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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中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反复强调这个社会学新概念。
李春玲说，“当前我们做中产阶级的划分，实际上是按照四个标准，收入、职业、教育、生活水平。一部分年轻人的教育和职业能达到，但是收入和生活水平并没有达到。但他们希望能达到，我们把他们称之为边缘中产阶级。”
社会层级的演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社会层面而言，“出身论”与“血统论”被打破，恢复高考让无数青年有了改变命运的平等机会，教育在相当长时间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促进了社会的正常流动，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持续动力和人才支撑。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约15年的时间里，改革的红利几乎覆盖了所有的阶层，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由高封闭度的身份制社会向较为开放的阶层分化的社会转变过程中，同时，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在我国社会已造就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等级分层社会结构，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之间、白领工人内部中高层白领与低层白领之间在权力、声望和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着清晰的社会分界线。”
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一些社会分层的研究者们发现，随着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社会阶层的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转折。
研究者指出，进入1990年代以来，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中国城市涌现出一个来源广泛、构成复杂、影响面广、数量渐多的贫困人口群体，与此同时许多人在一夜之间迅速暴富。到了1990年代末期，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和有关学者公布的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进一步提高到0.35-0.48，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
李春玲在《我国社会分层研究三十年》一文中，将1990年代后期看作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层节点。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一文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指出：“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资源集聚背景下两级社会的形成。”
中产阶层争论
从21世纪初开始，围绕社会分层的争论开始增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争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由社会学范畴内的学术争论变成全社会范围的大讨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有中产阶层上。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组建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经过3年的调查研究之后，于2002年初发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报告表示，经过经济改革以来20多年的社会经济分化，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正趋于稳定化的阶层结构，社会成员分化为十个阶层。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导致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升级，相应地白领职业迅速扩张而蓝领职业逐步减少，从而向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上升流动机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中间层日益发展壮大，而社会顶层和底层都将缩小，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由“金字塔形”转变为“橄榄形”，即以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这个报告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学界第一次对阶层关系的变动和新阶层的形成作系统性的表述，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参考，但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
与之观点截然相反的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2003年，在孙立平出版的《断裂——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中，孙立平提出“断裂社会”的理论：“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经济财富以及其他各类资源越来越多地积聚于上层社会或少数精英分子手中，而弱势群体所能分享到的利益则越来越少，他们与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社会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从而形成与上层社会相隔绝的底层社会。”
2006年，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利用“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对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抽样分析，结果反映的社会结构是迥异于一般金字塔结构的“倒丁字形”。李强认为：“从历史上看，从1982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在跨度约20年的时间里，中间阶层里的两个典型群体，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变化很小，所以，也很难指望这两个群体会在短时期里有较大增长。”
面对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课题组的研究数据显示，1999年中产阶层大致占15%，2008年是22%至23%，大致是每年增加1%。2010年，陆学艺带领课题组完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认为，现实发展中的若干重要指标表明，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根据测算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这是产生当前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
陆学艺关于中产阶层的数据再一次引发争议，并从学术界扩散到社会范围内。李强认为22%至23%这一数据过高，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认为中产阶级大致占11.9%的比例。
作为陆学艺课题组的主要成员，李春玲认为，由于按照不同标准的划分，导致得出的数据不同。在当时引发广泛争议之后，李春玲通过调查发现，一些达到中等收入并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即客观指标定义的中间阶层）并不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反而认为自己是“被中间”。李春玲说：“陆学艺先生当时是按照职业为基础来划分，他把白领划为中产阶层，认为‘蚁族’是中产阶层后备军，但我们现在看到的蚁族生活非常的艰难。”
中等收入陷阱VS转型陷阱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当前一些社会学家从各自的研究角度，不约而同地提出社会建设的理念。
200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孙立平“社会转型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孙立平在文中指出，最近几年里，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结构的形成，同时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中产阶层成为被掠夺对象，出现了一种“赢者通吃”的现象。对此孙立平表示，要优化社会结构，重建社会秩序。
从2010年以来，陆学艺也带领课题组着手研究社会建设这一重要课题，经过3年的艰辛努力，于2013年4月完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研究。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建设包括改善民生事业、建设社会事业、改革收入分配、加强社区自治、发展社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改革社会体制、优化社会结构等九大任务。陆学艺指出，建设社会现代化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战略任务，发展壮大中产阶层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2012年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该课题组提出，要将社会建设作为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动力之一。要打破制度固化下来的一种利益格局，必须有社会力量参与和介入，民众的制度化参与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最现实的力量。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对此有专家预测，中国中低收入者社会保障有望改善。
李春玲说，“当前我们做中产阶级的划分，实际上是按照四个标准，收入、职业、教育、生活水平。一部分年轻人的教育和职业能达到，但是收入和生活水平并没有达到。但他们希望能达到，我们把他们称之为边缘中产阶级。”
社会层级的演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社会层面而言，“出身论”与“血统论”被打破，恢复高考让无数青年有了改变命运的平等机会，教育在相当长时间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促进了社会的正常流动，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持续动力和人才支撑。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约15年的时间里，改革的红利几乎覆盖了所有的阶层，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由高封闭度的身份制社会向较为开放的阶层分化的社会转变过程中，同时，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在我国社会已造就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等级分层社会结构，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之间、白领工人内部中高层白领与低层白领之间在权力、声望和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着清晰的社会分界线。”
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一些社会分层的研究者们发现，随着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社会阶层的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转折。
研究者指出，进入1990年代以来，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中国城市涌现出一个来源广泛、构成复杂、影响面广、数量渐多的贫困人口群体，与此同时许多人在一夜之间迅速暴富。到了1990年代末期，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和有关学者公布的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进一步提高到0.35-0.48，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
李春玲在《我国社会分层研究三十年》一文中，将1990年代后期看作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层节点。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一文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指出：“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资源集聚背景下两级社会的形成。”
中产阶层争论
从21世纪初开始，围绕社会分层的争论开始增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争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由社会学范畴内的学术争论变成全社会范围的大讨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有中产阶层上。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组建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经过3年的调查研究之后，于2002年初发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报告表示，经过经济改革以来20多年的社会经济分化，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正趋于稳定化的阶层结构，社会成员分化为十个阶层。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导致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升级，相应地白领职业迅速扩张而蓝领职业逐步减少，从而向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上升流动机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中间层日益发展壮大，而社会顶层和底层都将缩小，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由“金字塔形”转变为“橄榄形”，即以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这个报告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学界第一次对阶层关系的变动和新阶层的形成作系统性的表述，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参考，但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
与之观点截然相反的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2003年，在孙立平出版的《断裂——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中，孙立平提出“断裂社会”的理论：“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经济财富以及其他各类资源越来越多地积聚于上层社会或少数精英分子手中，而弱势群体所能分享到的利益则越来越少，他们与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社会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从而形成与上层社会相隔绝的底层社会。”
2006年，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利用“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对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抽样分析，结果反映的社会结构是迥异于一般金字塔结构的“倒丁字形”。李强认为：“从历史上看，从1982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在跨度约20年的时间里，中间阶层里的两个典型群体，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变化很小，所以，也很难指望这两个群体会在短时期里有较大增长。”
面对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课题组的研究数据显示，1999年中产阶层大致占15%，2008年是22%至23%，大致是每年增加1%。2010年，陆学艺带领课题组完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认为，现实发展中的若干重要指标表明，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根据测算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这是产生当前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
陆学艺关于中产阶层的数据再一次引发争议，并从学术界扩散到社会范围内。李强认为22%至23%这一数据过高，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认为中产阶级大致占11.9%的比例。
作为陆学艺课题组的主要成员，李春玲认为，由于按照不同标准的划分，导致得出的数据不同。在当时引发广泛争议之后，李春玲通过调查发现，一些达到中等收入并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即客观指标定义的中间阶层）并不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反而认为自己是“被中间”。李春玲说：“陆学艺先生当时是按照职业为基础来划分，他把白领划为中产阶层，认为‘蚁族’是中产阶层后备军，但我们现在看到的蚁族生活非常的艰难。”
中等收入陷阱VS转型陷阱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当前一些社会学家从各自的研究角度，不约而同地提出社会建设的理念。
200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孙立平“社会转型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孙立平在文中指出，最近几年里，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结构的形成，同时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中产阶层成为被掠夺对象，出现了一种“赢者通吃”的现象。对此孙立平表示，要优化社会结构，重建社会秩序。
从2010年以来，陆学艺也带领课题组着手研究社会建设这一重要课题，经过3年的艰辛努力，于2013年4月完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研究。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建设包括改善民生事业、建设社会事业、改革收入分配、加强社区自治、发展社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改革社会体制、优化社会结构等九大任务。陆学艺指出，建设社会现代化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战略任务，发展壮大中产阶层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2012年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该课题组提出，要将社会建设作为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动力之一。要打破制度固化下来的一种利益格局，必须有社会力量参与和介入，民众的制度化参与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最现实的力量。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对此有专家预测，中国中低收入者社会保障有望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