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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特有的强大功能，改变了政客们的斗争手段，改变了军事家的战略战术，改变了文人墨客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市井小民的生活形态。
通电：100年前的网络发帖
清末民国，人们为了扩大舆论影响，往往采用电报与报纸相结合的方法，一有重大新闻事件，就发私密电报或者公开通电，就像如今网络发帖一样，然后报纸再予以转载。
1899年，经元善串联商界名流与新党官员1231人“公凑电资”，以上海电报总办的名义，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全国发出了这样一封电报：“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此举被赞为“飞电阻谏，电动全球”。
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靠了电报才得以发生；而同时代的许多历史名人，更是因为电报这一新鲜工具才得以成为一时明星。原来不仅是互联网时代，早在电报时代，每个普通人就有十五分钟吸引世人关注的“超级明星时间”。
无论是慈禧太后试图直接沟通英日美首脑的电报外交，还是各地商人联名电报上书巧退大阿哥力保光绪帝位，由盛宣怀借助电报战智取胡雪岩，由总督巡抚的“东南互保”到封疆大吏的“通电誓师”，数十年间，事关中国国运盛衰的大事，几乎都与电报息息相关。尤其是民国的舆论战，当事者无不通过电报大打出手，雄辩滔滔，可谓成也电报、败也电报。
那时候，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也要通电……
有人做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比较拉风的民国通电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八九十年前，“通电里的中国”也是沸沸扬扬。
当年的通电，就像现在春节期间的手机短信群发。
通电的特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实际上属于“公开信”的一种，它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使用的通信手段。民国时代没有电视，无线电台也刚刚起步，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唯有通电才能够把自己的主张快速传遍全国，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是以大受政客欢迎，简直就是“公众人物”天生的好工具，比起奥巴马的社交网络更强。
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发过一篇通电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相当于将当时微博的大V一网打尽，希望能够获得百万转发的效果。
但是，他的对手吴佩孚当时在海内外一致获得极高声誉。因为秀才出身的吴玉帅还有一个别的民国将领比不得的优势：此人擅长操纵舆论，对“通电”这把无形利器的威力，比其他军阀理解得都深得多。他的“长微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吴佩孚数次得意，无不是有通电巧妙助力，在恰当的时候把舆论的威力无限放大为己用，达成枪杆子所达不到的政治效果。化舆论为战场，通电为枪炮，与皖系、安福国会、奉系前后几次通电大战，收放自如，手法纯熟如烹小鲜，竟收全功。
胡适的白话文电报
张静江是富家子弟，热心革命。与孙中山相识后，当时就给了三万两银元作革命经费。两人还约定：今后孙中山要是需要革命经费，电报上只须用A、B、C、D、E五个英文字母，就可得到对应的一、二、三、四、五万银元。
孙中山命人拍一个“A”字试探。仅过了三天，1万银元就汇进了同盟会。之后，又拍去了一个“C”，没几天，孙中山又收到了3万元。孙中山能够遇上张静江，无疑是其个人也是中国革命的一大幸事。
上世纪30年代初，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讲课时他常常对白话文大加称赞。
一次，胡适正讲得得意，一位学生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毫无缺点吗？”
胡适回答：“没有。”
那位学生更加激动：“肯定有！白话文废话太多，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说：“不一定吧！前几天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请我去政府部门工作，我决定不去，就回电拒绝了。同学们根据我这个意思，用文言文写一个回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
同学中，最短一份文言电报稿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不错，仅用了十二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1933年初春，当时在山东青岛大学执教的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想探明张家对他和张兆和婚事的态度。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后，张氏姐妹一同去发电文报喜。张允和的电文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一个“允”字，既表示婚事“允许”了，又署了发报人的名字。而张兆和发的电文是：“乡下人喝杯甜酒兆”。报务员以为这是秘密电报，坚决不受理；好说歹说，报务员才勉强收下。
通电：100年前的网络发帖
清末民国，人们为了扩大舆论影响，往往采用电报与报纸相结合的方法，一有重大新闻事件，就发私密电报或者公开通电，就像如今网络发帖一样，然后报纸再予以转载。
1899年，经元善串联商界名流与新党官员1231人“公凑电资”，以上海电报总办的名义，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全国发出了这样一封电报：“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此举被赞为“飞电阻谏，电动全球”。
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靠了电报才得以发生；而同时代的许多历史名人，更是因为电报这一新鲜工具才得以成为一时明星。原来不仅是互联网时代，早在电报时代，每个普通人就有十五分钟吸引世人关注的“超级明星时间”。
无论是慈禧太后试图直接沟通英日美首脑的电报外交，还是各地商人联名电报上书巧退大阿哥力保光绪帝位，由盛宣怀借助电报战智取胡雪岩，由总督巡抚的“东南互保”到封疆大吏的“通电誓师”，数十年间，事关中国国运盛衰的大事，几乎都与电报息息相关。尤其是民国的舆论战，当事者无不通过电报大打出手，雄辩滔滔，可谓成也电报、败也电报。
那时候，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也要通电……
有人做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比较拉风的民国通电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八九十年前，“通电里的中国”也是沸沸扬扬。
当年的通电，就像现在春节期间的手机短信群发。
通电的特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实际上属于“公开信”的一种，它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使用的通信手段。民国时代没有电视，无线电台也刚刚起步，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唯有通电才能够把自己的主张快速传遍全国，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是以大受政客欢迎，简直就是“公众人物”天生的好工具，比起奥巴马的社交网络更强。
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发过一篇通电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相当于将当时微博的大V一网打尽，希望能够获得百万转发的效果。
但是，他的对手吴佩孚当时在海内外一致获得极高声誉。因为秀才出身的吴玉帅还有一个别的民国将领比不得的优势：此人擅长操纵舆论，对“通电”这把无形利器的威力，比其他军阀理解得都深得多。他的“长微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吴佩孚数次得意，无不是有通电巧妙助力，在恰当的时候把舆论的威力无限放大为己用，达成枪杆子所达不到的政治效果。化舆论为战场，通电为枪炮，与皖系、安福国会、奉系前后几次通电大战，收放自如，手法纯熟如烹小鲜，竟收全功。
胡适的白话文电报
张静江是富家子弟，热心革命。与孙中山相识后，当时就给了三万两银元作革命经费。两人还约定：今后孙中山要是需要革命经费，电报上只须用A、B、C、D、E五个英文字母，就可得到对应的一、二、三、四、五万银元。
孙中山命人拍一个“A”字试探。仅过了三天，1万银元就汇进了同盟会。之后，又拍去了一个“C”，没几天，孙中山又收到了3万元。孙中山能够遇上张静江，无疑是其个人也是中国革命的一大幸事。
上世纪30年代初，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讲课时他常常对白话文大加称赞。
一次，胡适正讲得得意，一位学生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毫无缺点吗？”
胡适回答：“没有。”
那位学生更加激动：“肯定有！白话文废话太多，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说：“不一定吧！前几天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请我去政府部门工作，我决定不去，就回电拒绝了。同学们根据我这个意思，用文言文写一个回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
同学中，最短一份文言电报稿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不错，仅用了十二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1933年初春，当时在山东青岛大学执教的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想探明张家对他和张兆和婚事的态度。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后，张氏姐妹一同去发电文报喜。张允和的电文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一个“允”字，既表示婚事“允许”了，又署了发报人的名字。而张兆和发的电文是：“乡下人喝杯甜酒兆”。报务员以为这是秘密电报，坚决不受理；好说歹说，报务员才勉强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