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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顾问，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兼任多家国内外知名大学客座教授，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
海归，作为中国一个开放元素，备受社会关注和期待。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3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留学热”与“回国潮”演绎着“春天的故事”。
目前，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超过120万人，回国工作已有30多万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或许还没有哪个时代能像今天这样迅速汇聚如此丰富的海归资源。统计显示，72％的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81％的中科院院士、54％的工程院院士均为海归。
2009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智力，加强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在这之前的两个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要求，在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地方分层次组织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海外留学人才作为我国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重要来源，在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于是，我们的目光再次聚焦海归，力求通过一个人感受一股热资源的涌动。
这个人就是王辉耀，海归派的成功者代表，跨越于政、商、学、研诸领域，其致力于海归群体的研究颇具权威性。
创新语境下的政策牵引
《人力资源》(以下简称HR)：我国实施海外高外而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海归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留学人员数量庞大，一些人学成后留在国外工作，而且活跃在世界科技前沿 您认为如何吸引更的海外留学人才回国服务?
王辉耀(以下简称答)：海外留学人才是否回国发展有多方面因素，如政府的政策与效率，人才的选拔、评估、激励机制，适合的硬件基础与平台、社会人文环境的开放与尊重、国籍与出入境的规定，甚至包括子女教育问题等都可能影响人才回归。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海外人才引进工作，不断完善政策环境。譬如，我国于1992年就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2003年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后，先后制定出台了几十个更详尽具体的政策文件。如《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建立了中国“绿卡”制度；《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十一五”规划》等。近期出台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整体来说，国家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决心和力度越来越大，这也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经济产业升级的大趋势相一致。
HR：我们也欣慰的看到，海归回国后给中国带来了诸多变化，他们带回的高新科技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技术的差距，如邓中翰博士采造的“星光中国芯”，颠覆了国外芯片产品的垄断地位、在国际上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您认为海归与本土人才相比较，有哪些优势?
答：海归群体在互联网、IT等高新技术领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当初亚信把互联网基础设施带到中国时，中国互联网的门户才刚刚起步，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大国。以新浪、搜狐、百度等为代表的一批海归互联网企业培养出数亿网民，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互联网技术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在人文领域，海归能够提供国际化的视野、经验和理念，这对本土人才是一种补充。在科技领域，国内大学的科研实力以及培养科学家的能力与世界顶尖名校还有很大差距。那些毕业于国外名校的海归掌握世界先进的科研技术，他们的优势不仅“补充”国内所没有的关键技术，而且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发挥海归优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例如，中国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有21人是海归，没有这些海归的贡献，中国不可能迅速崛起。
中国情结中的个人机遇
HR：您是海归派的成功者代表，曾被评为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之一，谈谈您个人的发展经历和感受。
答：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受益者，个人发展与国家开放是不可分割的，为此我还写了一本书叫《开放你的人生》。
在开放的时代个人要应时而动。邓小平重启派遣留学之门，我才得以留学北美、打拼自己的国际化事业；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迅猛兴起的创业大潮，吸引我回国创业，后又创办海归组织。
20多年来，我留学、工作、访问和游历过几十个国家，个人的经历变得厚重。同时，置身祖国之外也深刻感受到，在全球化产业链当中，我国还扮演着“体力工人”与“技术工人”的角色，未来要成为国际脑力战场的主要竞争者，需要更多具有海外成功实践经验的留学人才。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留学人才早日回国服务。
HR：在您看来，海归回国创业与本土人才相比是否更容易成功?
答：当然不是。海归回国创业不只是与本土人才竞争，还面临着与外企、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但海归具有国际化视野、跨东西方操作经营的能力和经验，如果能将本土化与国际化完美结合，自然就容易创业成功。
HR：大部分海归回国发展现状并不乐观，也没有给社会带来所期望的价值，海归离开人数也不少，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第?
答：海归常有“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则需要分清原因，是由于海归自身的调整、定位有问题，还是“国情”落后而不利于人才发展。如果是因为国情落后，即使不引进海外人才，我们也需要改革。
发挥任何人才包括海归人才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建立“适才适用”的人才机制。用人单位引进人才是为了帮助事业发展，人才回归后更需要“事业留人”，形成“共赢“效应才是保持长期合作最重要一点。因此，要给回国人才提供足够的软、硬件的支持平台，充分发挥其专业和特长。
当然，海归不可能都是人才，他们的教育水平与其教育投入无关，有些海归在海外就读的大学未必强过国内重点院校，出现“海待”是很正常的，但它只是一个少数现象。如果我们统计国内大学生的就业率、平均收入、创业成功率等，进行比较，就不会觉得大部分海归发展状况不乐观。
有一部分海归回国之后再离开，就如同许多本土人才成为外国职业移民一样，可能是因为国外有更好的发展，这些海归恰恰属于比较能把握海外机遇的群体。另外，还有近一半的海归从事跨国贸易，跨国环流不可避免，而并不是要离开祖国。
尚需完善的留人机制
HR：成功人士大多有政治诉求， 目前海归回国从事科研教学或经商的人较多，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答：我曾对国内300名创业成功的海归进行调查，平均都有5年以上海外工作经历，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果这些海归人才回国从政，除了政府特招的少数岗位外，都会面临这样的尴尬：应聘中高层政府公务员，都不具备竞聘资格，因为局级干部要求是处级或数年相关处级工作经验；如果应聘普通公务员，中央与省级普通公务员一般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大多数人都超过了这个年龄段，他们还是没有资格。
所以说，并不是海归回国不愿意从政，或政府内人才过剩，而是有一个门槛。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完善人才的选拔、评估制度，使其更加公平效率、惟才是举，更具国际竞争力。
FIR：我们发现，海外留学人员学成后都有回国服务的意愿，但考虑到户籍、社会保障等因素，归还是不归仍在观望，对您有哪些建议?
答：国际上有种普遍共识：市场经济建立在人才与人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这种流动是跨国界的也是跨地区的，因此，国籍、户籍、社保等都应随人才一起流动。我国应该考虑放宽国籍、绿卡、签证以及户籍对人才流动的限制。
譬如，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印度、韩国、越南、巴西等国家基本上都没有户籍限制，并且默认或承认双重国籍。在英国，外国人居留半年后就可以享受免费医疗。
就个人社会保障来说，我认为，社会保障应与个人身份证对应，建立国家和个人两个账号，每个人从出生起就拥有国家账号，个人账号可以多交多得，并逐渐提高到能够保障个人基本医疗和养老的水平，这样不仅解决了跨地域、城乡区别问题，也不会出现海归回国后缺失社会保障的情况。
HR：您认为我国在吸引和凝聚海归人才的政策措施及体制机制上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答：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首先要成为世界人才大国。因此，我们的目光不应该只放在挽留与使用中国最顶尖的人才上，还要吸引和凝聚全世界的高端人才。
不可否认，美国培养人才能力方面比较强大，不仅培养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得主，而且聘用了全世界70％诺贝尔奖得主，引进了占本国总量三分之一的海外科学家与工程师，由此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目前中国制度对海外人才包括留学人才还不够开放兼容，吸引人才的政策、机制、环境需要更具国际化。例如，开通顶尖人才移民入籍制度、简化签证与绿卡、建立国家猎头；在专业技术岗位上，人才选拔淡化国籍以及党政行政色彩等，以便吸引来自世界的高科技人才。不仅如此，我们更需要引进那些能为中国创造十个、百个、甚至万个就业机会的创业型人才。
海归，作为中国一个开放元素，备受社会关注和期待。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3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留学热”与“回国潮”演绎着“春天的故事”。
目前，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超过120万人，回国工作已有30多万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或许还没有哪个时代能像今天这样迅速汇聚如此丰富的海归资源。统计显示，72％的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81％的中科院院士、54％的工程院院士均为海归。
2009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智力，加强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在这之前的两个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要求，在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地方分层次组织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海外留学人才作为我国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重要来源，在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于是，我们的目光再次聚焦海归，力求通过一个人感受一股热资源的涌动。
这个人就是王辉耀，海归派的成功者代表，跨越于政、商、学、研诸领域，其致力于海归群体的研究颇具权威性。
创新语境下的政策牵引
《人力资源》(以下简称HR)：我国实施海外高外而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海归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留学人员数量庞大，一些人学成后留在国外工作，而且活跃在世界科技前沿 您认为如何吸引更的海外留学人才回国服务?
王辉耀(以下简称答)：海外留学人才是否回国发展有多方面因素，如政府的政策与效率，人才的选拔、评估、激励机制，适合的硬件基础与平台、社会人文环境的开放与尊重、国籍与出入境的规定，甚至包括子女教育问题等都可能影响人才回归。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海外人才引进工作，不断完善政策环境。譬如，我国于1992年就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2003年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后，先后制定出台了几十个更详尽具体的政策文件。如《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建立了中国“绿卡”制度；《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十一五”规划》等。近期出台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整体来说，国家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决心和力度越来越大，这也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经济产业升级的大趋势相一致。
HR：我们也欣慰的看到，海归回国后给中国带来了诸多变化，他们带回的高新科技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技术的差距，如邓中翰博士采造的“星光中国芯”，颠覆了国外芯片产品的垄断地位、在国际上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您认为海归与本土人才相比较，有哪些优势?
答：海归群体在互联网、IT等高新技术领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当初亚信把互联网基础设施带到中国时，中国互联网的门户才刚刚起步，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大国。以新浪、搜狐、百度等为代表的一批海归互联网企业培养出数亿网民，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互联网技术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在人文领域，海归能够提供国际化的视野、经验和理念，这对本土人才是一种补充。在科技领域，国内大学的科研实力以及培养科学家的能力与世界顶尖名校还有很大差距。那些毕业于国外名校的海归掌握世界先进的科研技术，他们的优势不仅“补充”国内所没有的关键技术，而且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发挥海归优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例如，中国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有21人是海归，没有这些海归的贡献，中国不可能迅速崛起。
中国情结中的个人机遇
HR：您是海归派的成功者代表，曾被评为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之一，谈谈您个人的发展经历和感受。
答：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受益者，个人发展与国家开放是不可分割的，为此我还写了一本书叫《开放你的人生》。
在开放的时代个人要应时而动。邓小平重启派遣留学之门，我才得以留学北美、打拼自己的国际化事业；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迅猛兴起的创业大潮，吸引我回国创业，后又创办海归组织。
20多年来，我留学、工作、访问和游历过几十个国家，个人的经历变得厚重。同时，置身祖国之外也深刻感受到，在全球化产业链当中，我国还扮演着“体力工人”与“技术工人”的角色，未来要成为国际脑力战场的主要竞争者，需要更多具有海外成功实践经验的留学人才。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留学人才早日回国服务。
HR：在您看来，海归回国创业与本土人才相比是否更容易成功?
答：当然不是。海归回国创业不只是与本土人才竞争，还面临着与外企、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但海归具有国际化视野、跨东西方操作经营的能力和经验，如果能将本土化与国际化完美结合，自然就容易创业成功。
HR：大部分海归回国发展现状并不乐观，也没有给社会带来所期望的价值，海归离开人数也不少，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第?
答：海归常有“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则需要分清原因，是由于海归自身的调整、定位有问题，还是“国情”落后而不利于人才发展。如果是因为国情落后，即使不引进海外人才，我们也需要改革。
发挥任何人才包括海归人才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建立“适才适用”的人才机制。用人单位引进人才是为了帮助事业发展，人才回归后更需要“事业留人”，形成“共赢“效应才是保持长期合作最重要一点。因此，要给回国人才提供足够的软、硬件的支持平台，充分发挥其专业和特长。
当然，海归不可能都是人才，他们的教育水平与其教育投入无关，有些海归在海外就读的大学未必强过国内重点院校，出现“海待”是很正常的，但它只是一个少数现象。如果我们统计国内大学生的就业率、平均收入、创业成功率等，进行比较，就不会觉得大部分海归发展状况不乐观。
有一部分海归回国之后再离开，就如同许多本土人才成为外国职业移民一样，可能是因为国外有更好的发展，这些海归恰恰属于比较能把握海外机遇的群体。另外，还有近一半的海归从事跨国贸易，跨国环流不可避免，而并不是要离开祖国。
尚需完善的留人机制
HR：成功人士大多有政治诉求， 目前海归回国从事科研教学或经商的人较多，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答：我曾对国内300名创业成功的海归进行调查，平均都有5年以上海外工作经历，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果这些海归人才回国从政，除了政府特招的少数岗位外，都会面临这样的尴尬：应聘中高层政府公务员，都不具备竞聘资格，因为局级干部要求是处级或数年相关处级工作经验；如果应聘普通公务员，中央与省级普通公务员一般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大多数人都超过了这个年龄段，他们还是没有资格。
所以说，并不是海归回国不愿意从政，或政府内人才过剩，而是有一个门槛。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完善人才的选拔、评估制度，使其更加公平效率、惟才是举，更具国际竞争力。
FIR：我们发现，海外留学人员学成后都有回国服务的意愿，但考虑到户籍、社会保障等因素，归还是不归仍在观望，对您有哪些建议?
答：国际上有种普遍共识：市场经济建立在人才与人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这种流动是跨国界的也是跨地区的，因此，国籍、户籍、社保等都应随人才一起流动。我国应该考虑放宽国籍、绿卡、签证以及户籍对人才流动的限制。
譬如，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印度、韩国、越南、巴西等国家基本上都没有户籍限制，并且默认或承认双重国籍。在英国，外国人居留半年后就可以享受免费医疗。
就个人社会保障来说，我认为，社会保障应与个人身份证对应，建立国家和个人两个账号，每个人从出生起就拥有国家账号，个人账号可以多交多得，并逐渐提高到能够保障个人基本医疗和养老的水平，这样不仅解决了跨地域、城乡区别问题，也不会出现海归回国后缺失社会保障的情况。
HR：您认为我国在吸引和凝聚海归人才的政策措施及体制机制上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答：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首先要成为世界人才大国。因此，我们的目光不应该只放在挽留与使用中国最顶尖的人才上，还要吸引和凝聚全世界的高端人才。
不可否认，美国培养人才能力方面比较强大，不仅培养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得主，而且聘用了全世界70％诺贝尔奖得主，引进了占本国总量三分之一的海外科学家与工程师，由此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目前中国制度对海外人才包括留学人才还不够开放兼容，吸引人才的政策、机制、环境需要更具国际化。例如，开通顶尖人才移民入籍制度、简化签证与绿卡、建立国家猎头；在专业技术岗位上，人才选拔淡化国籍以及党政行政色彩等，以便吸引来自世界的高科技人才。不仅如此，我们更需要引进那些能为中国创造十个、百个、甚至万个就业机会的创业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