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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分法”是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中国社会学者在引入西方社会转型理论时，提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具有“传统”和“现代”因素的双重性。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以及有效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而出现“断裂”，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的中国需要建立经济、教育、医疗等一系列利益均衡机制，并以公正、完善的法制作保障，才能达到真正的利益均衡，保持社会持续和谐、稳定。
[关键词]社会转型；断裂；利益均衡；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D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8-0060-03
一、两分法——西方社会转型理论基本分析框架
社会转型，一般是指社会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换，这种转换既可以是同一种社会形态量的变化，也可以是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转变过渡，转变方式既可以是渐进式的，也可以是爆发式的[1]。社会转型理论是研究当今世界社会发展问题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种理论，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理论来源于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社会学家描述和解释社会变迁的现代化经典思想理论。西方较早使用“社会转型”一词的学者是D.哈利生，他在其著作《现代化与发展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M odernization and Dvelopment)中多次使用这一范畴。明确地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翻译成“社会转型”的是中国台湾学者范明哲，他在《社会发展理论》一书中认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2]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社会转型”的特有含义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早期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尝试着用“两分法”划分来作为社会转型理论研究基本分析框架，把社会一分为二即划分成对应的两极是一种较为普遍和流行的研究方式。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看作是“现代社会”，而把非西方国家看作是“传统社会”，而介于二者之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国家被帕森斯及其后的学者称作“二元社会”。
20世纪中前期的一些主流社会变迁理论，如帕森斯的新进化论等都试图通过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方式来对社会变迁过程加以说明。这些理论大多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强调社会变迁过程的必然性：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被认为是必然的，从长远的过程来看是不可逆转的；二是强调社会变迁过程的规律性、普遍性；三是强调社会变迁过程的可预测性。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传统社会变迁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人们认为这些理论对社会变迁过程作了过于简单化的描述和理解。社会变迁过程是复杂的，充满了偶然性，大多数的传统社会变迁理论都未能够对社会变迁过程的复杂性作出适当说明，具有极大的局限性[3]。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尽管是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发达的社会，但现代社会也是从传统社会中内在地生长、发育起来的，不可能是一个毫无历史积淀的突发现象。现代文明就是建立在传统文明积累基础之上的，这种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物质基础的积累，另一方面表现为技术与知识的积累，因而现代社会“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原有社会矛盾的解决形式和新的社会矛盾的运动形式，其出现并不是什么纯粹的社会“断裂”，而是社会发展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4]。它为我们综合地把握社会的基木特征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框架[5]。
二、双重性——社会转型理论的中国化
中国社会学者在引入西方社会转型、发展理论时并没有全盘吸收传统与现代两极对立的思想，而是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实际，把社会转型、发展理论得以中国化。童星、文军认为人类社会所走过的艰苦历程可以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简单概括为“四次革命、三个时代、一个中心”。即在人类社会200多万年历史中，一共发生了四次大革命，造就了三个不同的时代，经历了两次现代化的洗礼，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未来的知识社会，实际上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转型：
第一次社会转型是由原始的采猎社会向农业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其整体性特征就是农业化。第二次社会转型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其整体特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也是第一次现代化过程。第三次社会转型是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整体性变迁，这是人类社会正在进行的第二次现代化过程，这次社会转型是以知识革命为先导的，其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性特征就是全球化，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完成第一次社会转型的少数国家之一，而且在世界普遍启动第二次社会转型前，中国一直处于人类文明的最前列[6]。
许多历史学家都主张将中华文明史的上限追溯至农业文明的开端，距今约一万年前，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说来也就是传统农业文明时代[7]。当前国内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时间界定基本上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从总体上说当前中国社会大转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发轫，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器物层变革，戊戌变法是早期现代化的政治文化变革的尝试，立宪维新是早期现代化的政治文化变革，辛亥革命是现代化向制度层的推动，北洋军阀的复辟与纷争是制度性转换的挫折，南京国民政府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构建，抗日战争是自主现代化的断裂，解放战争是现代化模式的总体转换[7]。其中，1840年-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第二种看法认为中国从匮乏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型开始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正在突破社会匮乏的束缚，走上以发展为主的社会变革道路。
第三种看法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从那时起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波及到各方面的改革，可以看作是由原来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分散和转移的过程，同时也是新旧社会结构体系互相碰撞交替的过程。国内社会学者一般把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转型期”，目前中国已经面临社会结构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8]。
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在近代工业化还远没有完全实现的历史前提下，超越阶段、合二为一地走向现代的社会。这一历史条件规定了中国社会在当代的发展必然包含着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双重目标，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针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体制转型这是当前社会体制转型中最突出的目标。[9]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这是国内大多数学者对社会转型论所持的一个基本判断。国内学者对社会转型理论的阐述并不像西方学者那样持“二分法”，把社会一分为二地划分为完全对立的两面，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二者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只有一朝跨过这个鸿沟才能进入现代社会，而是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二者是交叉连续的，是一种彼此消长的关系，而不是完全对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传统”和“现代”因素的双重性。也就是说，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
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论是一种正确处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关系的新型现代化理论。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因素占主导地位的过程。在这个社会转型总过程中，既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如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同质性很强的社会向异质性日益加强的社会转变等；又有现代向传统的转变，如现代民主在某些文盲充斥的农村的变形，一些地方的婚丧嫁娶从现代退回到传统(彩礼、买卖婚姻；不仅为死人，还为活人作坟等)；既有传统向传统的转变，如重男轻女的复苏、以换汤不换药形式出现的家长制等；又有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如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一种效率不高的现代经济向效率较高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等。这些复杂、交叉的进程在当代中国大陆社会都在经历着，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显著特点之一。[10]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二重性”从空间看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从时间看是加速度的；从程度看则是深层次的。这种转型的全方位突出表现为：它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村落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从伦理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化，从经济建设转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转化，从同质文化社会向异质文化社会转型，从刚性结构社会向弹性结构社会转化，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工业文明向可持续发展文明的双重社会转化。
中国学者把西方社会转型理论引入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吸收、创新，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转型理论，对中国社会协调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断裂与弥合——对当前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反思
中国社会转型以后(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是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开始)，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GDP平均每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出现了西方社会所认为的“理性”的现代社会，以科技理性、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在克服前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短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所谓“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些“非理性”后果：一方面，现代化引起了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激增、生态破坏、人文精神的失落等等；另一方面，“人的物化”问题日趋严重，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认为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断裂”：城乡、城市高低收入差距拉大，已超出世界基尼系数警戒线；中国已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阶层之间的边界趋向稳定化，阶层之间的流动变得很困难；强势群体越来越强，比例虽小但控制绝大多数社会财富；弱势群体越来越弱，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不能很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教育、医疗、房价等越来越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沉重负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浪费大量资源，牺牲国内人民需求，过度压低劳动工资，依靠低价销售获得国际市场的，这种增长方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有研究表明，近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度下降，从2000年的73%、2001年的48%，降到2003年的37%，这种增长方式就只能高度依赖投资和对外出口，让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享受到了中国廉价消费品带来的便利。在社会转型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要让中国广大人民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果，改变过去“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种恶性循环模式为“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模式。[11]
针对当前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的“断裂”，2004年以来，特别是香港著名学者郎咸平引起的国企改革讨论，在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思想理论界关于改革评价的讨论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甚至出现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尖锐对立。2005年初被称为“改革攻坚年”，实际上几乎演变成一个“改革反思年”，这次对中国当前“断裂社会”的反思与争论，无疑将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将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断裂”，根源在于收入不公平、差距拉大造成对社会的不满。社会学告诉我们：一种稳定的利益结构，从收入的角度看，可以以菱形来示意，而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则可以用三角形来示意。西方学者认为最稳定的社会收入结构应是橄榄形，即高收入和低收入人数在社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较小，而大部分人的收入大致相当且较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对稳定的橄榄形收入结构的具体要求是有差别的，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可以住别墅，基本上每个家庭可以有一辆轿车。但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贫富差距如果不是太大，大多数人只要有正常的收入，政府、社会能公正、客观、有效解决老百姓关切的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问题，基本上就能保证社会长期和谐、稳定，老百姓不一定要求政府解决像西方国家居民一样具有别墅、轿车等与经济发展、综合国力不相符合的问题。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目前所谓的“断裂”社会，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最根本的就是要处理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缩小贫富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是城乡差距，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
孙立平认为目前中国占有80%财富的20%的人需求处于饱和状态，而占有20%财富的80%的人缺乏现实的购买力。城乡差距大，处于两个社会、时代，但分享同一市场价格，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世界平均是1.5倍，而中国目前是6倍。[12]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认为中国目前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型，社会不是完全断裂，而是“藕断丝连”，出现了一个“两极社会”[13]。
无论目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是“断裂”的，还是“藕断丝连”的“两极社会”，都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对当前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反思，找出有效的方法来弥合“断裂”、“两极”的社会，达到全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和谐。
当前中国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从发展水平上来说，中国社会当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传统、现代、后现代三种价值观压缩在同一空间，情况相当复杂，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上，既有东南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较发达的处于所谓的“后现代”社会的地区，也有中部一些经济发展一般的处于“现代”社会的地区，还有中西部广大处于贫困线以下所谓“传统”社会的地区[14]。从社会转型理论“二分法”来看，中国社会既具有传统的“人情关系网络”特征，很多事情依靠人情关系才能办成功，或者说办的顺利；又具有现代“法理”社会的特征。如果当事人之间不发生纠纷，中国社会的很多事情是靠人情关系或者说利用民间潜规则来办成的，很少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运行；一旦发生很大分歧，利用人情关系或者说利用民间潜规则不能解决的时候，才会付诸于法律。只有当事人之间力量对比相对均衡时，法律才能发挥有效作用，也就是说在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还没有建立完善、公正的法律机制来真正确保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均衡。
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要解决当前社会出现的“断裂”或是“两极”，首要的就是在全社会建立利益均衡机制来弥合，这种均衡机制需要一系列相关配套的机制来保证实施。建立利益均衡机制要确保社会各阶层经济利益能够均衡实现，避免出现城乡差距、城市高低收入差距过分拉大，限制社会中的特权阶层利用公共权利瓜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让社会绝大多数人享受到经济繁荣带来的成果。建立利益均衡机制除了经济利益均衡以外，还要建立教育均衡、医疗均衡、法律均衡等一系列的均衡机制来确保社会发展的总体均衡，也就是目前国家大力倡导的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社会不能建立相对的利益均衡机制来确保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各种利益分配发生倾斜，社会就会出现“断裂”，就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强调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如果政策能够顺利贯彻执行，对于解决目前我国社会出现的所谓“断裂”局面，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建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价值观念的冲突[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5)：28-31.
[2]范燕宁.前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J].哲学动态，1997，(1)：18-21.
[3]谢立中.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复杂性[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92-99.
[4]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5，(4)：53-63.
[5]刘祖云.社会转型：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6)：32-37.
[6]范燕宁.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J].哲学动态，1997，(1)：18-21.
[7]刘玲玲.社会转型的类型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J].教学与研究，1997，(4)：15-17.
[8]郑杭生.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二[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62-73.
[9]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4.
[10]郑杭生：“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二”，[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5)：62-73.
[11]孙立平教授2005年11月9日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所做报告内容.
[12]李强教授2006年5月6日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所做报告内容.
[13]表格根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2月发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等资料整理计算而成.
[14]李德.以‘理性’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看待后现代理论的‘非理性’[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6，(2)：67-70.
责任编辑 杜福洲
[关键词]社会转型；断裂；利益均衡；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D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8-0060-03
一、两分法——西方社会转型理论基本分析框架
社会转型，一般是指社会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换，这种转换既可以是同一种社会形态量的变化，也可以是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转变过渡，转变方式既可以是渐进式的，也可以是爆发式的[1]。社会转型理论是研究当今世界社会发展问题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种理论，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理论来源于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社会学家描述和解释社会变迁的现代化经典思想理论。西方较早使用“社会转型”一词的学者是D.哈利生，他在其著作《现代化与发展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M odernization and Dvelopment)中多次使用这一范畴。明确地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翻译成“社会转型”的是中国台湾学者范明哲，他在《社会发展理论》一书中认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2]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社会转型”的特有含义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早期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尝试着用“两分法”划分来作为社会转型理论研究基本分析框架，把社会一分为二即划分成对应的两极是一种较为普遍和流行的研究方式。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看作是“现代社会”，而把非西方国家看作是“传统社会”，而介于二者之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国家被帕森斯及其后的学者称作“二元社会”。
20世纪中前期的一些主流社会变迁理论，如帕森斯的新进化论等都试图通过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方式来对社会变迁过程加以说明。这些理论大多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强调社会变迁过程的必然性：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被认为是必然的，从长远的过程来看是不可逆转的；二是强调社会变迁过程的规律性、普遍性；三是强调社会变迁过程的可预测性。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传统社会变迁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人们认为这些理论对社会变迁过程作了过于简单化的描述和理解。社会变迁过程是复杂的，充满了偶然性，大多数的传统社会变迁理论都未能够对社会变迁过程的复杂性作出适当说明，具有极大的局限性[3]。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尽管是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发达的社会，但现代社会也是从传统社会中内在地生长、发育起来的，不可能是一个毫无历史积淀的突发现象。现代文明就是建立在传统文明积累基础之上的，这种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物质基础的积累，另一方面表现为技术与知识的积累，因而现代社会“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原有社会矛盾的解决形式和新的社会矛盾的运动形式，其出现并不是什么纯粹的社会“断裂”，而是社会发展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4]。它为我们综合地把握社会的基木特征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框架[5]。
二、双重性——社会转型理论的中国化
中国社会学者在引入西方社会转型、发展理论时并没有全盘吸收传统与现代两极对立的思想，而是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实际，把社会转型、发展理论得以中国化。童星、文军认为人类社会所走过的艰苦历程可以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简单概括为“四次革命、三个时代、一个中心”。即在人类社会200多万年历史中，一共发生了四次大革命，造就了三个不同的时代，经历了两次现代化的洗礼，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未来的知识社会，实际上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转型：
第一次社会转型是由原始的采猎社会向农业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其整体性特征就是农业化。第二次社会转型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其整体特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也是第一次现代化过程。第三次社会转型是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整体性变迁，这是人类社会正在进行的第二次现代化过程，这次社会转型是以知识革命为先导的，其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性特征就是全球化，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完成第一次社会转型的少数国家之一，而且在世界普遍启动第二次社会转型前，中国一直处于人类文明的最前列[6]。
许多历史学家都主张将中华文明史的上限追溯至农业文明的开端，距今约一万年前，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说来也就是传统农业文明时代[7]。当前国内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时间界定基本上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从总体上说当前中国社会大转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发轫，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器物层变革，戊戌变法是早期现代化的政治文化变革的尝试，立宪维新是早期现代化的政治文化变革，辛亥革命是现代化向制度层的推动，北洋军阀的复辟与纷争是制度性转换的挫折，南京国民政府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构建，抗日战争是自主现代化的断裂，解放战争是现代化模式的总体转换[7]。其中，1840年-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第二种看法认为中国从匮乏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型开始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正在突破社会匮乏的束缚，走上以发展为主的社会变革道路。
第三种看法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从那时起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波及到各方面的改革，可以看作是由原来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分散和转移的过程，同时也是新旧社会结构体系互相碰撞交替的过程。国内社会学者一般把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转型期”，目前中国已经面临社会结构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8]。
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在近代工业化还远没有完全实现的历史前提下，超越阶段、合二为一地走向现代的社会。这一历史条件规定了中国社会在当代的发展必然包含着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双重目标，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针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体制转型这是当前社会体制转型中最突出的目标。[9]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这是国内大多数学者对社会转型论所持的一个基本判断。国内学者对社会转型理论的阐述并不像西方学者那样持“二分法”，把社会一分为二地划分为完全对立的两面，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二者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只有一朝跨过这个鸿沟才能进入现代社会，而是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二者是交叉连续的，是一种彼此消长的关系，而不是完全对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传统”和“现代”因素的双重性。也就是说，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
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论是一种正确处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关系的新型现代化理论。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因素占主导地位的过程。在这个社会转型总过程中，既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如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同质性很强的社会向异质性日益加强的社会转变等；又有现代向传统的转变，如现代民主在某些文盲充斥的农村的变形，一些地方的婚丧嫁娶从现代退回到传统(彩礼、买卖婚姻；不仅为死人，还为活人作坟等)；既有传统向传统的转变，如重男轻女的复苏、以换汤不换药形式出现的家长制等；又有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如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一种效率不高的现代经济向效率较高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等。这些复杂、交叉的进程在当代中国大陆社会都在经历着，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显著特点之一。[10]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二重性”从空间看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从时间看是加速度的；从程度看则是深层次的。这种转型的全方位突出表现为：它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村落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从伦理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化，从经济建设转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转化，从同质文化社会向异质文化社会转型，从刚性结构社会向弹性结构社会转化，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工业文明向可持续发展文明的双重社会转化。
中国学者把西方社会转型理论引入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吸收、创新，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转型理论，对中国社会协调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断裂与弥合——对当前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反思
中国社会转型以后(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是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开始)，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GDP平均每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出现了西方社会所认为的“理性”的现代社会，以科技理性、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在克服前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短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所谓“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些“非理性”后果：一方面，现代化引起了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激增、生态破坏、人文精神的失落等等；另一方面，“人的物化”问题日趋严重，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认为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断裂”：城乡、城市高低收入差距拉大，已超出世界基尼系数警戒线；中国已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阶层之间的边界趋向稳定化，阶层之间的流动变得很困难；强势群体越来越强，比例虽小但控制绝大多数社会财富；弱势群体越来越弱，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不能很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教育、医疗、房价等越来越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沉重负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浪费大量资源，牺牲国内人民需求，过度压低劳动工资，依靠低价销售获得国际市场的，这种增长方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有研究表明，近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度下降，从2000年的73%、2001年的48%，降到2003年的37%，这种增长方式就只能高度依赖投资和对外出口，让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享受到了中国廉价消费品带来的便利。在社会转型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要让中国广大人民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果，改变过去“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种恶性循环模式为“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模式。[11]
针对当前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的“断裂”，2004年以来，特别是香港著名学者郎咸平引起的国企改革讨论，在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思想理论界关于改革评价的讨论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甚至出现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尖锐对立。2005年初被称为“改革攻坚年”，实际上几乎演变成一个“改革反思年”，这次对中国当前“断裂社会”的反思与争论，无疑将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将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断裂”，根源在于收入不公平、差距拉大造成对社会的不满。社会学告诉我们：一种稳定的利益结构，从收入的角度看，可以以菱形来示意，而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则可以用三角形来示意。西方学者认为最稳定的社会收入结构应是橄榄形，即高收入和低收入人数在社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较小，而大部分人的收入大致相当且较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对稳定的橄榄形收入结构的具体要求是有差别的，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可以住别墅，基本上每个家庭可以有一辆轿车。但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贫富差距如果不是太大，大多数人只要有正常的收入，政府、社会能公正、客观、有效解决老百姓关切的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问题，基本上就能保证社会长期和谐、稳定，老百姓不一定要求政府解决像西方国家居民一样具有别墅、轿车等与经济发展、综合国力不相符合的问题。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目前所谓的“断裂”社会，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最根本的就是要处理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缩小贫富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是城乡差距，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
孙立平认为目前中国占有80%财富的20%的人需求处于饱和状态，而占有20%财富的80%的人缺乏现实的购买力。城乡差距大，处于两个社会、时代，但分享同一市场价格，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世界平均是1.5倍，而中国目前是6倍。[12]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认为中国目前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型，社会不是完全断裂，而是“藕断丝连”，出现了一个“两极社会”[13]。
无论目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是“断裂”的，还是“藕断丝连”的“两极社会”，都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对当前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反思，找出有效的方法来弥合“断裂”、“两极”的社会，达到全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和谐。
当前中国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从发展水平上来说，中国社会当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传统、现代、后现代三种价值观压缩在同一空间，情况相当复杂，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上，既有东南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较发达的处于所谓的“后现代”社会的地区，也有中部一些经济发展一般的处于“现代”社会的地区，还有中西部广大处于贫困线以下所谓“传统”社会的地区[14]。从社会转型理论“二分法”来看，中国社会既具有传统的“人情关系网络”特征，很多事情依靠人情关系才能办成功，或者说办的顺利；又具有现代“法理”社会的特征。如果当事人之间不发生纠纷，中国社会的很多事情是靠人情关系或者说利用民间潜规则来办成的，很少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运行；一旦发生很大分歧，利用人情关系或者说利用民间潜规则不能解决的时候，才会付诸于法律。只有当事人之间力量对比相对均衡时，法律才能发挥有效作用，也就是说在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还没有建立完善、公正的法律机制来真正确保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均衡。
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要解决当前社会出现的“断裂”或是“两极”，首要的就是在全社会建立利益均衡机制来弥合，这种均衡机制需要一系列相关配套的机制来保证实施。建立利益均衡机制要确保社会各阶层经济利益能够均衡实现，避免出现城乡差距、城市高低收入差距过分拉大，限制社会中的特权阶层利用公共权利瓜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让社会绝大多数人享受到经济繁荣带来的成果。建立利益均衡机制除了经济利益均衡以外，还要建立教育均衡、医疗均衡、法律均衡等一系列的均衡机制来确保社会发展的总体均衡，也就是目前国家大力倡导的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社会不能建立相对的利益均衡机制来确保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各种利益分配发生倾斜，社会就会出现“断裂”，就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强调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如果政策能够顺利贯彻执行，对于解决目前我国社会出现的所谓“断裂”局面，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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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郑杭生：“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二”，[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5)：62-73.
[11]孙立平教授2005年11月9日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所做报告内容.
[12]李强教授2006年5月6日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所做报告内容.
[13]表格根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2月发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等资料整理计算而成.
[14]李德.以‘理性’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看待后现代理论的‘非理性’[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6，(2)：67-70.
责任编辑 杜福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