的官商关系。2007年，她高中毕业准备赴澳大利亚留学前与父亲有过一段促膝长谈，“要不我去读建筑，回来后帮您？”那是父亲第一次对黄晴袒露心声。他希望女儿当公务员，不愿她步己后尘，因为，“下工地太苦，和官员打交道太累。”
小曼的父亲、一位成功的山西商人同样不赞成女儿接班。他的公司以他为核心，高度个人化，不是一个80后能够轻易介入的。
这一点王大骐深有感触，“每个财富的第一代积累者，其企业无不深深地印着他或她的烙印。他的社会关系，他的江湖地位、他的逻辑思维、他的酒量、他的人格魅力、他的说话方式，他的一切一切，你必须突破，否则你只是一个守大门的。”但突破谈何容易。
而当小曼这个“白富美”在家待业2年后，父亲极为发愁。后来，父女俩认真分析了几种可能性，出于北京人对政治和面子的热衷及重视，最终选择了从政之路。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小曼父亲觉得，“公务员不会太辛苦。”
如果这一对父亲的考虑包含明显的性别因素，那么，陈斌父母的想法值得深思——他们也希望自己的独生子能够在北京或是上海找一份体面、安稳的工作。至于酒店以及其他可观的资产，他们退休时可以全部卖掉。
而陈斌也是这样做的。2011年12月，在澳大利亚学习、生活7年，并尝试了几桩小本买卖后，他回到国内，先在上海呆了小半年，面试了几份工作，但都没有成功。
回想起来，陈斌觉得自己选择了错误的“打开方式”：他竟然开着限量版的宝马跑车，叼着中华烟，摆出一副在澳洲谈项目的架势去应聘一份起薪五六千元的工作。于是，陈斌只得回到父亲身边。
而黄晴回到上海后没有接受父亲的安排。她曾准备应聘四大会计事务所，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但这时，她收到了舅公的邀请。
这是上海一家创立于90年代的综合性民企集团，如今拥有子公司十多家，产业涉及房地产、五星级酒店、商业街、博物馆、小额贷款公司等。
由于黄晴父亲一支的家族中，青年一辈只有她与长她五岁、从小玩在一起的小叔（黄晴舅公的儿子），故而，黄晴被寄望进入企业帮忙，辅助小叔接班，两人共同打理公司业务。
在这件事上，黄晴选择接受。但现实中，围绕接班的父子冲突并不少见，尤其在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碍于计划生育政策，企二代没有接班之外的选择。
目前，仅工作两年的黄晴担任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业主方助理，这是普通人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的职位。该酒店聘请国外专业团队管理，而黄晴和她的领导两人是集团派驻酒店的监管方。
同样，黄晴小叔进入集团的方式也是“空降”。他在澳洲留学十年，从高中一直读到MBA，回国后直接出任集团副总裁。
这样的经历让黄晴感觉到了人员管理的难度，“因为我们都不是从基层做起，而且，过去的人生经历也无助于了解底层员工的想法。”
与此同时，经营理念的代沟横亘于两代人之间。“比如，集团旗下的商业街搞节日活动，我们的想法是搞台湾夜市、小吃一条街，但父辈却希望策划一个游园会。” 此外，黄晴认为，接班的第三重难题在于如何维护官商关系。“目前，父辈已经建立了很多稳固的关系，我们的任务只是维护、保护它，这并不困难。但问题在于，伴随我们的继承，政府官员也会出现更替，那么，如何建立新的人际圈子呢？当然，我们知道这层关系的建立非常重要，但我们都在国外接受过教育，对于过去乃至现在的一些做法，从内心来说，我们并不喜欢。”
事实上，这也是陈斌的难题。去年6月始，他自己做起了生意，承接钢构项目，但依托的仍然是父亲的人脉、关系以及酒店的平台。在建立全新而有效的官商关系上，他还不能独当一面。
“二代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尤其是留学回来的，更为自由、平等、单纯，他们往往做不来放低尊严的事情，对复杂的人情世故也更为厌倦。”王大骐正在写一本关于富二代的书，为此寻访了不少与他背景相似的孩子，而对于他们无法融入官商文化的现实，他如此解释。
富二代的创业
从2008年苏浩飞往美国读研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最终要回国接手父亲的企业。但他没有料到，这一天的到来会是因为父亲病重。
去年下半年，得知父亲被诊断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后，苏浩匆忙带着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女儿回到国内。后来，父亲的情况好转，他又有了一段缓冲期。
可是，父亲的企业究竟要怎么接手？苏浩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有几年了，但没有答案。这是浙江东部地区一家规模中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中低端的鞋子。过去兴盛时期，企业的年产值曾有好几千万，但近年来，随着原材料、人力等成本不断上升，利润越来越薄。
在浙江当地，很多这样的企业主并不舍得儿女接班，反而希望他们到银行、政府等单位谋求一官半职。苏浩一位同学的母亲甚至认为，与其天天与素质低下的农民工打交道，还不如老老实实上班去。
但苏浩是喜欢经商的，只是目前的经济形势让他感到迷茫。他想接手父亲企业的“壳”，换掉“内容”，但换成什么呢？如果他把企业卖了，成立一家投资公司，那么，投资什么呢？
2013年8月底，全国工商联发布“201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在发布会上，全国工商联经济部部长谭林表示，过半数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才缺乏、税费负担重和资金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制约。民企的转型升级被旧话重提，而随着近几年民企的更新换代，希望开始被寄托于那些往往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企二代”身上。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1985年出生的罗茵茵17岁留学英伦，大学期间母亲罹患癌症，她临危受命，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接手母亲的房地产公司，并通过拓展红酒和游艇业务实现了企业的转型升级。
对于那些父辈已通过创业获得一定财富与社会地位，但自己选择脱离父辈的原始产业重新创业或者带领父辈的企业转型升级、完成二次创业的群体，社会上越来越多地称之为“创二代”，他们的社会形象要比富二代积极、正面许多。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遇到了回国不足两个月的祁碧臻。他正带着如火的激情准备将美国家喻户晓的冻酸奶品牌TCBY引入中国市场，并扬言要在未来10年帮助中国消费者了解、创造一种全新、健康的生活饮食方式。
很难想像，这位认为酸奶里蕴藏大商机的男孩出生于字画、古董鉴赏世家。他的父亲数年前从著名的朵云轩出走后自立门户，拥有一家赚钱的艺术品公司。而自小学习书画的祁碧臻拒绝继承家业，转行卖起了冻酸奶。
祁碧臻认为，四年的美国本科激发了他的创业兴趣和创业精神。“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很多年轻人都希望通过找到好的项目白手起家。”
受之感染的祁碧臻毕业后徘徊在美国东部，圈子里全是志同道合者，所有人都在寻找和等待机会。而祁碧臻的基本经济观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对健康的关注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程度。于是，当祁碧臻接触到冻酸奶项目时，他认为自己带回国的将不只是一个甜品，而是健康、绿色的生活理念，以及美国对于食品极其严苛的高标准和高要求。
挖到金子的祁碧臻回到了上海，他的第一家冻酸奶店也即将开业。而此时，苏浩正谋划着回到美国东部寻找创业灵感，他已经受够了“中国民企兜兜转转难以升级”的怪圈，也不敢将资本投入民间金融的灰色地带。然而，在大洋彼岸，他的掘金之路注定不会比20年前父亲的创业来得轻松。
在政商关系话题持续发酵的当下，这起袭击事件与“可能出走”的言词无不让人浮想联翩。
其中，较具解读意义的，是诸如宗馥莉这样的家族企业接班人对于财富、接班、政商之道的理解。
去年5月，有媒体出版了《中国独二代调查报告》一书。其中将“富二代”定义为民营企业家“富一代”的子女们，多为70后、80后、90后，以继承为媒介继承上一代人的名声、财富和资源，承担着延续财富神话的家族使命。
换用更加中性的名词，这就是“富二代”。这群在金子铺就的路上肆意奔跑的年轻人拥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大多接受过海外的教育，而他们与父辈的差异从生活经历、办事方式一直延伸到政商观、经营理念，无处不在。
宗馥莉的一番话让不少人警觉，当民营企业经历代际传承，政府应该面对新的掌舵者—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更加开放、自由，但同时，对复杂的人情世故和政商关系无所适从。而因为改革停滞以及经济模式的落后、单一，他们的接班往往会遭遇各种难题，有的甚至危及企业的存续。
不过，由于各种社会原因，这群人不愿主动站在聚光灯下说话，以至于记者的采访也大多在匿名的前提下进行。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富二代”不会如此轻易地拥有财富。但同样，如果不是因为父亲，他们或许可以更加自由地追求自我，躲开接班的矛盾、复杂的政商关系，以及全社会灼热的目光。
我的父亲母亲
陈斌的父亲下海前是浙江沿海一座小县城里的体育老师，身高1.8米，体格健硕，不苟言笑、不怒自威。
上世纪90年代初，其父亲开始跑长途客运时，陈斌还在念小学。那时，他家是负资产，父母经常需要筹钱。有关这段时光，陈斌尤其记得母亲吃过的苦，她经常整天守在车站里卖票，饿了就啃几口冷馒头。陈斌的母亲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因为老师反复劝说而免于辍学。陈斌觉得，幼时的经历让母亲怀揣着强烈“改变命运”的愿望，甚至于如今50多岁的她依然维持高强度的工作，“偶尔停下来就会像傻子一样不知所措”。
黄晴的父亲也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闯荡上海。初时，他与亲戚合开了一家公司，但不久后倒闭。为东山再起，他转而承包工地。
黄晴或许是中国最早一批的留守儿童。在读高中之前，她只有在每年的寒暑假才能和妈妈一起到上海找爸爸。
这种相聚通常是黄晴所有在上海打拼的亲戚一起回到老家与亲人团聚，而他们一家三口很少单独相处。
久而久之，幼时的黄晴觉得，父亲是繁忙而陌生的，他对自己以及母亲的关怀全都是通过一部电话。而她那时所不知道的是，破产的父亲非常落魄。在接到人生中的第一个工程之前，他蜗居在狭小而又破旧的棚户房里，大夏天不舍得坐带空调的公交。
等黄晴上了初中，她可以明显感受到父亲越来越富有，而代价是父母的婚姻亮起了红灯，最终在多年后破裂。
初中毕业后，黄晴被父亲接到上海读书。尽管父女俩住在一起，但他们的相处时间依然很少。通常一大早，她上学，他上班，而晚上，他总是很晚回家。
对于应酬，黄晴毫不陌生，因为，父亲的建筑公司主要承接政府单位的基建、员工宿舍等配套项目，捋顺关系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
小时候的假期，黄晴和母亲来到上海，父亲常常带着她们，约上一些领导以及他们的家人，“像朋友一样外出郊游”，这是黄晴印象中的“建立关系”。
稍大一些的黄晴不愿再与父亲一同出现在饭局上，她有时像一个局外人，不远不近地看着觥筹交错中的父亲。有时，黄晴会很心疼，因为，他一杯一杯地喝酒，喝完吐，吐完再喝。
有时，她又感到痛苦，“尤其看到父亲小心翼翼地说话、点头哈腰地对领导陪笑”。但同时，她又会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弯下腰是为了更好地抬起头。”如今，黄晴父亲的生意走得很顺，她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资产，但几千万总是有的。而陈斌的父母完成了蜕变，成了陕西省某中心城市一家大型豪华商务酒店的老板。这栋陈家的酒店主楼21层，地处当地县城的繁华闹市，是县政府的政务接待中心，提供客房、餐饮、购物、康乐等一条龙的服务项目。
由于生意的关系，陈斌的父亲常与政府官员接触。“他是90年代出来的企业家，靠的是气魄和胆量。若论经商，他的管理是粗放式的，细节都是我母亲落实，但要说与官员打交道，他绝对是个角色。”
陈斌觉得，父亲处理关系就像是下一盘象棋，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没有谁吃得住他”。更让陈斌佩服的是，在一些场面上，父亲的态度、说话的角度，发声的音量乃至抑扬顿挫都很有水准，“他似乎天生就具有某种领袖气质，而我可能永远无法像他那样。”
“你不得不承认，压倒众人的气场，以及信心爆棚乃至于夸大其词的‘演说’往往是老板和官员信服你的两个条件。”王大骐是中国著名战略策划咨询机构王志刚工作室创始人王志刚之子。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无数次列席父亲的饭局，有时，父亲滔滔不绝的发言让他感到窒息。
不过，他又认为，自己父亲与官员的关系往往是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同时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业务之外再无任何其他往来。
不一样的“企二代”
2013年8月的一天，在上海外滩一家非常高级的法国餐厅，一位男性迎来了美丽的女伴。他们倒不是情侣，不过男性还是忍不住地激动，因为这位叫万青的女孩，似乎是从文艺作品里走出来的大小姐一般，美若天仙又背景显赫。
“要不要换这个位置，我这里可以俯瞰外滩，景色不错。”男士作出了一番绅士的表态，但对方的回答让他略吃一惊。
“呵呵，不需要了，我每天都可以俯瞰外滩。”万青的父亲是一家崛起于广东客家的上市公司的老总，不到30岁的她在十多家企业挂名董事长或者董事。 这位男士又转向另一个话题，“每天都会去上班吗？辛苦吗？”“不会，反正都是爸爸的公司，想去就去嘛。”
2010年，中国社科院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彼时，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平均年龄已达到55岁至75岁，此后5到10年内，全国将有300多万家民营企业迎来代际传承。
于是，“企二代”粉墨登场。他们拥有父母的遗传基因，也将继承财富，但两代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的代沟可以简单地体现在KTV里唱的歌以及玩乐的方式上。而其实，这种差异从生活、办事方式一直延伸到价值观，无处不在。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应该就像中国大学宿舍里舍监对于每个学生宿舍的作用吧。”说完，万青哈哈大笑，“这是我的想像”。
同样的问题，小曼则不甚了解，尽管她的父亲经营着一家投资公司，多年前红遍半边天的一部爱情电视剧就是他的一大手笔。
实际上，小曼很小就去了国外，以至于说起话来英文更像母语。两年前，她回到北京，并一直赋闲在家。她选择了各种健身和保养项目，再加上各种高层次的社交，整个人看上去总是光彩照人。
2013年，她体验了20多年来的两个第一次——第一次坐地铁，尽管10分钟之后，她就逃了出来，因为被北京地铁里的高温和拥挤吓到；第一次看7点档的新闻联播，因为她终于要工作了，而且单位是一个国家部委。而对于新闻联播，她的观后感独特，认为“很有意思”。
在工作之前，万青也在国外度过了很长的时光，她在英国上过高中，又去加拿大读过本科。锦衣玉食的生活和国外的教育促成了她直率的性格，不熟悉的人会被她的直白所震惊、甚至伤害。
比如，在国内读一个专为富二代子女而开的班时，每个女孩都可以获得一次去LV、CHANEL或是GUCCI实习的机会，所有人都去了，只有万青失败，因为，原本只是走个过场的面试，因为她的“嚣张”或是直接，年轻的女HR彻底崩溃了。
在处理各种“关系”上，万青有时的确笨拙，她甚至在入籍加拿大时，和加方官员大吵一架，搅黄了面试。不过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万青依然充满个性和魅力，她甚至还曾当选加拿大华裔小姐。
回国后，作为一个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至少名义上如此，万青参加过一些政府组织的活动，既有说明会，也有为拉近关系服务的场合。但这些因为她的不太重视而没有在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对国家大事还算感兴趣，喜欢听听看看，但不会做深入的研究。”她一度热衷于微博，喜欢关注和转发各种流行的言论。至于那些官媒和他们宣扬的价值观，她则直白地表示，“鄙视！”
而小曼喜欢社交，有着各种各样的朋友，包括文化人、媒体人等。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发表一些与新闻联播相去甚远的观点。小塔喜欢这样的朋友，觉得这些人见多识广，常听得津津有味。而对于他们的诸多观点，她的感受和自己看《新闻联播》一样—有趣。
接班的故事
黄晴曾经以为，自己会与万青不同，会远离父辈的生意和复杂的官商关系。2007年，她高中毕业准备赴澳大利亚留学前与父亲有过一段促膝长谈，“要不我去读建筑，回来后帮您？”那是父亲第一次对黄晴袒露心声。他希望女儿当公务员，不愿她步己后尘，因为，“下工地太苦，和官员打交道太累。”
小曼的父亲、一位成功的山西商人同样不赞成女儿接班。他的公司以他为核心，高度个人化，不是一个80后能够轻易介入的。
这一点王大骐深有感触，“每个财富的第一代积累者，其企业无不深深地印着他或她的烙印。他的社会关系，他的江湖地位、他的逻辑思维、他的酒量、他的人格魅力、他的说话方式，他的一切一切，你必须突破，否则你只是一个守大门的。”但突破谈何容易。
而当小曼这个“白富美”在家待业2年后，父亲极为发愁。后来，父女俩认真分析了几种可能性，出于北京人对政治和面子的热衷及重视，最终选择了从政之路。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小曼父亲觉得，“公务员不会太辛苦。”
如果这一对父亲的考虑包含明显的性别因素，那么，陈斌父母的想法值得深思——他们也希望自己的独生子能够在北京或是上海找一份体面、安稳的工作。至于酒店以及其他可观的资产，他们退休时可以全部卖掉。
而陈斌也是这样做的。2011年12月，在澳大利亚学习、生活7年，并尝试了几桩小本买卖后，他回到国内，先在上海呆了小半年，面试了几份工作，但都没有成功。
回想起来，陈斌觉得自己选择了错误的“打开方式”：他竟然开着限量版的宝马跑车，叼着中华烟，摆出一副在澳洲谈项目的架势去应聘一份起薪五六千元的工作。于是，陈斌只得回到父亲身边。
而黄晴回到上海后没有接受父亲的安排。她曾准备应聘四大会计事务所，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但这时，她收到了舅公的邀请。
这是上海一家创立于90年代的综合性民企集团，如今拥有子公司十多家，产业涉及房地产、五星级酒店、商业街、博物馆、小额贷款公司等。
由于黄晴父亲一支的家族中，青年一辈只有她与长她五岁、从小玩在一起的小叔（黄晴舅公的儿子），故而，黄晴被寄望进入企业帮忙，辅助小叔接班，两人共同打理公司业务。
在这件事上，黄晴选择接受。但现实中，围绕接班的父子冲突并不少见，尤其在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碍于计划生育政策，企二代没有接班之外的选择。
目前，仅工作两年的黄晴担任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业主方助理，这是普通人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的职位。该酒店聘请国外专业团队管理，而黄晴和她的领导两人是集团派驻酒店的监管方。
同样，黄晴小叔进入集团的方式也是“空降”。他在澳洲留学十年，从高中一直读到MBA，回国后直接出任集团副总裁。
这样的经历让黄晴感觉到了人员管理的难度，“因为我们都不是从基层做起，而且，过去的人生经历也无助于了解底层员工的想法。”
与此同时，经营理念的代沟横亘于两代人之间。“比如，集团旗下的商业街搞节日活动，我们的想法是搞台湾夜市、小吃一条街，但父辈却希望策划一个游园会。” 此外，黄晴认为，接班的第三重难题在于如何维护官商关系。“目前，父辈已经建立了很多稳固的关系，我们的任务只是维护、保护它，这并不困难。但问题在于，伴随我们的继承，政府官员也会出现更替，那么，如何建立新的人际圈子呢？当然，我们知道这层关系的建立非常重要，但我们都在国外接受过教育，对于过去乃至现在的一些做法，从内心来说，我们并不喜欢。”
事实上，这也是陈斌的难题。去年6月始，他自己做起了生意，承接钢构项目，但依托的仍然是父亲的人脉、关系以及酒店的平台。在建立全新而有效的官商关系上，他还不能独当一面。
“二代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尤其是留学回来的，更为自由、平等、单纯，他们往往做不来放低尊严的事情，对复杂的人情世故也更为厌倦。”王大骐正在写一本关于富二代的书，为此寻访了不少与他背景相似的孩子，而对于他们无法融入官商文化的现实，他如此解释。
富二代的创业
从2008年苏浩飞往美国读研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最终要回国接手父亲的企业。但他没有料到，这一天的到来会是因为父亲病重。
去年下半年，得知父亲被诊断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后，苏浩匆忙带着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女儿回到国内。后来，父亲的情况好转，他又有了一段缓冲期。
可是，父亲的企业究竟要怎么接手？苏浩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有几年了，但没有答案。这是浙江东部地区一家规模中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中低端的鞋子。过去兴盛时期，企业的年产值曾有好几千万，但近年来，随着原材料、人力等成本不断上升，利润越来越薄。
在浙江当地，很多这样的企业主并不舍得儿女接班，反而希望他们到银行、政府等单位谋求一官半职。苏浩一位同学的母亲甚至认为，与其天天与素质低下的农民工打交道，还不如老老实实上班去。
但苏浩是喜欢经商的，只是目前的经济形势让他感到迷茫。他想接手父亲企业的“壳”，换掉“内容”，但换成什么呢？如果他把企业卖了，成立一家投资公司，那么，投资什么呢？
2013年8月底，全国工商联发布“201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在发布会上，全国工商联经济部部长谭林表示，过半数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才缺乏、税费负担重和资金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制约。民企的转型升级被旧话重提，而随着近几年民企的更新换代，希望开始被寄托于那些往往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企二代”身上。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1985年出生的罗茵茵17岁留学英伦，大学期间母亲罹患癌症，她临危受命，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接手母亲的房地产公司，并通过拓展红酒和游艇业务实现了企业的转型升级。
对于那些父辈已通过创业获得一定财富与社会地位，但自己选择脱离父辈的原始产业重新创业或者带领父辈的企业转型升级、完成二次创业的群体，社会上越来越多地称之为“创二代”，他们的社会形象要比富二代积极、正面许多。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遇到了回国不足两个月的祁碧臻。他正带着如火的激情准备将美国家喻户晓的冻酸奶品牌TCBY引入中国市场，并扬言要在未来10年帮助中国消费者了解、创造一种全新、健康的生活饮食方式。
很难想像，这位认为酸奶里蕴藏大商机的男孩出生于字画、古董鉴赏世家。他的父亲数年前从著名的朵云轩出走后自立门户，拥有一家赚钱的艺术品公司。而自小学习书画的祁碧臻拒绝继承家业，转行卖起了冻酸奶。
祁碧臻认为，四年的美国本科激发了他的创业兴趣和创业精神。“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很多年轻人都希望通过找到好的项目白手起家。”
受之感染的祁碧臻毕业后徘徊在美国东部，圈子里全是志同道合者，所有人都在寻找和等待机会。而祁碧臻的基本经济观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对健康的关注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程度。于是，当祁碧臻接触到冻酸奶项目时，他认为自己带回国的将不只是一个甜品，而是健康、绿色的生活理念，以及美国对于食品极其严苛的高标准和高要求。
挖到金子的祁碧臻回到了上海，他的第一家冻酸奶店也即将开业。而此时，苏浩正谋划着回到美国东部寻找创业灵感，他已经受够了“中国民企兜兜转转难以升级”的怪圈，也不敢将资本投入民间金融的灰色地带。然而，在大洋彼岸，他的掘金之路注定不会比20年前父亲的创业来得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