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年老爱吃肉，我们没办法，只好勉尽孝道，每天买上二三角——起初是以二角为原则的，后来肉价涨了，二角腿肉切成薄片儿还不够铺满盆底，只得忍痛拿出三角来。——余下的钱就只够买些豆腐做汤，再加上那碗天天吃的卫生时荣——香千丝炒绿豆芽。
　　 孩子们拿筷含在嘴里，尽管嚷;"妈妈要肉肉！"任凭我把豆腐的滋养料讲得天花乱坠，他们仍旧不怕微生虫的想吃猪肉。其实呢，我自己何尝不想这个味儿，因为我们自新年过后就不曾买过肉，直到一月前爷爷因故乡连遭爆炸逃到上海来后，这才天天买上手掌大的一片，拿来家里放在清汤中滚熟——当然我们决不肯把它缀得过熟，过熟了就会缩得更小——爷爷吃肉，孩子们喝汤。
　　 爷爷有些不高兴了："年青人老爱讲卫生，猪肉有虫，牛肉是外国人吃的就好;我活了六十多岁就天天吃这猪肉，现在胃口坏了吃不下肥的，年青时早晨起来总要吃上一对前蹄台红枣烧的浓汤。——瞧这几个孩子多瘦，依我的背时想头便该让他们吃些肥肉片儿滋润才好，难道说这个就会与卫生不合了？"
　　 我没有话;孩子们你两片我三片的把一盆白切肉全抢光，晚上我只好又去买上三角。
　　 第二天早晨我拎起小菜篮时爷爷就喊住我："我瞧着这班小馋鬼怪可怜的，给他们油一遭嘴吧——这里三毛大洋，你带去了去切斤瘦五花来，——乡下的腿肉是二毛八一斤，这里想来要资一些，就算三毛钱一斤五花，肋骨可要叫他刚下。"
　　 肉摊上零零落落的挂着些板油，肋条，饭司务大条的秤去，五块钞票付出后就没找进多少。我在摊旁站了歇，搭讪着问今天的肉价，肉摊主人可说出句惊人的话来：明天起要断肉了。
　　 "妈的，啥个年头会太平，"他愤愤地说下去，"一只猎银要捐上十来元，装猪的轮船还要常常勒住，偌大的上海就该吃不着猪肉吃人肉了！这次什么'牲畜市场'还要来扣牢硬夺，我们就拚着这条命不要把肉店关门，肉摊收掉拉倒，我也赚不着钱，你也抽不着捐，这样倒好！"
　　 "明天要断肉了！"我无可奈何地从怀中掏出一元钞票来，只换到市秤一斤二两五花。他替我把肋骨斩成一截的，但决不肯把它剔掉。
　　 孩子们油过了嘴使天天嚷着要吃肉，可是爷爷面前的白切肉也不见了，却换了碗微微有些发臭的液肉。爷爷吃饭时总不说话，每次坐上桌后先把眼珠向寥寥的几碗小菜一扫，然后低下头来大口扒饭，扒了两口再夹些盐莱尝尝。他时常叹息，后悔自己不该逃到上海来，在这里活着受罪还不如死在乡下好！故乡目下有的是鲜蚕豆，大鲍鱼，腰花汤，竹笋烧肉……
　　 我知道他是在怨恨我们的不孝，但在这有什么办法呢？八十元一月的进款大都花到房租上去了，米价每石十七元多，每天就拿食盐拌饭也自支持不住了，哪里还能够嗟叹"食无肉";不过我也没有对他明说，假如给他知道了上海猪挣的身价比乡下大姑娘还贵，而且还要担心无货应市的话，他就会连夜摒挡行李，挨回故乡去拚老命去了。
　　 可是意外地，前天晚上他终于对我说了："刚才我拉了寿儿上街去，家家肉店都空着柜台没有肉;他们告诉我，他们宁愿断肉，拚着饿肚子也不让人家收什么妈妈的捐！他们还告诉我从前太平时上海每天要宰四千猪，打仗后住的人多了，反而只宰一半数目，这就是因为横捐竖税的把价钱捐得高狠了，一般人家都吃不起肉，他们生意也就倒霉起来了。这次又出新花样弄什么畜生市场，以后的日子总归更会过不去，倒不如趁早收了市好……我看这些人倒是有志气的，怪不得这几天你们只给我吃胞肉;但是你们为什么把这事瞒着不告诉我？"
　　 我猜不透爷爷的意思，只含糊地劝慰他不久定会转好，那时货色多了，价钱总也会便宜些，爷爷只摇了摇头。
　　 我没法替他弄些鮮肉，只得跑到三姑家去商量。昨天下午三姑就过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纸包，里面里的是一大块腿肉。我们都忙着问她哪里办来，她得意地偏着头笑："你们猜猜这块该卖多少钱？——市秤三斤多，合天平也有二斤半光景呢。"
　　 不等我们作答，她又自己说了起来;"只费国币一元，你看便宜不便宜？——是一个汉子上门来兜售的。"
　　 一个黑影在我的心中掠过。但是孩子们拍着手儿高兴得怪叫，三妨把肉郑重地送到爷爷面前。
　　 爷爷谁个也不理，回转头来吩咐我："把这些肉都丢到垃圾箱去！"
　　 我们都不禁愕然，爷爷板着面孔催促，"快些把它丢了——人家在忍痛停市，我们还买私肉？"
　　 今天早晨小菜场显得格外热闹：所有肉摊上都有了肉，说是租界当局为"维持民食起见"，再三劝他们复业，先把存猪秤售，再行等商解决办法，好了，大家有肉吃了。
　　 我想：存猪不比私肉，爷爷总该乐予接受。于是又买了三角，回家后做碗竹笋烧肉。
　　 爷爷问明了来历，把这些肉全分给小馋油嘴了;他自己却理好了衣服，决定回乡，他说："没事住在上海做什么？多一个人就多给人家一份税收，我看断肉还不够，得要断食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