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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共产党宣言》一百五十周年
一八四七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正义者同盟。同年夏天，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委托他们为该组织起草一个宣言。马恩两人一起准备了草稿，但后来由于时间紧迫，宣言的定稿显然是马克思一个人的手笔，于一八四八年二月欧洲革命的前夕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发表。《共产党宣言》也许是继法国革命《人权宣言》之后影响最深远的一篇政治檄文，它被译成多种文字一版再版。一八七二年由即将解散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发行的德文版，连同两位作者的序言，成为其后各种译本包括中译本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一八八二年俄文版所写的序言，以及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为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一八九0年德文版、一八九二年波兰文版、一八九三年意大利文版等所写的序言，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文献。
为了纪念《宣言》一百五十年，今年在不少国家出了新版本。英法德意美墨(西班牙文)等等之外，还有中国。听说中央编译局的新单行本很漂亮，还没看到，但由衷地高兴，因为《宣言》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跨越洲际国界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许许多多的人因此在一九九八年读着或重读着《共产党宣言》(仅英国沃索一家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希斯鲍姆写导言的新版本就卖了十几万册；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的新版本，由经济学前辈保罗·斯威齐作序，更年轻、也更激进的理论家艾伦·伍德长篇评解，也很抢手)。这个现象，尤其是在“历史共产主义”已成病树沉舟之后，固然有象征意义，但绝不是一个形式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宣言》早已被公认为是政治科学中的一部伟大经典(从而也失去了其直接的革命性含义)。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已束之高阁，至少纪念《宣言》不再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考虑有关。在市场喧嚣、金潮鼎沸中它能够再版，真是一件幸事。
我这样讲，是因为《宣言》的许多观察、分析、批判和预言在当今资
本主义全球化的大潮中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比以往更具现实力量。且看以下一段熟悉的引文：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引文均出自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年根据一九六四年九月第六版重排的单行本。)历史的讽刺在于，这样一个席卷全球的世界市场不仅继续摧毁着前资本主义，并且在苏联和东欧体系瓦解后的今天，也无情地改造着“后共产主义”，这是《宣言》的作者所始料不及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文明”在这里当然是指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唯物论不曾接受后来文化人类学的谨慎和敏感，而是无保留地使用进化论语言讴歌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西方中心的、现代性的单一资本主义形式的理论框架中，也未曾设想在他们身后会有一个与西方两强相持、彼此抗衡的东方(尽管马克思晚年有过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直接过渡的想法)；更不可能想像这个现在已经消逝了的“东方”的某些遗产也许会成为一个新的、非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先声。
如果资产阶级按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的论点已无可争议，那么让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判决：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
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段名言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讨论。首先，工业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观点受到二十世纪历史发展的挑战。全世界的无产者不但未能联合起来，反而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各自与本国的资产阶级结盟参加了战争，社会党第二国际因此而破产。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忽视了民族主义(以及种族、性别等因素)超越阶级利益的可能和民族国家至今历久不衰的生命力。此外，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兴起大大缓和了劳资矛盾，加上产业结构和科学技术的革命，白领和中产阶级的扩张，连“无产阶级”的定义都成了问题。例如“工资劳动者”现在往往包括以前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管理者、乃至银行家等等。一个革命的、以推翻现存社会为己任的工人阶级至少在发达国家已不复存在。其次，谈到资本的生存条件，雇佣劳动不但为私人资本所需要，也同样可能从属于国有资本。国有经济中的工人不一定能掌握生产资料、成为企业和社会的主人。这一点在伊斯特文·麦斯查罗斯等人对“资本”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的区分中得到详尽的阐释。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验，更是二十世纪的创造。与之相连的“社会化市场”、“劳动的资本”等新近热门起来的观念，无论其成败前景如何，与马克思在《宣言》以后的经济学著作中大大展开了的世界市场和劳动价值理论显然格格不入。
指出这些局限性或争议点，并不等于否定《宣言》的一般结论。接受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的自我调节能力是一回事，认为资本主义能够克服其深刻的内部矛盾和连绵不断的危机是另一回事。眼光远大的《宣言》作者一方面认识到资本主义的革命作用和能量，另一方面也深信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制造贫富分化、不可遏止地破坏环境、争夺资源以至不断走向局部战争的制度不可能万世长存。尽管所有制或财产权的问题并不像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所分析的那样简单；而且，“消灭私有制”也不能保证一定带来消除剥削、压迫和异化，但一个经济资源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社会绝对不会是一个公正的社会。至于取代它的社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组织形式还有待历史检验和创新。福利国家的许多成就其实是工人运动长期斗争的结果，也多少归功于几十年社会主义宣传与实践的压力和刺激。其现状、当前面临的困难和可能的前途正是那些不回避“大叙事”的社会思想家们讨论的焦点。乐观一些，今天世界上有两个地区最受关注，一个是在欧洲联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所谓“欧洲社会模式”，另一个就是中国。中国的经验与西方福利国家多有相通之处；不同之处则是中国的例子更多难点，更有意思也对发展中国家和后共产主义世界更带普遍意义。
谈到未来社会的理想，《宣言》中虽然抽象但最精彩的一句话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真值得反复回味。可见，《宣言》中的共产主义不但不与进步的自由主义相冲突，反而使其精髓得到最彻底、最完美的表达。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看作是专制主义者的朋友们不妨重温《宣言》中关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争得民主的论述。德国小资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
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应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换句话说，在一个封建关系处处残留的社会里，批判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再者，对于处于被统治者地位的工人和群众来说，最基本的自由民主权利很难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分。这个道理曾经在改革初期的中国反复讲过，后来仿佛就被忘记了。近年来民主在中国确实有重要的发展，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增长和地方选举的普及。但是这些发展不能抵消争取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利、特别是揭露黑暗、批评时政等权利的必要性。与此相联并且至关重要的，是劳动者的地位和利益及其法律保护和政策保障，谨防把自由等同于自由市场、民主等同于新兴资产阶级争权，用“市民社会”(“civil”实应译为“公民”)反对国家干预一类鱼目混珠之见。不但国家需要民主化，政府机构中化公为私的流弊需要清除，“社会”中的私人特权也必须受到民主监督和控制，这才是宣言的主旨。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宣言》的文学地位。这部作品语言极其精炼，一气呵成。从开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到结尾“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通篇气势磅礴，有如大江澎湃，一泻千里。文中又多有警句式或诗歌般的文字，诸如资产阶级“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以及经后人简化后广为流传的格言“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社会(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等等，真是引不胜引。今人读一百五十年前的这篇经典，恐怕欣赏其行文的比赞同其观点的更多吧。可谁又能否认语言作为思维载体，甚至创造(或限制)思想、激励行动的神奇力量呢。
我并不赞成生搬硬套《宣言》的结论来评判我们自己的、历史背景与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很不相同的社会。但我想借此强调至少一点直接的启示，即知识分子的社会批评功能。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政治学家弗莱德·哈勒代教授在今年六月一个以“国际大学”为题的讲演中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是在本世纪初由中国留日的学生在东京出版的。他们把宣言的最后一句译为“全世界的学者们，联合起来！你们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耻辱……”(“Scholars of the wirld，unite！You have nothing tolose but your shame”)。“革命”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广义的“改造社会”或雷蒙德·威廉姆斯的“长期革命”，与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无涉。而《宣言》的原文，人所共知，是：“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The proletaians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They have a world towin……)”。我怀疑这是哈勒代编出来的故事。知识分子不可幻想救世，但应与被压迫的民族与人民认同。我因此愿意两种“译文”都被接受，真假又何妨？
一九九八年七月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珍藏版定价：720元，纪念版定价：120元)
一八四七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正义者同盟。同年夏天，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委托他们为该组织起草一个宣言。马恩两人一起准备了草稿，但后来由于时间紧迫，宣言的定稿显然是马克思一个人的手笔，于一八四八年二月欧洲革命的前夕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发表。《共产党宣言》也许是继法国革命《人权宣言》之后影响最深远的一篇政治檄文，它被译成多种文字一版再版。一八七二年由即将解散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发行的德文版，连同两位作者的序言，成为其后各种译本包括中译本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一八八二年俄文版所写的序言，以及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为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一八九0年德文版、一八九二年波兰文版、一八九三年意大利文版等所写的序言，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文献。
为了纪念《宣言》一百五十年，今年在不少国家出了新版本。英法德意美墨(西班牙文)等等之外，还有中国。听说中央编译局的新单行本很漂亮，还没看到，但由衷地高兴，因为《宣言》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跨越洲际国界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许许多多的人因此在一九九八年读着或重读着《共产党宣言》(仅英国沃索一家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希斯鲍姆写导言的新版本就卖了十几万册；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的新版本，由经济学前辈保罗·斯威齐作序，更年轻、也更激进的理论家艾伦·伍德长篇评解，也很抢手)。这个现象，尤其是在“历史共产主义”已成病树沉舟之后，固然有象征意义，但绝不是一个形式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宣言》早已被公认为是政治科学中的一部伟大经典(从而也失去了其直接的革命性含义)。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已束之高阁，至少纪念《宣言》不再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考虑有关。在市场喧嚣、金潮鼎沸中它能够再版，真是一件幸事。
我这样讲，是因为《宣言》的许多观察、分析、批判和预言在当今资
本主义全球化的大潮中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比以往更具现实力量。且看以下一段熟悉的引文：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引文均出自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年根据一九六四年九月第六版重排的单行本。)历史的讽刺在于，这样一个席卷全球的世界市场不仅继续摧毁着前资本主义，并且在苏联和东欧体系瓦解后的今天，也无情地改造着“后共产主义”，这是《宣言》的作者所始料不及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文明”在这里当然是指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唯物论不曾接受后来文化人类学的谨慎和敏感，而是无保留地使用进化论语言讴歌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西方中心的、现代性的单一资本主义形式的理论框架中，也未曾设想在他们身后会有一个与西方两强相持、彼此抗衡的东方(尽管马克思晚年有过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直接过渡的想法)；更不可能想像这个现在已经消逝了的“东方”的某些遗产也许会成为一个新的、非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先声。
如果资产阶级按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的论点已无可争议，那么让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判决：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
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段名言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讨论。首先，工业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观点受到二十世纪历史发展的挑战。全世界的无产者不但未能联合起来，反而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各自与本国的资产阶级结盟参加了战争，社会党第二国际因此而破产。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忽视了民族主义(以及种族、性别等因素)超越阶级利益的可能和民族国家至今历久不衰的生命力。此外，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兴起大大缓和了劳资矛盾，加上产业结构和科学技术的革命，白领和中产阶级的扩张，连“无产阶级”的定义都成了问题。例如“工资劳动者”现在往往包括以前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管理者、乃至银行家等等。一个革命的、以推翻现存社会为己任的工人阶级至少在发达国家已不复存在。其次，谈到资本的生存条件，雇佣劳动不但为私人资本所需要，也同样可能从属于国有资本。国有经济中的工人不一定能掌握生产资料、成为企业和社会的主人。这一点在伊斯特文·麦斯查罗斯等人对“资本”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的区分中得到详尽的阐释。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验，更是二十世纪的创造。与之相连的“社会化市场”、“劳动的资本”等新近热门起来的观念，无论其成败前景如何，与马克思在《宣言》以后的经济学著作中大大展开了的世界市场和劳动价值理论显然格格不入。
指出这些局限性或争议点，并不等于否定《宣言》的一般结论。接受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的自我调节能力是一回事，认为资本主义能够克服其深刻的内部矛盾和连绵不断的危机是另一回事。眼光远大的《宣言》作者一方面认识到资本主义的革命作用和能量，另一方面也深信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制造贫富分化、不可遏止地破坏环境、争夺资源以至不断走向局部战争的制度不可能万世长存。尽管所有制或财产权的问题并不像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所分析的那样简单；而且，“消灭私有制”也不能保证一定带来消除剥削、压迫和异化，但一个经济资源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社会绝对不会是一个公正的社会。至于取代它的社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组织形式还有待历史检验和创新。福利国家的许多成就其实是工人运动长期斗争的结果，也多少归功于几十年社会主义宣传与实践的压力和刺激。其现状、当前面临的困难和可能的前途正是那些不回避“大叙事”的社会思想家们讨论的焦点。乐观一些，今天世界上有两个地区最受关注，一个是在欧洲联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所谓“欧洲社会模式”，另一个就是中国。中国的经验与西方福利国家多有相通之处；不同之处则是中国的例子更多难点，更有意思也对发展中国家和后共产主义世界更带普遍意义。
谈到未来社会的理想，《宣言》中虽然抽象但最精彩的一句话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真值得反复回味。可见，《宣言》中的共产主义不但不与进步的自由主义相冲突，反而使其精髓得到最彻底、最完美的表达。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看作是专制主义者的朋友们不妨重温《宣言》中关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争得民主的论述。德国小资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
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应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换句话说，在一个封建关系处处残留的社会里，批判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再者，对于处于被统治者地位的工人和群众来说，最基本的自由民主权利很难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分。这个道理曾经在改革初期的中国反复讲过，后来仿佛就被忘记了。近年来民主在中国确实有重要的发展，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增长和地方选举的普及。但是这些发展不能抵消争取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利、特别是揭露黑暗、批评时政等权利的必要性。与此相联并且至关重要的，是劳动者的地位和利益及其法律保护和政策保障，谨防把自由等同于自由市场、民主等同于新兴资产阶级争权，用“市民社会”(“civil”实应译为“公民”)反对国家干预一类鱼目混珠之见。不但国家需要民主化，政府机构中化公为私的流弊需要清除，“社会”中的私人特权也必须受到民主监督和控制，这才是宣言的主旨。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宣言》的文学地位。这部作品语言极其精炼，一气呵成。从开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到结尾“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通篇气势磅礴，有如大江澎湃，一泻千里。文中又多有警句式或诗歌般的文字，诸如资产阶级“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以及经后人简化后广为流传的格言“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社会(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等等，真是引不胜引。今人读一百五十年前的这篇经典，恐怕欣赏其行文的比赞同其观点的更多吧。可谁又能否认语言作为思维载体，甚至创造(或限制)思想、激励行动的神奇力量呢。
我并不赞成生搬硬套《宣言》的结论来评判我们自己的、历史背景与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很不相同的社会。但我想借此强调至少一点直接的启示，即知识分子的社会批评功能。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政治学家弗莱德·哈勒代教授在今年六月一个以“国际大学”为题的讲演中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是在本世纪初由中国留日的学生在东京出版的。他们把宣言的最后一句译为“全世界的学者们，联合起来！你们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耻辱……”(“Scholars of the wirld，unite！You have nothing tolose but your shame”)。“革命”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广义的“改造社会”或雷蒙德·威廉姆斯的“长期革命”，与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无涉。而《宣言》的原文，人所共知，是：“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The proletaians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They have a world towin……)”。我怀疑这是哈勒代编出来的故事。知识分子不可幻想救世，但应与被压迫的民族与人民认同。我因此愿意两种“译文”都被接受，真假又何妨？
一九九八年七月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珍藏版定价：720元，纪念版定价：1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