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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徐渭是晚明书画家、文学家，其生时落魄，科考未中，自杀不遂，后又因杀妻入狱，被称为“畸人”。本文通过画家本身和整个社会两个角度对徐渭进行考察，以分析他书法艺术形成的主体和社会原因，探讨其书法的艺术风格及成就。
关键词：徐渭；性情气质；心性；师古；时代
1、徐渭书法风格特征及成就
徐渭（1521--1593），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改字文長，号天池山人、青藤居士，或署田水月，天池渔隐、青藤老人、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农等别号；明代杰出书画家、诗人，也是继王九思、康海之后，嘉靖、隆庆、万历间最有影响的杂剧作家。
徐渭的书法及书法观的产生，与明朝中、晚期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等巨大变迁保持高度一致。其书法主要以奇幻多变闻名于世，亦是从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北宋四家苏、黄、米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徐渭他恣情任性的表现，以及在审美指向上风格特征的丰富性，其书风表现出的并非散乱游离和飘乎不定，其书法和明代早期沉闷的书坛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其喜欢易抒情达性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并与其产生共鸣，在书法上徐渭还是相当自负，他认为自己的“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徐渭超越了时代，打破了以“台阁体”为主导的明代书坛的寂寞，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的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另一个高峰。
如果说徐渭的行书用“己意”实现了对传统笔法的改变，那么，最大的改变是那些中堂行草书。徐渭在书法从卷册翰札的文房把玩转向厅堂展示审美的变革中，实现了作品创作中笔法的改造。其代表作是《代应制咏剑草书轴》和《代应制咏墨草书轴》。徐渭这种借鉴于绘画的点画表现方法，是对晋唐笔法的创造性破坏。
2、徐渭书风的形成
（一）人生经历
正是由于徐渭离奇曲折的人生经历才造就了他独特的气质，使他养成了孤独和敏感的个性。在徐文长出生百天时，其父便去世，直到十岁时亲生母亲被卖，加上十四岁养母去世，命运十分坎坷，一直以来都是依托长兄生活。日常生活充满了愁苦和哀怨，幼年失孤，青年丧偶，家园失落，官场失利，这一切的不幸，促使他曾先后九次用各种方法自杀，但都未成功。晚年的徐渭一直生活贫困潦倒、居无定所。后来他纵情山水，游览各地，以诗书画糊口，曾题画葡萄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这都是源于徐渭的人生经历，都是其人生的真实写照。
（二）心性修为
从某方面来讲，心性修为所成就的境界可以从本质上决定着此人在书法上的境界，徐渭的心性修为得力于王学、老庄、释学三家，最终取其三家之长，自成一家，因此历代艺术大师始终把心性修为与艺术修为视为一事。徐渭出生于一个名门望族，从小就能处身于上层的文人学士之间，在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上受到了很好的影响，成就了他的才华和胸襟。成年后，曾先后师从季本、王畿等，他们都是儒家心学大师王守仁的弟子，因此徐渭承接王守仁的遗脉并继承发扬。后来徐谓与唐顺之交往很深，唐顺之是著名的“唐宋派”文学家。他主张：“直据胸襟，信手写出”。这些人的文艺观则对徐文长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对老庄之学的修为，许多论述可见于《徐渭集》。在《借竹楼记》一书中，以龙山子与方蝉子的对话组成，从中可探知他对庄子精神的领悟。龙山子依竹林结楼，名之日“借竹楼”，他的朋友方蝉子则认为借与不借之分实缘一己之识、一己之情：人与物两相隔，自起分别之心，借与不借便由此而生；如果达到庄子所谓的“忘我”、“丧我”的境界，则物我相涵不辨，借与不借两无妨，哪有什么借与不借之别。徐渭对养生修性之学产生兴趣始于青年时期，后来出于调养身心的需要，在狱中注《参同契》，可以说对此学问颇有精研。王学、老庄、释学三家分别来讲并不意味着徐渭在心性修为上相互分离。汲取三家，互相体认证悟而归于一处。能够看出，徐渭不同的修为途径最终都落在自性的明觉澄彻，人与物、人与事理的无隔无间，通融而化的基点上。
（三）师古精神
在师法古人的道路上，徐渭持变通的态度。心性修为作用于书法也体现了书法实践对心性修为既得境界的印证，所以对徐渭而言，人与书的修证同体相用，成人与成书一体相摄。在师法古人的实践方面，徐渭看重师法古人，更看重在技法背后所蕴藏的古人的真精神，他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言：“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己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徐渭所倡导的，并非“铢而较，寸而合”式的邯郸学步，真正的师法当是识技法所载之本，所藉之托。
在临摹名作时徐渭讲求“时露已意”，方称“高手”。读此可知徐渭的文艺思想与新儒家“心学”的一致性，正如陆九渊的“六经皆我注脚”的说法，通过“致良知”，“心”即成为一切事物的“立法者”，任情达性，酣畅淋漓。用这种文艺思想的眼光来看待书法艺术，自然可养成典型的“以我为主、传统为辅、一任自然”的主观唯心主义审美观。这恰恰证明了徐渭书法创作的艺术倾向。
（四）时代特征
徐渭生活的年代，正是继武宗之后的世宗（嘉靖：1522—1566）穆宗（隆庆：1567～1572）和神宗（万历：1573—1619年）临政时期，即政治危机，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此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士人的思想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伴随着来自黑暗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这一时期的士人在精神层面上出现了对传统儒家的疏离，从而在言行上偏离了传统的儒生形象，对传统“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人格失去兴趣，转向欣赏张扬个性的狂狷的文人才子人格，追求风流潇洒的狂士风度。这时候的书法家重个性、重自我感情的抒发、反理性色彩，使书坛出现了众多个性强烈的面貌。
3、徐渭书法风格对后世的影响
在对后世的影响上首先表现为创作形式。明代开始，书法逐渐成为家居审美的一个组成部分，室内逐渐开始悬挂作品。徐渭应酬之作也由横幅转向条幅，这无意中，创新了书法的创作形式。在徐渭的影响下，大件条幅作品不断出现，其次在创作章法上。开始逐渐出现乱石铺街的章法形式。这种章法，是对王献之“十三行”的继承，又打破以往行行分明的常规，影响了诸如王铎、傅山等书家。再次在书法创作观念上。徐渭的创造性艺术观念为后世开拓了一条康庄大道。徐渭的大草书却补充了时风的不足。同时，以画入书，以书补画的创作手法的探索去后世的书画家在书画用笔上的丰富性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徐渭的诗文书画呈现着不平之气和苍茫之感，他的书法与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徐渭去世后的二十年里，“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到处搜寻徐渭的文稿，对徐渭进行研究和宣扬。作为徐渭的第一个知音，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后世赞赏徐渭书画的人很多，有八大山人、郑板桥等。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然而正如其在《题自书一枝堂帖》中说：“高书不入俗眼，人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生前寂寞，身后哀荣，中国的艺术家能达到梵高那样疯癫极致且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当属徐渭了吧。
参考文献
[1]袁宏道.《徐文长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李德仁.《徐渭》[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
刘春娥（1992—），女，汉族，籍贯：山东济宁人，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艺术学院，16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美术，研究方向：书法
关键词：徐渭；性情气质；心性；师古；时代
1、徐渭书法风格特征及成就
徐渭（1521--1593），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改字文長，号天池山人、青藤居士，或署田水月，天池渔隐、青藤老人、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农等别号；明代杰出书画家、诗人，也是继王九思、康海之后，嘉靖、隆庆、万历间最有影响的杂剧作家。
徐渭的书法及书法观的产生，与明朝中、晚期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等巨大变迁保持高度一致。其书法主要以奇幻多变闻名于世，亦是从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北宋四家苏、黄、米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徐渭他恣情任性的表现，以及在审美指向上风格特征的丰富性，其书风表现出的并非散乱游离和飘乎不定，其书法和明代早期沉闷的书坛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其喜欢易抒情达性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并与其产生共鸣，在书法上徐渭还是相当自负，他认为自己的“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徐渭超越了时代，打破了以“台阁体”为主导的明代书坛的寂寞，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的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另一个高峰。
如果说徐渭的行书用“己意”实现了对传统笔法的改变，那么，最大的改变是那些中堂行草书。徐渭在书法从卷册翰札的文房把玩转向厅堂展示审美的变革中，实现了作品创作中笔法的改造。其代表作是《代应制咏剑草书轴》和《代应制咏墨草书轴》。徐渭这种借鉴于绘画的点画表现方法，是对晋唐笔法的创造性破坏。
2、徐渭书风的形成
（一）人生经历
正是由于徐渭离奇曲折的人生经历才造就了他独特的气质，使他养成了孤独和敏感的个性。在徐文长出生百天时，其父便去世，直到十岁时亲生母亲被卖，加上十四岁养母去世，命运十分坎坷，一直以来都是依托长兄生活。日常生活充满了愁苦和哀怨，幼年失孤，青年丧偶，家园失落，官场失利，这一切的不幸，促使他曾先后九次用各种方法自杀，但都未成功。晚年的徐渭一直生活贫困潦倒、居无定所。后来他纵情山水，游览各地，以诗书画糊口，曾题画葡萄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这都是源于徐渭的人生经历，都是其人生的真实写照。
（二）心性修为
从某方面来讲，心性修为所成就的境界可以从本质上决定着此人在书法上的境界，徐渭的心性修为得力于王学、老庄、释学三家，最终取其三家之长，自成一家，因此历代艺术大师始终把心性修为与艺术修为视为一事。徐渭出生于一个名门望族，从小就能处身于上层的文人学士之间，在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上受到了很好的影响，成就了他的才华和胸襟。成年后，曾先后师从季本、王畿等，他们都是儒家心学大师王守仁的弟子，因此徐渭承接王守仁的遗脉并继承发扬。后来徐谓与唐顺之交往很深，唐顺之是著名的“唐宋派”文学家。他主张：“直据胸襟，信手写出”。这些人的文艺观则对徐文长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对老庄之学的修为，许多论述可见于《徐渭集》。在《借竹楼记》一书中，以龙山子与方蝉子的对话组成，从中可探知他对庄子精神的领悟。龙山子依竹林结楼，名之日“借竹楼”，他的朋友方蝉子则认为借与不借之分实缘一己之识、一己之情：人与物两相隔，自起分别之心，借与不借便由此而生；如果达到庄子所谓的“忘我”、“丧我”的境界，则物我相涵不辨，借与不借两无妨，哪有什么借与不借之别。徐渭对养生修性之学产生兴趣始于青年时期，后来出于调养身心的需要，在狱中注《参同契》，可以说对此学问颇有精研。王学、老庄、释学三家分别来讲并不意味着徐渭在心性修为上相互分离。汲取三家，互相体认证悟而归于一处。能够看出，徐渭不同的修为途径最终都落在自性的明觉澄彻，人与物、人与事理的无隔无间，通融而化的基点上。
（三）师古精神
在师法古人的道路上，徐渭持变通的态度。心性修为作用于书法也体现了书法实践对心性修为既得境界的印证，所以对徐渭而言，人与书的修证同体相用，成人与成书一体相摄。在师法古人的实践方面，徐渭看重师法古人，更看重在技法背后所蕴藏的古人的真精神，他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言：“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己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徐渭所倡导的，并非“铢而较，寸而合”式的邯郸学步，真正的师法当是识技法所载之本，所藉之托。
在临摹名作时徐渭讲求“时露已意”，方称“高手”。读此可知徐渭的文艺思想与新儒家“心学”的一致性，正如陆九渊的“六经皆我注脚”的说法，通过“致良知”，“心”即成为一切事物的“立法者”，任情达性，酣畅淋漓。用这种文艺思想的眼光来看待书法艺术，自然可养成典型的“以我为主、传统为辅、一任自然”的主观唯心主义审美观。这恰恰证明了徐渭书法创作的艺术倾向。
（四）时代特征
徐渭生活的年代，正是继武宗之后的世宗（嘉靖：1522—1566）穆宗（隆庆：1567～1572）和神宗（万历：1573—1619年）临政时期，即政治危机，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此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士人的思想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伴随着来自黑暗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这一时期的士人在精神层面上出现了对传统儒家的疏离，从而在言行上偏离了传统的儒生形象，对传统“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人格失去兴趣，转向欣赏张扬个性的狂狷的文人才子人格，追求风流潇洒的狂士风度。这时候的书法家重个性、重自我感情的抒发、反理性色彩，使书坛出现了众多个性强烈的面貌。
3、徐渭书法风格对后世的影响
在对后世的影响上首先表现为创作形式。明代开始，书法逐渐成为家居审美的一个组成部分，室内逐渐开始悬挂作品。徐渭应酬之作也由横幅转向条幅，这无意中，创新了书法的创作形式。在徐渭的影响下，大件条幅作品不断出现，其次在创作章法上。开始逐渐出现乱石铺街的章法形式。这种章法，是对王献之“十三行”的继承，又打破以往行行分明的常规，影响了诸如王铎、傅山等书家。再次在书法创作观念上。徐渭的创造性艺术观念为后世开拓了一条康庄大道。徐渭的大草书却补充了时风的不足。同时，以画入书，以书补画的创作手法的探索去后世的书画家在书画用笔上的丰富性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徐渭的诗文书画呈现着不平之气和苍茫之感，他的书法与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徐渭去世后的二十年里，“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到处搜寻徐渭的文稿，对徐渭进行研究和宣扬。作为徐渭的第一个知音，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后世赞赏徐渭书画的人很多，有八大山人、郑板桥等。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然而正如其在《题自书一枝堂帖》中说：“高书不入俗眼，人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生前寂寞，身后哀荣，中国的艺术家能达到梵高那样疯癫极致且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当属徐渭了吧。
参考文献
[1]袁宏道.《徐文长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李德仁.《徐渭》[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
刘春娥（1992—），女，汉族，籍贯：山东济宁人，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艺术学院，16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美术，研究方向：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