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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简化：“信”的力量
有的朋友会问我：“某某大夫到底行不行，开的药方是不是真有用？”我就跟他说：“假如说你感冒了，你去看西医，大夫会告诉你没什么事，多喝几杯水，吃点维生素，再过几天就好了。这样的医生是比较善良的医生，因为他知道，有些感冒吃几天药就会好，不吃药一个星期也会好。维生素只起增强体质的作用，并不是专门治这个病的。有些病人相信这个医生，他的病就真的好了。西医会如此，在中医中也有类似的‘安慰剂效应’。”由此引发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信任的问题。
弘一法师曾经讲过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识不足则多虑，威不足则多怒，信不足则多言。”就是说，一个人见识不够的时候，就喜欢胡思乱想、思前想后、患得患失；一个人威严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生气、发怒，真正有威严的人是威而不怒；一个人如果说很多的话，那是因为他的信不足。
现在资讯发达，任何事情有好的一面，也能找到反例去否定它，有人说喝牛奶好，有人说不能经常喝；有人说中医好，有人说西医好。跟老一辈的人相比，现代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也不相信，这好像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但是反过来看，人们却没有主见了。或者说，他的主见是一种对着来、反着来的主见。如果是抱着找反例、寻找自己正确性的心态，而不把注意力放在完成事情上，这种人就会陷入自己觉得非常聪明、很有主见，到最后发现自己一直在原地打转的境地。
有一年的高考作文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作文题目中有一幅图，一个人在挖井，挖了好几口井，深浅不一，这些井有些下面有水，有些没有水，但无一例外，他都没有挖到有水的深度。这个题目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地下有没有水是难以确定的，也许打了几百米还没有水，但如果只打几十米的话肯定找不到水。相比之下，一根筋地坚持，打出水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巴菲特的投资也是这样的，选定公司之后，他就一直持有该公司股票，尽管其间外界环境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他仍然不为所动，结果他就成了这个世界上靠投资赚钱最多的人。
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果想通过各种信息来作决策，可能你每天都得作出决策。因为现在是八面来风，四处都有信息，而且有很多信息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没有信念、没有主张、没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和手段，就很可能挖很多坑也挖不到水。要做成任何事都不难，怕就怕不能长期坚持和积累。
所谓纪律和原则的作用就在这里，人们可以避免思维和行动的碎片化、弥散化和飘忽化，可以一直朝一个大致正确的方向走去。虽然说结果不可预测，但大致来说会有一个好结果，即使最后的结果是坏的，但在此过程中，人们也可以收获定力、信心和能力。下次如果做别的事情，还会获得看不见的支持。就像是苹果公司做掌上电脑Apple Newton，当年是一款很失败的产品，甚至被人当成笑话，虽然苹果觉得它很好，但市场就是不接受。尽管它失败了，但现在看苹果的产品，无论是iPhone还是iPad，上面都有Newton的影子。所以说，有些东西在某个阶段失败了，还会在另一个语境里、另一个时段“借尸还魂”，它会复活，并沿着某条路径往前走，当然，它的样子可能有一些改变甚至完全不一样。
“人无信不立”的“信”，无论是信念、相信还是信任，它的作用都在于，让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诱惑、机会和陷阱的社会中保持自己的方向。除了诱惑外，在一路上，你还可能听到各种专家建议、形形色色的告诫等，那么在各种噪声干扰的情况下，你还能不能保持思想和行动的高信噪比呢？也就是说尽管噪声很大、干扰很大，但你接收信息的能力和传递信息的能量更大。
战争史上有一个小故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一战”的时候，一支德国军队在阿尔卑斯山里迷路了，几百人的队伍，给养越来越少，士气越来越低落。最要命的是，队伍里的人分成了几派，有的认为要朝这边走，有的认为要朝那边走，在种种矛盾之下，这支部队随时面临着内讧和哗变的可能。部队的指挥官虽然看出形势危急，但也无计可施。
有一天，他们突然在山里找到了一个小屋，大家都欣喜若狂，以为会找到吃的东西，结果进去一看，发现它是一个废弃的房子，很多年没有人住了，只有一些破旧的家具什么的。他们就在里面翻翻找找，翻出了一张旧得发黄的手绘地图。这个地图是用拉丁文标注的，拉丁文是传教士、贵族等上层人士用的文字，他们谁都不认识，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这张地图就是本地的地图。于是他们就结束了所有的纷争，决定按这张地图行事，一支即将分裂的部队又重新团结了起来。
但是按这张地图行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问题，首先是这张地图的比例尺不精确，远近没有感觉。其次，按这张图所标示的路走，有的路是死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相信这张地图，边走边猜，边走边修正。几天之后，他们竟奇迹般地走出来了，终于在一个山顶上看到了远处的炊烟。后来，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一直保存着这张救命的地图。若干年之后，他把这张地图拿出来给一个朋友看，这个朋友正好认识拉丁文，他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就笑了，他告诉这名指挥官，这张地图是奥地利南部山区的地图，根本不是瑞士的地图。也就是说，他们是凭借一张错误的地图走出了一条生路。
虽然这张地图是错的，但它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它消解了纷争，达成了共识，这一点就很不容易。无论在创业的公司里，还是在管理的团队中，最难达成的就是共识。尤其是在技术型的公司里，每个持异议的人都有很强的技术理由来支撑自己，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每个人都有意见，并且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像一个人，如果同时运行好几种意识，头脑里有好几张地图，就会精神分裂。
一个强健的组织需要有更高的智商和情商，它的意识必须是连贯的，行为必须是完整和统一的。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组织中的个体智商越高，组织就会越混乱。所以说，对于一个团队来说，地图对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大家心里要有同一张地图，相信同一张地图。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容易被各种知识所左右。打开微博，谁都可以编140个字。大家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立场，报纸上有一种观点，电视上有一种观点，同事和朋友那里还有一种观点。在这种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人变得越来越浅薄，聪明的人显得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只有坚持的傻子，反而有一种超乎智商、克敌制胜的能力。 现在很多企业都陷入了困境，它们面临着“三荒两高”的难题：用工荒、电荒、资金荒、用工成本高和税赋高。在这种状态下，最“聪明”的方式可能是选择不干，但是不干就意味着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了。这时，反而是那些迟钝的企业和减少消耗支撑的企业，会等到一个意想不到、别开生面的机会。我曾经问过一位企业家：“形势这么艰难，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他说：“开始我也觉得苦，但后来我想明白了，我要是赚了很多钱，我还是会选择做这个事，所以成功不成功、快和慢、爽和不爽都是排在第二位的，首先是我必须做这个事情。所以，‘三荒两高’对于我来说就没那么重要了，而且这种情况对大家都是一样的。这些不利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的盟友，因为许多对手被筛选和淘汰出去了。”
总之，在这个资讯庞杂的社会，我们不要因为碎片化的知识和观点而让自己的大脑形成“我不信”的信念，它会像一个病毒，破坏生命当中一切的美好和可能。
方法简化：高效率的无效果
有一个职场新人提问说：“我知道我应该做得更好，但是很多因素不是我能控制的，比如相关环节不配合，结果事情做到一半就卡在那儿，导致我的工作没有效率。”他这样说的确有些道理，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在孤立的环境中工作的，都需要别人的配合。但是，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卓有成效是可以练就、可以学会的。如果一个人想趁年轻干点事情，想成为一个做事有效率的人，他应该怎样做呢？
在工作和生活中，有的人虽然有很多事情要忙，但是工作效率非常高。我的一个朋友在出版社工作，最近我看到他们的书目，发现这些年他一直在钻研宗教、哲学，策划、主持翻译或撰写了上百本书。他不仅编了很多书、写了很多书，还有时间看电视，甚至写长篇文章来评论电视剧呢!
为什么有些人总能够出成绩，而有些人好像很忙，却总是不出成绩呢？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人，就是苏联科学家柳比歇夫，有一本书叫《奇特的一生》，就是专门讲他的。柳比歇夫是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此外他还是翻译家，《神曲》就是由他翻译成俄文的。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他一直坚持写日记，没有中断过一天。他每天的日记实际上是记时间账，记录他每天支出了多少时间、它的产出是什么，就这样一天不落、几十年如一日地做这件事情。
柳比歇夫曾经讲到，我们总是觉得古人的时间多、现代人的时间少，其实古代科技不像现代这么发达，现代很多技术说到底都是为了节省时间，包括电话、电梯、电脑、火车、飞机，甚至拉链、电动剃须刀。现代人拥有了很多节省时间的工具，可大家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没有时间陪孩子玩、没有时间去树林里走一走、没有时间给朋友打个电话聊几句、没有时间回家看望父母等等。现代人节省时间的手段越多，时间就越不够用。古代人用的工具很简陋，但他们卓有成效，成就不凡。
柳比歇夫的时间统计法仿佛一面镜子，一下子照出了自己碌碌无为的样子。我们平时从早忙到晚，回到家里就瘫软在沙发上，好像干了很多事情。实际上，如果把一天所干的事情都记录下来，看看到底干了什么，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让秘书记录他一个月里干的每一件事情。他后来一看，真正完成的事情少之又少。德鲁克是一个很懂时间管理的人，他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让秘书再记录一个月，结果发现一个月里干的事情确实是非常少。
我曾经要求公司的员工写工作日志，有一次我把一位员工的工作日志给他自己看，他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发现，他一天8个小时所干的事情，可能用半个小时就能干完。我就问他，其余7个半小时他在干什么。他说自己一直很忙，但就是忘记干了什么。我跟他说，如果忘记干了什么，显然事情并没有产生效果，而且可能并不重要，否则怎么会忘记呢。他后来恍然大悟，说原来每个人每天花在无效果事情上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
每天我们都忙忙碌碌的，显得很有效率似的，抄起电话就说话，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打字，但一天过去了，认真总结一下，好像又白忙了一天。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被速度之魔所裹挟的社会，所有的东西都只为让人们提高速度，但是大家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到底要到哪儿去、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会为速度而速度，为效率而效率，最后干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真正应该干的事情反而没有干。这就是很多人碌碌无为的原因。在现实工作中，有人总说自己很忙、很用心，见了客户、打了电话，但我们要看最终的效果是什么。
德鲁克说的“效果”跟他后来提出的“目标管理”实际上是一回事，有效率、没效果的事情往往都是没有目标的行为。结果就是有的人看上去很忙，像迷宫里的老鼠一样窜来窜去，但又说不清楚到底在忙什么。在公司里大家都很忙，但是按照关键业绩指标“KPI”来衡量，有的人实际上做的事情非常少。
德鲁克说，真正做到卓有成效，要做到五个方面：第一，善于利用有限的时间；第二，重视对外界的贡献。重要的是作出了什么贡献，而不是做了什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的是结果；第三，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善于利用自己和别人的长处，而不去管那些短处的事情。德鲁克有一句名言，管理者就是利用别人的长处来实现自己目标的人。至于说这个人是好是坏、如何把这个人教育成一个有理想的人，那是上帝的事情，不是管理者要做的事情；第四，有效的管理者总是集中精力于少数重要的领域，就是“要事优先”；第五，必须要作出有效的决策。做事情时最终是要面临各种选择的，能否作出最有效的选择最终将决定你是否卓有成效。
德鲁克曾经说过，唯有时间是最公平的。一个人再有钱，老天也不会多给他一点时间，每个人每天都是24小时。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有两个特点：第一，每个人拥有的时间是一样的；第二，别的资产是可以转让或买卖的，但时间是买不来的。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需要非常妥善和严格的管理，但不幸的是，这种不可买卖、不可替代、供给弹性为零的资产最不容易管理。 柳比歇夫的时间日记一年一本放在那儿，一篇篇的文章放在那儿，每一篇日记、每个日记本都能唤醒充实的记忆。所有的记录都能让他感受到时间和生活的丰富，所以我们不要弄得看似每天都很忙、很有效率，但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反而成了一个没有效果的人。
情绪简化：寻求公正是一种心理病
有网友来信说：你们不能老讲心法、愿力这些东西，在那儿单方面地乐观和想象，应该面对现实，从浪漫主义回到现实主义。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触，一个人寻求公平的时候，一定是遭遇了不公平，或是看到了很多不公平的现象，才会产生这样的感叹和要求。
比尔·盖茨给年轻人提出过11条忠告。盖茨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非常乏味的有钱人。他的乏味其实就是骨子里的现实主义，他有自己的逻辑，因为无趣的人一定有他的理由。
盖茨的第一个忠告是，世界充满不公平，你不要想着去改造它，而是要去适应它。他还有一个忠告：世界不会在意你的自尊，人们看到的只是你的成就；在你没有取得成就之前，切勿过分强调自己的尊严，因为尊严来自于实力。
盖茨的第一句话很值得玩味。一上来就告诉你，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你千万不要整天去抱怨它，而要去适应它。如果一个人的眼里只有不公平、不公正、谁不遵守规则，他所看到的就是不公平和不公正，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不公正的。而且，当人的念头总被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所纠缠的时候，他的状态就会非常糟糕，因为寻求公正是一种心理病。
一个人心有不平，他就会抱怨、评判，就会以一个完美的准则来评判周围的事物。不是说真有那么多不公平现象，而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意识雷达”，“意识雷达”里如果有不公平、不公正的念头，就往往什么都不做，他并没有去改变现状，而只是在抱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把抱怨当成了改变现实的一种手段。在生活中有些人就是这样，一见面就开始抱怨，老板、同事、配偶甚至天气都是他抱怨的对象，但他从没想过怎么去改变它。一个月之后再见面，他又在抱怨类似的东西。所谓抱怨，就是对当下现实的不接受和抵触，不愿意直面现实，不愿意想积极的办法去改变它，所以抱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惰性。我们说寻求公正是一种心理病，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持续的心理惰性。通过发泄不满、找到不公平，为自己的不努力、不作为而寻找各种借口和托词——这事儿怨不得我，怨谁呢？怨别人。
批评家和评论家往往是不受欢迎的。比如，影评家挣的钱远不如导演挣的钱多，股评家挣的钱远不如基金经理挣得多。因为在这些领域里，前者不如后者对社会的贡献大。《快公司》杂志的一篇题为“如何面对公司里的批评家”的文章说，英国著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埋葬的诸多英国历史名人中，没有一个是评论家。
从某种角度来说，“发烧”是年轻人的专利，人长大了以后就不怎么发烧了，如果到了三四十岁还动辄发烧那就不正常了。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会经历两种状态，一种是发烧的状态，另一种是发热的状态。发热是指运动以后，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加快，冒汗、体温升高。而发烧是内在的一种病，是由于身体的内耗造成的发热。过于关注不公正是一种心理病，它就是一种内耗，是一种自我折磨。总是盯着不公平，又不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就会总是处于憋闷、郁郁寡欢的状态，最后就会生出病来，这就是发烧了。但是，如果面对不公平的时候能够站出来，哪怕只是做一点点事情，也能产生机体上的运动，那就是发热。
一个人如果处于闲散、无所事事或准无所事事的状态，就会产生非议或对周围的一切指指点点。所以一个单位内如果有很多人在非议别人，那只能说明这个公司冗员太多。如果一个公司忙到人手永远都不够，哪有时间去抱怨别人，去指责生活不公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在抱怨世界的不公平，那你肯定是个闲人，起码在这个阶段比较闲，说明你还不够努力。
有的朋友会问我：“某某大夫到底行不行，开的药方是不是真有用？”我就跟他说：“假如说你感冒了，你去看西医，大夫会告诉你没什么事，多喝几杯水，吃点维生素，再过几天就好了。这样的医生是比较善良的医生，因为他知道，有些感冒吃几天药就会好，不吃药一个星期也会好。维生素只起增强体质的作用，并不是专门治这个病的。有些病人相信这个医生，他的病就真的好了。西医会如此，在中医中也有类似的‘安慰剂效应’。”由此引发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信任的问题。
弘一法师曾经讲过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识不足则多虑，威不足则多怒，信不足则多言。”就是说，一个人见识不够的时候，就喜欢胡思乱想、思前想后、患得患失；一个人威严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生气、发怒，真正有威严的人是威而不怒；一个人如果说很多的话，那是因为他的信不足。
现在资讯发达，任何事情有好的一面，也能找到反例去否定它，有人说喝牛奶好，有人说不能经常喝；有人说中医好，有人说西医好。跟老一辈的人相比，现代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也不相信，这好像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但是反过来看，人们却没有主见了。或者说，他的主见是一种对着来、反着来的主见。如果是抱着找反例、寻找自己正确性的心态，而不把注意力放在完成事情上，这种人就会陷入自己觉得非常聪明、很有主见，到最后发现自己一直在原地打转的境地。
有一年的高考作文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作文题目中有一幅图，一个人在挖井，挖了好几口井，深浅不一，这些井有些下面有水，有些没有水，但无一例外，他都没有挖到有水的深度。这个题目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地下有没有水是难以确定的，也许打了几百米还没有水，但如果只打几十米的话肯定找不到水。相比之下，一根筋地坚持，打出水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巴菲特的投资也是这样的，选定公司之后，他就一直持有该公司股票，尽管其间外界环境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他仍然不为所动，结果他就成了这个世界上靠投资赚钱最多的人。
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果想通过各种信息来作决策，可能你每天都得作出决策。因为现在是八面来风，四处都有信息，而且有很多信息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没有信念、没有主张、没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和手段，就很可能挖很多坑也挖不到水。要做成任何事都不难，怕就怕不能长期坚持和积累。
所谓纪律和原则的作用就在这里，人们可以避免思维和行动的碎片化、弥散化和飘忽化，可以一直朝一个大致正确的方向走去。虽然说结果不可预测，但大致来说会有一个好结果，即使最后的结果是坏的，但在此过程中，人们也可以收获定力、信心和能力。下次如果做别的事情，还会获得看不见的支持。就像是苹果公司做掌上电脑Apple Newton，当年是一款很失败的产品，甚至被人当成笑话，虽然苹果觉得它很好，但市场就是不接受。尽管它失败了，但现在看苹果的产品，无论是iPhone还是iPad，上面都有Newton的影子。所以说，有些东西在某个阶段失败了，还会在另一个语境里、另一个时段“借尸还魂”，它会复活，并沿着某条路径往前走，当然，它的样子可能有一些改变甚至完全不一样。
“人无信不立”的“信”，无论是信念、相信还是信任，它的作用都在于，让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诱惑、机会和陷阱的社会中保持自己的方向。除了诱惑外，在一路上，你还可能听到各种专家建议、形形色色的告诫等，那么在各种噪声干扰的情况下，你还能不能保持思想和行动的高信噪比呢？也就是说尽管噪声很大、干扰很大，但你接收信息的能力和传递信息的能量更大。
战争史上有一个小故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一战”的时候，一支德国军队在阿尔卑斯山里迷路了，几百人的队伍，给养越来越少，士气越来越低落。最要命的是，队伍里的人分成了几派，有的认为要朝这边走，有的认为要朝那边走，在种种矛盾之下，这支部队随时面临着内讧和哗变的可能。部队的指挥官虽然看出形势危急，但也无计可施。
有一天，他们突然在山里找到了一个小屋，大家都欣喜若狂，以为会找到吃的东西，结果进去一看，发现它是一个废弃的房子，很多年没有人住了，只有一些破旧的家具什么的。他们就在里面翻翻找找，翻出了一张旧得发黄的手绘地图。这个地图是用拉丁文标注的，拉丁文是传教士、贵族等上层人士用的文字，他们谁都不认识，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这张地图就是本地的地图。于是他们就结束了所有的纷争，决定按这张地图行事，一支即将分裂的部队又重新团结了起来。
但是按这张地图行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问题，首先是这张地图的比例尺不精确，远近没有感觉。其次，按这张图所标示的路走，有的路是死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相信这张地图，边走边猜，边走边修正。几天之后，他们竟奇迹般地走出来了，终于在一个山顶上看到了远处的炊烟。后来，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一直保存着这张救命的地图。若干年之后，他把这张地图拿出来给一个朋友看，这个朋友正好认识拉丁文，他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就笑了，他告诉这名指挥官，这张地图是奥地利南部山区的地图，根本不是瑞士的地图。也就是说，他们是凭借一张错误的地图走出了一条生路。
虽然这张地图是错的，但它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它消解了纷争，达成了共识，这一点就很不容易。无论在创业的公司里，还是在管理的团队中，最难达成的就是共识。尤其是在技术型的公司里，每个持异议的人都有很强的技术理由来支撑自己，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每个人都有意见，并且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像一个人，如果同时运行好几种意识，头脑里有好几张地图，就会精神分裂。
一个强健的组织需要有更高的智商和情商，它的意识必须是连贯的，行为必须是完整和统一的。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组织中的个体智商越高，组织就会越混乱。所以说，对于一个团队来说，地图对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大家心里要有同一张地图，相信同一张地图。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容易被各种知识所左右。打开微博，谁都可以编140个字。大家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立场，报纸上有一种观点，电视上有一种观点，同事和朋友那里还有一种观点。在这种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人变得越来越浅薄，聪明的人显得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只有坚持的傻子，反而有一种超乎智商、克敌制胜的能力。 现在很多企业都陷入了困境，它们面临着“三荒两高”的难题：用工荒、电荒、资金荒、用工成本高和税赋高。在这种状态下，最“聪明”的方式可能是选择不干，但是不干就意味着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了。这时，反而是那些迟钝的企业和减少消耗支撑的企业，会等到一个意想不到、别开生面的机会。我曾经问过一位企业家：“形势这么艰难，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他说：“开始我也觉得苦，但后来我想明白了，我要是赚了很多钱，我还是会选择做这个事，所以成功不成功、快和慢、爽和不爽都是排在第二位的，首先是我必须做这个事情。所以，‘三荒两高’对于我来说就没那么重要了，而且这种情况对大家都是一样的。这些不利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的盟友，因为许多对手被筛选和淘汰出去了。”
总之，在这个资讯庞杂的社会，我们不要因为碎片化的知识和观点而让自己的大脑形成“我不信”的信念，它会像一个病毒，破坏生命当中一切的美好和可能。
方法简化：高效率的无效果
有一个职场新人提问说：“我知道我应该做得更好，但是很多因素不是我能控制的，比如相关环节不配合，结果事情做到一半就卡在那儿，导致我的工作没有效率。”他这样说的确有些道理，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在孤立的环境中工作的，都需要别人的配合。但是，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卓有成效是可以练就、可以学会的。如果一个人想趁年轻干点事情，想成为一个做事有效率的人，他应该怎样做呢？
在工作和生活中，有的人虽然有很多事情要忙，但是工作效率非常高。我的一个朋友在出版社工作，最近我看到他们的书目，发现这些年他一直在钻研宗教、哲学，策划、主持翻译或撰写了上百本书。他不仅编了很多书、写了很多书，还有时间看电视，甚至写长篇文章来评论电视剧呢!
为什么有些人总能够出成绩，而有些人好像很忙，却总是不出成绩呢？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人，就是苏联科学家柳比歇夫，有一本书叫《奇特的一生》，就是专门讲他的。柳比歇夫是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此外他还是翻译家，《神曲》就是由他翻译成俄文的。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他一直坚持写日记，没有中断过一天。他每天的日记实际上是记时间账，记录他每天支出了多少时间、它的产出是什么，就这样一天不落、几十年如一日地做这件事情。
柳比歇夫曾经讲到，我们总是觉得古人的时间多、现代人的时间少，其实古代科技不像现代这么发达，现代很多技术说到底都是为了节省时间，包括电话、电梯、电脑、火车、飞机，甚至拉链、电动剃须刀。现代人拥有了很多节省时间的工具，可大家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没有时间陪孩子玩、没有时间去树林里走一走、没有时间给朋友打个电话聊几句、没有时间回家看望父母等等。现代人节省时间的手段越多，时间就越不够用。古代人用的工具很简陋，但他们卓有成效，成就不凡。
柳比歇夫的时间统计法仿佛一面镜子，一下子照出了自己碌碌无为的样子。我们平时从早忙到晚，回到家里就瘫软在沙发上，好像干了很多事情。实际上，如果把一天所干的事情都记录下来，看看到底干了什么，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让秘书记录他一个月里干的每一件事情。他后来一看，真正完成的事情少之又少。德鲁克是一个很懂时间管理的人，他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让秘书再记录一个月，结果发现一个月里干的事情确实是非常少。
我曾经要求公司的员工写工作日志，有一次我把一位员工的工作日志给他自己看，他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发现，他一天8个小时所干的事情，可能用半个小时就能干完。我就问他，其余7个半小时他在干什么。他说自己一直很忙，但就是忘记干了什么。我跟他说，如果忘记干了什么，显然事情并没有产生效果，而且可能并不重要，否则怎么会忘记呢。他后来恍然大悟，说原来每个人每天花在无效果事情上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
每天我们都忙忙碌碌的，显得很有效率似的，抄起电话就说话，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打字，但一天过去了，认真总结一下，好像又白忙了一天。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被速度之魔所裹挟的社会，所有的东西都只为让人们提高速度，但是大家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到底要到哪儿去、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会为速度而速度，为效率而效率，最后干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真正应该干的事情反而没有干。这就是很多人碌碌无为的原因。在现实工作中，有人总说自己很忙、很用心，见了客户、打了电话，但我们要看最终的效果是什么。
德鲁克说的“效果”跟他后来提出的“目标管理”实际上是一回事，有效率、没效果的事情往往都是没有目标的行为。结果就是有的人看上去很忙，像迷宫里的老鼠一样窜来窜去，但又说不清楚到底在忙什么。在公司里大家都很忙，但是按照关键业绩指标“KPI”来衡量，有的人实际上做的事情非常少。
德鲁克说，真正做到卓有成效，要做到五个方面：第一，善于利用有限的时间；第二，重视对外界的贡献。重要的是作出了什么贡献，而不是做了什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的是结果；第三，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善于利用自己和别人的长处，而不去管那些短处的事情。德鲁克有一句名言，管理者就是利用别人的长处来实现自己目标的人。至于说这个人是好是坏、如何把这个人教育成一个有理想的人，那是上帝的事情，不是管理者要做的事情；第四，有效的管理者总是集中精力于少数重要的领域，就是“要事优先”；第五，必须要作出有效的决策。做事情时最终是要面临各种选择的，能否作出最有效的选择最终将决定你是否卓有成效。
德鲁克曾经说过，唯有时间是最公平的。一个人再有钱，老天也不会多给他一点时间，每个人每天都是24小时。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有两个特点：第一，每个人拥有的时间是一样的；第二，别的资产是可以转让或买卖的，但时间是买不来的。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需要非常妥善和严格的管理，但不幸的是，这种不可买卖、不可替代、供给弹性为零的资产最不容易管理。 柳比歇夫的时间日记一年一本放在那儿，一篇篇的文章放在那儿，每一篇日记、每个日记本都能唤醒充实的记忆。所有的记录都能让他感受到时间和生活的丰富，所以我们不要弄得看似每天都很忙、很有效率，但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反而成了一个没有效果的人。
情绪简化：寻求公正是一种心理病
有网友来信说：你们不能老讲心法、愿力这些东西，在那儿单方面地乐观和想象，应该面对现实，从浪漫主义回到现实主义。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触，一个人寻求公平的时候，一定是遭遇了不公平，或是看到了很多不公平的现象，才会产生这样的感叹和要求。
比尔·盖茨给年轻人提出过11条忠告。盖茨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非常乏味的有钱人。他的乏味其实就是骨子里的现实主义，他有自己的逻辑，因为无趣的人一定有他的理由。
盖茨的第一个忠告是，世界充满不公平，你不要想着去改造它，而是要去适应它。他还有一个忠告：世界不会在意你的自尊，人们看到的只是你的成就；在你没有取得成就之前，切勿过分强调自己的尊严，因为尊严来自于实力。
盖茨的第一句话很值得玩味。一上来就告诉你，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你千万不要整天去抱怨它，而要去适应它。如果一个人的眼里只有不公平、不公正、谁不遵守规则，他所看到的就是不公平和不公正，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不公正的。而且，当人的念头总被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所纠缠的时候，他的状态就会非常糟糕，因为寻求公正是一种心理病。
一个人心有不平，他就会抱怨、评判，就会以一个完美的准则来评判周围的事物。不是说真有那么多不公平现象，而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意识雷达”，“意识雷达”里如果有不公平、不公正的念头，就往往什么都不做，他并没有去改变现状，而只是在抱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把抱怨当成了改变现实的一种手段。在生活中有些人就是这样，一见面就开始抱怨，老板、同事、配偶甚至天气都是他抱怨的对象，但他从没想过怎么去改变它。一个月之后再见面，他又在抱怨类似的东西。所谓抱怨，就是对当下现实的不接受和抵触，不愿意直面现实，不愿意想积极的办法去改变它，所以抱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惰性。我们说寻求公正是一种心理病，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持续的心理惰性。通过发泄不满、找到不公平，为自己的不努力、不作为而寻找各种借口和托词——这事儿怨不得我，怨谁呢？怨别人。
批评家和评论家往往是不受欢迎的。比如，影评家挣的钱远不如导演挣的钱多，股评家挣的钱远不如基金经理挣得多。因为在这些领域里，前者不如后者对社会的贡献大。《快公司》杂志的一篇题为“如何面对公司里的批评家”的文章说，英国著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埋葬的诸多英国历史名人中，没有一个是评论家。
从某种角度来说，“发烧”是年轻人的专利，人长大了以后就不怎么发烧了，如果到了三四十岁还动辄发烧那就不正常了。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会经历两种状态，一种是发烧的状态，另一种是发热的状态。发热是指运动以后，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加快，冒汗、体温升高。而发烧是内在的一种病，是由于身体的内耗造成的发热。过于关注不公正是一种心理病，它就是一种内耗，是一种自我折磨。总是盯着不公平，又不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就会总是处于憋闷、郁郁寡欢的状态，最后就会生出病来，这就是发烧了。但是，如果面对不公平的时候能够站出来，哪怕只是做一点点事情，也能产生机体上的运动，那就是发热。
一个人如果处于闲散、无所事事或准无所事事的状态，就会产生非议或对周围的一切指指点点。所以一个单位内如果有很多人在非议别人，那只能说明这个公司冗员太多。如果一个公司忙到人手永远都不够，哪有时间去抱怨别人，去指责生活不公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在抱怨世界的不公平，那你肯定是个闲人，起码在这个阶段比较闲，说明你还不够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