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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已经逐渐被新的社会价值观所取代，各种女权主义的兴起，男女平等观念的普及，已经威胁到了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这种冲击给男人带来了新的变化，也让他们适应新的角色，比如男人也可以成为孩子的养育者，成为孩子的“母亲”，而不是“父亲”，但是父亲的概念并没有重新定义，现代仍有许多中国男人无法同时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温顺体贴的家长，又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他们认为两种角色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
在中国近代的许多名人传记中，都记述过这样一个父亲形象，不苟言笑，冷酷无情，与子女保持距离，不宠爱，更不会与孩子们亲昵，他对儿子唯一表示关心的方式就是督促他的学业，规划他的人生。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父子关系造就了无数才子，也毁掉了无数温情时刻。
如果你稍微留意下，很多人晚年回忆自己的父亲多少都是以温情的笔触书写，用文学美化了那个威严、不通情理的父亲：仿佛父亲早年的苛刻是良苦用心，别有用意，只是为了自己以后的成功煞费苦心而已。在这样的传统之下， 不难理解2010年5月，为何季羡林的独子季承出版了《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会震惊世人。
季承颠覆了被社会塑造的“大师”的完美形象，在儿子笔下，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通过那本传记，我们了解到季羡林对外人，不管是谁，一律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对家里人，总有点冷若冰霜。孩子们的事情，一律不闻不问。季羡林的继母过世，住院的二十多天内，他一次都没有前往探望。这之后的七年间，季承的姐姐、母亲、姐夫也相继去世，伴随季羡林数十年的秘书李铮也被季羡林冷落，对于这几位家人和亲近的人，季羡林一直表现比较冷淡。
季氏父子之间更是裂痕深远，1994年2月，父子俩因为一盆君子兰闹翻决裂，此后十三年没有任何来往。直到季羡林去世前的八个月里，季承才重新探望和照顾季羡林。季承认为父亲道德高尚，情操丰富，勤奋刻苦，朴实无华，爱国爱人，热爱人生，热爱自然，受人敬仰。但是，作为一个常人，他的性格是复杂的。
实际上，这又跟季羡林本人的早期经历有关，他幼年过继给叔父，无爱的婚姻、母亲的早逝，塑造了他压抑、封闭、孤傲的性格，以至于他后来意气用事毁了自己一家，又使他生前身后都深陷种种纠纷之中。
这对多年来剑拔弩张的父子在诀别的最后时刻选择了情感认同。有人会揣测儿子惦记着父亲的遗产，有人会赞同这种父子之间情感的联系。其实无论什么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季羡林的病危，也许父子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冷漠而尴尬的阶段。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父亲是一个权威型的人物，他的存在代表了传统、因循守旧的保守力量，而儿子的存在被视为威胁，他们一方面互相争夺母亲的爱，同时还互相敌视。父与子之间的冲突被视为一种永恒的冲突：一方面儿子会敬畏父亲，并努力成长摆脱父亲的阴影；另外一方面，父亲会感受到儿子成长的威胁，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终究会被替代的危机感。但是这种冲突会有和解的一天，即当儿子成了父亲，当父亲已经衰老，不存在威胁的时刻，父与子之间才可能缓和这种危机。
而对中国人来说，国学大师与自幼缺少父爱的儿子还是时代的缩影。近一百年来的中国既是一个父权丧失的时代，又是父子关系重建的年代。从辛亥年到新文化运动，中国家庭中父子关系的变迁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过程，最初是父权的丧失，继而是“五四”一代尝试对父子关系进行完全的革新。而后，在大时代的动荡之中，父子关系在全面政治化的空气中被异化，年轻人在政治的高压下对上一代进行彻底否定。直至1980年才开始重建父子间的温情关系，而市场化改革又将父子关系推到了冲突的位置上。总而言之，在新文化与旧文化交替的转型期，父子常常要通过非此即彼的选择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在中国的社会中，父与子之间相处最容易应该是在儿童期，一旦进入到青少年，这种父子之间的温情很快会被一系列严厉的要求遮蔽，父亲不是一种温情的形象，他是男权社会的权力象征，他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致使其日益成为一个强悍外壳包裹下的孤独灵魂。
翻译家傅雷和傅聪的故事仍是最让人感慨的案例。为了把傅聪培养成才，傅雷几乎可以说是冷酷无情，不择手段，甚至不少打骂。傅聪长到20多岁了，傅雷还在不厌其烦地跟傅聪讲，跟长辈讲话时双手要下垂，进屋时，要把围巾、外衣挂在衣帽间，吃西餐时刀和叉不能发出碰撞声。
其实，这种教育方式让傅雷自己也觉得痛苦：“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得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的一部分罪过。”
可是如傅雷所说，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拥抱你才能表达我的悔恨与热爱呢！”
目前来看，在中国大部分家庭关系中，父亲在家庭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是通过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和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不是通过照料孩子来实现的，严父慈母仍然是被广泛接受的思维套路。但可喜的是，我们也已经看到中国有越来越多父亲接受了平等、独立的父子观念。小说家汪曾祺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的散文记录了他的父亲，也记录了自己与孩子的关系。汪曾祺的父亲是一位很有趣的父亲，很随和，没有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他关心儿子的学业，但不强求。汪曾祺的作文好，他就拿出去给人看，四处炫耀，数学成绩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及格就行。汪曾祺说他十七岁初恋，在家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他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给他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父亲一根他一根。父亲还总是先给他点上火。
当汪曾祺自己成为父亲之后，“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汪曾祺说：“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根据眼见到的现实，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汪曾祺的父子关系模式相信会在未来的中国更加普遍。
在中国近代的许多名人传记中，都记述过这样一个父亲形象，不苟言笑，冷酷无情，与子女保持距离，不宠爱，更不会与孩子们亲昵，他对儿子唯一表示关心的方式就是督促他的学业，规划他的人生。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父子关系造就了无数才子，也毁掉了无数温情时刻。
如果你稍微留意下，很多人晚年回忆自己的父亲多少都是以温情的笔触书写，用文学美化了那个威严、不通情理的父亲：仿佛父亲早年的苛刻是良苦用心，别有用意，只是为了自己以后的成功煞费苦心而已。在这样的传统之下， 不难理解2010年5月，为何季羡林的独子季承出版了《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会震惊世人。
季承颠覆了被社会塑造的“大师”的完美形象，在儿子笔下，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通过那本传记，我们了解到季羡林对外人，不管是谁，一律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对家里人，总有点冷若冰霜。孩子们的事情，一律不闻不问。季羡林的继母过世，住院的二十多天内，他一次都没有前往探望。这之后的七年间，季承的姐姐、母亲、姐夫也相继去世，伴随季羡林数十年的秘书李铮也被季羡林冷落，对于这几位家人和亲近的人，季羡林一直表现比较冷淡。
季氏父子之间更是裂痕深远，1994年2月，父子俩因为一盆君子兰闹翻决裂，此后十三年没有任何来往。直到季羡林去世前的八个月里，季承才重新探望和照顾季羡林。季承认为父亲道德高尚，情操丰富，勤奋刻苦，朴实无华，爱国爱人，热爱人生，热爱自然，受人敬仰。但是，作为一个常人，他的性格是复杂的。
实际上，这又跟季羡林本人的早期经历有关，他幼年过继给叔父，无爱的婚姻、母亲的早逝，塑造了他压抑、封闭、孤傲的性格，以至于他后来意气用事毁了自己一家，又使他生前身后都深陷种种纠纷之中。
这对多年来剑拔弩张的父子在诀别的最后时刻选择了情感认同。有人会揣测儿子惦记着父亲的遗产，有人会赞同这种父子之间情感的联系。其实无论什么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季羡林的病危，也许父子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冷漠而尴尬的阶段。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父亲是一个权威型的人物，他的存在代表了传统、因循守旧的保守力量，而儿子的存在被视为威胁，他们一方面互相争夺母亲的爱，同时还互相敌视。父与子之间的冲突被视为一种永恒的冲突：一方面儿子会敬畏父亲，并努力成长摆脱父亲的阴影；另外一方面，父亲会感受到儿子成长的威胁，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终究会被替代的危机感。但是这种冲突会有和解的一天，即当儿子成了父亲，当父亲已经衰老，不存在威胁的时刻，父与子之间才可能缓和这种危机。
而对中国人来说，国学大师与自幼缺少父爱的儿子还是时代的缩影。近一百年来的中国既是一个父权丧失的时代，又是父子关系重建的年代。从辛亥年到新文化运动，中国家庭中父子关系的变迁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过程，最初是父权的丧失，继而是“五四”一代尝试对父子关系进行完全的革新。而后，在大时代的动荡之中，父子关系在全面政治化的空气中被异化，年轻人在政治的高压下对上一代进行彻底否定。直至1980年才开始重建父子间的温情关系，而市场化改革又将父子关系推到了冲突的位置上。总而言之，在新文化与旧文化交替的转型期，父子常常要通过非此即彼的选择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在中国的社会中，父与子之间相处最容易应该是在儿童期，一旦进入到青少年，这种父子之间的温情很快会被一系列严厉的要求遮蔽，父亲不是一种温情的形象，他是男权社会的权力象征，他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致使其日益成为一个强悍外壳包裹下的孤独灵魂。
翻译家傅雷和傅聪的故事仍是最让人感慨的案例。为了把傅聪培养成才，傅雷几乎可以说是冷酷无情，不择手段，甚至不少打骂。傅聪长到20多岁了，傅雷还在不厌其烦地跟傅聪讲，跟长辈讲话时双手要下垂，进屋时，要把围巾、外衣挂在衣帽间，吃西餐时刀和叉不能发出碰撞声。
其实，这种教育方式让傅雷自己也觉得痛苦：“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得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的一部分罪过。”
可是如傅雷所说，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拥抱你才能表达我的悔恨与热爱呢！”
目前来看，在中国大部分家庭关系中，父亲在家庭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是通过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和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不是通过照料孩子来实现的，严父慈母仍然是被广泛接受的思维套路。但可喜的是，我们也已经看到中国有越来越多父亲接受了平等、独立的父子观念。小说家汪曾祺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的散文记录了他的父亲，也记录了自己与孩子的关系。汪曾祺的父亲是一位很有趣的父亲，很随和，没有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他关心儿子的学业，但不强求。汪曾祺的作文好，他就拿出去给人看，四处炫耀，数学成绩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及格就行。汪曾祺说他十七岁初恋，在家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他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给他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父亲一根他一根。父亲还总是先给他点上火。
当汪曾祺自己成为父亲之后，“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汪曾祺说：“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根据眼见到的现实，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汪曾祺的父子关系模式相信会在未来的中国更加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