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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仓是我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常平仓、义仓等仓储各司其职、相互补充。清初历经康熙朝的初创尝试、雍正朝的大力推行，逐渐建立起全国范围内较为成熟有力的社仓网络。在仓储的具体管理中，雍正朝仓储建设尤其重视对地方官员过多干预、劝捐方式简单粗暴、侵吞仓谷等弊病的整治，于川陕、河南等地区取得了明显成效。
关键词：雍正朝；社仓建社；制度规范；地方实践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4-0006-02
关于雍正皇帝继位的合法性及其个人品性，学界尚存异议，但雍正作为执政者，其澄清吏治、重视民生、繁荣经济的卓著功绩却是不言而喻的。他在位期间创设了多项吏治、经济、民生等方面的制度与政策，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兴建社仓即是其重要施政方略之一。
一、雍正朝社仓制度的逐步完善
社仓是我国古代仓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寻常年份调剂各地粮食盈缺，荒歉之年则通过赈贷等方式救助災民。社仓初创于隋，复兴于南宋，完备于明清。
清代社仓创始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管理更加制度化，运行规制和日常管理方面措施也更周密。“其社义各仓，起于康熙十八年。户部题准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公举本乡之人，出陈易新。春日借贷，秋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岁底州县将数目呈详上司报部”。虽然政府着力于筹建由省会至州县至乡镇，常平仓、义仓、社仓三线并行的仓储网络的设想确为高远，对社仓运行管理等也做了通盘考虑，但康熙年间的社仓建设收效甚微，以致康熙也深感难为，“力谕此事不可行”。雍正即位后，对前朝社会积弊厉行整顿，同时也迈出了大力倡建社仓的步伐。
随着政局稳定和生产复苏，清代人口快速增殖，势必会对社会的食品供应产生压力，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雍正看来，“筹画民食为第一要政”，是以摊丁入亩、耗羡归公以重视农桑，“朕之举行社仓，实因民生起见”，藏富于民以力求“贮蓄于丰年，取资于俭岁，俾民食有赖而荒歉无忧”，丰民食、防灾歉为雍正朝力行社仓的初衷及旨归。雍正二年（1724年），上谕：“前命建社仓，本为民计……一切条约，有司勿预，庶不使社仓顿成官仓。”开宗明义强调社仓的民间性，表明雍正自身对社仓兴建的高度期许，社仓筹建伊始就多次发布谕令，对制度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操作偏离提出警戒，鞭策百官悉心办理。
二、雍正朝社仓制度实施中的政策偏离与调整
尽管以皇帝为首的中枢机构，制定并不断完善各方面的规范，但各地社仓实践仍然遭遇了多方面的考验。地方督抚虚与委蛇、阳奉阴违，州县官员强迫民捐、收为官利，仓廒管理人员徇私舞弊、私下售卖，秋后买补不及时、出借不还等，不一而足。
其一，地方官员过多干预社仓建设，甚至代百姓捐纳以迎合上意。直隶总督李维钧据州县大小，责令官员如期捐谷，千石、百石不等，上报十万石以贪功，实则有名无实。闽浙地区，以总督满保为首，各级官员多自行捐谷，总督三千石，巡抚一千石，按察使五百石，再加上道府、州县级官员捐谷，总计两万石，而无一粒民捐。官员代替百姓捐输，实为偷奸耍滑、回避基层劝导之责，罔顾社仓筹建的民生大义。
其二，官员劝谕方式简单粗暴，引发民众怨怼。湖广总督杨宗仁太过冒进，州县官员将之转嫁百姓，催交横生。社仓兴建之初，是希望官府督劝之下，吸引富民捐输，使百姓形成“耕三余一”的储粮意识。但部分督抚好大喜功，导致官员捏造仓谷数量，或向百姓强征，以致民怨四起。雍正谕令：“严查不屑逢迎欺隐属员，再速安百姓之疑，皆令知原为百姓，并非为仓谷”，重申社仓之建，只为重视日常粮食积蓄以备灾歉。
其三，社仓管理不善，筹集不易的仓谷多有流失。雍正四年（1726年），为掌握全国仓贮实况，下令严查各省常平仓及新办社仓，发现问题随即上报。浙江巡抚李卫奏称浙人人情狡啬，多利己之心，而不肯轻易捐谷。湖广地区原奏报八十万石存谷，自总督杨宗仁去世后，数年内减至一十七万六千余石，不足三成。直隶内邱县社仓，每借给穷民仓谷一斗，实出只七升有余；社书、乡保等不应出借之人，则每次可借谷十石乃至二十石，仓谷平粜之时，私扣转卖以牟利。社仓存用不计入官方考成，地方管理疏漏难以受到有力约束，好不容易筹备起来的社仓捐谷，被侵蚀者多，实际储量比之上报数目，存在较大缺口。
察觉社仓制度实施中存在偏差后，雍正多能及时督导劝谕各官。雍正二年（1724年）闰四月初四日，上谕：“直省总督、巡抚，社仓之设，原以备荒歉不时之需，用意良厚，然往往行之不善，致兹烦扰，官民俱受其累。朕意以为，奉行之道，宜缓不宜急，宜劝谕百姓听民便自为之，而不当以官法绳之也”。在皇帝的高度关注、部分贤能官员的尽心督办下，劝谕百姓以兴建社仓的工作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三、雍正朝各省社仓兴建成效
地级官员是否督办有力，直接关乎朝堂制度执行之成败。川陕总督岳钟琪善于把握朝政要义、灵活处理政务，深得雍正赏识。起初雍正认为川陕地区社仓劝捐行之不通，只好动用正项钱粮购买以筹建。岳钟琪却建议将耗羡归公中原来裁撤的五分约八万多银两，分拨给各州县以买米存贮社仓；劝导富民积谷，每亩积粮二升，遇到灾歉之年，也可自行粜卖，但必须平价出售而不可任意抬高市价，“三年之后，各州县社仓积谷丰裕，将每两五分之火耗奏请减免，停其采买”。火耗来自于民而用之于民，采买谷米存贮于仓，符合社仓创设本意。待初具规模，民人感知出借仓谷之便，自然乐于捐输，已而形成长效机制。
其他省区的社仓兴建也卓有成效。据河南巡抚田文镜奏报，三年内已建成社仓七百九十八座，本息劝捐谷麦合计达到十万九千余石，分贮于各州县以应对灾伤。这样的政绩与田文镜为政严苛的个人作风密切相关，也难免掺入几许强制民愿的因素。在江西，经巡抚裴率度实心劝谕，鄱阳县令李汝霖、宁都县令李治国能够完纳钱粮，并劝民捐输社仓谷一万余石，受到嘉奖，李治国被擢升为知府。
除了谕令百官克勤职守、放手于民，稳步推进社仓建设，雍正帝还不失时机地采取非常措施，巩固社仓持续运转。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二十四日，谕令：“草野无知，食不以时，用不以礼，但快目前之有余，罔计异日之不足，一遭旱涝，追悔无从”，规劝各官员应担起衣食父母之责，为任一方，造福一方百姓，趁丰收年月劝导百姓捐谷备荒。
从政策制定上大力倡建社仓，在实践中不断敦促百官实力奉行，对其中所存问题及时纠偏，使得雍正朝的社仓建置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总而言之，任何制度的顺利实施，均需最高决策者坚定合理地推进、适时调整补充，各级官员准确把握政策要义、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性，以民为本，将有益于民生、有益于国富民强的各项政策真正惠及于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接近相关政策的制定初衷。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食货志二·赋役仓库[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9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365.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686.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起居注册：第2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3：1278.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3：579-580，220-221.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81，788.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6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590-591.
关键词：雍正朝；社仓建社；制度规范；地方实践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4-0006-02
关于雍正皇帝继位的合法性及其个人品性，学界尚存异议，但雍正作为执政者，其澄清吏治、重视民生、繁荣经济的卓著功绩却是不言而喻的。他在位期间创设了多项吏治、经济、民生等方面的制度与政策，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兴建社仓即是其重要施政方略之一。
一、雍正朝社仓制度的逐步完善
社仓是我国古代仓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寻常年份调剂各地粮食盈缺，荒歉之年则通过赈贷等方式救助災民。社仓初创于隋，复兴于南宋，完备于明清。
清代社仓创始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管理更加制度化，运行规制和日常管理方面措施也更周密。“其社义各仓，起于康熙十八年。户部题准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公举本乡之人，出陈易新。春日借贷，秋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岁底州县将数目呈详上司报部”。虽然政府着力于筹建由省会至州县至乡镇，常平仓、义仓、社仓三线并行的仓储网络的设想确为高远，对社仓运行管理等也做了通盘考虑，但康熙年间的社仓建设收效甚微，以致康熙也深感难为，“力谕此事不可行”。雍正即位后，对前朝社会积弊厉行整顿，同时也迈出了大力倡建社仓的步伐。
随着政局稳定和生产复苏，清代人口快速增殖，势必会对社会的食品供应产生压力，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雍正看来，“筹画民食为第一要政”，是以摊丁入亩、耗羡归公以重视农桑，“朕之举行社仓，实因民生起见”，藏富于民以力求“贮蓄于丰年，取资于俭岁，俾民食有赖而荒歉无忧”，丰民食、防灾歉为雍正朝力行社仓的初衷及旨归。雍正二年（1724年），上谕：“前命建社仓，本为民计……一切条约，有司勿预，庶不使社仓顿成官仓。”开宗明义强调社仓的民间性，表明雍正自身对社仓兴建的高度期许，社仓筹建伊始就多次发布谕令，对制度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操作偏离提出警戒，鞭策百官悉心办理。
二、雍正朝社仓制度实施中的政策偏离与调整
尽管以皇帝为首的中枢机构，制定并不断完善各方面的规范，但各地社仓实践仍然遭遇了多方面的考验。地方督抚虚与委蛇、阳奉阴违，州县官员强迫民捐、收为官利，仓廒管理人员徇私舞弊、私下售卖，秋后买补不及时、出借不还等，不一而足。
其一，地方官员过多干预社仓建设，甚至代百姓捐纳以迎合上意。直隶总督李维钧据州县大小，责令官员如期捐谷，千石、百石不等，上报十万石以贪功，实则有名无实。闽浙地区，以总督满保为首，各级官员多自行捐谷，总督三千石，巡抚一千石，按察使五百石，再加上道府、州县级官员捐谷，总计两万石，而无一粒民捐。官员代替百姓捐输，实为偷奸耍滑、回避基层劝导之责，罔顾社仓筹建的民生大义。
其二，官员劝谕方式简单粗暴，引发民众怨怼。湖广总督杨宗仁太过冒进，州县官员将之转嫁百姓，催交横生。社仓兴建之初，是希望官府督劝之下，吸引富民捐输，使百姓形成“耕三余一”的储粮意识。但部分督抚好大喜功，导致官员捏造仓谷数量，或向百姓强征，以致民怨四起。雍正谕令：“严查不屑逢迎欺隐属员，再速安百姓之疑，皆令知原为百姓，并非为仓谷”，重申社仓之建，只为重视日常粮食积蓄以备灾歉。
其三，社仓管理不善，筹集不易的仓谷多有流失。雍正四年（1726年），为掌握全国仓贮实况，下令严查各省常平仓及新办社仓，发现问题随即上报。浙江巡抚李卫奏称浙人人情狡啬，多利己之心，而不肯轻易捐谷。湖广地区原奏报八十万石存谷，自总督杨宗仁去世后，数年内减至一十七万六千余石，不足三成。直隶内邱县社仓，每借给穷民仓谷一斗，实出只七升有余；社书、乡保等不应出借之人，则每次可借谷十石乃至二十石，仓谷平粜之时，私扣转卖以牟利。社仓存用不计入官方考成，地方管理疏漏难以受到有力约束，好不容易筹备起来的社仓捐谷，被侵蚀者多，实际储量比之上报数目，存在较大缺口。
察觉社仓制度实施中存在偏差后，雍正多能及时督导劝谕各官。雍正二年（1724年）闰四月初四日，上谕：“直省总督、巡抚，社仓之设，原以备荒歉不时之需，用意良厚，然往往行之不善，致兹烦扰，官民俱受其累。朕意以为，奉行之道，宜缓不宜急，宜劝谕百姓听民便自为之，而不当以官法绳之也”。在皇帝的高度关注、部分贤能官员的尽心督办下，劝谕百姓以兴建社仓的工作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三、雍正朝各省社仓兴建成效
地级官员是否督办有力，直接关乎朝堂制度执行之成败。川陕总督岳钟琪善于把握朝政要义、灵活处理政务，深得雍正赏识。起初雍正认为川陕地区社仓劝捐行之不通，只好动用正项钱粮购买以筹建。岳钟琪却建议将耗羡归公中原来裁撤的五分约八万多银两，分拨给各州县以买米存贮社仓；劝导富民积谷，每亩积粮二升，遇到灾歉之年，也可自行粜卖，但必须平价出售而不可任意抬高市价，“三年之后，各州县社仓积谷丰裕，将每两五分之火耗奏请减免，停其采买”。火耗来自于民而用之于民，采买谷米存贮于仓，符合社仓创设本意。待初具规模，民人感知出借仓谷之便，自然乐于捐输，已而形成长效机制。
其他省区的社仓兴建也卓有成效。据河南巡抚田文镜奏报，三年内已建成社仓七百九十八座，本息劝捐谷麦合计达到十万九千余石，分贮于各州县以应对灾伤。这样的政绩与田文镜为政严苛的个人作风密切相关，也难免掺入几许强制民愿的因素。在江西，经巡抚裴率度实心劝谕，鄱阳县令李汝霖、宁都县令李治国能够完纳钱粮，并劝民捐输社仓谷一万余石，受到嘉奖，李治国被擢升为知府。
除了谕令百官克勤职守、放手于民，稳步推进社仓建设，雍正帝还不失时机地采取非常措施，巩固社仓持续运转。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二十四日，谕令：“草野无知，食不以时，用不以礼，但快目前之有余，罔计异日之不足，一遭旱涝，追悔无从”，规劝各官员应担起衣食父母之责，为任一方，造福一方百姓，趁丰收年月劝导百姓捐谷备荒。
从政策制定上大力倡建社仓，在实践中不断敦促百官实力奉行，对其中所存问题及时纠偏，使得雍正朝的社仓建置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总而言之，任何制度的顺利实施，均需最高决策者坚定合理地推进、适时调整补充，各级官员准确把握政策要义、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性，以民为本，将有益于民生、有益于国富民强的各项政策真正惠及于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接近相关政策的制定初衷。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食货志二·赋役仓库[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9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365.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686.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起居注册：第2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3：1278.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3：579-580，220-221.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81，788.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6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590-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