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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变革处在关键时期，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求。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思想，为党的建设科学化指明了方向。以选举制度改革为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分配制度改革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三块基石。
关键词：党建；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普世价值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1-00-02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恶性群体性事件增多、思想道德严重滑坡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对政党来说是一种危险。要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思想集中体现在《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中。《共产党宣言》科学地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目标、宗旨和任务，《法兰西内战》则是对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经验总结，是为工人阶级政党在取得国家政权后如何进行自身的建设制定的方针和策略。
（一）《共产党宣言》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
1、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
共产党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结果。
2、阐明了共产党的纲领
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国家政权；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存在的条件，实现共产主义。
3、指出了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律
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接着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快地发展生产力。
（二）《法兰西内战》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在取得国家政权后进行制度建设的方针和策略
1、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必须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斯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1]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2]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恩格斯也明确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3]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非常明确，普选制、低薪制、监督制、罢免制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根本政治制度。
2、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是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重要职能
马克斯在分析巴黎公社政权的阶级性质时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4]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5]劳动的解放是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
3、公开性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体现
马克斯指出：“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6]公开性原则缩短了党与人民的距离，加强了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思想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肯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另一方面，认为工人阶级必须“防范”自己的“代表”发生蜕变。当前，我国的最大危险在于腐败，我党的最大危险在于脱离群众。新时期党的建设，要从根本是解问题，就必须推行以普选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稳步推进以选举制度改革为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保证党的工人阶级性质
1、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0年前，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深入不下去。”30年后，人们普遍认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躲不开、绕不过”了。
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吸取巴黎公社的宝贵经验，注意民主政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体制、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仍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仍未肃清。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就是说，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后，如果没有一套“防范”制度和措施,野心家、阴谋家就会任意横行，好人也会做坏事，国家政权就会发生蜕变,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苏联解体苏共倒台，根本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是戈巴乔夫一手造成的。这种观点是肤浅的。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脱离人民是苏共跨台的根本原因。苏共倒台了，中共怎么办？“三个代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2、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防止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脱离群众主要表现在“官本位”主义盛行。买官卖官、十羊九牧、寻租设租、官商勾结、警匪勾结等等，导致涉嫌腐败的大案、要案、窝案层出不断，导致人民群众心中有怨气，恶性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社会稳定，而且严重威胁到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政治体制改革应注重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1）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2）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3）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4）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其中选举制度改革是首要的问题。
我国的选举制度不够完善，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正真摆脱“等级授职制”，结果在官场形成了一套“潜规则”：“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要铲除官场潜规则，仅靠几个“嚴禁”或者仅靠一个“德”字是难以解决的，因为主体缺位。要从根本上解决，必须依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用“普选制”取代“等级授职制”，使主体归位。
3、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历史阶段。封建社会属于人的依赖性社会，采用的是“等级授职制”；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采用的是资本主义的“普选制”；社会主义社会属于人的自由个性开始全面发展的社会，应该采用的社会主义的“普选制”。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采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7]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8]“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9]
从逻辑上讲，“等级授职制”的合理性在于有一个全能的上帝，“普选制”的合理性在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有正真实现“权为民所赋”，才能切实保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能避免官僚主义，避免脱离群众，避免权力寻租。
4、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
我国选举制度改革已进行多年，从领导干部终身制到等额选举，从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从差额选举到直选，这就是选举制度改革的路线图。基层民主已经实行多年了，差额选举和直选也在试行，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就可以推广实行。选举制度改革的阻力是巨大的，有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也来自我们思想的保守。我们要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来克服这些阻力，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来”。
（二）深化以分配制度改革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因为“一切政治权利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已30多年，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反映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也在节节攀升，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远远超过了“警戒线”。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只有39.74%，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仅为16%，2009年，92%的全国职工仅占有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45%，而高管及垄断行业职工只占全国职工的8%，却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基尼系数高出国际“警戒线”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就会失去民心，就会失去执政的基础。
（三）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国民思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
1、启蒙未竟，普世价值缺失
启蒙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倡导民主与科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启蒙往往被蒙起，直到今天，仍然未竟。1980年，李维汉与邓小平有一次谈话，当时李维汉提出：“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反封建是启蒙的内容之一，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确立现代性社会的普世价值。
“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宗教的斗争中提出来的。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资产阶级创造出了一个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确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因为我们“反封建只做了一半”。
2、确立普世价值，实现国民思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
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和谐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和执政合法性的“元叙事”，而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包容和多元这些构成现代价值的基本“元素”则被抽离。中国的改革尚处在器物和制度层面，需要价值观的深刻变化，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与变革社会的实践是不能分开的。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当家作主的政治需要，需要通过现实的运动，形成以“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公平、正义、和谐”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讲，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党的建设同样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参考文献：
[1][2][3][4][5][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97,12-13,59,526,65,57.
[8][9]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2-174.
关键词：党建；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普世价值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1-00-02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恶性群体性事件增多、思想道德严重滑坡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对政党来说是一种危险。要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思想集中体现在《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中。《共产党宣言》科学地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目标、宗旨和任务，《法兰西内战》则是对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经验总结，是为工人阶级政党在取得国家政权后如何进行自身的建设制定的方针和策略。
（一）《共产党宣言》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
1、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
共产党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结果。
2、阐明了共产党的纲领
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国家政权；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存在的条件，实现共产主义。
3、指出了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律
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接着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快地发展生产力。
（二）《法兰西内战》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在取得国家政权后进行制度建设的方针和策略
1、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必须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斯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1]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2]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恩格斯也明确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3]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非常明确，普选制、低薪制、监督制、罢免制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根本政治制度。
2、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是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重要职能
马克斯在分析巴黎公社政权的阶级性质时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4]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5]劳动的解放是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
3、公开性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体现
马克斯指出：“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6]公开性原则缩短了党与人民的距离，加强了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思想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肯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另一方面，认为工人阶级必须“防范”自己的“代表”发生蜕变。当前，我国的最大危险在于腐败，我党的最大危险在于脱离群众。新时期党的建设，要从根本是解问题，就必须推行以普选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稳步推进以选举制度改革为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保证党的工人阶级性质
1、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0年前，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深入不下去。”30年后，人们普遍认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躲不开、绕不过”了。
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吸取巴黎公社的宝贵经验，注意民主政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体制、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仍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仍未肃清。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就是说，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后，如果没有一套“防范”制度和措施,野心家、阴谋家就会任意横行，好人也会做坏事，国家政权就会发生蜕变,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苏联解体苏共倒台，根本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是戈巴乔夫一手造成的。这种观点是肤浅的。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脱离人民是苏共跨台的根本原因。苏共倒台了，中共怎么办？“三个代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2、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防止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脱离群众主要表现在“官本位”主义盛行。买官卖官、十羊九牧、寻租设租、官商勾结、警匪勾结等等，导致涉嫌腐败的大案、要案、窝案层出不断，导致人民群众心中有怨气，恶性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社会稳定，而且严重威胁到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政治体制改革应注重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1）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2）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3）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4）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其中选举制度改革是首要的问题。
我国的选举制度不够完善，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正真摆脱“等级授职制”，结果在官场形成了一套“潜规则”：“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要铲除官场潜规则，仅靠几个“嚴禁”或者仅靠一个“德”字是难以解决的，因为主体缺位。要从根本上解决，必须依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用“普选制”取代“等级授职制”，使主体归位。
3、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历史阶段。封建社会属于人的依赖性社会，采用的是“等级授职制”；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采用的是资本主义的“普选制”；社会主义社会属于人的自由个性开始全面发展的社会，应该采用的社会主义的“普选制”。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采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7]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8]“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9]
从逻辑上讲，“等级授职制”的合理性在于有一个全能的上帝，“普选制”的合理性在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有正真实现“权为民所赋”，才能切实保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能避免官僚主义，避免脱离群众，避免权力寻租。
4、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
我国选举制度改革已进行多年，从领导干部终身制到等额选举，从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从差额选举到直选，这就是选举制度改革的路线图。基层民主已经实行多年了，差额选举和直选也在试行，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就可以推广实行。选举制度改革的阻力是巨大的，有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也来自我们思想的保守。我们要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来克服这些阻力，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来”。
（二）深化以分配制度改革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因为“一切政治权利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已30多年，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反映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也在节节攀升，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远远超过了“警戒线”。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只有39.74%，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仅为16%，2009年，92%的全国职工仅占有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45%，而高管及垄断行业职工只占全国职工的8%，却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基尼系数高出国际“警戒线”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就会失去民心，就会失去执政的基础。
（三）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国民思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
1、启蒙未竟，普世价值缺失
启蒙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倡导民主与科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启蒙往往被蒙起，直到今天，仍然未竟。1980年，李维汉与邓小平有一次谈话，当时李维汉提出：“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反封建是启蒙的内容之一，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确立现代性社会的普世价值。
“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宗教的斗争中提出来的。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资产阶级创造出了一个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确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因为我们“反封建只做了一半”。
2、确立普世价值，实现国民思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
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和谐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和执政合法性的“元叙事”，而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包容和多元这些构成现代价值的基本“元素”则被抽离。中国的改革尚处在器物和制度层面，需要价值观的深刻变化，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与变革社会的实践是不能分开的。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当家作主的政治需要，需要通过现实的运动，形成以“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公平、正义、和谐”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讲，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党的建设同样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参考文献：
[1][2][3][4][5][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97,12-13,59,526,65,57.
[8][9]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2-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