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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孙长江是多年老友，也可说是忘年交。
孙长江的阅历很丰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1978年起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也是他一生中能够写进历史的主要成就。多年来，有关这篇文章写作过程的传言纷纷扰扰，我为此特地请教了孙长江。
马：写这篇文章的大背景是什么?
孙：1976年毛主席逝世，接着粉碎了“四人帮”。没有毛主席，中国的路怎么走?当时的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冤案堆积如山，邓小平还是第二号走资派。广大干部群众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解救中国的危机。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汪东兴给全党提出的任务是：揭批“四人帮”，继续批邓，并且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历史迫使人们思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怎么样?“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样?
当时我的心情有解放，也有郁闷。说解放，是指终于摆脱了“文革”的厄运，“文革”中的激烈斗争给我个人也带来了不堪回首的创伤。说郁闷，是面对“两个凡是”，非常忧虑。
胡耀邦当时也在思考这些问题。1977年1月1日，耀邦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违心去做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这样下去，中国何时才能摆脱大灾难?这个问题不突破不行。这是产生这篇文章的大背景。
马：写作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孙：当时我从国务院科教组调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不久，研究室主任是吴江，我任研究组组长。我们研究室受耀邦同志影响较大，觉得他思想解放又有魄力。耀邦于1977年3月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校长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实际工作由耀邦主持。这年12月，耀邦又兼任中组部部长，他对当时党内的状况是非常了解的。果然，历史前进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耀邦在党校说：“‘文化大革命’实践是错误的。”
当时，中央要求党校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即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第九次是与刘少奇斗争，这是一个大冤案；第十次是与林彪斗争；第十一次是与“四人帮”斗争，实际上是研究整个“文革”。党史研究室提出一个研究提纲，耀邦不满意，认为“尽是抄文件”，他让吴江牵头组织这个研究。吴江牵头的领导小组提出了指导原则：一、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二、实践是检验的标准。有些学员产生了误解，把两个原则理解为两个标准。怎么判断路线斗争的是非呢?有的学员说，要看毛主席的指示。有的学员说，要看实践。学员们争论起来，两个标准互相打架。
吴江和我都认为，两个标准是糊涂观念，要写文章澄清，说明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以实践为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命题就是“唯一”两个字。吴江说，你来写吧。最初文章标题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去掉了“路线是非和”这几个字，把标题简化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978年3月底，我把文章写完了，吴江觉得还不太够，要求我再做一些充实，准备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理论动态》是耀邦亲手创办的，当时影响非常大。
马：胡福明的文章是怎么回事?
孙：1978年3月，中央任命杨西光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在此之前，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应邀给《光明日报》写来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报社编辑部做了多次修改。杨西光读了这篇文章，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局限于一般的理论讨论，联系实际不够，针对性不强，没有突出冲破禁区、拨乱反正的问题。杨西光认为，真理标准不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思想路线问题。
4月初，杨西光请我到报社，参加胡文的讨论与修改。报社的马沛文、陶凯、王强华都参加了。杨西光问，文章的重点应放在哪里?胡福明说，应从理论上分清是非。我说，重点要放在分清路线是非上。
杨西光知道我们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知道耀邦的相关讲话。他希望我们帮助修改这篇稿子，先在《理论动态》发表，然后《光明日报》转载。他是想争取中央党校和耀邦的支持。吴江看了胡福明的稿子后对我说：“文章还是有勇气的，但是联系实际不够，分量不够，你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吧，题目还是用我们的。”后来见报的文章就是我捏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曾把胡福明的文章拿给《理论动态》的沈宝祥看。沈宝祥说，“一切真理”的提法不妥，还是用“唯一”好。因为当时有人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反对“唯一”两个字。
弄清这篇文章的产生过程，有三点比较重要。一是从一开始就有两篇原稿，由我捏在一起。二是文章的核心在“唯一”两个字，“唯一”是排他的，除了实践。任何权威都不是标准。第三，文章是政治思想斗争的产物，不是纯理论。
马：文章发表后有什么反应?
孙：12日晚上11点多，《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吴冷西打电话给当时的总编辑胡绩伟，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要转载这篇文章。吴冷西说：这篇文章是方向性错误，政治上很坏很坏。文章说毛主席的思想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成其为真理，这是根本错误的。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怀疑毛泽东思想，是“砍旗”。
13日下午，得知这一消息的耀邦同志在他家里召开了《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批驳了“砍旗”的指责。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是无法阻挡的。
但后来这件事越闹越大。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说，文章是对着毛主席来的，他们是代表哪个中央?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则说，毛泽东思想只能维护，不能创新，不能发展。当时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介入”。
馬：你们的压力相当大了。
孙：非常大。因为“砍旗丢刀子”就是反对毛主席。那时还没废除“公安六条”，“公安六条”第一条，就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当时是一种围攻的态势，时任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在全国各省文教书记会上说，现在有一篇文章，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毛主席当年曾对各省书记说过，凡是这种东西，应该用鼻子嗅一嗅。你看，是用鼻子嗅一嗅，不是用脑子想一想。他还对大家说：“拜托，拜托!”
马：紧接着又有一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反击“凡是派”?
孙：当时各种指责非常多，是非颠倒，混乱得很。吴江和我商量，我们认为，如果沉默，就表示屈服，无理可说。吴江就执笔写了这篇文章，回答并反驳了吴冷西的“砍旗”论，我做了一点协助起草的工作。当时考虑到耀邦的两个上司发出了责难，耀邦非常为难，就没再找《理论动态》。再说当时宣传系统下了禁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不可能再发表这篇文章，吴江就找了《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最后得到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支持。罗瑞卿说，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话，他愿意领受四十大板。《解放军报》在6月24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各地报纸转载，使这场争论公开化了。
《原则》发表当天，胡乔木匆匆到耀邦家中指责说，《解放军报》发表此文“是主动发起攻击，把事态搞严重了，使内部争论公开化了”，对此表示遗憾。几天之前，6月20日早晨，乔木就对耀邦说：“真理标准这场纷争是党校搞起来的，华主席已经不满意了，再争论下去，会造成党内分裂，我不同意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理论动态》不能再发争论的文章了。”据我所知，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压在耀邦头上的压力，就有一份是来自胡乔木。现在有文章说乔木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
马：邓小平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过程吗?
孙：不知道，小平同志是在文章公开见报之后才知道的。在耀邦受到巨大压力之际，邓小平的讲话冲破了“凡是派”阵地。5月30日，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8月19日，邓小平对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马：当时有的媒体这样形容这篇文章的作用：“全国人民的思想活跃起来了，中国就好像一个疲惫瘫软的旅人，突然服用了兴奋剂，一下子又恢复了青春活力，马上生机勃勃起来。”
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这么写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今天来看这篇文章，它适应了当时的历史需要。在客观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小平同志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已经讲得很高了，不能再高了。1978年对于我来说，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年。
30年来，步履维艰。实际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也和“解放思想”这样美好的话一样。都可以变成套话、空话。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如果不实事求是，也可以变成只走形式。
实事求是难啊。历史是严肃的，归根到底也是无情的，戏弄历史者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孙长江的阅历很丰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1978年起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也是他一生中能够写进历史的主要成就。多年来，有关这篇文章写作过程的传言纷纷扰扰，我为此特地请教了孙长江。
马：写这篇文章的大背景是什么?
孙：1976年毛主席逝世，接着粉碎了“四人帮”。没有毛主席，中国的路怎么走?当时的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冤案堆积如山，邓小平还是第二号走资派。广大干部群众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解救中国的危机。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汪东兴给全党提出的任务是：揭批“四人帮”，继续批邓，并且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历史迫使人们思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怎么样?“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样?
当时我的心情有解放，也有郁闷。说解放，是指终于摆脱了“文革”的厄运，“文革”中的激烈斗争给我个人也带来了不堪回首的创伤。说郁闷，是面对“两个凡是”，非常忧虑。
胡耀邦当时也在思考这些问题。1977年1月1日，耀邦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违心去做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这样下去，中国何时才能摆脱大灾难?这个问题不突破不行。这是产生这篇文章的大背景。
马：写作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孙：当时我从国务院科教组调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不久，研究室主任是吴江，我任研究组组长。我们研究室受耀邦同志影响较大，觉得他思想解放又有魄力。耀邦于1977年3月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校长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实际工作由耀邦主持。这年12月，耀邦又兼任中组部部长，他对当时党内的状况是非常了解的。果然，历史前进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耀邦在党校说：“‘文化大革命’实践是错误的。”
当时，中央要求党校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即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第九次是与刘少奇斗争，这是一个大冤案；第十次是与林彪斗争；第十一次是与“四人帮”斗争，实际上是研究整个“文革”。党史研究室提出一个研究提纲，耀邦不满意，认为“尽是抄文件”，他让吴江牵头组织这个研究。吴江牵头的领导小组提出了指导原则：一、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二、实践是检验的标准。有些学员产生了误解，把两个原则理解为两个标准。怎么判断路线斗争的是非呢?有的学员说，要看毛主席的指示。有的学员说，要看实践。学员们争论起来，两个标准互相打架。
吴江和我都认为，两个标准是糊涂观念，要写文章澄清，说明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以实践为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命题就是“唯一”两个字。吴江说，你来写吧。最初文章标题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去掉了“路线是非和”这几个字，把标题简化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978年3月底，我把文章写完了，吴江觉得还不太够，要求我再做一些充实，准备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理论动态》是耀邦亲手创办的，当时影响非常大。
马：胡福明的文章是怎么回事?
孙：1978年3月，中央任命杨西光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在此之前，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应邀给《光明日报》写来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报社编辑部做了多次修改。杨西光读了这篇文章，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局限于一般的理论讨论，联系实际不够，针对性不强，没有突出冲破禁区、拨乱反正的问题。杨西光认为，真理标准不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思想路线问题。
4月初，杨西光请我到报社，参加胡文的讨论与修改。报社的马沛文、陶凯、王强华都参加了。杨西光问，文章的重点应放在哪里?胡福明说，应从理论上分清是非。我说，重点要放在分清路线是非上。
杨西光知道我们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知道耀邦的相关讲话。他希望我们帮助修改这篇稿子，先在《理论动态》发表，然后《光明日报》转载。他是想争取中央党校和耀邦的支持。吴江看了胡福明的稿子后对我说：“文章还是有勇气的，但是联系实际不够，分量不够，你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吧，题目还是用我们的。”后来见报的文章就是我捏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曾把胡福明的文章拿给《理论动态》的沈宝祥看。沈宝祥说，“一切真理”的提法不妥，还是用“唯一”好。因为当时有人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反对“唯一”两个字。
弄清这篇文章的产生过程，有三点比较重要。一是从一开始就有两篇原稿，由我捏在一起。二是文章的核心在“唯一”两个字，“唯一”是排他的，除了实践。任何权威都不是标准。第三，文章是政治思想斗争的产物，不是纯理论。
马：文章发表后有什么反应?
孙：12日晚上11点多，《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吴冷西打电话给当时的总编辑胡绩伟，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要转载这篇文章。吴冷西说：这篇文章是方向性错误，政治上很坏很坏。文章说毛主席的思想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成其为真理，这是根本错误的。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怀疑毛泽东思想，是“砍旗”。
13日下午，得知这一消息的耀邦同志在他家里召开了《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批驳了“砍旗”的指责。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是无法阻挡的。
但后来这件事越闹越大。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说，文章是对着毛主席来的，他们是代表哪个中央?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则说，毛泽东思想只能维护，不能创新，不能发展。当时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介入”。
馬：你们的压力相当大了。
孙：非常大。因为“砍旗丢刀子”就是反对毛主席。那时还没废除“公安六条”，“公安六条”第一条，就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当时是一种围攻的态势，时任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在全国各省文教书记会上说，现在有一篇文章，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毛主席当年曾对各省书记说过，凡是这种东西，应该用鼻子嗅一嗅。你看，是用鼻子嗅一嗅，不是用脑子想一想。他还对大家说：“拜托，拜托!”
马：紧接着又有一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反击“凡是派”?
孙：当时各种指责非常多，是非颠倒，混乱得很。吴江和我商量，我们认为，如果沉默，就表示屈服，无理可说。吴江就执笔写了这篇文章，回答并反驳了吴冷西的“砍旗”论，我做了一点协助起草的工作。当时考虑到耀邦的两个上司发出了责难，耀邦非常为难，就没再找《理论动态》。再说当时宣传系统下了禁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不可能再发表这篇文章，吴江就找了《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最后得到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支持。罗瑞卿说，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话，他愿意领受四十大板。《解放军报》在6月24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各地报纸转载，使这场争论公开化了。
《原则》发表当天，胡乔木匆匆到耀邦家中指责说，《解放军报》发表此文“是主动发起攻击，把事态搞严重了，使内部争论公开化了”，对此表示遗憾。几天之前，6月20日早晨，乔木就对耀邦说：“真理标准这场纷争是党校搞起来的，华主席已经不满意了，再争论下去，会造成党内分裂，我不同意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理论动态》不能再发争论的文章了。”据我所知，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压在耀邦头上的压力，就有一份是来自胡乔木。现在有文章说乔木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
马：邓小平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过程吗?
孙：不知道，小平同志是在文章公开见报之后才知道的。在耀邦受到巨大压力之际，邓小平的讲话冲破了“凡是派”阵地。5月30日，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8月19日，邓小平对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马：当时有的媒体这样形容这篇文章的作用：“全国人民的思想活跃起来了，中国就好像一个疲惫瘫软的旅人，突然服用了兴奋剂，一下子又恢复了青春活力，马上生机勃勃起来。”
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这么写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今天来看这篇文章，它适应了当时的历史需要。在客观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小平同志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已经讲得很高了，不能再高了。1978年对于我来说，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年。
30年来，步履维艰。实际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也和“解放思想”这样美好的话一样。都可以变成套话、空话。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如果不实事求是，也可以变成只走形式。
实事求是难啊。历史是严肃的，归根到底也是无情的，戏弄历史者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