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中的《庄子》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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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庄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占据主流地位,得到了当时文人们的重视。生活于南朝的刘勰,在其著作《文心雕龙》中对老庄思想代表作之一的《庄子》,也做出了自己的评价。对于一直广受推崇的《庄子》,刘勰对其的评价自然不乏溢美之词。但由于刘勰尊奉儒学且接受的宗经思想,在对《庄子》某些方面的评价,却也不免有失偏颇。
  一、《文心雕龙》对《庄子》之品评
  1、“述道以翱翔”之赞美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庄子》中所阐释的道家思想不仅推动了其产生,也对与此相关的文学创作有一定影响。《文心雕龙·论说》:“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是说到了正始年间,文人们致力于坚持前代人的文统。何晏一班人物,开始使玄学之论兴盛起来。于是老聃和庄周的思想首当其冲,要与孔子争夺道路了。刘勰以“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来说明老庄的道家思想在当时受到重视,且与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孔子儒学相争地位。
  《时序》也讲:“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自从西晋王朝注重老庄玄学,到了东晋偏安江南,此风更盛。由于这种清谈风气余势的影响,形成了谈玄的文风。因此,世道虽然十分艰难,文章辞意却平和安泰。作诗必然要归结到老子的思想,写赋一定是《庄子》的注释。由此可看出,刘勰清晰地认识到,老庄的学说对当时文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庄子处于战国混战时期,诸子纷争,百家争鸣。故刘勰在《诸子》中说:“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到战国七雄用武力相互征伐的时代,俊杰之士蜂拥而起,孟轲信奉儒家学说奉守儒家之道,庄周阐述道家思想而逍遥自由。春秋战国之际,门派众多,思想繁杂,故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刘勰以“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来评价诸子的理论和影响,并给予了正面肯定。谈到庄子,刘勰首先肯定庄子亦为“俊乂”之一,并且概括其为“述道以翱翔”,这句话准确而有力地说明了《庄子》想象奇特、自由翱翔的特色。以简练之语,精确概括出了《庄子》的特点,是对《庄子》一书合情合理的评价,也是对其极大的肯定。
  对于《庄子》对论说一体的贡献,刘勰在《论说》篇谈到了。“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所谓论,就是综合各家之说,精密地来研究一个道理的论文。因此庄周的《齐物论》,用论做篇名。刘勰谈到“论”时,首先就提到了庄子的《齐物论》,说明在刘勰看来,《齐物论》是“弥论群言”、“研精一理”的典范之作。《齐物论》行文如流水,表达思想深刻又意味深长,也确能担此褒美。
  2、“华实过乎淫侈”之批判
  前面提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勰虽然认识到老庄思想对当时文坛的巨大影响,但他对这种谈玄文风却不甚赞同。在《明诗》中就有这样的论述:“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是说在正始年间,大家阐扬玄理,诗歌中混杂着出世求仙之心。东晋时期的诗歌创作,沉溺在老庄玄学的风气之中,讥笑人们被世事束缚了志趣,而崇尚忘掉世事的清谈。可见,刘勰对老庄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是不认同的。
  刘勰对《庄子》的批评之辞,在《情采》篇中也有体现。先是说:“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认为庄周讲究辞藻修饰,用巧妙的话来细致地雕画各种事物。然后又论述到:“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认为庄周强调了藻饰,对语言和文采的要求趋于极端。接下来,刘勰更是以“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来评价《庄子》。显然,刘勰对《庄子》的风格是不认同的,认为其过分追求辞采,华而不实。
  《诸子》中讲到“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戴晋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踳驳之类也。是以世疾诸子,鸿洞虚诞。”这里的“惠施对梁王,蜗角有伏尸之战”一事出自《庄子·则阳》。魏惠王对田侯牟的背约很愤怒,要派人去刺杀他。公孙衍作为将军,主张去讨伐齐国;季子不赞同,认为会有损王业基础;华子对讨伐和不讨伐都不赞同;惠子听后把戴晋人引荐给魏王,戴晋人以“蜗角有伏尸之战”的故事来劝诫魏王。“惠子闻之,而见戴晋人。戴晋人曰:‘有所谓蜗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戴晋人用此故事,从“道”的角度劝说魏王,诸侯间的战争实在渺小,不值一提,更不可去做。刘勰认为此等说辞均属虚言,夹杂着怪异。此番言论,实则是将《庄子》列为“踳驳之类”,认为其内容驳杂,虚妄怪诞。
  除此之外,在《诸子》中有一段描写诸子的精彩话语:“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慰缭,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我们读完后,会发现唯独缺少了庄子。由此也可窥探出,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庄子》地位的设置,并没有那么高。
  二、《文心雕龙》对《庄子》品评之原因分析
  《庄子》的文章想象奇特,哲学思想博大精深,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影响深远。为何在素有体大虑周之称的《文心雕龙》中,会有如此的地位呢。我认为,刘勰的某些品评是有失中肯的,他从自己的文学审美标准和尊奉的思想出发,去评价作家和作品,往往会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
  1、尊奉儒家思想
  刘勰尊奉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讲求积极入世,读书做官,追求功名利禄,从而有一番作为。而《庄子》中传达的则为出世思想,主张无功无名,追求精神的逍遥游,明显与儒家所倡导的不同。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大盛,玄学又以老庄思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魏晋南北朝政治黑暗,读书人在政治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要不归隐山林,要不饮酒清谈。这与刘勰所尊奉的儒家思想大相径庭,以致他对玄学蔚然成风很是不满,故在《明诗》篇中,他对沉浸在老庄玄学风气中的文学创作给予了批判,由此也不满于《庄子》思想。   2、“宗经”下的审美标准
  刘勰在《原道》篇中说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即知晓自然规律是延续着圣人的文章来流传发展的,圣人也依靠文章来阐明自然规律。在《征圣》篇中又提出“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主张文章必须以圣人为标准,探究圣人必须以六经为依据。《宗经》篇接着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行文能以五经为宗,写出的文章就会有此六点好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刘勰的文学审美标准重在宗经雅正。在《征圣》篇中:“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从事华辞’。虽欲訾圣,弗可得已。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颜阖认为孔子好比在天生具有文采的羽毛上画文采,不过是为了徒然追求华丽的辞藻。而刘勰认为,虽然他想以此来诽谤圣人,那也是枉然,因为圣人的文章典雅华丽,原本是因为含有丰富的文采和正确的内容。“饰羽而画”一词本出自《庄子·列御寇》,其中提到;“(颜阖)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以支为旨,……夫何足以上民。’”鲁哀公想把孔子作为国家的栋梁来挽救国家,颜阖回答说,孔子喜欢雕琢纹饰,从事华丽的文辞,以支节为主旨,矫饬性情以夸示于民而不知道自己不信实,这样的人是无法领导人民的。这样的言论,在诸子纷争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宗经的刘勰来说,他显然对这样一番诋毁不能苟同。在《序志》篇中,刘勰更是指出,“饰羽尚画”现象的出现正是背离圣人之道的结果。“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圣人离开太久,所以现在的文章冗长且体制支离破碎。在这里,《庄子》中“饰羽而画”这个词语被刘勰借用来批判当时创作的弊端。
  《庄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述,较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的寓言中去体味其中的哲理,这显然有悖于刘勰的审美价值取向。故在《诸子》篇中,刘勰批判诸子散文中的寓言和神话,乃至将《庄子》中某些具有想象色彩的故事归为“此踳驳之类也”。从宗经雅正的标准出发,自然也认为《庄子》文章华而不实。
  三、总结
  先秦说理散文中,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庄子》。《庄子》中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以诗歌般的语言,奇崛的想象,构成了瑰玮
  诡的艺术境界。《庄子》开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新天地,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然而从上述分析中,可看出刘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遵守宗经六义的标准,对《庄子》的评价虽从自身实际出发,却也因此忽略了《庄子》中奇妙之处,从而在整体上对庄子和《庄子》的一些评价有失偏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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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晋丽,青海师范大学13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先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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