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个小时的排演，一个小时的慢动作扶把练习。没法正确地划分舞句。你必须具备石匠那样的耐心。不断凿蚀，直到一切尽善尽美。在更衣室小睡了片刻后，又与萝塞拉排练了一个小时。演出时，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甚至包括弗兰科伊斯。
　　喊了二十次安可，但又如何，有什么大不了的！记住：完美是职责所在。
　　在一次采访中，佩蒂说，某些东西一旦讲出来就失去了意义。但舞蹈是唯一能将无法言说的东西表达出来的方式。说得对。
　　格蕾丝·凯利寄来的短信挂在镜子上方的灯泡上。
　　伊迪丝·琵雅芙从游廊上观看演出。尚·考克多在暗处微笑。玛琳·黛德丽舒展地躺在长沙发上。传闻列奥纳多·伯恩斯坦正在从旅馆赶来的路上，可能连毕加索也会露面。有人开始引述普鲁斯特的诗句。这一切都是冲着我！
　　与保镖走回旅馆，听到码头有个扫地工人轻声哼着莫扎特。我想没有什么会再让我感到惊讶，即便是我自己的梦。
　　拉罗什福科的故居─十五种香槟，鱼子酱多得前所未有。桌上摆着兰花。金色的枝形大烛台。每个人都在四处周旋，房间里没有一处死角。谈的是编舞家、批评家、观众，但话题最后转到哲学家，都是西方的，包括德里达，这让我在他们面前落了下风。要补的东西很多。否则他们会嘲笑我。我根据萨沙的理念回答说，舞蹈能表达出其他形式无法表达的东西。
　　用脚掌跳舞。头脑跟随脚掌。
　　一大堆人点头颔首，掩嘴窃笑。我不理他们，其实我应该把舌头伸进他们的喉咙，刺穿他们空虚的心。
　　二十三岁。时常（暗中）觉得是个冒牌货。但你不能活在过去你所抛下的东西里。不要茶，不要传家宝，不要眼泪。不要浸泡在伏特加和眼泪里的发酸的面包。你必须逼自己穿着雪白的丝绸衬衫走过巴黎的大道！
　　母亲在电话里失声痛哭。后来晚间，想起她在收音机旁转动白色的旋钮：华沙、卢森堡、莫斯科、布拉格、基辅、维尔纽斯、德雷斯顿、明斯克。
　　塔玛拉说：你背叛了我们。
　　梅纽因在普莱耶音乐厅演奏巴赫：心跳加速，几乎忘记一切。
　　洗了个澡。茶里加了蜂蜜。排练。完美，与其说存在于表演之中，不如说存在于通往表演的征途上。这是乐趣所在。你必须燃烧起来！
　　每个角落、每件雕塑、每幅画，都令人屏息。就像徜徉在一部永无止境的历史书卷中，拒绝走到封底。太了不起了，这是第八处奇迹，堪比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虽然规模只有一半，不算非常雄伟壮观）。
　　警卫已认出我，其中一人夹着鞑靼话与我打招呼。他的家族好几代前就离开了故乡。他支持印象派，于是我逗留着没走。
　　克莱尔拉我离开博物馆，来到塞纳河边。她给了我一副巨大的墨镜，用来遮脸，然后拉下我皮帽的帽檐。有四个人立刻高喊，纽瑞耶夫！
　　有个摊上，一个书贩正挥着一本签名版的《永别了，武器》。才刚死了几个星期，他的书就卖出离谱的价格。（也许应该在跳舞中间死去，停在空中，把那场演出拿来拍卖，定格，售给出价最高的人。）克莱尔朝包里看了一眼，但书贩说他没有零钱。她花了几近一倍半价格的钱将它买下。她好奇我为何这么惊骇。后来，她给我看了银行账户的进出细目──真傻。
　　传闻他们严刑拷打萨沙，审问谢妮亚，并把尤丽娅带走，让她在牢里关了一个星期。这肯定不可能是真的。
　　巴黎的一种新发型：纽瑞夫式。某个贪婪无耻的家伙在《世界报》上说，它的出现快如柏林墙，但按考克多的解释，他们只是想把我变成一件商品。噢，要有像考克多那样的头脑。（他说，他有一次梦见自己困在电梯内，听着《神圣交响曲》。）
　　大胡子的犹太人向东走，穿过卢森堡公园，他的长大衣在脚踝处嗖嗖作响。他背着手，手里拿着一本祈祷书。后来，他坐在树下的长椅上剔牙。他也许一直在想，啊，彼得堡。
　　（注：身体的能量总是让脸上的表情充满深意。）
　　阿尔及利亚裁缝量身时，B夫人等在一旁。后来，她买下那套黑色的天鹅绒西装。她说，我应该不停地乐于寻找新开始。
　　在公寓，女佣泡了一杯令人恶心的薄荷茶。我抿了一口，旋即吐回杯里。夫人似乎很开心，仿佛自己找到了原始的野蛮人。
　　她来到沙发旁，用食指与拇指搓揉我的西装翻领。我告歉向窗户走去。楼下，人行道上，走过的男人把外套搭在手臂上，女人戴着帽子，仿佛头上顶了某样有生命的东西。交通阻塞。塞纳河畔飘着报纸的碎片。
　　夫人在窗口拼命朝下面喊我，我沿着码头越走越远。
　　全都是德国手工制造的腕表，没有价格标签。当夫人问我想要哪个时，很难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她想用她的财富征服我，可我怎么能对一个喷泉说我不打算喝你的水呢？
　　后来，夫人指出，我一紧张就会把衬衫衣袖拉下来盖住指关节。她说，这样不雅，是乡下人的行为，但时间会把它修正过来。她向后倚在阳台的栏杆上，手里夹着一支长长的雪茄。她微微抬起下巴，仿佛刚才说的是一番至理名言。我又用力扯起衣袖。她在空中挥起雪茄。噢，别，别，别，鲁迪，我的上帝啊！
　　接着，当我把手表从阳台扔到下面的花园里时，她面露异色。
　　假如你想在室内戴帽子，谁会对你说别那样？（她忘了，倒一桶屎很容易，特别是从旋转楼梯上。）
　　你不能最后落得发疯（尼金斯基）或自满（季霍米罗夫）。
　　有个舞迷冒雨等在皇宫剧院外。匈牙利人。说他是一九五九年逃出来的。他站在如注的檐水下说，直到看了我的演出，他才找到真正的自己。真是个白痴。他头上举着一张报纸，油墨淌到他脸上。他浑身亦散发着白兰地的味道。不过我还是在他的签名本上签了名。
　　玛利亚抓着我的手臂。晚宴上，我们聊到那些大师巨匠，卡莎维娜、巴甫洛娃、芳登等等。当然，我把玛利亚放在首位。她脸红了。
　　后来，她巧言暗示说，谁都会有跳到老的一天，就像谁都得吃龙虾爪一样。她非常敏捷地示范起来，掰下爪子，大声把里面的东西吸干净。 　　那帮笨蛋在我的衣袖上钉了一排金属亮片，因此，当我举起她时，亮片擦破了她大腿内侧的皮肤。
　　在双人舞部分，她眼中含着泪水，那道血迹变得清晰可见。这是彩排，观众不耐烦起来。她在舞台一侧痛得尖叫，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我完了。她朝负责制作服装的法国人啐了一口。接着，她换下舞蹈服，医生暂时给她贴了胶布。一切在两分钟内完成。
　　当她重新上台时，脸上一如既往地带着天使般不变的笑容。
　　《世界报》的评论家说，她本已开始对美无动于衷，然而，在看了《舞姬》的双人舞后，她摇摇晃晃地走出剧院，眼中噙满欢喜的热泪。
　　莫让评论家的话让你感觉良好而停滞不前。相应的，也别让他们抽掉你这副身体里的软骨。（萨沙：你的任务是向那些不相信的人证明他们是错的。）
　　事实是：受到批评时你暴跳如雷，但切记，在你辩护时，那些冷静倾听的人，恰是永远不会改变看法的人。
　　夫人安排让那个男孩上门。她说，他来自一户好人家，正在索邦学俄语。她去给他开门，把他带进书房时，她紧抿着双唇。他厚颜无耻地走到房间另一头，把皮夹克扔在路易十五的家具上。夫人愣住，听见拉链碰到椅子扶手的声音时，不由得眉头一皱。
　　她放上斯特拉文斯基，然后知趣地走开。我们相视而坐。他伸出手说：吉尔伯特。
　　有时，最少的言语就能打破魔咒。
　　吉尔伯特说，为了隆重地欢迎我，他们在桌上摆了银的餐具。他注视我吃蜜瓜的样子。我用舌头舔着叉子，做给他看，我能感觉到他的颤意蔓延到整个房间！吃甜点时，我让勺子在嘴里多停留了几秒。他年轻的妻子将目光从稀疏的睫毛下投向外面，后来，她告歉上床去了。
　　在驶往杭布叶途中，吉尔伯特亲舐一下他那辆敞篷车的方向盘，开怀大笑。我们从后视镜里望见跳动的香槟木塞。我想，外面马路上肯定有好几百人，心情愉快的，遍布在黑夜的每个角落。
　　在多米尼克餐厅，他的朋友们一阵大惊小怪。鲁迪！鲁迪！鲁迪！吉尔伯特把杯子叠成金字塔，高喊着为哥萨克人干杯。流亡的侍应生窃笑我的口音。我把咖啡朝他的脸泼去，溅在他精美的白衬衣上。经理过来，低声下气地连连道歉，向我保证会开除那名侍应生。
　　吉尔伯特哈哈大笑，在桌子下踢了我一脚。
　　后来，在阿萨街的俱乐部，身穿红背心的男孩蓦然跳起坎坎舞。留着黑色鬓角的英国男演员朝我的方向看来。外面，阳光刺痛我的眼睛。我们直接朝排练现场走去。吉尔伯特睡在更衣室的长椅上。
　　角落里的那个男人似曾相识，但我记不起他是谁。他的小胡子与眼睫毛灰白浓密。他烦躁地抽着烟。我绞尽脑汁，担心他可能是来跟踪我的。他看上去的确像俄国人，没错，但直到他转身付账时，我才发现，他的表情有多狡黠绝望。接着真相大白─他是多米尼克餐厅那个流亡的侍应生。
　　他没理我，离开了咖啡馆，但推开桌子时，还是闹出不小的动静。他在街角一名表演吞火的艺人面前停住，得意地挥着一张二十法郎的钞票，把它丢进吞火艺人的桶里。
　　我离开咖啡馆，穿过街道，亲了亲吞火艺人的脸颊（他没有退缩）。那混账的侍应生从远处望着我，最后仓皇落跑，大概是去达鲁街，他可以在那儿与其他人一块哀悼他们可怜的境遇。
　　事实是：我用张扬掩饰自己的恐惧，包括在演出中。
　　喝彩声变得比跳舞更令人疲惫不堪。也许有一天会有一出表现喝彩的芭蕾舞。向克莱尔提及此，她说，任何这种努力都会非常的亚陶（法国剧作家、诗人、演员和剧场导演）。我如坠云雾中─毫无头绪。有时根本没办法掩饰这种无知。她说，没关系，他是法国的实验主义艺术家，她会给我找点他的书，我可能会对他有兴趣，关于残酷剧场的某些理论。
　　她还答应给我李希特的录音带。带一个便携式的录放机，我就可以在路上听他的作品了。
　　起先我以为是个玩笑。我差点用四国语言骂她。最后当我意识到的确是玛格时，差点噎死。她说，整件事是预先安排好的。
　　科芬园外。我摘下贝雷帽，引起一片狂欢。
　　单纯的排练，没有乌七八糟的干扰。玛格才华逼人。她是发自内心地在跳舞。双人舞部分，她踩着细碎犹豫的步子，将它们像泪珠一样完美地滴洒在舞台上。她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舞蹈，还有舞者眼中的所见。（从她的角度看，她说，我像要飞越到脚灯的光柱以外。）
　　事后，她带我去她在巴拿马大使馆的住处，炖了一锅小羊肉，当我把衬衣从头上脱下来、吸着那股香味时，她笑逐颜开。（吃饭时，她开玩笑说她是老绵羊，我是小羊羔，但我们之间二十载的差距，对我而言，根本无关紧要。）
　　她打扮入时地出席在沙威酒店举行的招待会。有人说，非常像圣莫里茨，管它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入场时，所有人都回过头来。
　　英国人自诩有文化，那根本是放屁！他们允许记者和摄影师无处不在。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把舞蹈当作开胃酒，而不是生命真正所需的面包。
　　法国评论家说你在跳舞时是个神。
　　我不信。
　　你不信评论家？
　　我不信法国人。
　　（哄堂大笑）
　　我也不信神。
　　对不起，您说什么？
　　我说，就这点而言，神灵忙得很，没空理会我或其他任何人。
　　走入雨中，经过国家美术馆、泰特现代艺术馆。在肯辛顿皇宫花园附近，保镖不理解我看见苏联大使馆时的骇惧。
　　明白过来后，他赶紧挟我离开，手臂环住我的肩膀。
　　在玛格的住处，她热了热剩下的炖肉，煮了一壶苦涩的英国茶。提托不在，去参加某个巴拿马的宴会了。她穿了一件低胸的丝绸上衣。她的脖子至少可以给达·芬奇做模特。她问起我的家，说她能在脑中想象出母亲的样子，她一定是位很美丽的女人。我不知该如何作答，我从桌旁起身，走进后花园。她出来说，她希望自己没有冒犯到我。
　　玛格让人架好一个投影仪，数十箱胶片，按日期排序，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我通宵未眠，拆开一箱箱胶片，直至找到一些有布鲁恩的。他的舞姿一板一眼，光彩夺目。我走进卧室，睡不着，踱来踱去。 　　有得寸进尺的人问起古巴。我不会中他们的圈套。《每日快报》上一个特别愚蠢的大标题：该来的总会来。
　　大象与城堡区：期望见到一个魔幻的童话王国，却发现只是另一个基辅。
　　剧院经理、经纪人、会计师─吉莉安称他们是任何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人生的圣三位一体。会议结束时，索尔提出，他也许能从德国电视公司那里榨出五千美元。一场二十分钟的演出，相当于每分钟两百五十美元！我假意推诿，看得出他在桌子另一头冒汗。（玛格说：别忽视了舞蹈。）
　　埃里克抵达沙威酒店的大堂。高挑轻盈。他穿了一身白，连夹克的线脚和拉链的齿牙也是白的。我们寒暄了一会，彼此对对方极尽恭维。他刚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件米罗的作品，话题摇摆在米罗与毕加索之间─其实我们在谈论的是自己（埃里克当然是米罗，我是毕加索）。
　　喝过香槟后，我们让酒店的侍者给埃里克找来茶和香烟。他坐着一支接一支抽个不停。两点，埃里克道了声歉，带着一脸痛苦的笑意，起身去自己房间。他没坐电梯。我想到，世界上最优秀（第二优秀？）的舞蹈家正迈着一步四阶的步伐。
　　我们一同做了一个小时的扶把练习，然后去上课。阳光透过科芬园的窗户流泻进来。
　　在泰特现代艺术馆，在特纳的油画《链条码头，1828》旁，他摸着我的肩膀。后来，在萨维尔街，他好奇我们穿西装戴圆顶礼帽会是什么样子。店员假装在忙。我抓起他挂在脖子上的皮尺，对埃里克耳语道，他应该量量我里面那条腿的长度。我们戴着新买的圆顶礼帽，嬉笑着在城里游荡。
　　走进沙夫茨伯里大道上的电影院。漆黑一片。
　　沙威酒店的窗户上映出埃里克高挑的身影，外面在下雨。
　　那位英国鞋匠长得与我预期的很不一样。光头，脏兮兮的西装外套，脸蛋像哥萨克人。他的桌子上方有一幅镶了框的玛格的照片。我在工厂里几乎无法呼吸，生牛皮与一桶桶胶水散发出难闻的味道。但他的工作令人钦佩。他花大量时间制作舞鞋，一丝不苟地检查每个细节。仅仅把鞋套在脚上，就似乎给人一股新的能量。
　　（卡兹那舍夫街上的鞋匠也许应该学一两手。）
　　后来，在更衣室，玛格镜子上方的那排灯里有个灯泡烧坏了。她到我的门口，敲了几下，我没有应声，她急疯了：鲁迪，亲爱的，快许个愿！（她十分迷信。有时，她抓到一根掉在脸颊上的眼睫毛，或花瓶里落下的一片花瓣，她相信这会影响一切。）
　　爱丁堡下起雪，将我带回了列宁格勒。
　　克莱琳达与奥斯卡（以化名）正在为一家出版社撰写我叛逃的经历，全是胡说八道，但那是人们唯一感兴趣的事。他们说，这会推动书的销量，读者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是怎么叛逃的，等等等等。（我连日期都记不起来，大概是七月十七日，管它呢！）不过我会配合他们，啰嗦一通有关自由的长篇大论。
　　他们位于肯辛顿的家宽敞温暖，他们邀我住上一两个月。她答应为我洗衣、煮饭，照顾我，何乐而不为呢？不花一厘一毫，而且她的学识修养高过用人。
　　下午，他们喜欢听广播剧，真是地道的英国人。他们泡茶，烤松饼，生起火炉。我躺在熊皮地毯上。夜晚，他们往火里加更多木头，煮热巧克力。克莱琳达爱听我弹钢琴。她说，我很有天赋（十足的谎言，就算对她而言亦然）。我也许有所进步，但我多希望自己的手指可以伸得更远。为我自己伴奏。
　　克莱琳达找出杂志，有目的地把它们堆在三本万涅斯科的剧本下。我自觉像个顽劣的小儿，但我坚持不松口，什么都不说。
　　旅馆房间里挤满了助理、灯具、电线、发型师、端着托盘的侍应生。化妆师窃窃私语地说，阿维顿可能会大摇大摆地进来。我望着门，等候。这是一个花招，一条妙计。事实上，他一直在那儿，混在他的助理中间，观察、了解我，在脑中设想角度。他让他们全出去，香槟已经打开。当我脱下衣服时，他说：哇噢，我的天哪。
　　早晨醒来，我害怕到发狂。吉莉安打电话到他的工作室，威胁说，如果他公开那些照片的话就要告他。阿维顿给我发了一封电报：我会保守你的（大）秘密。
　　埃里克仰面平躺，沉沉睡去。（我回想起安娜在自己枕头上压出塞尔吉的印痕的事。）他不均匀的呼吸中散发出香烟的臭味。《徒步旅行者之歌》。我吻了他一下，然后收拾行李。
　　加长轿车的司机没有穿隧道，而是想从桥面上层行经而过。他说，我应该看看灯火中的这座城市。护送我的人认为没意思，他们说，那座桥又老又破，但我大喊道：就让我们跨越那座该死的桥吧！司机咧嘴笑起来。
　　整座城市像一块布满裂纹的宝石。我把头探出窗外。一名护送的人不停地重复道，因为是犹太人的节日，所以亮灯的公寓比平常少。（又一个神经兮兮的犹太佬。）
　　我无法再忍受他们的喋喋不休，于是我转过座椅，与前面的司机坐在一块儿。他受命拉上我们身后的玻璃隔门。他正听着广播里的查理·帕克。他说，他们称他为“鸟”，因为他的脚从不着地。
　　（尼金斯基根本拒绝下来。也许每个疯子都更喜欢留在空中。）
　　在报摊旁来回徘徊，看人们拿起《纽约时报》，心想：上百万双手臂抱着停在空中的我。那幅照片捕捉到了我完美的轮廓。
　　萨沙！塔玛拉！母亲！父亲！乌法！列宁格勒！你们听见我了吗？我正在从美利坚的大道上向你们打招呼！
　　下雪，车流不多。毛皮大衣招来笑声与几张微笑的面孔。阿波罗剧院外有个女人认出我，一群人围上来。有人说：演一下萨米·戴维斯！我站在一个消防栓上，做皮鲁埃特旋转，人们欢呼喝彩。
　　回到圣尼古拉斯大道上的车内。（当我说俄国没有乞丐时，没有人相信我。）
　　上艾德·苏利文的节目，他根本不会念我的名字。
　　他对芭蕾舞没有兴趣，他自己也这么说。不过他是位名符其实的绅士，举止优雅。每一根头发都梳得整整齐齐。他说，杰奎琳很喜欢舞蹈，因此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努力培养自己这方面的真正兴趣。他声称，在电视上看到玛格与我，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显然是句厚颜无耻的谎话，愚蠢得很）。 　　他领我们走进白宫的椭圆办公室。他的西装剪裁得很得体，领带微微松开。他坐在椅子上足足晃了五分钟。轻松的对谈结束时，他看了眼我的脚，说我象征了一种纯净无瑕的政治勇气。
　　外面草坪上徘徊着特工人员。后来，杰奎琳端茶进来，他不得不告歉离开。
　　在陪玛格与我走向直升机时，杰奎琳把她的手臂钩在我的手臂上，她说，她希望我们能再回来，我们两个是她与她丈夫最敬重的艺术家。我们坐在直升机里，吓得不敢出声，草坪上的人影越来越小。（我时时刻刻都在列宁格勒爬楼梯，警察在追我。）
　　《新闻周刊》：您像是把自己的灵魂植入土中当肥料，浇灌出属于您自己独一无二的阿尔伯特。
　　（心头突然一惊，想起菜地里的父亲）
　　对不起，什么？
　　您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阿尔伯特……
　　我是一名演员。
　　但显然您不仅仅是……
　　噢，拜托，别再问愚蠢的问题了。
　　在隔壁房间，我能听见她已经醒了。我去向她打招呼。她微笑着，开始拉筋──转动脖子，仔细地按照一定顺序拉伸腿。玛格能够不假思索地把双脚放到脑后，同时谈笑风生。讽刺的是，她声称自己害怕变老。
　　（教训：要坚持不懈地练功，让身体活动自如。）
　　登上《新闻周刊》与《时代》的封面─在同一个星期内。吉莉安欣喜若狂。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下午晚些时候，窗外开始传来哭声，但直到六点才有人告诉我们。玛格转向钢琴师，请她弹奏巴赫，但她悲伤过度，手指在琴键上颤抖。我们沉默静坐，后来给杰奎琳发了一封电报。我们的演出取消了。街上都是捧着蜡烛的人。
　　在俄国茶室餐厅，侍者总管要求大家默哀一分钟，可就是被某个笨蛋搅了局，把桌上的叉子撞落在地。
　　收到尤丽娅辗转寄来的一封信，说她离婚了。她没有住的地方。我们这个垃圾国家。
　　又花了十二个小时为演出《雷蒙达》做准备。奇怪的是，当看见我在排练，或当我在教人时，舞团的人惊讶万分。他们坐在走廊里，抽着臭烘烘的香烟，弄得我真想踢他们的屁股，把他们一脚踢到劳工部去，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他们是群懒虫，双腿软弱无力，向外打开的动作粗糙、缺乏训练，完全不注意脚的姿态，他们个个都需要好好改造。长号吹得像病牛，钢琴师还要糟。更别提那些舞台工作人员，又在威胁罢工，因为那些真的鹦鹉，它们的粪便从笼子里掉出来，落在舞台两侧。那帮可恶的浑蛋怨声载道，因为他们得擦地。
　　玛格几乎说不出话，她的声音不住地发颤。她说，子弹射入提托的胸，从另一面飞出。
　　在斯托克·曼德维尔医院，探视完提托（躺在床上，一语不发）后，有人带我们在病房区参观了一圈。一个脖子以下瘫痪的十四岁女孩抬起头，说她经常幻想自己变成玛格，这样她的腿就能动了。
　　一个漂亮的八岁小孩用牙齿画了一幅蜡笔画。画的是我在田野里跳舞，小女孩也画了自己，坐在高高的开花的树上观看。画的反面有颗爱心，中间是我们两人的名字，欧娜与鲁道夫。
　　我对她说，我会把画挂在我的更衣室里。小孩几乎动不了头，嘴唇上有唾液，但她的眼睛澄澈湛蓝，她的嘴拉出一个勉强的微笑。她说，她别无所求，只希望如果能上天堂的话，她想做的第一件事是跳舞。
　　（有个混账摄影师拍到我在走廊里落泪。）
　　提托再也站不起来了，因此玛格必须继续登台演出，支付医院的账单。当然，她的思维方式非常英国化，看不出其中的讽刺。（我不愿告诉她，提托是自作自受。）她在外面把手袋从一侧换到另一侧，拿手绢拭泪，然后再度冲进去看他。
　　首演当晚收到格蕾丝王妃的电报。相当肆无忌惮：靠！爱你的，格。还有其他贺电，来自挪威国王、玛格丽特公主等等。房间里有二十束不同的花。窗外的雨仿佛闪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旅馆的门铃响了─一束玛格送来的花，说一切安好，她希望跳舞的那个是她就好了。
　　全意大利的人都来了。但名气并不能弥补我表演中的缺失。《雷蒙达》的双人舞，没有她，当然糟透了，然而连单人舞都跳得是一团屎。事后，斯波列托似乎失去了它的魔力，想到旅馆房间让人丧气。我取消了晚宴，打发走所有人，一整夜都留在那儿修补当晚的失误。
　　舞台工作人员于早晨发现我睡在他们的油布上。他们给我拿来一杯卡布奇诺与一个羊角包。我重新开始排练，找到了感觉，跳舞时头发里像有一团火。
　　玛格等在大堂。她拿着一个信封。从她脸上就知道有事。门房低着头，假装在忙。很明显，消息已于之前通过电报传了过来。起先我以为是提托。可结果，她满脸泪痕地说，是你父亲。
　　母亲在电话里伤心得说不出话。后来，由桑德林指挥、列宁格勒爱乐乐团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带我回到昔日的时光。父亲的鞋擦得锃亮，他正在刮脸，大衣挂在铁丝衣架上，他的指甲很脏。
　　埃里克取消了纽约之行。
　　唯一难过的事是：父亲一次都没有看过我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