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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澳大利亚华人导演罗卓瑶的电影《浮生》，是一部刻画移民生活以及移民心态的电影。影片中流散的华人经过艰难的移置过程，经历对本土和异域文化的选择，最终接受一种文化复数的形态。在这部影片中，中国人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而且对不同文化有着极强的适应和包容能力。不同文化可以并存，它们通过冲突和契合，可以达到新的融合。
[关键词]《浮生》 移民 移置 文化融合
澳籍女导演罗卓瑶(Clara Law)生于澳门，于1991年从香港移民至澳大利亚。她所拍摄的电影非但大胆，而且有强烈的多重文化及女性主义色彩。我们所熟悉的她的电影是拍摄于1993年的《诱僧》。《浮生》(FloatingLife，1996)电影的剧本是由她和她的丈夫冯艾迪合写而成，Dion Beebe摄影，是一部真实地描述香港华人移民到澳洲的电影。对于移民们在来澳洲之前对异国生活的期望、移民之后所经历的移置感、不同文化相遇时的冲突、华人对祖先特有的依恋和祟拜等，影片都有详尽地展示。通过对影片中不同人物对于移置的不同反应，罗导演为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提供了一个正面的选择。除此之外，她还将流散的中国人置于一个国际化的语境之中：电影里的人物包括从殖民地的香港迁移到‘新金山’澳大利亚的移民，同时还有迁移到德国以及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本文着重探讨影片中所表现的移民、移置和混杂性，说明不同文化之间，经过冲突和契合，最终可以达到一种彼此相融，相互混杂的状态。
罗导演身上，有着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身份的印记。因此，她的经历才更加丰富，超出本土文化之上池正是由于与自己的文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其评判才变得更为客观和冷静，既不脱离原来文化，又对其有新的认识和评价。如果二者结合得较好，最终会产生一种叫做“混杂性”的新的内容。就像王宁教授形容霍米·巴巴(Homi Bhabha)身上所表现出的“混杂性”特征一样：
就巴巴的情况而言，他虽然现在身居第一世界学术的中心，但是他所出生在其中的印度民族的文化印记却难以在他身上抹去，他一方面为了生存和进入所在国——先是英国现在又是美国——的民族文化主流而不得不与那一民族的文化相认同，但另一方面，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他新的民族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在他身上印证出文化“混杂性”(hybridity)的特征。
《浮生》围绕着三代女性展开故事，用茶叶、房子和语言来隐喻移民及移民生活，象征传统和移植。最重要的是，影片展示了包括流散的中国人在内的流散状态下个人的感情经历那种被放逐以及被疏离的感觉，被疏散以及被移置的感觉，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罗导演的双重身份使得她能从两个文化层面来展开影片的叙述。96分钟的电影结束后，每个人都会不再疑虑：文化的会聚，尽管过程极其艰难痛苦，是可以通过转换，妥协以及两个文化的结合来达到的。
影片中有许多表现多元文化碰触的例子。有的例子不但有趣，而且具有讽刺意味。比如，中国工夫用来对付澳洲袋鼠：碰到猎犬出示拳脚；德国出生的女孩被教学广东话；两个新到澳洲的香港兄弟却只说英语；在一个西方的宽敞房子里，祖先牌位得重新选个地方；漂亮的德国房子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风水不好。个人自我实现的价值，以及独立性，时常与原来的文化传统观念比如孝顺相冲突。最终，在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需要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发展时，所谓的中国文化的‘不可测知’说受到严峻的挑战。
这部影片中，茶被看作是中国的化身。在影片一开始，故事中的爸爸就是在喝茶。他从前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对茶颇有研究。他可以咀嚼一片龙井茶叶，即可说出它是什么季节采摘的。作为传统的精髓，茶成了爸爸生活中不可分的一部分。他不仅深谙茶道，对于茶的传统地位，更是恭敬有加。来到澳大利亚后，妈妈注意到爸爸已经很久不喝茶了。另一个场景上，在一次告别宴会之后，爸爸的老朋友送给他茶做礼物。这个礼物似乎告诉人们：只有爸爸这个年代的人才会如此珍惜和保持中国的传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如果不精心、尽力地保持中国文化，它会面临遗失的危险。
有关茶的最重要的场景出现在影片的结尾。这个时候，妈妈爸爸已经经历了家庭变故，变故本身似乎再次向人们证明他们对于新生活的不适应。他们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是固守着原来的传统；还是接受新的挑战?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没有放弃尝试爸爸决定在他的花园里种茶；而妈妈又开始与她的二女儿来往。爸爸意识到，“在澳大利亚种茶需要很多很多的水，因为这是一个干燥的地方”。这种(移)植是对最终达到混杂性的一种良好尝试，一个向“熔合过程”过度的良好开端。他在一片新土地上种植中国茶，并且盼望有个好收成。他很自信：如果悉心照料，养分充足，茶叶在澳洲会象在中国一样长得好。他的此举，正应了澳大利亚作家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的论断，“部分中国文化变成澳洲文化的一部分，不仅作为暂时的装饰和附加，而是永久的对于原有的文化的转换，创造生成一种新的东西”。同时，影片也是对于史碧娃克(GayatriChakravorty Spivak)观点的再印证，那就是，两种或多种文化可以并存，互相作用，而不失去彼此的原有活力。《浮生》中爸爸的信心，正是中国文化可以在最险恶的环境下幸存下来的再次证明。
影片中的每个情节都以不同地域的房子为中心展开。将房子置于不同的国家，可以创造出一种疏散感，以及变化感。房子有各式各样的不同，但家却不仅仅是可以居住的地方。一座房子只是人类居住的建筑物，而家则是令人充满温馨和渴望的、令人可以感觉熟悉、舒适和安全的地方。家的概念对中国人尤其重要，即使死人，死后也要有个‘家’，他们在‘家’里‘安坐’，而不是跪坐。老一辈的人都希望不管死于何处，他们的骨灰会被运回老家。影片也已经展示给我们房子如何可以变做家。
影片中不同地域的房子给人以强烈的对比感：中国的旧房子和澳洲以及德国的新房子之间的对比：上一代和新一代的对比。中国的老房子“发散出一种祥和和力量”，澳洲的新房却只是带来不和及混乱。在移民生活初始，老房子暗示熟悉和温暖，新居所暗示疏离和移置。也正因此，德国的房子虽然宽敞现代，大女儿仁却觉得它风水不好。同样的原因，爸爸和妈妈在澳大利亚的新居所，没有安定感。与家不同的是，房子不能成为人们的“精神避难所”。
人们所住的居所，就像人们的身份一样，在一个浮动的社会，是不确定的。人们感到失去家园时，支离破碎的感觉就越强烈。这一点在“家变”那一场表现得尤其突出。在这一场，妈妈和爸爸为了不再发生冲突，被迫搬离二女儿冰的家。不过，我们仍然可以 在房子这个形象上看到希望：在德国的小眉眉——新一代的代表。在住所上，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以及更强的适应能力。最后的场景是在森林里矗立着一座童话似的小木屋，小眉眉张开双臂，向小木屋欢快地跑去。无疑，小眉眉是充满希望的一代，她们面临的选择更多，也更有可能适应未来的各种环境。
在殖民地的香港居住，对于爸爸和妈妈来说，可以说已经是一种离乡背井了；而来到澳大利亚无疑加倍了这种失去方向感。移民们所感受到的疏离和移置不仅表现在有形的物体诸如房子和茶叶上，也表现在影片里所使用的不同的语言上：广东话，英语，德语和一点点的普通话。俩兄弟原来讲广东话，来到澳洲后很自然地变成讲澳洲英语，即使吵架时也不例外，“Bullshit!”“Shut up，you arsehole”!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眉眉固执地拒绝讲粤语，她的借口是，“粤语不是普通话，所以它不是汉语”。她的拒绝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普通话才是中国的官方语言，而眉眉是长在德国的。影片进行到这里，语言上的移置与其他的身体或心理上的移置互相衬托，变得非常明显。尽管如此，影片也暗示观众在适应他国的新生活时，语言障碍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俩兄弟流利的澳洲英语也同样给人以学好英语的希望。
抛开大陆和香港华人之间的不同，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有着极深的偏爱，虽然他们在这一点上表现的方式不同。这种固守传统，被看成是中国文化密不可封性的原因所在——而这又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移民更难适应居住国的生活。事实也是这样，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他们都随身携带着他们的传统和习俗。这种对于本族传统的固守，不仅反应在爸爸和妈妈身上，而且也反应在居住在德国的大女儿仁身上她的害怕失去自身文化反应在她教女儿学粤语以及她在德国的大房子里讲究风水这两件事上。
一方面，移民令人失去方向，暂时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移民有其积极的意义。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曾经论述过背井离乡的三个方面能够拥有“双重视角”，过“不合常规的生活”，以及获取“一种独特的快乐”。的确如此，作为移民，你可以从局外的角度看问题，你可以脱离开缠绕你的常规习俗而更加自由，你可以享受异国情调的生活，告诉你的家人你的异域生活。但就像电影中展示的那样，这个过程可能是既漫长又痛苦的。为居住国所认识和接受，感到自己已经适应并深入了移民生活，这样的时刻可能正是你绝望之时。影片中的爸爸妈妈在经历了感情和心灵上的痛苦之后，才开始适应新的生活。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别失去希望，只要你坚持，就会发现幸福。在影片的结尾，人和动物之间达成默契：年轻的一代已经开始了与他们父母辈不同的，更加充满希望的移民生活：母女之间达成和解，家庭团聚——这个被中国人看作是极度幸福的象征，最终得以实现。所有的这些都乐观地指向两种文化最终的和解。
在这个意义上，冰是个成功的角色。冰是经过多年在澳洲的艰辛和奋斗之后，非常西化的，成功的中国女性。在影片的前三分之一，对于她的家人，冰是自负而又无情的，因此观众对她并不认同。但是后来，不难看出。冰比其他女性更能享受两个文化的优势，而非像有些女性那样身处文化的夹缝之中，处于劣势。也许，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一个中国女性面对的可能比男性至上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情况还要复杂。使自己适应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要求女性的不仅有勇气，还有更广泛的知识，更深邃的智慧，还有对不同文化的包容能力。我们很高兴的见到，罗导演的电影中，冰的角色令人充满希望。她最终选择了一种后殖民的立场，那就是不以主流国的标准来判断衡量一种文化。在一个后殖民理论盛行的时代，罗卓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谓文化是一个复数，它在适时的情况下会发生变化。事实上，后殖民主义的倡导者们，提倡的是多种不同文化的并存，而非单一的，某种文化的统治或霸权。
总的来说，《浮生》强调了一个事实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虽然经历限制和艰难。并不一定注定要失败。对于那些已经尝试的人来说，是有正面的选择的。它从“局内”“局外”双重的角度刻画了中国移民的新生活。它允许‘真正的’中国人声音存在，被聆听；它也允许中国人有说出自己失落和表达个人对移置的感觉。更重要的，就文化‘混合’而言，它乐观地“指向一个复数的文化，显然是既彼此分离，又同时存在的”。
[关键词]《浮生》 移民 移置 文化融合
澳籍女导演罗卓瑶(Clara Law)生于澳门，于1991年从香港移民至澳大利亚。她所拍摄的电影非但大胆，而且有强烈的多重文化及女性主义色彩。我们所熟悉的她的电影是拍摄于1993年的《诱僧》。《浮生》(FloatingLife，1996)电影的剧本是由她和她的丈夫冯艾迪合写而成，Dion Beebe摄影，是一部真实地描述香港华人移民到澳洲的电影。对于移民们在来澳洲之前对异国生活的期望、移民之后所经历的移置感、不同文化相遇时的冲突、华人对祖先特有的依恋和祟拜等，影片都有详尽地展示。通过对影片中不同人物对于移置的不同反应，罗导演为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提供了一个正面的选择。除此之外，她还将流散的中国人置于一个国际化的语境之中：电影里的人物包括从殖民地的香港迁移到‘新金山’澳大利亚的移民，同时还有迁移到德国以及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本文着重探讨影片中所表现的移民、移置和混杂性，说明不同文化之间，经过冲突和契合，最终可以达到一种彼此相融，相互混杂的状态。
罗导演身上，有着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身份的印记。因此，她的经历才更加丰富，超出本土文化之上池正是由于与自己的文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其评判才变得更为客观和冷静，既不脱离原来文化，又对其有新的认识和评价。如果二者结合得较好，最终会产生一种叫做“混杂性”的新的内容。就像王宁教授形容霍米·巴巴(Homi Bhabha)身上所表现出的“混杂性”特征一样：
就巴巴的情况而言，他虽然现在身居第一世界学术的中心，但是他所出生在其中的印度民族的文化印记却难以在他身上抹去，他一方面为了生存和进入所在国——先是英国现在又是美国——的民族文化主流而不得不与那一民族的文化相认同，但另一方面，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他新的民族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在他身上印证出文化“混杂性”(hybridity)的特征。
《浮生》围绕着三代女性展开故事，用茶叶、房子和语言来隐喻移民及移民生活，象征传统和移植。最重要的是，影片展示了包括流散的中国人在内的流散状态下个人的感情经历那种被放逐以及被疏离的感觉，被疏散以及被移置的感觉，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罗导演的双重身份使得她能从两个文化层面来展开影片的叙述。96分钟的电影结束后，每个人都会不再疑虑：文化的会聚，尽管过程极其艰难痛苦，是可以通过转换，妥协以及两个文化的结合来达到的。
影片中有许多表现多元文化碰触的例子。有的例子不但有趣，而且具有讽刺意味。比如，中国工夫用来对付澳洲袋鼠：碰到猎犬出示拳脚；德国出生的女孩被教学广东话；两个新到澳洲的香港兄弟却只说英语；在一个西方的宽敞房子里，祖先牌位得重新选个地方；漂亮的德国房子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风水不好。个人自我实现的价值，以及独立性，时常与原来的文化传统观念比如孝顺相冲突。最终，在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需要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发展时，所谓的中国文化的‘不可测知’说受到严峻的挑战。
这部影片中，茶被看作是中国的化身。在影片一开始，故事中的爸爸就是在喝茶。他从前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对茶颇有研究。他可以咀嚼一片龙井茶叶，即可说出它是什么季节采摘的。作为传统的精髓，茶成了爸爸生活中不可分的一部分。他不仅深谙茶道，对于茶的传统地位，更是恭敬有加。来到澳大利亚后，妈妈注意到爸爸已经很久不喝茶了。另一个场景上，在一次告别宴会之后，爸爸的老朋友送给他茶做礼物。这个礼物似乎告诉人们：只有爸爸这个年代的人才会如此珍惜和保持中国的传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如果不精心、尽力地保持中国文化，它会面临遗失的危险。
有关茶的最重要的场景出现在影片的结尾。这个时候，妈妈爸爸已经经历了家庭变故，变故本身似乎再次向人们证明他们对于新生活的不适应。他们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是固守着原来的传统；还是接受新的挑战?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没有放弃尝试爸爸决定在他的花园里种茶；而妈妈又开始与她的二女儿来往。爸爸意识到，“在澳大利亚种茶需要很多很多的水，因为这是一个干燥的地方”。这种(移)植是对最终达到混杂性的一种良好尝试，一个向“熔合过程”过度的良好开端。他在一片新土地上种植中国茶，并且盼望有个好收成。他很自信：如果悉心照料，养分充足，茶叶在澳洲会象在中国一样长得好。他的此举，正应了澳大利亚作家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的论断，“部分中国文化变成澳洲文化的一部分，不仅作为暂时的装饰和附加，而是永久的对于原有的文化的转换，创造生成一种新的东西”。同时，影片也是对于史碧娃克(GayatriChakravorty Spivak)观点的再印证，那就是，两种或多种文化可以并存，互相作用，而不失去彼此的原有活力。《浮生》中爸爸的信心，正是中国文化可以在最险恶的环境下幸存下来的再次证明。
影片中的每个情节都以不同地域的房子为中心展开。将房子置于不同的国家，可以创造出一种疏散感，以及变化感。房子有各式各样的不同，但家却不仅仅是可以居住的地方。一座房子只是人类居住的建筑物，而家则是令人充满温馨和渴望的、令人可以感觉熟悉、舒适和安全的地方。家的概念对中国人尤其重要，即使死人，死后也要有个‘家’，他们在‘家’里‘安坐’，而不是跪坐。老一辈的人都希望不管死于何处，他们的骨灰会被运回老家。影片也已经展示给我们房子如何可以变做家。
影片中不同地域的房子给人以强烈的对比感：中国的旧房子和澳洲以及德国的新房子之间的对比：上一代和新一代的对比。中国的老房子“发散出一种祥和和力量”，澳洲的新房却只是带来不和及混乱。在移民生活初始，老房子暗示熟悉和温暖，新居所暗示疏离和移置。也正因此，德国的房子虽然宽敞现代，大女儿仁却觉得它风水不好。同样的原因，爸爸和妈妈在澳大利亚的新居所，没有安定感。与家不同的是，房子不能成为人们的“精神避难所”。
人们所住的居所，就像人们的身份一样，在一个浮动的社会，是不确定的。人们感到失去家园时，支离破碎的感觉就越强烈。这一点在“家变”那一场表现得尤其突出。在这一场，妈妈和爸爸为了不再发生冲突，被迫搬离二女儿冰的家。不过，我们仍然可以 在房子这个形象上看到希望：在德国的小眉眉——新一代的代表。在住所上，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以及更强的适应能力。最后的场景是在森林里矗立着一座童话似的小木屋，小眉眉张开双臂，向小木屋欢快地跑去。无疑，小眉眉是充满希望的一代，她们面临的选择更多，也更有可能适应未来的各种环境。
在殖民地的香港居住，对于爸爸和妈妈来说，可以说已经是一种离乡背井了；而来到澳大利亚无疑加倍了这种失去方向感。移民们所感受到的疏离和移置不仅表现在有形的物体诸如房子和茶叶上，也表现在影片里所使用的不同的语言上：广东话，英语，德语和一点点的普通话。俩兄弟原来讲广东话，来到澳洲后很自然地变成讲澳洲英语，即使吵架时也不例外，“Bullshit!”“Shut up，you arsehole”!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眉眉固执地拒绝讲粤语，她的借口是，“粤语不是普通话，所以它不是汉语”。她的拒绝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普通话才是中国的官方语言，而眉眉是长在德国的。影片进行到这里，语言上的移置与其他的身体或心理上的移置互相衬托，变得非常明显。尽管如此，影片也暗示观众在适应他国的新生活时，语言障碍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俩兄弟流利的澳洲英语也同样给人以学好英语的希望。
抛开大陆和香港华人之间的不同，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有着极深的偏爱，虽然他们在这一点上表现的方式不同。这种固守传统，被看成是中国文化密不可封性的原因所在——而这又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移民更难适应居住国的生活。事实也是这样，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他们都随身携带着他们的传统和习俗。这种对于本族传统的固守，不仅反应在爸爸和妈妈身上，而且也反应在居住在德国的大女儿仁身上她的害怕失去自身文化反应在她教女儿学粤语以及她在德国的大房子里讲究风水这两件事上。
一方面，移民令人失去方向，暂时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移民有其积极的意义。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曾经论述过背井离乡的三个方面能够拥有“双重视角”，过“不合常规的生活”，以及获取“一种独特的快乐”。的确如此，作为移民，你可以从局外的角度看问题，你可以脱离开缠绕你的常规习俗而更加自由，你可以享受异国情调的生活，告诉你的家人你的异域生活。但就像电影中展示的那样，这个过程可能是既漫长又痛苦的。为居住国所认识和接受，感到自己已经适应并深入了移民生活，这样的时刻可能正是你绝望之时。影片中的爸爸妈妈在经历了感情和心灵上的痛苦之后，才开始适应新的生活。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别失去希望，只要你坚持，就会发现幸福。在影片的结尾，人和动物之间达成默契：年轻的一代已经开始了与他们父母辈不同的，更加充满希望的移民生活：母女之间达成和解，家庭团聚——这个被中国人看作是极度幸福的象征，最终得以实现。所有的这些都乐观地指向两种文化最终的和解。
在这个意义上，冰是个成功的角色。冰是经过多年在澳洲的艰辛和奋斗之后，非常西化的，成功的中国女性。在影片的前三分之一，对于她的家人，冰是自负而又无情的，因此观众对她并不认同。但是后来，不难看出。冰比其他女性更能享受两个文化的优势，而非像有些女性那样身处文化的夹缝之中，处于劣势。也许，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一个中国女性面对的可能比男性至上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情况还要复杂。使自己适应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要求女性的不仅有勇气，还有更广泛的知识，更深邃的智慧，还有对不同文化的包容能力。我们很高兴的见到，罗导演的电影中，冰的角色令人充满希望。她最终选择了一种后殖民的立场，那就是不以主流国的标准来判断衡量一种文化。在一个后殖民理论盛行的时代，罗卓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谓文化是一个复数，它在适时的情况下会发生变化。事实上，后殖民主义的倡导者们，提倡的是多种不同文化的并存，而非单一的，某种文化的统治或霸权。
总的来说，《浮生》强调了一个事实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虽然经历限制和艰难。并不一定注定要失败。对于那些已经尝试的人来说，是有正面的选择的。它从“局内”“局外”双重的角度刻画了中国移民的新生活。它允许‘真正的’中国人声音存在，被聆听；它也允许中国人有说出自己失落和表达个人对移置的感觉。更重要的，就文化‘混合’而言，它乐观地“指向一个复数的文化，显然是既彼此分离，又同时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