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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先生晚年唯一的一次来中国大陆，是在一九八三年春夏之交，他应钱锺书先生的邀请，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头来到上海，访问复旦大学。好像那一次并非是复旦大学主动邀请的，而是因为他的一个亲戚，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王继权先生，他看望亲戚顺道访问复旦大学。那个时候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台湾出版中文版没几年，大陆学术界有许多左派人士正在愤怒声讨、竭力抵制，官方很难善意地接待这位被认为是“反共”的学者。我不知道他在北京是受到怎样的接待，他来复旦大学似乎没有被宣传，只是悄悄来，悄悄离开，但是当年参加接待的贾植芳教授的日记里记载了这段历史，不妨引用一下：
六月二十九日
半阴雨，九时到物理楼外宾接待室等候夏志清教授（Prof.Hsia.T.C），他准时由文研所人员陪同到了，一块接见他的有陆、吴、王三位，外事组人员，照料一下就不见了。
由于此人政治思想观点反动，接见规格放低了，由上午九时到十一时半，既未留影，也未赏饭。
谈了许多文学事务，他问：“周扬讲话还有人听吗？”他敬佩钱锺书，当他看到我写的名字时，大吃一惊说：“贾植芳，你是胡风派吗？了不起的人物。”这后一句显然是从他的反动立场说的。这时吴中杰插话说：“夏先生，你的书里把贾先生的名字写错了。”陆士清忙不迭地说：“贾先生曾被划为……”他说起胡风说：“他现在病危。”这显然是他在北京时听说的，又问起路翎，提起《财主底儿女们》。这时陆说：“夏先生大概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参观一下图书馆吧。”他想把话题扯开，众人起身，夏又过来和我握手，连说：“贾植芳，贾植芳……”说，“你们姓贾的有名的人物……”我说：“是的，最有名的是贾宝玉……”大家哄堂大笑，气氛转过来了，陆紧靠着他，谈说不已。在图书馆转了一圈后，陆说：“我和夏先生坐车子校园转转，你们回去吧！”于是会见结束，我们三个走了回来。
这则日记收录在贾先生的《早春三年日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当时贾先生日记里还有一则写到夏先生来复旦大学的消息：
六月二十六日
下午吴中杰来，说是二十九日夏志清来访，要看看夏的书，准备准备，当着××去王继权处取回《中国现代小说史》，由她送吴。夏的这本书，论及胡风时提到我，不过把我的名字写成“贾冀访”了……
这两则日记文本值得细品。时间是一九八三年，“清污”运动正在酝酿中，以周扬名义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已经引起了党内高层的争议。夏志清对话里问：“周扬讲话还有人听吗？”应该是指这个背景。而贾先生虽然蒙冤二十年的所谓“胡风分子”已获平反，但心里留下了阴影和警惕，在日记的词句中颇费斟酌。但先生毕竟是作家，寥寥几笔，在场的气氛和各色人物的神态立场都须眉毕现，活灵活现。在场的三位接待者中，“王”就是王继权先生，他是夏先生的亲戚，陪在边上一言未发；吴中杰先生是鲁迅研究著名专家，主要任务是做理论上的对话者，所以早几天就借阅夏志清的书，有备而来；贾先生作为名流而出场，言谈显然受到限制，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而担任这次接待主导的是陆士清先生。我事后问过陆先生，接待后谁请饭？那时已经十一点半了，他说是接待完了，夏先生被送回王继权家里吃饭了。这也就是贾先生所说的，“接待规格放低了”。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传阅似乎也是围绕着接待工作：据贾先生日记记载，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何满子先生送给他这本书，第二天就开始阅读。阅后又借给王继权（日记未记载），在夏志清来复旦大学的前三天，又借给吴中杰做接待准备，很及时地派上了用场。
我想夏先生也一定感觉到了接待方的冷淡。二000年我访问哥大，王德威教授在一家中国餐馆请客，夏先生夫妇也到场了，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谈笑中我又提起他当年在复旦大学的访问，他转开话题不接着说下去，只是礼貌性地问了一下贾先生的身体是否健康。去年初我再度去美国，在纽约转道波士顿，特意从纽约出机场，打算去拜访夏先生，前来接我的宋明炜、陈婧棱事先也与夏先生联系好了，但是天不助我，竟下起了迷漫大雪，明炜担心晚上雪地开车危险，就在电话里辞了这次拜会。没想到这一辞我就永远失去了再度聆听夏先生妙语真谛的缘分。
夏先生以《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获名于大陆学术界，这本书直到前几年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印了大陆简体字版，大约是删节本。我早年读的台湾传记文学的繁体字版，那是刘绍铭先生组织一群人集体翻译的，也是目前最通行的本子。真正读过英文原本的大陆学者可能并不多。这本书最早于一九六一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由此奠定了夏先生为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祭酒地位，到了一九七。年夏先生对这本小说史作了很多方面的修订，出版了第二版。待一九七九年中译本初版前，夏先生又为它写了一篇长序，这篇序里他对自己从一个专攻西方文学经典的博士生如何转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治学历程作了认真总结。可贵的是，他对于这本著作中用西方经典的标准来批评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偏见作了反省。他对于自己在写作时因为资料不足而忽视萧红，低估吴组缃、萧军等都作了自我批评，他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还诚恳地说：“总括一句话，本书一九六一年出版后，中国新旧文学读得愈多，我自己也愈向‘文学革命’以来的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比起宗教意识愈来愈薄弱的当代西方文学来，我国反对迷信、强调理性的新文学倒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肯为老百姓说话而绝不同黑暗势力妥协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算不上‘伟大’，他们的努力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敬的。”读此，我觉得当年夏先生横空出世的狂妄精神已经被消磨得干干净净，完全回归于两岸认同的主流文学价值观了。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夏先生的文学史观。记得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阅读这本小说史的感受真是振聋发聩。之前，我已经读过丁易先生、张毕来先生、刘绶松先生的文学史，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更是我学习现代文学的启蒙书。但这些文学史著作，虽然理论表述不尽相同，基本立场与视域的狭隘性是共同的，他们只有一个视角，就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除此以外都被否定或者遮蔽，这一个视角，当然也是现代文学史的传统之一，但是一个内涵被不断缩小的传统。这个传统后来发展到“文革”否定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时候，文学史的内涵就成了“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了。我刚进复旦中文系上课时，用的仍然是复旦教师自己编写的文学史，好像也不是公开出版物，书里没有沦陷区文学，当然也没有钱锺书、张爱玲的内容，周作人、徐志摩等都是作为反面人物供批判的，所以，今天的研究生们很难理解当时学习现代文学的艰难环境。一部现代文学的历史，基本上是被意识形态不断扭曲的历史。在那种情况下读到夏先生的小说史，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学术界的现状，却也是提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然而也更加全面的参照系。 我不是说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也不是赞同他的所有观点。但是，夏先生是很明确的，他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当然对于怎样的作品才算得上“优美”，也是有讨论的空间。但是要说明的是，夏先生并不是一个政治偏见决定一切的人，也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的学者。大陆学界在一九八。年代简单扣在夏先生头上的“反共”帽子，可能是说明夏先生的政治立场，但是不能简单说明他的小说史立场。夏先生早年读博士期间，为了生计，加盟于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饶大卫（David N.Rowe）的工作团队（年薪四千），参与编写为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军人了解中国情况而准备的《中国手册》（分上、中、下三卷），饶大卫担任主编，夏先生参与编写其中的“思想”、“文学”、“中共大众传播”三大章，以及“礼仪”、“幽默”两小节等。这里“思想”指的是孔孟儒家传统思想，“文学”涉及到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现代文学。这是夏先生首次涉及现代文学内容。但是这部手册编完后并未被录用，只印了三百五十册“试印本”。但夏先生由此产生了研究现代文学的兴趣，便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了一项研究项目，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很多人误以为夏先生的小说史是从《中国手册》改编过来的，其实，夏先生参与编写《中国手册》与后来自己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完全是两回事。即使《中国手册》是出于“反共”的目的而编写，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术研究也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从这部小说史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夏先生固然有“反共”立场，但是，他一旦接触到文学作品，审美意识马上就占了上风。他对张天翼、吴组缃等左翼作家的论述和赞扬，批评茅盾的《子夜》不如《虹》与《蚀》，赞扬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显然都是从审美立场出发的。我们可以不同意夏先生的审美标准，但这与意识形态的“反共”大约关系并不是很大的。
在以后几版小说史中，夏先生的文学史观虽有变化，但他并未对一九六一年版的小说史作过太多修改，他只是增加了许多附录，同时另外写了许多论文，如对严复、梁启超、端木蕻良、徐枕亚等不同人士的研究，甚至一直期待着能够重新写出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研究和晚晴小说研究，夏先生是在不断进步着，努力营造一个中国现代小说的“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他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梳理出鲁迅、茅盾、张天翼等代表的左翼文艺，沈从文、师陀等代表的乡土民间文艺，张爱玲代表的现代都市文艺以及钱锺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讽刺文艺四大传统，基本上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比起我们以前惟左翼中的延安文艺独尊的狭隘文学史观，自然是更加全面和符合历史真相。
夏先生本来的专业是研究英国文学经典，深受西方新批评的影响。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批评家列维斯（F.R.Leavis）对英国小说的“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的研究也让夏先生对其“评审小说之眼力，叹服不止”。所以他处处以西方经典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有的地方给人很多启发，也有些地方用得不伦不类，但是我们不能不佩服夏先生的艺术鉴赏力和评审眼光。他无意之间的挑选和评鉴，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传统的内涵。以前我们一说起五四新文学传统，就是鲁迅为首的启蒙主义或者是激进的左翼文艺传统，似乎就是一条直线发展而来。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自从我提出了“先锋”与“常态”两种文学发展模式以来，我越来越意识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初是以激进的先锋模式来运作和发展的，它对社会构成猛烈的挑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先锋文艺运动又是一种激进的文化批判运动，它不可能持久地进行到底，很快就会与政治的激进主义相结合而实行自我消亡，或者就是转而退回到文学艺术的审美形态（唯美主义）。因此先锋运动必然是短暂的，它需要用不间断的自我否定此起彼伏地波浪式向前推进。从五四文学革命一革命文学一左翼文学而形成的先锋文艺传统，就是这样一个带有核心性质的文学发展轨迹。但是这一传统到了一九三。年代已经是外部危机四伏，内在矛盾激化，难以为继。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新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机，沈从文、萧红、沙汀、艾芜等为代表的乡土民间文学创作和李劫人、老舍、张天翼以及张恨水为代表的都市民间文学创作先后崛起，他们的创作与五四主流知识分子从启蒙到革命的战斗传统是有些不一样的。他们似乎更强调民间性和文化意识，无形之间补救了五四新文学先锋传统的危机，把新文学的创作推向新的审美阶段。抗战以后先锋文学传统依然作为主流在蓬勃发展（巴金、路翎、无名氏、艾青、穆旦等），但是在常态发展的模式上，民间性的文学创作则更加繁荣，沈从文、师陀、赵树理等各色乡土民间传统与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民间传统（包括电影艺术），还有就是以钱锺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讽刺传统都已经形成。这些新传统与五四新文学的主流传统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传统的内涵。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最初从文学史的角度解释了这样一个多元共存的文学史“大传统”。
所以，我不赞同一般人所说的，夏先生一炮而红了张爱玲、钱锺书和沈从文，好像这些作家都是被夏先生的小说史捧红的，连夏先生本人也表示异议：我还高度评价张天翼，为什么就不红呢？在我看来，张、--钱、沈诸位作家本来就担当得起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他们不肯随波逐流，敢于自立门户和流派，尤其是张爱玲和沈从文，开拓了五四传统以外的城乡民间写作，自有千秋功业显赫于世，不是靠谁能够随意捧红的。不过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以主流意识形态偏见来编写的文学史有意遮蔽了他们的文学史地位，独尊一家而罢黜百家，才使我们变得无知狭隘而且愚蠢。夏先生在海外没有受到偏见文学史的遮蔽，才能够以审美趣味的立场来评价文学，大大开拓了现代文学传统，还原了本来应该就有的历史面貌。
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说皇帝新衣的孩子，老顽童似的夏先生，无意间就扮演了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
二0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六月二十九日
半阴雨，九时到物理楼外宾接待室等候夏志清教授（Prof.Hsia.T.C），他准时由文研所人员陪同到了，一块接见他的有陆、吴、王三位，外事组人员，照料一下就不见了。
由于此人政治思想观点反动，接见规格放低了，由上午九时到十一时半，既未留影，也未赏饭。
谈了许多文学事务，他问：“周扬讲话还有人听吗？”他敬佩钱锺书，当他看到我写的名字时，大吃一惊说：“贾植芳，你是胡风派吗？了不起的人物。”这后一句显然是从他的反动立场说的。这时吴中杰插话说：“夏先生，你的书里把贾先生的名字写错了。”陆士清忙不迭地说：“贾先生曾被划为……”他说起胡风说：“他现在病危。”这显然是他在北京时听说的，又问起路翎，提起《财主底儿女们》。这时陆说：“夏先生大概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参观一下图书馆吧。”他想把话题扯开，众人起身，夏又过来和我握手，连说：“贾植芳，贾植芳……”说，“你们姓贾的有名的人物……”我说：“是的，最有名的是贾宝玉……”大家哄堂大笑，气氛转过来了，陆紧靠着他，谈说不已。在图书馆转了一圈后，陆说：“我和夏先生坐车子校园转转，你们回去吧！”于是会见结束，我们三个走了回来。
这则日记收录在贾先生的《早春三年日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当时贾先生日记里还有一则写到夏先生来复旦大学的消息：
六月二十六日
下午吴中杰来，说是二十九日夏志清来访，要看看夏的书，准备准备，当着××去王继权处取回《中国现代小说史》，由她送吴。夏的这本书，论及胡风时提到我，不过把我的名字写成“贾冀访”了……
这两则日记文本值得细品。时间是一九八三年，“清污”运动正在酝酿中，以周扬名义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已经引起了党内高层的争议。夏志清对话里问：“周扬讲话还有人听吗？”应该是指这个背景。而贾先生虽然蒙冤二十年的所谓“胡风分子”已获平反，但心里留下了阴影和警惕，在日记的词句中颇费斟酌。但先生毕竟是作家，寥寥几笔，在场的气氛和各色人物的神态立场都须眉毕现，活灵活现。在场的三位接待者中，“王”就是王继权先生，他是夏先生的亲戚，陪在边上一言未发；吴中杰先生是鲁迅研究著名专家，主要任务是做理论上的对话者，所以早几天就借阅夏志清的书，有备而来；贾先生作为名流而出场，言谈显然受到限制，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而担任这次接待主导的是陆士清先生。我事后问过陆先生，接待后谁请饭？那时已经十一点半了，他说是接待完了，夏先生被送回王继权家里吃饭了。这也就是贾先生所说的，“接待规格放低了”。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传阅似乎也是围绕着接待工作：据贾先生日记记载，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何满子先生送给他这本书，第二天就开始阅读。阅后又借给王继权（日记未记载），在夏志清来复旦大学的前三天，又借给吴中杰做接待准备，很及时地派上了用场。
我想夏先生也一定感觉到了接待方的冷淡。二000年我访问哥大，王德威教授在一家中国餐馆请客，夏先生夫妇也到场了，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谈笑中我又提起他当年在复旦大学的访问，他转开话题不接着说下去，只是礼貌性地问了一下贾先生的身体是否健康。去年初我再度去美国，在纽约转道波士顿，特意从纽约出机场，打算去拜访夏先生，前来接我的宋明炜、陈婧棱事先也与夏先生联系好了，但是天不助我，竟下起了迷漫大雪，明炜担心晚上雪地开车危险，就在电话里辞了这次拜会。没想到这一辞我就永远失去了再度聆听夏先生妙语真谛的缘分。
夏先生以《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获名于大陆学术界，这本书直到前几年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印了大陆简体字版，大约是删节本。我早年读的台湾传记文学的繁体字版，那是刘绍铭先生组织一群人集体翻译的，也是目前最通行的本子。真正读过英文原本的大陆学者可能并不多。这本书最早于一九六一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由此奠定了夏先生为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祭酒地位，到了一九七。年夏先生对这本小说史作了很多方面的修订，出版了第二版。待一九七九年中译本初版前，夏先生又为它写了一篇长序，这篇序里他对自己从一个专攻西方文学经典的博士生如何转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治学历程作了认真总结。可贵的是，他对于这本著作中用西方经典的标准来批评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偏见作了反省。他对于自己在写作时因为资料不足而忽视萧红，低估吴组缃、萧军等都作了自我批评，他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还诚恳地说：“总括一句话，本书一九六一年出版后，中国新旧文学读得愈多，我自己也愈向‘文学革命’以来的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比起宗教意识愈来愈薄弱的当代西方文学来，我国反对迷信、强调理性的新文学倒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肯为老百姓说话而绝不同黑暗势力妥协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算不上‘伟大’，他们的努力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敬的。”读此，我觉得当年夏先生横空出世的狂妄精神已经被消磨得干干净净，完全回归于两岸认同的主流文学价值观了。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夏先生的文学史观。记得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阅读这本小说史的感受真是振聋发聩。之前，我已经读过丁易先生、张毕来先生、刘绶松先生的文学史，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更是我学习现代文学的启蒙书。但这些文学史著作，虽然理论表述不尽相同，基本立场与视域的狭隘性是共同的，他们只有一个视角，就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除此以外都被否定或者遮蔽，这一个视角，当然也是现代文学史的传统之一，但是一个内涵被不断缩小的传统。这个传统后来发展到“文革”否定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时候，文学史的内涵就成了“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了。我刚进复旦中文系上课时，用的仍然是复旦教师自己编写的文学史，好像也不是公开出版物，书里没有沦陷区文学，当然也没有钱锺书、张爱玲的内容，周作人、徐志摩等都是作为反面人物供批判的，所以，今天的研究生们很难理解当时学习现代文学的艰难环境。一部现代文学的历史，基本上是被意识形态不断扭曲的历史。在那种情况下读到夏先生的小说史，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学术界的现状，却也是提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然而也更加全面的参照系。 我不是说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也不是赞同他的所有观点。但是，夏先生是很明确的，他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当然对于怎样的作品才算得上“优美”，也是有讨论的空间。但是要说明的是，夏先生并不是一个政治偏见决定一切的人，也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的学者。大陆学界在一九八。年代简单扣在夏先生头上的“反共”帽子，可能是说明夏先生的政治立场，但是不能简单说明他的小说史立场。夏先生早年读博士期间，为了生计，加盟于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饶大卫（David N.Rowe）的工作团队（年薪四千），参与编写为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军人了解中国情况而准备的《中国手册》（分上、中、下三卷），饶大卫担任主编，夏先生参与编写其中的“思想”、“文学”、“中共大众传播”三大章，以及“礼仪”、“幽默”两小节等。这里“思想”指的是孔孟儒家传统思想，“文学”涉及到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现代文学。这是夏先生首次涉及现代文学内容。但是这部手册编完后并未被录用，只印了三百五十册“试印本”。但夏先生由此产生了研究现代文学的兴趣，便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了一项研究项目，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很多人误以为夏先生的小说史是从《中国手册》改编过来的，其实，夏先生参与编写《中国手册》与后来自己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完全是两回事。即使《中国手册》是出于“反共”的目的而编写，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术研究也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从这部小说史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夏先生固然有“反共”立场，但是，他一旦接触到文学作品，审美意识马上就占了上风。他对张天翼、吴组缃等左翼作家的论述和赞扬，批评茅盾的《子夜》不如《虹》与《蚀》，赞扬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显然都是从审美立场出发的。我们可以不同意夏先生的审美标准，但这与意识形态的“反共”大约关系并不是很大的。
在以后几版小说史中，夏先生的文学史观虽有变化，但他并未对一九六一年版的小说史作过太多修改，他只是增加了许多附录，同时另外写了许多论文，如对严复、梁启超、端木蕻良、徐枕亚等不同人士的研究，甚至一直期待着能够重新写出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研究和晚晴小说研究，夏先生是在不断进步着，努力营造一个中国现代小说的“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他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梳理出鲁迅、茅盾、张天翼等代表的左翼文艺，沈从文、师陀等代表的乡土民间文艺，张爱玲代表的现代都市文艺以及钱锺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讽刺文艺四大传统，基本上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比起我们以前惟左翼中的延安文艺独尊的狭隘文学史观，自然是更加全面和符合历史真相。
夏先生本来的专业是研究英国文学经典，深受西方新批评的影响。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批评家列维斯（F.R.Leavis）对英国小说的“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的研究也让夏先生对其“评审小说之眼力，叹服不止”。所以他处处以西方经典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有的地方给人很多启发，也有些地方用得不伦不类，但是我们不能不佩服夏先生的艺术鉴赏力和评审眼光。他无意之间的挑选和评鉴，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传统的内涵。以前我们一说起五四新文学传统，就是鲁迅为首的启蒙主义或者是激进的左翼文艺传统，似乎就是一条直线发展而来。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自从我提出了“先锋”与“常态”两种文学发展模式以来，我越来越意识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初是以激进的先锋模式来运作和发展的，它对社会构成猛烈的挑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先锋文艺运动又是一种激进的文化批判运动，它不可能持久地进行到底，很快就会与政治的激进主义相结合而实行自我消亡，或者就是转而退回到文学艺术的审美形态（唯美主义）。因此先锋运动必然是短暂的，它需要用不间断的自我否定此起彼伏地波浪式向前推进。从五四文学革命一革命文学一左翼文学而形成的先锋文艺传统，就是这样一个带有核心性质的文学发展轨迹。但是这一传统到了一九三。年代已经是外部危机四伏，内在矛盾激化，难以为继。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新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机，沈从文、萧红、沙汀、艾芜等为代表的乡土民间文学创作和李劫人、老舍、张天翼以及张恨水为代表的都市民间文学创作先后崛起，他们的创作与五四主流知识分子从启蒙到革命的战斗传统是有些不一样的。他们似乎更强调民间性和文化意识，无形之间补救了五四新文学先锋传统的危机，把新文学的创作推向新的审美阶段。抗战以后先锋文学传统依然作为主流在蓬勃发展（巴金、路翎、无名氏、艾青、穆旦等），但是在常态发展的模式上，民间性的文学创作则更加繁荣，沈从文、师陀、赵树理等各色乡土民间传统与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民间传统（包括电影艺术），还有就是以钱锺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讽刺传统都已经形成。这些新传统与五四新文学的主流传统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传统的内涵。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最初从文学史的角度解释了这样一个多元共存的文学史“大传统”。
所以，我不赞同一般人所说的，夏先生一炮而红了张爱玲、钱锺书和沈从文，好像这些作家都是被夏先生的小说史捧红的，连夏先生本人也表示异议：我还高度评价张天翼，为什么就不红呢？在我看来，张、--钱、沈诸位作家本来就担当得起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他们不肯随波逐流，敢于自立门户和流派，尤其是张爱玲和沈从文，开拓了五四传统以外的城乡民间写作，自有千秋功业显赫于世，不是靠谁能够随意捧红的。不过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以主流意识形态偏见来编写的文学史有意遮蔽了他们的文学史地位，独尊一家而罢黜百家，才使我们变得无知狭隘而且愚蠢。夏先生在海外没有受到偏见文学史的遮蔽，才能够以审美趣味的立场来评价文学，大大开拓了现代文学传统，还原了本来应该就有的历史面貌。
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说皇帝新衣的孩子，老顽童似的夏先生，无意间就扮演了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
二0一四年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