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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是一个鲜活的过程，语文课程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进行文学鉴赏教学，我们完全可以借助课本上的文章，对它们进行整合调配。或将不同作家相似主题的作品进行比较阅读，也可以将同一个作家不同类型的作品进行比较阅读。因为通过比较，找出相同，可以发现共性；找出相异，容易发现个性。而共性和个性的发现，就是理解深化的标志。文学作品的阅读若能引导学生借助“比较”进行巧妙开掘，定会收到较好的阅读效果。通过反复比较，学生学到的知识才会是完整的，而不是零碎的；才会是有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才会是灵活的，而不是呆板的。
以下我就以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蒲松龄的《促织》为例来谈一谈文学教育的比较阅读法。
不同的国度，异样的空间，两个素不相识的作家，却使用了相同的模式，表达了相近的思想，给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匪夷所思却又让人心酸的“异形世界”。
一、内容的比较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两部作品的简要内容：《变形记》是弗兰茨·卡夫卡发表于1912年的一篇德语中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此小说讲述了推销员格里高尔长年在外奔波，从事旅行推销，很累人。为的是还清父母欠下的债。所以他只能低三下四、谨小慎微，惟恐被老板开除。因此，当他一早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甲虫，却无力改变。他的家人却嫌恶他，他最终在孤独寂寞中死去。《促织》是中国清朝小说家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代表作，因为皇宫内斗蟋蟀流行，地方官便让下级都要捉蟋蟀上交，成名便被分派到这样的任务，因为民间高价卖蟋蟀，他家没有钱，只好自己捉蟋蟀，他们求仙在仙人指示的地方捉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蟋蟀。成名一家以为这次能顺利过关，不料成名年幼的儿子因贪玩放走了蟋蟀，成子害怕而投井自尽，幸而未死却昏迷不醒。第二天成名在家发现了一只小蟋蟀，在与人斗蟋蟀的过程中发现它战无不胜。成名因它的善斗受到了重赏，其后平步青云，大富大贵。而他的儿子也醒来，却说他自己变成了一个轻快而善斗的蟋蟀。
由以上内容不难看到，无论是格里高尔还是成名之子他们都由人变成了虫，这是两个异化的世界，在异化的世界里他们的结局一个孤独死去一个成功醒转。
二、人物设置上的比较
这两个家庭所处的社会关系非常相似。发生变形的主体都是一个家庭中儿子的角色。他们都是在肩负着巨大的压力或是恐惧的情况下发生变形的。《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是一个最普通的推销员，每天必须兢兢业业的上班，不能有任何一点偷懒和怠惰。他发现自己变甲虫并起不了床时，公司的秘书主任亲自到他们家来催促，并表示不能相信他是因病请假的。《促織》中的成名也是社会最底层的一个小官吏，由于生性善良不忍心欺压百姓，只能自己上交蟋蟀，买蟋蟀需要出高昂的费用，家里没有钱。但是交不出蟋蟀又要被上级毒打，成名一家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求生存，抓来的那只蟋蟀就成了他们一家最后的一线生机。所以当他儿子放走了蟋蟀时一家人很是恐惧以至于成名之子去求死以求得父亲的原谅。这两个家庭都在整个社会的挤压之下不断挣扎，却无力反抗。
三、使用手法上的比较
在《促织》和《变形记》的故事中，最明显的便是主人公的生活与人际关系的设置，在这一点上两篇作品非常的相似。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作者详写了父亲的震怒、母亲的惶恐以及妹妹的冷漠，甚至于在格里高尔在孤独死去之时，全家竟然同时获得了一种久违的安宁与开心的情绪。其实作品中的所有人都变形了，无论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还是来自人性中的虚伪自私，全家人脱去了靠着某种利益关系维持着的伪善的外衣，而露出了本来的虚伪冷漠的面目，这样脆弱而势利的家庭关系在变形后显得一览无遗。同样的，《促织》中当成名之子放走了蟋蟀时，母亲很恐惧并严厉责骂了他，面对儿子投井昏迷，成名只是经历了很短暂的痛苦，就不再把儿子的事情放在心上，反而专注于想办法怎么再找到一只蟋蟀来向上级交差。
然而《变形记》以格里高尔的意识流形式展开，将他的内心世界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当他临死之前，“他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格里高尔的自我牺牲精神与家人的残忍冷漠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写出了人对于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对于温暖与希望的执著追求。但是在《促织》中，当最终成名的儿子在化为蟋蟀成就了全家之后清醒过来时，他说自己变成了一只蟋蟀，轻巧而善斗，充分说明了在化身为虫的过程中，他仍然能够保持人类的意识。但无论是他还是格里高尔，在变形之后便丧失了话语的能力呈现出一种完全失语的状态，和外部世界不能达成沟通。他们心怀美好的愿望却无法表达，这象征着这样一种人类最单纯自然的愿望在一个黑暗时代的难以实现，人性中最自私冷酷的一面被社会利益，道德堕落的风气无限放大，使得一种人类的本真纯良只能在这个世界中失语。而这两篇小说的结局，虽然一个死了，一个活了，却都体现出了同样的消极思想，就是人对黑暗社会的无能为力，人在社会压力之下的无奈的变形异化。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变形记》和《促织》这二者虽然相隔年代久远，国度不同，但它们却遥相呼应，都揭示了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的“异化”的悲剧。至此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活的思维，有了相应的回应，能够在比较中得到更多的新东西。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只要我们善于引导学生寻找和发现独到的比较点，适时加以比较，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下我就以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蒲松龄的《促织》为例来谈一谈文学教育的比较阅读法。
不同的国度，异样的空间，两个素不相识的作家，却使用了相同的模式，表达了相近的思想，给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匪夷所思却又让人心酸的“异形世界”。
一、内容的比较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两部作品的简要内容：《变形记》是弗兰茨·卡夫卡发表于1912年的一篇德语中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此小说讲述了推销员格里高尔长年在外奔波，从事旅行推销，很累人。为的是还清父母欠下的债。所以他只能低三下四、谨小慎微，惟恐被老板开除。因此，当他一早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甲虫，却无力改变。他的家人却嫌恶他，他最终在孤独寂寞中死去。《促织》是中国清朝小说家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代表作，因为皇宫内斗蟋蟀流行，地方官便让下级都要捉蟋蟀上交，成名便被分派到这样的任务，因为民间高价卖蟋蟀，他家没有钱，只好自己捉蟋蟀，他们求仙在仙人指示的地方捉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蟋蟀。成名一家以为这次能顺利过关，不料成名年幼的儿子因贪玩放走了蟋蟀，成子害怕而投井自尽，幸而未死却昏迷不醒。第二天成名在家发现了一只小蟋蟀，在与人斗蟋蟀的过程中发现它战无不胜。成名因它的善斗受到了重赏，其后平步青云，大富大贵。而他的儿子也醒来，却说他自己变成了一个轻快而善斗的蟋蟀。
由以上内容不难看到，无论是格里高尔还是成名之子他们都由人变成了虫，这是两个异化的世界，在异化的世界里他们的结局一个孤独死去一个成功醒转。
二、人物设置上的比较
这两个家庭所处的社会关系非常相似。发生变形的主体都是一个家庭中儿子的角色。他们都是在肩负着巨大的压力或是恐惧的情况下发生变形的。《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是一个最普通的推销员，每天必须兢兢业业的上班，不能有任何一点偷懒和怠惰。他发现自己变甲虫并起不了床时，公司的秘书主任亲自到他们家来催促，并表示不能相信他是因病请假的。《促織》中的成名也是社会最底层的一个小官吏，由于生性善良不忍心欺压百姓，只能自己上交蟋蟀，买蟋蟀需要出高昂的费用，家里没有钱。但是交不出蟋蟀又要被上级毒打，成名一家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求生存，抓来的那只蟋蟀就成了他们一家最后的一线生机。所以当他儿子放走了蟋蟀时一家人很是恐惧以至于成名之子去求死以求得父亲的原谅。这两个家庭都在整个社会的挤压之下不断挣扎，却无力反抗。
三、使用手法上的比较
在《促织》和《变形记》的故事中，最明显的便是主人公的生活与人际关系的设置，在这一点上两篇作品非常的相似。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作者详写了父亲的震怒、母亲的惶恐以及妹妹的冷漠，甚至于在格里高尔在孤独死去之时，全家竟然同时获得了一种久违的安宁与开心的情绪。其实作品中的所有人都变形了，无论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还是来自人性中的虚伪自私，全家人脱去了靠着某种利益关系维持着的伪善的外衣，而露出了本来的虚伪冷漠的面目，这样脆弱而势利的家庭关系在变形后显得一览无遗。同样的，《促织》中当成名之子放走了蟋蟀时，母亲很恐惧并严厉责骂了他，面对儿子投井昏迷，成名只是经历了很短暂的痛苦，就不再把儿子的事情放在心上，反而专注于想办法怎么再找到一只蟋蟀来向上级交差。
然而《变形记》以格里高尔的意识流形式展开，将他的内心世界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当他临死之前，“他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格里高尔的自我牺牲精神与家人的残忍冷漠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写出了人对于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对于温暖与希望的执著追求。但是在《促织》中，当最终成名的儿子在化为蟋蟀成就了全家之后清醒过来时，他说自己变成了一只蟋蟀，轻巧而善斗，充分说明了在化身为虫的过程中，他仍然能够保持人类的意识。但无论是他还是格里高尔，在变形之后便丧失了话语的能力呈现出一种完全失语的状态，和外部世界不能达成沟通。他们心怀美好的愿望却无法表达，这象征着这样一种人类最单纯自然的愿望在一个黑暗时代的难以实现，人性中最自私冷酷的一面被社会利益，道德堕落的风气无限放大，使得一种人类的本真纯良只能在这个世界中失语。而这两篇小说的结局，虽然一个死了，一个活了，却都体现出了同样的消极思想，就是人对黑暗社会的无能为力，人在社会压力之下的无奈的变形异化。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变形记》和《促织》这二者虽然相隔年代久远，国度不同，但它们却遥相呼应，都揭示了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的“异化”的悲剧。至此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活的思维，有了相应的回应，能够在比较中得到更多的新东西。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只要我们善于引导学生寻找和发现独到的比较点，适时加以比较，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