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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沌中的沉默 |
我必须将以下内容说出口。20年前，我就读的研究生院为了保住某位教员的名声，给了我一笔钱。作为交换，我从此不能再提起那段不堪的往事，并同意不追究对方的责任，永远保持沉默。
当时，头脑混沌的我已经无暇考虑自己在做什么，签了什么文件。我只求让那个男人快点从我的生命中消失。只要能让我逃脱他的魔掌，无论付出什么，我都心甘情愿。
L曾是我的指导教授，同时也是一名神父。他本该为我的读研生活指引方向，帮助我确定未来的道路。起初受到他的关注令我感到自豪，可后来，我们的关系却急转而下。
L对我施以虐待。他不仅侵入我的私生活，还从精神上虐待我。而我要想取得博士学位并在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就必须得到他这位导师的支持。于是，他对我施压，甚至向我提出性要求。
起初，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快。我试图让自己相信，教授的行为只是对学生不掺恶意的关怀，是正当的。然而，当他越来越不加掩饰地以“性”为目的接近我时，我无法再以这种方式来说服自己。我向学校投诉，那时的我坚信他一定会受到制裁。
可是，校方却采取了回避态度。依据美国禁止性别歧视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距离法律措施的实施还足有180天。加之校方还要求我对此事保持沉默，最终我放弃了发声。我的律师取得了校方许可，让我得以在不再接触L的条件下毕业。
L呢？他继续做他的教员。毕业后，我在参加专业会议时还曾见过他。为此，我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将工作重心放在写作和演讲上，因为我不想再见到他。
| 被剥夺的女性之声 |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未意识到校方在我身上施加的罪行。当时的我还不明白，在学校人事办公室，我面对的实际上是牺牲学生、保住大学和教师的一伙人。
这样的事并非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在全国各地的大学、职场或宣称遵纪守法的公司里，女性发声多被扼制。他们剥夺我们发声的权力，甚至对我们受到的伤害不以为意。
大学、机关单位和公司历来知道放任女性自由发声是危险的，他们往往会提前扼住女性的喉咙，让我们不能自由发表言论，甚至用金钱换取我们的沉默。
| 割裂的头脑和内心 |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你现在要将这段回忆公布？因为我认为继续沉默是有害的，我要夺回属于我自己的声音。实际上，直到现在我都对言论自由的概念感到陌生。
我对L的怀疑始于他的不请自来。当时，我住在一间半地下室，房间窗户的高度与道路齐平。我正要出门取邮件，猛然间看到了俯视着我的L，着实吓了一跳。但他既没有笑，也没有向我挥手打招呼。他就这样走进了我的房间并解释道：“我刚好来这边办点事。”
后来我想起自己其实从未将住处告诉过他，他一定是翻看了我的个人信息表，才查到了我的住址。作为我的导师和校内负责人，他可以获取任何关于我的信息。
研究生的第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我搬到了新的住处。他有时会给我打电话，而我也从未告知过他我的电话号码。他到底是如何知晓我的新住址，又是如何掌握我的行程的呢？我将这些疑问压在心底。
那年夏天，他常常给我写信、打电话。信件的数量也在增多，最多的时候一天三封。我从未打开过那些信，它们原封不动地堆在我的窗台。终于有一天，我对小山一样的信件感到厌恶，将它们一股脑丢进从办公室搬回的大纸箱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段时间我体内存在着两个人，她们共用一具躯体、一个大脑、一颗心和一个灵魂。她们互无交集，过着不同的生活。表面上呈现的“我”充满自信，措辞有条理，是一名有能力的研究者，发表过许多论文。而在内心深处，还隐藏着另一个“我”，这个“我”精神不稳定，对二十几岁的遭遇感到羞耻，并认为这些事的发生和持续都是自己的错。
针对女性的性骚扰和虐待事件频频发生，部分女性会因创伤而精神分裂。为了正常地生活下去，她们不得不学习用演技和谎言掩盖真相。我们应该对此予以理解。
L给隐藏的“我”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他毫无理性与自制力，而当时的我也不具备拒绝的能力。
| 我没有错 |
针对女性的性骚扰和虐待事件频频发生，部分女性会因创伤而精神分裂，为了正常地生活下去，她们不得不学习用演技和谎言掩盖真相。我们应该对此予以理解。要知道，她们可能带着割裂的头脑与内心，在工作与生活上饱受折磨;可能长年封闭自己的记忆，怀揣着秘密;可能陷入“错的是我自己”的执念。
我是一名幸存者，也是一名受害者。虽然我不能替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人伸张正义，但我希望自己能克服那些受侵害时的不堪回忆，有所成长。
今天，我要勇敢地说，我不愿再做虐待事件的牺牲者。即便事情已过去20年，但现在站出来依然有意义。我知道我应该大声向世界说出我的经历，我要让痛苦的自己了解真相：“差劲的是他，是他伤害了我，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有同事和朋友问我：“如果你的学生遭遇了相同的事并向你倾诉，你会如何回应？你是否会说她本人也有一些过错？”我的回答当然是“不”。我决不会指责受侵害的女性有错。我确信，这些女性完全无辜。
[编译自日本版《新闻周刊》]
编辑：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