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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高显然没有想到他会走进中南海。他是个偏远山区的乡村教师。
2005年1月25日至2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座谈会，征求各方对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学者，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界代表和企业界的代表，都出席了座谈会。 其中包括杨志高。座谈会的那天，他穿着民族服装，在一起座谈的人里很显眼。
“总理表示感谢大家发表意见”
杨志高对《嘹望东方周刊》说，他在没见到温总理的时候很紧张，但是，“见到以后觉得温总理就像多年没见到的亲人。”
刚见面的时候，温总理主动走过来和杨志高握手，“他问我是不是杨志高，他还说他去过我们那里，我们那里很穷，现在好些没。”
“开会的时候，我和总理的发言中间只隔了一个人。我是第三个发育的，按理说，每个人只有10分钟发言时间，但我说了10多分钟。”杨回忆道。杨向总理提出了一个请求：贫困学生太苦了，政府能不能拨出经费弥补基层教育的贫困，比如免掉学杂费、书费，并且发放一些生活费。
“我刚说到这里，总理打断了一下，问我，这项工作两年前不是已经实施了吗?我只能鼓起勇气说：‘中央是有政策，但是有的地方并没有解决。’总理接着说，这是一个让他睡不着觉的问题。”
因为想到家乡那些贫困生，杨在发言的时候有些激动，差点哭出来，“总理听完我汇报后说他很难过。”
会议从上午9点半开到下午1点半。“总理表示感谢大家发表意见，他还说‘老百姓向我们反映问题，是因为老百姓对我们有信心’。”
杨志高动情地说：“都没想到我会见到总理。总理要管理这么大的国家，可是他和蔼可亲。我愿意好好地工作。座谈会结束后，我很想和总理照张相。”
不是总理的个人行为
从某种程度上说，温家宝总理给人们带来的亲民务实印象，与他坚持不懈的基层调研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精神也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风格，它激励着本届政府的所有官员效仿，从而促成一种新的决策机制。
2003年的除夕，温家宝在距离地面 720米的一个煤井度过，他和矿工一起吃年夜饺子，这个举动开始被一些人理解为一次例行的高层领导向基层送温暖的活动。
2003年3月，温家宝正式就任总理，在人代会结束时的记记招待会上，他说，到中央工作之后，“全国2500个县区，我跑遍了 1800个。”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
在就任总理之后的2004年、2005年的春节，温家宝总理依然是和最基层的老百姓一起度过，除了关怀群众的生活，也获取了很多“一手材料”。不仅如此，即使在平常的外出视察中，温家宝总理非常重视向最广泛的人们征求意见。
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作为一国总理的广泛征求施政意见，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总理问计”。但这不是总坝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和工作方式的转变。
在这倏忽而过的两年当中，总理问计更加频繁。作为国务院的“当家人”，他重视人大和政协提出的建议、提案和议案，也积极向民间寻求智慧，他重视传统的智囊团，如国务院参事机构，此外他还亲自登门求贤。
在一次会议上，温家宝透露，为了油气资源和水资源发展的问题，他曾登门请两位资深中科院院士出由，为政府决策做咨询。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王满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温家宝在这次会议上说，他要求两位院士不要马上提交报告，而是一年之后再提交。
“这个例子一方面反映出温总理非常注重专家意见，另一方面反映出他对科学决策的重视。”王满船说。
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的两年多中，本届政府听取意见的渠道更为广泛了。
这方面更长远的话题是，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决策咨询体系；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一制度如何加快形成。
听取“智囊”的个人谏言
在中国，个人能直接与总理交流的机会不多，因许多建议和报告都是通过内部渠道送达高层。像李昌平那样给总理，写公开信的人是极少的。
国务院参事就是以个人身份参政谏言，并以“直通车”形式传递至高层。这两年来，这一机构愈加得到重视。
2003年3月24日，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期政府参事工作的意见》的文件让国务院参事们感到欣慰。这份文件详细说明了新时期参事工作的方向和工作重点。而中办、国办关于国务院参事室的上一份文件是1995年发出的。
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蒋明麟说：“以往都是在每年中秋节前后，中央统战部和国办举行例行招待会，请参事们出席晚宴，然后由参事代表发言。一般来说实质性内容不多，礼仪性的成分多些。”
2003年以后，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参事室在这一年把例行招待会变为工作会议，得到了温家宝的肯定。蒋说，“这份文件出台的时候，温总理上任才5天。”3月24日正是北京非典疫情逐步肆虐的时候，温家宝视察参事室的计划一直被拖到了9月。
9月10日，温家宝视察参事室。按照中办的安排，具体时间定在当日的15点到 16点半。一位参事回忆，当时总理提出亲自掌握会场，希望大家告诉他真实情况。总理甚至诙谐地说，提个建议，提个问题，哪怕讲个故事都可以。
“这样，一下子就把大家和总理的距离拉近了，”蒋明麟回忆道，“发言很踊跃，气氛非常热烈。”温家宝在每个人发言之后，都根据自己对问题的了解，或是补充，或是肯定。
气氛逐渐达到高潮，“最后，丝毫没有做准备的人也做了即兴发言，”蒋说，“其实大家都想和总理谈更长的时间。”
温家宝最后要求大家，做官的人要把老百姓放在心里，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他还提出，设立参事室、文史馆，目的是为了广开思路、广纳群言。
时间已经到了17时40分，比国办安排的时间足足超出一个多小时。最后，各位参事的意见都被汇总到国办，再呈总理。
总理批示过的意见被转到各相关部委，拟出解决意见后，再将这些回复意见转达给提出问题的各位参事。
蒋评价说：“由此可见，温总理做事不是走过场，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很扎实。这也让我们参事知道，总理来这里，不仅是来联络感情的，更是充分重视参事的谏言献策。”
问政基层知识分子
向基层知识分子请教，也是本届政府问计于民的体现之一。
在防治艾滋病的领域，有两位大学教授经常被人提及，一位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另一位是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教授高耀洁，后者被媒体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桂希恩对温家宝去他家的那天记忆犹新：“那是2004年的6月11日。那天，有工作人员问我住在几楼?我说5楼，那人就说‘那总理就不到你家去了’。但是总理还是来了，他下车以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来看你来了’。”
“我没有准备水果，但是有矿泉水，总理没喝。开始的时候我很紧张，总理问我：毕业后在青海工作了多少年?我说16年，他说：‘那你吃的苦比我还多’。”桂希恩回忆道。
桂希恩谦虚地说：“谢谢总理。我只是尽了—个医疗工作者的职责，做的还不够。” 温家宝接着说：“我一会儿到你办公室聊聊。听听你们对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随后温家宝和桂希恩一起去了医院，在医院办公室开了1个多小时的座谈会。总理说：“我们必须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质，提高对艾滋病危害性的认识，树立防治艾滋病的信心，还国家一片净土，还艾滋病患者一个美好的心灵。这需要医疗工作者的献身精神，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桂希恩说：“我觉得总理对艾滋病的基本情况是了解的。他是第一位与艾滋病人握手的国家领导人。他在上蔡县过春节，文楼村开座谈会，和孤儿院的孩子打乒乓球。那天，总理对当地干部讲：应该对艾滋病孤儿有更多的关心。他还对地方官员说，‘我拜托你们了!”’
在政府负责人里面，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亦曾在艾滋病防治问题上请教过高耀洁教授。
2004年9月5日，北京西郊清华园一个幽静的小院，刚从美国来到清华大学担任高等研究中心教授的姚期智博士迎来了一位“贵客”。
“如何办好高等教育，发展国家信息科学，政府应该为此做什么?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你这方面的建议。”温家宝笑着说。
“海外华人中有很多杰出人才，清华大学更有一流的学生。我相信，有一流的教学人才和一流的学生，我们是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姚期智说。
温家宝随后说，“我们还要面向全球招聘一流的高层次人才。同时，各级政府也会千方百计为他们创造工作、生活条件。”
除了注重咨询国内专家的意见外，温家宝还积极与国外专家交流。2003年12月，温家宝访美期间，在纽约会见了包括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大卫·兰普顿教授在内的5位著名专家学者。
会谈后，兰普顿告诉媒体，温总理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双方就台湾问题、中美经济贸易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亲民”也是一种“问计”
频繁的基层调研几乎是温家宝总理特有的工作方式。从公开报道分析，总理一年至少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是在基层考察工作，而且每次在基层调研时，他都会同普通群众座谈，嘘寒问暖。
2004年8月1日下午3晌半，温家宝总理来到大庆1205钻井队作业现场。总理站在钻井队面前，动情地说：“今天到 1205钻井队，是我主动要求的。”
当天晚上，7时40分，温总理召开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温总理说：“两分钟谈情况，三分钟谈问题，五分钟谈打算。超过十分钟，我就敲杯子。”
8月2日上午，温家宝总理来到哈尔滨锅炉厂下岗职工杜晓萍家，得知他和妻子都已下岗，总理关切地问：“你们两个都下岗了，家里困难很多nE?领到失业保险费了吗?多少钱?跟我说实话，没关系!”他说：“省长、市长在这儿，你们跟我说实话。”
温家宝会从群众反映的问题里发现症结所在，进而会由一县一乡联系到全国的情况，并及时解决。总理帮重庆农民熊德明讨薪就是一个例子，此举惠及全国3亿民工。在2003年和2004年连续两年的年末，各地政府纷纷把清偿农民工工资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农业税的取消也是中央政府在基层多次调研之后采取的措施。这是“三农”问题的破题之举，亿万农民额手相庆。
2004年6月8日，温家宝走进湖北省老河口市洪山咀太山庙村，与农民王转运交谈起来。总理问：“今年交了多少税?”王转运答；“一亩地60多块。比去年减了40多块。”“好。我告诉你，税还会减下去。今年减3个点，明年还减，5年内要全部减完。”
为了进一步了解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情况，温家宝随后又驱车来到十堰市郧县城关镇堰河村，向农民了解情况。
王满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总理的‘亲民’实际上也是一种‘问计于民’。”
王满船认为“问计于民”并不是说一定要哪个农民给总理提出具体的计策。总理在与农民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了真实情况，就会形成自己的想法，这也是一种“问计于民”。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一位熟知温家宝的官员说，温家宝到外地视察的时候，经常会让车队忽然停下来，没有事先安排就下车，与附近的民众交谈。
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原河北省丰宁县委副书记依然清晰地记得2002年3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参与河北省人大代表分组讨论时的情形。
当时丰宁遭受了连续三年的旱灾，政府正发放粮食帮助农民。当他汇报丰宁县政府正按照乡利逐级统计上来的数字发放粮食时，被温家宝打断：“这样做不行，只靠统计数字做事不行，我们必须眼光向下，只有亲自下去调查，一户户查，一家家问，这样才能真实了解受灾情况。”
其实，不论“三个新年百姓之约”也好，突如其来地与民众对话也罢，在“亲民”的行为后面，对于温家宝而言，更重要的是他渴望了解到真实的民情，而这与政府科学决策息息相关。
在行政学中，信息系统是现代政府决策体制的三大系统之一，信息掌握的准确与及时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2004年3月4日，温家宝在参加政协经济界、农业界委员联组会议时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有专家认为，总理问计于民，体现了执政党的宗旨，但有时也是由于某些不得已：我们的决策支持系统还不成熟，总理还不得不更多的去做凋研，甚至有时撇开传统的机构而走到老百姓中间去。
2005年1月25日至2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座谈会，征求各方对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学者，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界代表和企业界的代表，都出席了座谈会。 其中包括杨志高。座谈会的那天，他穿着民族服装，在一起座谈的人里很显眼。
“总理表示感谢大家发表意见”
杨志高对《嘹望东方周刊》说，他在没见到温总理的时候很紧张，但是，“见到以后觉得温总理就像多年没见到的亲人。”
刚见面的时候，温总理主动走过来和杨志高握手，“他问我是不是杨志高，他还说他去过我们那里，我们那里很穷，现在好些没。”
“开会的时候，我和总理的发言中间只隔了一个人。我是第三个发育的，按理说，每个人只有10分钟发言时间，但我说了10多分钟。”杨回忆道。杨向总理提出了一个请求：贫困学生太苦了，政府能不能拨出经费弥补基层教育的贫困，比如免掉学杂费、书费，并且发放一些生活费。
“我刚说到这里，总理打断了一下，问我，这项工作两年前不是已经实施了吗?我只能鼓起勇气说：‘中央是有政策，但是有的地方并没有解决。’总理接着说，这是一个让他睡不着觉的问题。”
因为想到家乡那些贫困生，杨在发言的时候有些激动，差点哭出来，“总理听完我汇报后说他很难过。”
会议从上午9点半开到下午1点半。“总理表示感谢大家发表意见，他还说‘老百姓向我们反映问题，是因为老百姓对我们有信心’。”
杨志高动情地说：“都没想到我会见到总理。总理要管理这么大的国家，可是他和蔼可亲。我愿意好好地工作。座谈会结束后，我很想和总理照张相。”
不是总理的个人行为
从某种程度上说，温家宝总理给人们带来的亲民务实印象，与他坚持不懈的基层调研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精神也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风格，它激励着本届政府的所有官员效仿，从而促成一种新的决策机制。
2003年的除夕，温家宝在距离地面 720米的一个煤井度过，他和矿工一起吃年夜饺子，这个举动开始被一些人理解为一次例行的高层领导向基层送温暖的活动。
2003年3月，温家宝正式就任总理，在人代会结束时的记记招待会上，他说，到中央工作之后，“全国2500个县区，我跑遍了 1800个。”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
在就任总理之后的2004年、2005年的春节，温家宝总理依然是和最基层的老百姓一起度过，除了关怀群众的生活，也获取了很多“一手材料”。不仅如此，即使在平常的外出视察中，温家宝总理非常重视向最广泛的人们征求意见。
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作为一国总理的广泛征求施政意见，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总理问计”。但这不是总坝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和工作方式的转变。
在这倏忽而过的两年当中，总理问计更加频繁。作为国务院的“当家人”，他重视人大和政协提出的建议、提案和议案，也积极向民间寻求智慧，他重视传统的智囊团，如国务院参事机构，此外他还亲自登门求贤。
在一次会议上，温家宝透露，为了油气资源和水资源发展的问题，他曾登门请两位资深中科院院士出由，为政府决策做咨询。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王满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温家宝在这次会议上说，他要求两位院士不要马上提交报告，而是一年之后再提交。
“这个例子一方面反映出温总理非常注重专家意见，另一方面反映出他对科学决策的重视。”王满船说。
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的两年多中，本届政府听取意见的渠道更为广泛了。
这方面更长远的话题是，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决策咨询体系；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一制度如何加快形成。
听取“智囊”的个人谏言
在中国，个人能直接与总理交流的机会不多，因许多建议和报告都是通过内部渠道送达高层。像李昌平那样给总理，写公开信的人是极少的。
国务院参事就是以个人身份参政谏言，并以“直通车”形式传递至高层。这两年来，这一机构愈加得到重视。
2003年3月24日，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期政府参事工作的意见》的文件让国务院参事们感到欣慰。这份文件详细说明了新时期参事工作的方向和工作重点。而中办、国办关于国务院参事室的上一份文件是1995年发出的。
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蒋明麟说：“以往都是在每年中秋节前后，中央统战部和国办举行例行招待会，请参事们出席晚宴，然后由参事代表发言。一般来说实质性内容不多，礼仪性的成分多些。”
2003年以后，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参事室在这一年把例行招待会变为工作会议，得到了温家宝的肯定。蒋说，“这份文件出台的时候，温总理上任才5天。”3月24日正是北京非典疫情逐步肆虐的时候，温家宝视察参事室的计划一直被拖到了9月。
9月10日，温家宝视察参事室。按照中办的安排，具体时间定在当日的15点到 16点半。一位参事回忆，当时总理提出亲自掌握会场，希望大家告诉他真实情况。总理甚至诙谐地说，提个建议，提个问题，哪怕讲个故事都可以。
“这样，一下子就把大家和总理的距离拉近了，”蒋明麟回忆道，“发言很踊跃，气氛非常热烈。”温家宝在每个人发言之后，都根据自己对问题的了解，或是补充，或是肯定。
气氛逐渐达到高潮，“最后，丝毫没有做准备的人也做了即兴发言，”蒋说，“其实大家都想和总理谈更长的时间。”
温家宝最后要求大家，做官的人要把老百姓放在心里，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他还提出，设立参事室、文史馆，目的是为了广开思路、广纳群言。
时间已经到了17时40分，比国办安排的时间足足超出一个多小时。最后，各位参事的意见都被汇总到国办，再呈总理。
总理批示过的意见被转到各相关部委，拟出解决意见后，再将这些回复意见转达给提出问题的各位参事。
蒋评价说：“由此可见，温总理做事不是走过场，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很扎实。这也让我们参事知道，总理来这里，不仅是来联络感情的，更是充分重视参事的谏言献策。”
问政基层知识分子
向基层知识分子请教，也是本届政府问计于民的体现之一。
在防治艾滋病的领域，有两位大学教授经常被人提及，一位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另一位是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教授高耀洁，后者被媒体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桂希恩对温家宝去他家的那天记忆犹新：“那是2004年的6月11日。那天，有工作人员问我住在几楼?我说5楼，那人就说‘那总理就不到你家去了’。但是总理还是来了，他下车以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来看你来了’。”
“我没有准备水果，但是有矿泉水，总理没喝。开始的时候我很紧张，总理问我：毕业后在青海工作了多少年?我说16年，他说：‘那你吃的苦比我还多’。”桂希恩回忆道。
桂希恩谦虚地说：“谢谢总理。我只是尽了—个医疗工作者的职责，做的还不够。” 温家宝接着说：“我一会儿到你办公室聊聊。听听你们对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随后温家宝和桂希恩一起去了医院，在医院办公室开了1个多小时的座谈会。总理说：“我们必须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质，提高对艾滋病危害性的认识，树立防治艾滋病的信心，还国家一片净土，还艾滋病患者一个美好的心灵。这需要医疗工作者的献身精神，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桂希恩说：“我觉得总理对艾滋病的基本情况是了解的。他是第一位与艾滋病人握手的国家领导人。他在上蔡县过春节，文楼村开座谈会，和孤儿院的孩子打乒乓球。那天，总理对当地干部讲：应该对艾滋病孤儿有更多的关心。他还对地方官员说，‘我拜托你们了!”’
在政府负责人里面，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亦曾在艾滋病防治问题上请教过高耀洁教授。
2004年9月5日，北京西郊清华园一个幽静的小院，刚从美国来到清华大学担任高等研究中心教授的姚期智博士迎来了一位“贵客”。
“如何办好高等教育，发展国家信息科学，政府应该为此做什么?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你这方面的建议。”温家宝笑着说。
“海外华人中有很多杰出人才，清华大学更有一流的学生。我相信，有一流的教学人才和一流的学生，我们是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姚期智说。
温家宝随后说，“我们还要面向全球招聘一流的高层次人才。同时，各级政府也会千方百计为他们创造工作、生活条件。”
除了注重咨询国内专家的意见外，温家宝还积极与国外专家交流。2003年12月，温家宝访美期间，在纽约会见了包括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大卫·兰普顿教授在内的5位著名专家学者。
会谈后，兰普顿告诉媒体，温总理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双方就台湾问题、中美经济贸易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亲民”也是一种“问计”
频繁的基层调研几乎是温家宝总理特有的工作方式。从公开报道分析，总理一年至少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是在基层考察工作，而且每次在基层调研时，他都会同普通群众座谈，嘘寒问暖。
2004年8月1日下午3晌半，温家宝总理来到大庆1205钻井队作业现场。总理站在钻井队面前，动情地说：“今天到 1205钻井队，是我主动要求的。”
当天晚上，7时40分，温总理召开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温总理说：“两分钟谈情况，三分钟谈问题，五分钟谈打算。超过十分钟，我就敲杯子。”
8月2日上午，温家宝总理来到哈尔滨锅炉厂下岗职工杜晓萍家，得知他和妻子都已下岗，总理关切地问：“你们两个都下岗了，家里困难很多nE?领到失业保险费了吗?多少钱?跟我说实话，没关系!”他说：“省长、市长在这儿，你们跟我说实话。”
温家宝会从群众反映的问题里发现症结所在，进而会由一县一乡联系到全国的情况，并及时解决。总理帮重庆农民熊德明讨薪就是一个例子，此举惠及全国3亿民工。在2003年和2004年连续两年的年末，各地政府纷纷把清偿农民工工资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农业税的取消也是中央政府在基层多次调研之后采取的措施。这是“三农”问题的破题之举，亿万农民额手相庆。
2004年6月8日，温家宝走进湖北省老河口市洪山咀太山庙村，与农民王转运交谈起来。总理问：“今年交了多少税?”王转运答；“一亩地60多块。比去年减了40多块。”“好。我告诉你，税还会减下去。今年减3个点，明年还减，5年内要全部减完。”
为了进一步了解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情况，温家宝随后又驱车来到十堰市郧县城关镇堰河村，向农民了解情况。
王满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总理的‘亲民’实际上也是一种‘问计于民’。”
王满船认为“问计于民”并不是说一定要哪个农民给总理提出具体的计策。总理在与农民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了真实情况，就会形成自己的想法，这也是一种“问计于民”。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一位熟知温家宝的官员说，温家宝到外地视察的时候，经常会让车队忽然停下来，没有事先安排就下车，与附近的民众交谈。
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原河北省丰宁县委副书记依然清晰地记得2002年3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参与河北省人大代表分组讨论时的情形。
当时丰宁遭受了连续三年的旱灾，政府正发放粮食帮助农民。当他汇报丰宁县政府正按照乡利逐级统计上来的数字发放粮食时，被温家宝打断：“这样做不行，只靠统计数字做事不行，我们必须眼光向下，只有亲自下去调查，一户户查，一家家问，这样才能真实了解受灾情况。”
其实，不论“三个新年百姓之约”也好，突如其来地与民众对话也罢，在“亲民”的行为后面，对于温家宝而言，更重要的是他渴望了解到真实的民情，而这与政府科学决策息息相关。
在行政学中，信息系统是现代政府决策体制的三大系统之一，信息掌握的准确与及时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2004年3月4日，温家宝在参加政协经济界、农业界委员联组会议时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有专家认为，总理问计于民，体现了执政党的宗旨，但有时也是由于某些不得已：我们的决策支持系统还不成熟，总理还不得不更多的去做凋研，甚至有时撇开传统的机构而走到老百姓中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