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引言 2010年10月19日，随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解文进等多起诈骗案件的判决，存在多年的京城“医托”诈骗患者的犯罪行为和在这个利益链条上形形色色的骗术暴露无遗。
2009年9月，来自山东省兖州市的杨春夫妇一下火车，就带着他们患有肌肉萎缩症的8岁儿子，急匆匆赶到北京儿童医院排队挂号。
临近中午，好不容易排到他们时，却没能挂上当天的专家号，这对年轻夫妇抱着孩子，急出了一脸热汗与冷泪。近半年来，为了给幼小的儿子看病，他们已经跑遍了山东老家的各个医院，花光了几乎所有的积蓄，但孩子的病情却一直不见好转。怀着最后一线希望，他们凑了5000元钱赴京求医。但排了半天队，却挂不上专家号，一家人不知道如何是好。
两人抱着孩子正垂头丧气地往外走，在挂号处的出口，两个看起来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走到跟前，操着湖南口音和蔼地问：“这位兄弟，是给孩子看病吗？孩子得的什么病啊？”自称叫刘艳的女子摸着孩子的头温和地问。
“老家医生诊断的是肌肉萎缩，我们来北京想确诊一下。”杨春实在地说。
刘艳一听，热情地说：“儿童医院现在治这种病不行，倒有一个老教授看病在行。这位叫尹星海的教授以前就是儿童医院的，现在退休后在北京金太和中医研究院坐诊，要不你到那去试试？我家亲戚的小孩得这种病，就是‘尹教授’给看好的。”
杨春一听，当即动了心，就和媳妇商量去看看。刘艳还说自己顺便到南边办事，可以给杨春一家带个路。
杨春一家被两个大姐带到了北京金太和中医研究院的门前。杨春在老家做生意，对社会上的各种骗术也略知一二。看到这个“研究院”规模不是很大，他决定先去探探底。
溜达了一小圈儿后，杨春最后向站在第八诊室门前的一个青年男子询问尹星海大夫的医术。这个同样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让杨春尽管放心，说“尹教授”什么病都能治，自己的肾病和家人的肝病都是在这看好的，他这次是来复诊的。
杨春最终带着媳妇孩子走进第八诊室，见到了众人称道的“神医”尹星海。“尹教授”很热情，简单询问了孩子的情况，又把了脉之后，对杨春说：“你到门口去挂个号吧，我给你开一个疗程的中药，吃两个月就好。”杨春夫妇看“尹教授”这么肯定，赶紧跟着“尹教授”安排的医生助理张伟去挂号拿药。
60副中药，每副70元，共需4000多元。杨春身上带了5000块钱，还得买一家三口回山东的车票，就跟医生助理商量先拿50副，剩下的等回去寄钱过来再邮寄。
夫妻俩带着孩子回了山东老家，按“尹教授”的医嘱给孩子吃药。吃了半个月之后，孩子的病情没有一点好转，却发现孩子还恶心呕吐，心急如焚的杨春夫妇带着孩子再次进京，直奔金太和研究院。尹星海大夫对他们说：“不用急，这些药吃的时候有呕吐的反应是药力发生作用，说明药起作用了，这次回去在原来的药里再加上大枣和生姜，用不了多久就见效了。”
两个月过后，孩子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心怀希望的杨春夫妇又邮寄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可是收到药后一打开，竟然发现这些成包的中药里竟然生出了恶心的虫子和飞蛾。杨春连忙拨打医院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无奈之下，杨春只身再次来到北京，发现这里已经被公安机关查封。而远在老家的孩子，也因为长时间耽误病情而更加恶化。
杨春来到当地公安机关报警，此时他才知道，儿童医院门前的两个热心大姐、诊室门口的男子都是“医托”。而这场骗局，是一个叫解文进的院长和来自湖南的诊室承包者和“医托”们联手导演的。
50岁的解文进是地道北京人。案发前，他经营着一家名为北京大观园畅海中医门诊部的民营医院。在北京许多知名医院的门口，都有一些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人，将患者拉到这家医院治病，这些人是该门诊部的“职业医托”。
北京大观园畅海中医门诊部最初是解文进的弟弟创办的。2006年，解文进向卫生部门提出变更申请，正式成为大观园畅海的法定代表人。解文进只有高中文化，从未接受过医学方面的专业教育。
最初，解文进是与来自湖南省衡阳市的陈华合作，将门诊部的第八诊室承包给陈华。在经营过程中，陈华想到了他在老家的好朋友张伟。48岁的张伟因为盗窃和寻衅滋事曾经3次被判刑。他来到北京后，帮助陈华安排“医托”到北京各大医院招揽病人。
张伟在这家医院还认识了很多同样来自衡阳的老乡黄平等人，他们都在陈华和解文进手下打工。
由于雇用“医托”四处拉客，骗取患者医药费，大观园畅海门诊部变得臭名昭著，很多患者都知道这家医院是家“黑心医院”，都不来看病。无奈之下，解文进和陈华解除了合作合同。
2009年2月，张伟承包了大观园畅海门诊部第八诊室。上任后，张伟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发动自己的朋友、亲戚和老乡从老家来到医院拉客；二是更换大观园畅海门诊部的名字。经过与解文进商议，把“北京金太和中医药研究院”的招牌挂在了门前。
随后，张伟和黄平等人分头召集起各自的医托，分散到北京各大医院门口去招徕患者。
解文进与张伟谈妥了一切承包事项，又找到了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大夫尹星海，告诉他门诊部“医托”多、病人多、效益好。坐诊医生一到位，大观园畅海门诊部第八诊室重整旗鼓开始营业。
根据解文进与张伟的约定，第八诊室的收入按比例分成。18%的购药费由解文进本人直接提取，作为医院的管理费。剩余的82%，除了发给“医托”的一小部分酬劳外，其余的大头由解文进和张伟等其他4名承包人按股瓜分。解文进的股份是固定的，其他几个人的股权比例则完全要看自己手中“医托”资源的多少。此外，第八诊室每月1万元的房租，以及所有的挂号费，全部被解文进收入囊中。坐堂问诊的尹星海，每天领取350元坐诊费。
2009年3月18日，一名来北京复查乙肝的外地妇女，在北京佑安医院门口，经不住两名医托的游说，跟着他们来到了大观园畅海门诊部。尹星海看了病人的体检报告和病历后，开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处方，并保证说“只要连续吃3个月，肯定能好”。随后，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助理”张伟带着这名妇女抓了2000多元的中药。服用后不见好转，病人在张伟的忽悠下又先后5次来复诊拿药，总共花了1.5万多元，到张伟被抓捕归案，这位患者已经严重恶化，病入膏肓。
尹星海只是一名治疗皮肤病的医生，一直在内蒙古的一家小医院治疗皮肤病。然而，此时的尹星海已经顾不上那么多，只要能有客源来医院掏钱看病，他就绝不拒绝。岂止是肝病，就连肾病、癫痫、肌肉萎缩、小儿尿床、卵巢囊肿、肺病等各种常规疾病和疑难杂症，尹星海在解文进的授意下一概来者不拒，照单全收。
为了骗得病人的信任，张伟他们雇来的“医托”在京城各大医院门口，与外地患者假惺惺地搭讪，有板有眼地告诉他们自己本人或是自己的亲属在大观园畅海门诊部的“尹教授”那里治好了病。有时甚至假装到大观园畅海复诊，把这些患者“顺路”带到大观园畅海门诊部。
由于大观园畅海门诊部之前被多次投诉，解文进早就准备好了降低投诉风险的妙计。他向张伟反复交待，有4类病人不能带到医院来看病。这“4不看”病人是：5岁以下儿童不看、危重病人不看、尚未确诊的病人不看、北京本地人不看。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在解文进和张伟等直接参与人归案后，警方在丰台区一家小旅馆里，抓捕了数名长期为解文进和张伟拉客的衡阳籍“医托”。
2010年10月19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解文进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00元。其他同案的张伟、黄平等6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这些都是民营医院的潜规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做法。出来后，我还要干这行。”这是解文进被法警带出法庭时，留给在场法官、记者以及许多被延误病情患者的最后一句话。
（摘自《国际金融报》 作者：黑丁）
2009年9月，来自山东省兖州市的杨春夫妇一下火车，就带着他们患有肌肉萎缩症的8岁儿子，急匆匆赶到北京儿童医院排队挂号。
临近中午，好不容易排到他们时，却没能挂上当天的专家号，这对年轻夫妇抱着孩子，急出了一脸热汗与冷泪。近半年来，为了给幼小的儿子看病，他们已经跑遍了山东老家的各个医院，花光了几乎所有的积蓄，但孩子的病情却一直不见好转。怀着最后一线希望，他们凑了5000元钱赴京求医。但排了半天队，却挂不上专家号，一家人不知道如何是好。
两人抱着孩子正垂头丧气地往外走，在挂号处的出口，两个看起来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走到跟前，操着湖南口音和蔼地问：“这位兄弟，是给孩子看病吗？孩子得的什么病啊？”自称叫刘艳的女子摸着孩子的头温和地问。
“老家医生诊断的是肌肉萎缩，我们来北京想确诊一下。”杨春实在地说。
刘艳一听，热情地说：“儿童医院现在治这种病不行，倒有一个老教授看病在行。这位叫尹星海的教授以前就是儿童医院的，现在退休后在北京金太和中医研究院坐诊，要不你到那去试试？我家亲戚的小孩得这种病，就是‘尹教授’给看好的。”
杨春一听，当即动了心，就和媳妇商量去看看。刘艳还说自己顺便到南边办事，可以给杨春一家带个路。
杨春一家被两个大姐带到了北京金太和中医研究院的门前。杨春在老家做生意，对社会上的各种骗术也略知一二。看到这个“研究院”规模不是很大，他决定先去探探底。
溜达了一小圈儿后，杨春最后向站在第八诊室门前的一个青年男子询问尹星海大夫的医术。这个同样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让杨春尽管放心，说“尹教授”什么病都能治，自己的肾病和家人的肝病都是在这看好的，他这次是来复诊的。
杨春最终带着媳妇孩子走进第八诊室，见到了众人称道的“神医”尹星海。“尹教授”很热情，简单询问了孩子的情况，又把了脉之后，对杨春说：“你到门口去挂个号吧，我给你开一个疗程的中药，吃两个月就好。”杨春夫妇看“尹教授”这么肯定，赶紧跟着“尹教授”安排的医生助理张伟去挂号拿药。
60副中药，每副70元，共需4000多元。杨春身上带了5000块钱，还得买一家三口回山东的车票，就跟医生助理商量先拿50副，剩下的等回去寄钱过来再邮寄。
夫妻俩带着孩子回了山东老家，按“尹教授”的医嘱给孩子吃药。吃了半个月之后，孩子的病情没有一点好转，却发现孩子还恶心呕吐，心急如焚的杨春夫妇带着孩子再次进京，直奔金太和研究院。尹星海大夫对他们说：“不用急，这些药吃的时候有呕吐的反应是药力发生作用，说明药起作用了，这次回去在原来的药里再加上大枣和生姜，用不了多久就见效了。”
两个月过后，孩子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心怀希望的杨春夫妇又邮寄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可是收到药后一打开，竟然发现这些成包的中药里竟然生出了恶心的虫子和飞蛾。杨春连忙拨打医院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无奈之下，杨春只身再次来到北京，发现这里已经被公安机关查封。而远在老家的孩子，也因为长时间耽误病情而更加恶化。
杨春来到当地公安机关报警，此时他才知道，儿童医院门前的两个热心大姐、诊室门口的男子都是“医托”。而这场骗局，是一个叫解文进的院长和来自湖南的诊室承包者和“医托”们联手导演的。
50岁的解文进是地道北京人。案发前，他经营着一家名为北京大观园畅海中医门诊部的民营医院。在北京许多知名医院的门口，都有一些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人，将患者拉到这家医院治病，这些人是该门诊部的“职业医托”。
北京大观园畅海中医门诊部最初是解文进的弟弟创办的。2006年，解文进向卫生部门提出变更申请，正式成为大观园畅海的法定代表人。解文进只有高中文化，从未接受过医学方面的专业教育。
最初，解文进是与来自湖南省衡阳市的陈华合作，将门诊部的第八诊室承包给陈华。在经营过程中，陈华想到了他在老家的好朋友张伟。48岁的张伟因为盗窃和寻衅滋事曾经3次被判刑。他来到北京后，帮助陈华安排“医托”到北京各大医院招揽病人。
张伟在这家医院还认识了很多同样来自衡阳的老乡黄平等人，他们都在陈华和解文进手下打工。
由于雇用“医托”四处拉客，骗取患者医药费，大观园畅海门诊部变得臭名昭著，很多患者都知道这家医院是家“黑心医院”，都不来看病。无奈之下，解文进和陈华解除了合作合同。
2009年2月，张伟承包了大观园畅海门诊部第八诊室。上任后，张伟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发动自己的朋友、亲戚和老乡从老家来到医院拉客；二是更换大观园畅海门诊部的名字。经过与解文进商议，把“北京金太和中医药研究院”的招牌挂在了门前。
随后，张伟和黄平等人分头召集起各自的医托，分散到北京各大医院门口去招徕患者。
解文进与张伟谈妥了一切承包事项，又找到了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大夫尹星海，告诉他门诊部“医托”多、病人多、效益好。坐诊医生一到位，大观园畅海门诊部第八诊室重整旗鼓开始营业。
根据解文进与张伟的约定，第八诊室的收入按比例分成。18%的购药费由解文进本人直接提取，作为医院的管理费。剩余的82%，除了发给“医托”的一小部分酬劳外，其余的大头由解文进和张伟等其他4名承包人按股瓜分。解文进的股份是固定的，其他几个人的股权比例则完全要看自己手中“医托”资源的多少。此外，第八诊室每月1万元的房租，以及所有的挂号费，全部被解文进收入囊中。坐堂问诊的尹星海，每天领取350元坐诊费。
2009年3月18日，一名来北京复查乙肝的外地妇女，在北京佑安医院门口，经不住两名医托的游说，跟着他们来到了大观园畅海门诊部。尹星海看了病人的体检报告和病历后，开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处方，并保证说“只要连续吃3个月，肯定能好”。随后，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助理”张伟带着这名妇女抓了2000多元的中药。服用后不见好转，病人在张伟的忽悠下又先后5次来复诊拿药，总共花了1.5万多元，到张伟被抓捕归案，这位患者已经严重恶化，病入膏肓。
尹星海只是一名治疗皮肤病的医生，一直在内蒙古的一家小医院治疗皮肤病。然而，此时的尹星海已经顾不上那么多，只要能有客源来医院掏钱看病，他就绝不拒绝。岂止是肝病，就连肾病、癫痫、肌肉萎缩、小儿尿床、卵巢囊肿、肺病等各种常规疾病和疑难杂症，尹星海在解文进的授意下一概来者不拒，照单全收。
为了骗得病人的信任，张伟他们雇来的“医托”在京城各大医院门口，与外地患者假惺惺地搭讪，有板有眼地告诉他们自己本人或是自己的亲属在大观园畅海门诊部的“尹教授”那里治好了病。有时甚至假装到大观园畅海复诊，把这些患者“顺路”带到大观园畅海门诊部。
由于大观园畅海门诊部之前被多次投诉，解文进早就准备好了降低投诉风险的妙计。他向张伟反复交待，有4类病人不能带到医院来看病。这“4不看”病人是：5岁以下儿童不看、危重病人不看、尚未确诊的病人不看、北京本地人不看。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在解文进和张伟等直接参与人归案后，警方在丰台区一家小旅馆里，抓捕了数名长期为解文进和张伟拉客的衡阳籍“医托”。
2010年10月19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解文进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00元。其他同案的张伟、黄平等6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这些都是民营医院的潜规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做法。出来后，我还要干这行。”这是解文进被法警带出法庭时，留给在场法官、记者以及许多被延误病情患者的最后一句话。
（摘自《国际金融报》 作者：黑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