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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内容。“法治浙江”作为我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载体,经过几年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依法治国”走过10年历程之后，浙江的法治道路应该如何走向纵深？出席省人代会的代表们对此提出了真知灼见。
政府官员办事要“提着心、装着法”
这次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以较多的篇幅阐述了如何构建法治政府，代表们也对此颇有感触。
应该说，随着政府依法行政意识不断加强，不少官员感叹“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但在某些问题上，一些地方依然存在权大于法的现象，政府违法之事也是时有发生。
据绍兴代表团的陈显明代表介绍，在他了解的行政败诉案中，败诉的原因并不复杂，大都是因为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掌握不熟练所造成的。陈显明直言，目前在基层，法制部门不被重视，光有牌子没有人，精干、懂法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
对于陈显明代表所说的情况，台州代表团的农民代表狄绍增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据他了解，在乡镇机关里，许多政法委的领导，多以行政思维而不是依据法律办事。“没有法律素养，又怎能依法行政？”狄绍增话语间有些激动。
除了人员不足、现有人员水平不高外，责任追究机制的不完善是其中的一大病根。“任何一项规定，如果没有责任的要求都是空洞的。”陈显明代表感叹，在违法行政中，被追究责任的到底有多少人？而对于行政不作为，更是不用提了。
现实中，诸如违法建筑四处开花的问题，许多官员大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理，直到问题恶化到难以收场的地步，在领导的批示之下，才开始纠正。
“不看法律看批示。”这种扭曲的执法潜规则，遭到了代表们的批判。不少代表责问：“我们领导在批示前有没有想过，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前相关负责人都去干什么了？”陈显明代表直言，法律不会说话，领导是会说话的，于是下面的人都听会说话的人，其实这是不正常的。宁波代表团的吴祖楣代表也认为，批示、现场办公等行为实质上是人治，与依法行政的要求不符。
陈显明代表建议，要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让政府工作人员“提着心，装着法”办事，依法行政才能真正从文本走向现实。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温州代表团的朱新力代表认为，完备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具有两方面的功效：一方面，它是规范行政行为。促进依法行政、保障行政公正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它又能为政府探索“最佳行政”、实现“善治”提供丰富的“软资源库”和程序机制。因此，需要推动行政程序的法典化，这一步可在地方先行，建议制定《浙江省行政程序条例》。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完善和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与以往相比，近些年来，“透明政府”、“阳光政务”的建设不断推进，老百姓与政府的距离不断拉近。然而，在现实中，政府的一些信息依然是“若隐若现”，似乎上了一道“玻璃门”，老百姓可以远望，而不能近观。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被杭州15位村民告上法庭，并创造了让国家发改委在行政诉讼中败诉的记录。
这个案件受到了浙江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李根美代表的关注。“人民要当家作主，需要了解信息。政府所掌握的公共资源信息必须公共享受。”李根美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类政府应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主要还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些政府官员还是以管理者自居，还没有转变为服务者。
李根美说，律师界有句行话，“死也要死得明白”。如果公民被处罚，罚得不明不白，怎么能接受？“只有公开才能保证公正，没有公开谈何公正。”
“法治政府是一个开放的政府。”陈显明代表说，在实际操作中，民众要想了解政府信息，相关的经办人往往想到请示领导，看领导的意见再作出公开与否的决定。“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我们政府人员的工作意识还是对领导负责，而不是对法律负责。”
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也有一些人担心，窗户打开了，“阳光进来了，苍蝇也会进来”。
“一些政府机关怕信息公开出去后，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也担心会泄漏国家机密。其实这种担忧，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加以解决。”李根美和记者打起了比方，现在股市的信息披露工作，都是通过法律加以规范的。哪些是机密，哪些必须公开，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如果有人泄密就要惩罚，而应该公开的不公开也要处分。
朱新力代表认为，加强和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是行政程序法治化、正当化的客观要求。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信息公开对于反腐败，对于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监督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前，政府在这方面的意识不是很强，但近年来，特别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以来，各级政府在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毋庸置疑，要依法行政就要扫除人治的遗风，要不断强化法律至上的理念，不唯上、不唯人、只唯法。这是“依法治国”和“法治浙江”的内在要求，是人大代表的期盼，也是浙江人民的愿望。
“人大监督要有啃硬骨头的勇气”
“部门预算监督”、“环保执法跟踪督查”、“安全生产监督”等等，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所列举的监督硕果，得到了代表们的高度认可。在今后工作中，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如何抓住当前社会上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监督工作如何向纵深迈进，代表们纷纷建言献策。
现实中，有人抱怨，人大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热点问题常常“慢半拍”，离人民群众的要求尚有一段差距。
“人大的监督必须要有时代的眼光，要抓住事关当前和今后社会发展大计的民生问题做文章。”宁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戴霖军代表，一谈到人大监督的选题问题，感触很深。据悉，近些年来,宁海县人大常委会牢牢盯住生态建设工作，4年时间持续监督城市建设和规划中的不足，督促政府改进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07年，他们又围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开展了监督工作。“这些问题，都是事关我们宁海县长远发展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人大监督就是要抓牢这些事情。”戴霖军代表激动地说。
“人大监督什么？我们的做法是，对年初副市长们所作的工作报告，分3次进行监督。”在温州代表团驻地，记者见到了“广场政治”的主要设计人，乐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强代表。记者问起前阵子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乐清一年三次会考副市长”时，赵乐强代表呵呵笑了起来。随着交谈的深入，“广场政治”背后的“玄机”逐渐揭开。
“‘杯子’做多少个，要做成什么样子，这是副市长们年初就制定的工作计划，我们就围绕他们做‘杯子’的个数和质量进行监督。”赵乐强代表表示，这样的监督很有针对性，至于其他方面，比如做“杯子”的态度，做“杯子”的艺术，那就管不了了，这是其他部门的职责。
监督的选题敲定了，接下来该如何监督？一些人担心，监督就是一种对抗，怕领导不高兴，怕监督会卷入是非之地，怕进去了出不来而陷入两难境地。戴霖军代表认为：“监督工作，重要的是我们人大自身要有这个勇气和决心。不要患得患失，瞄准了一个问题就要一抓到底。”
“以往的人大监督，是政府和人大在包厢里跳交谊舞，老百姓看不见，听不到，还以为人大和政府穿一条裤子。”赵乐强代表接着前面的话说，“现在，我们把对政府官员拉到了‘广场’上，官员们所说的内容，老百姓是叫好还是谩骂，一目了然。这就给政府官员们带来了压力，可以有效地防止他们懈怠。”
除此之外，另一个颇受代表们关注的问题是，人大的自身建设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以更好地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力。
现在存在一种现象，部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一监督就容易说外行话，更何况还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监督面临专业化的挑战。
“在县人大常委会这一层面，这个问题确实很突出。”戴霖军代表表示，“人大监督要走向深化，就要让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专业化起来。”据他介绍，宁海县人大常委会要求机关同志成为专家。不管以前来自什么部门，从事什么工作，到了人大就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同时，他们借助外脑、邀请有专业背景的人大代表一起开展监督活动，在工作中请这些专业人士把把脉。
除了增强监督本领外，一些代表就提高人代会审议的效率和质量发表了意见。吴祖楣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人代会的全团审议工作，存在3个问题。一是领导代表发言多；二是发言中表扬的内容多；三是发言介绍工作的多。他认为，领导代表平时有许多机会发表意见，而作为基层的代表，一年来努力收集和整理的意见却没有发言的机会，这样的安排不合理。
“那么宝贵的十几分钟发言，套话谈了一大段，建议和意见则是一点点，这是不科学的。”他建议，要多给基层代表发言的机会，并且发言要开门见山，多谈问题和建议，多谈从工作实践中收集到的民意。
代表们朴实的话语，寄托着他们对人大工作的期许。
“和谐司法”：社会和法律效果的共赢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坦言自身的缺点——审判的质量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就案办案、机械司法、忽视社会效果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当今社会，利益呈现多元化趋势，社会矛盾加剧。法官不能是“法呆子”，不能唯书本、唯法条，而应该积极了解社会民情，审判中要考虑社会效果。那么，在司法工作实践中，如何做到两者的兼顾？其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围绕这些话题，代表们各抒己见。
宁波代表团的蒋剑巍代表，这位个头大、一脸严肃的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谈到机械执法时，就和记者聊起了他所经历的一个案子。几年前，浙江某地区发生了一起涉嫌私自拥有爆炸物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是一位村委会主任和一位爆破工。由于山洪暴发，堵塞了村里的一条公路，人力很难排除。于是，该村委会主任请来了一位有爆破上岗证的爆破工，成功爆破后，支付了成本费34元。
按照法律规定，涉及到私自拥有枪支和爆炸物的，要追究刑事责任。法院一审分别判处了两人有期徒刑两年。
“在第二次审判委员会讨论中，我们考虑到，此类的案件在农村很普遍。爆破是为了方便老百姓过路，农村过路人数少，爆破也没有什么社会危害。”蒋剑巍告诉记者，“如果对这两个人判刑，可能一个地方很多人都要被判刑。”
做了利民之事，还要如此严厉的惩罚，似乎不符情理。于是中级法院作出了发回重审的决定，最终以免予两人刑事处罚而结案。据悉，半年后，相关的法律对此也作出了修改。
“这个案子，按一审判也没有错，因为有法条明确规定，但社会效果显然不好。”蒋剑巍肯定地说。
“审判过程就是把抽象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个案，但并不是机械地将法律条文简单‘对号入座’。”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崔盛钢代表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法律又滞后于形势。因此法官必须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法律的精神，同时要借助社会习惯、生活经验等，妥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力。
“特别是一些社会反响强烈的案件，如涉及房屋拆迁、土地征用、企业改制、股权转让等容易激发矛盾的案件以及各界观点相悖的新型案件、群体性纠纷案件，要冷静处理，注重裁判结果的社会可接受度。”崔盛钢代表说，这些是他从事多年的审判工作得出的切身体会。
审判要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关键在于法官的阅历和对当地社情民意的了解程度。据蒋剑巍代表介绍，全省各级法院采取了下派年轻同志到乡镇，到基层法院、法庭挂职的方式，丰富他们的实践经验，增强社会阅历。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积极推进基层法院委托人民调解工作，把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化解在基层。据统计，全省审结的一审民事案件中，调解撤诉率达到了57.6%，其中2007年为56.25％。人民法庭调解撤诉率在70％以上。
“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是民事司法的原则。法院在重视调解对促进社会和谐作用的同时，应当注意，如果调解过度，调解失去了监督，则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不和谐。不少人大代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当前要解决重判轻调的问题，应当重视调解，但是不能矫枉过正，使审判工作走向重调轻判的极端。”崔盛钢代表强调，调解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做工作，压制一方，更不能有巧立名目的所谓调解，借此拖延办案时间，背后搞人情案、关系案。
“对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比例不得规定硬性指标，不然就可能出现冒进、攀比、层层加码的做法，异化调解的功能。”崔盛钢代表建议，要根据地方不同的实际情况建立调解监督体系。调解制度也不能脱离监督，以防失去公正。通过设立利用调解规避法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第三人利益的协议撤销原则；设立违背当事人意愿或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调解的制裁原则；设立对当事人恶意调解、故意拖延诉讼的行为的制裁制度，从而促进法院调解的公正、文明、高效。
钱江滚滚，大鹏展翅。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依法治国”走过十年历程之后，浙江的法治道路必定能越走越宽，这是人大代表的心愿，也是浙江人民的心声。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依法治国”走过10年历程之后，浙江的法治道路应该如何走向纵深？出席省人代会的代表们对此提出了真知灼见。
政府官员办事要“提着心、装着法”
这次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以较多的篇幅阐述了如何构建法治政府，代表们也对此颇有感触。
应该说，随着政府依法行政意识不断加强，不少官员感叹“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但在某些问题上，一些地方依然存在权大于法的现象，政府违法之事也是时有发生。
据绍兴代表团的陈显明代表介绍，在他了解的行政败诉案中，败诉的原因并不复杂，大都是因为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掌握不熟练所造成的。陈显明直言，目前在基层，法制部门不被重视，光有牌子没有人，精干、懂法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
对于陈显明代表所说的情况，台州代表团的农民代表狄绍增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据他了解，在乡镇机关里，许多政法委的领导，多以行政思维而不是依据法律办事。“没有法律素养，又怎能依法行政？”狄绍增话语间有些激动。
除了人员不足、现有人员水平不高外，责任追究机制的不完善是其中的一大病根。“任何一项规定，如果没有责任的要求都是空洞的。”陈显明代表感叹，在违法行政中，被追究责任的到底有多少人？而对于行政不作为，更是不用提了。
现实中，诸如违法建筑四处开花的问题，许多官员大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理，直到问题恶化到难以收场的地步，在领导的批示之下，才开始纠正。
“不看法律看批示。”这种扭曲的执法潜规则，遭到了代表们的批判。不少代表责问：“我们领导在批示前有没有想过，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前相关负责人都去干什么了？”陈显明代表直言，法律不会说话，领导是会说话的，于是下面的人都听会说话的人，其实这是不正常的。宁波代表团的吴祖楣代表也认为，批示、现场办公等行为实质上是人治，与依法行政的要求不符。
陈显明代表建议，要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让政府工作人员“提着心，装着法”办事，依法行政才能真正从文本走向现实。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温州代表团的朱新力代表认为，完备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具有两方面的功效：一方面，它是规范行政行为。促进依法行政、保障行政公正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它又能为政府探索“最佳行政”、实现“善治”提供丰富的“软资源库”和程序机制。因此，需要推动行政程序的法典化，这一步可在地方先行，建议制定《浙江省行政程序条例》。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完善和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与以往相比，近些年来，“透明政府”、“阳光政务”的建设不断推进，老百姓与政府的距离不断拉近。然而，在现实中，政府的一些信息依然是“若隐若现”，似乎上了一道“玻璃门”，老百姓可以远望，而不能近观。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被杭州15位村民告上法庭，并创造了让国家发改委在行政诉讼中败诉的记录。
这个案件受到了浙江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李根美代表的关注。“人民要当家作主，需要了解信息。政府所掌握的公共资源信息必须公共享受。”李根美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类政府应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主要还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些政府官员还是以管理者自居，还没有转变为服务者。
李根美说，律师界有句行话，“死也要死得明白”。如果公民被处罚，罚得不明不白，怎么能接受？“只有公开才能保证公正，没有公开谈何公正。”
“法治政府是一个开放的政府。”陈显明代表说，在实际操作中，民众要想了解政府信息，相关的经办人往往想到请示领导，看领导的意见再作出公开与否的决定。“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我们政府人员的工作意识还是对领导负责，而不是对法律负责。”
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也有一些人担心，窗户打开了，“阳光进来了，苍蝇也会进来”。
“一些政府机关怕信息公开出去后，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也担心会泄漏国家机密。其实这种担忧，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加以解决。”李根美和记者打起了比方，现在股市的信息披露工作，都是通过法律加以规范的。哪些是机密，哪些必须公开，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如果有人泄密就要惩罚，而应该公开的不公开也要处分。
朱新力代表认为，加强和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是行政程序法治化、正当化的客观要求。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信息公开对于反腐败，对于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监督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前，政府在这方面的意识不是很强，但近年来，特别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以来，各级政府在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毋庸置疑，要依法行政就要扫除人治的遗风，要不断强化法律至上的理念，不唯上、不唯人、只唯法。这是“依法治国”和“法治浙江”的内在要求，是人大代表的期盼，也是浙江人民的愿望。
“人大监督要有啃硬骨头的勇气”
“部门预算监督”、“环保执法跟踪督查”、“安全生产监督”等等，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所列举的监督硕果，得到了代表们的高度认可。在今后工作中，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如何抓住当前社会上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监督工作如何向纵深迈进，代表们纷纷建言献策。
现实中，有人抱怨，人大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热点问题常常“慢半拍”，离人民群众的要求尚有一段差距。
“人大的监督必须要有时代的眼光，要抓住事关当前和今后社会发展大计的民生问题做文章。”宁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戴霖军代表，一谈到人大监督的选题问题，感触很深。据悉，近些年来,宁海县人大常委会牢牢盯住生态建设工作，4年时间持续监督城市建设和规划中的不足，督促政府改进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07年，他们又围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开展了监督工作。“这些问题，都是事关我们宁海县长远发展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人大监督就是要抓牢这些事情。”戴霖军代表激动地说。
“人大监督什么？我们的做法是，对年初副市长们所作的工作报告，分3次进行监督。”在温州代表团驻地，记者见到了“广场政治”的主要设计人，乐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强代表。记者问起前阵子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乐清一年三次会考副市长”时，赵乐强代表呵呵笑了起来。随着交谈的深入，“广场政治”背后的“玄机”逐渐揭开。
“‘杯子’做多少个，要做成什么样子，这是副市长们年初就制定的工作计划，我们就围绕他们做‘杯子’的个数和质量进行监督。”赵乐强代表表示，这样的监督很有针对性，至于其他方面，比如做“杯子”的态度，做“杯子”的艺术，那就管不了了，这是其他部门的职责。
监督的选题敲定了，接下来该如何监督？一些人担心，监督就是一种对抗，怕领导不高兴，怕监督会卷入是非之地，怕进去了出不来而陷入两难境地。戴霖军代表认为：“监督工作，重要的是我们人大自身要有这个勇气和决心。不要患得患失，瞄准了一个问题就要一抓到底。”
“以往的人大监督，是政府和人大在包厢里跳交谊舞，老百姓看不见，听不到，还以为人大和政府穿一条裤子。”赵乐强代表接着前面的话说，“现在，我们把对政府官员拉到了‘广场’上，官员们所说的内容，老百姓是叫好还是谩骂，一目了然。这就给政府官员们带来了压力，可以有效地防止他们懈怠。”
除此之外，另一个颇受代表们关注的问题是，人大的自身建设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以更好地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力。
现在存在一种现象，部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一监督就容易说外行话，更何况还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监督面临专业化的挑战。
“在县人大常委会这一层面，这个问题确实很突出。”戴霖军代表表示，“人大监督要走向深化，就要让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专业化起来。”据他介绍，宁海县人大常委会要求机关同志成为专家。不管以前来自什么部门，从事什么工作，到了人大就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同时，他们借助外脑、邀请有专业背景的人大代表一起开展监督活动，在工作中请这些专业人士把把脉。
除了增强监督本领外，一些代表就提高人代会审议的效率和质量发表了意见。吴祖楣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人代会的全团审议工作，存在3个问题。一是领导代表发言多；二是发言中表扬的内容多；三是发言介绍工作的多。他认为，领导代表平时有许多机会发表意见，而作为基层的代表，一年来努力收集和整理的意见却没有发言的机会，这样的安排不合理。
“那么宝贵的十几分钟发言，套话谈了一大段，建议和意见则是一点点，这是不科学的。”他建议，要多给基层代表发言的机会，并且发言要开门见山，多谈问题和建议，多谈从工作实践中收集到的民意。
代表们朴实的话语，寄托着他们对人大工作的期许。
“和谐司法”：社会和法律效果的共赢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坦言自身的缺点——审判的质量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就案办案、机械司法、忽视社会效果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当今社会，利益呈现多元化趋势，社会矛盾加剧。法官不能是“法呆子”，不能唯书本、唯法条，而应该积极了解社会民情，审判中要考虑社会效果。那么，在司法工作实践中，如何做到两者的兼顾？其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围绕这些话题，代表们各抒己见。
宁波代表团的蒋剑巍代表，这位个头大、一脸严肃的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谈到机械执法时，就和记者聊起了他所经历的一个案子。几年前，浙江某地区发生了一起涉嫌私自拥有爆炸物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是一位村委会主任和一位爆破工。由于山洪暴发，堵塞了村里的一条公路，人力很难排除。于是，该村委会主任请来了一位有爆破上岗证的爆破工，成功爆破后，支付了成本费34元。
按照法律规定，涉及到私自拥有枪支和爆炸物的，要追究刑事责任。法院一审分别判处了两人有期徒刑两年。
“在第二次审判委员会讨论中，我们考虑到，此类的案件在农村很普遍。爆破是为了方便老百姓过路，农村过路人数少，爆破也没有什么社会危害。”蒋剑巍告诉记者，“如果对这两个人判刑，可能一个地方很多人都要被判刑。”
做了利民之事，还要如此严厉的惩罚，似乎不符情理。于是中级法院作出了发回重审的决定，最终以免予两人刑事处罚而结案。据悉，半年后，相关的法律对此也作出了修改。
“这个案子，按一审判也没有错，因为有法条明确规定，但社会效果显然不好。”蒋剑巍肯定地说。
“审判过程就是把抽象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个案，但并不是机械地将法律条文简单‘对号入座’。”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崔盛钢代表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法律又滞后于形势。因此法官必须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法律的精神，同时要借助社会习惯、生活经验等，妥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力。
“特别是一些社会反响强烈的案件，如涉及房屋拆迁、土地征用、企业改制、股权转让等容易激发矛盾的案件以及各界观点相悖的新型案件、群体性纠纷案件，要冷静处理，注重裁判结果的社会可接受度。”崔盛钢代表说，这些是他从事多年的审判工作得出的切身体会。
审判要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关键在于法官的阅历和对当地社情民意的了解程度。据蒋剑巍代表介绍，全省各级法院采取了下派年轻同志到乡镇，到基层法院、法庭挂职的方式，丰富他们的实践经验，增强社会阅历。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积极推进基层法院委托人民调解工作，把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化解在基层。据统计，全省审结的一审民事案件中，调解撤诉率达到了57.6%，其中2007年为56.25％。人民法庭调解撤诉率在70％以上。
“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是民事司法的原则。法院在重视调解对促进社会和谐作用的同时，应当注意，如果调解过度，调解失去了监督，则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不和谐。不少人大代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当前要解决重判轻调的问题，应当重视调解，但是不能矫枉过正，使审判工作走向重调轻判的极端。”崔盛钢代表强调，调解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做工作，压制一方，更不能有巧立名目的所谓调解，借此拖延办案时间，背后搞人情案、关系案。
“对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比例不得规定硬性指标，不然就可能出现冒进、攀比、层层加码的做法，异化调解的功能。”崔盛钢代表建议，要根据地方不同的实际情况建立调解监督体系。调解制度也不能脱离监督，以防失去公正。通过设立利用调解规避法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第三人利益的协议撤销原则；设立违背当事人意愿或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调解的制裁原则；设立对当事人恶意调解、故意拖延诉讼的行为的制裁制度，从而促进法院调解的公正、文明、高效。
钱江滚滚，大鹏展翅。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依法治国”走过十年历程之后，浙江的法治道路必定能越走越宽，这是人大代表的心愿，也是浙江人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