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杜威先生说：“学校是一种特殊的环境。”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环境”。事实上，要真正做到“以人为中心”并不容易，在现今一些学校教育中，“人”不时地被“分”挤到了边缘甚至是界外。
　　某地教育局辖下有个“特殊教育中心”，每个学期总有那么一段时间，这里门庭若市，好不热闹。往这里跑的人的目的，概括起来说，就是争取“弱智”证明。原来，这个教育局辖下中心小学有近60所，为了监控各校的教学质量，教育局规定每个学期都要组织统考或抽考，并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校工作实绩的依据之一。教育局在发文件时明确规定，为了公平起见，除了弱智生外，所有在册的学生都必须参加统考，弱智生如果参加考试，其成绩不必统计在内。为了提高平均成绩，于是许多学校就动起了歪脑筋，尽最大的可能把成绩差的那几个学生归到弱智生里去。由于鉴定是否弱智的权力在“特教中心”，又由于鉴定弱智有一定的灵活性，这就使得个别特教中心的工作人员异常吃香。某中心小学由于校长善交际，每一个年级都争取到了一定数量的弱智名额，这让别的学校很羡慕。但当家长得知自己的孩子一下子成了弱智，每个家长的心头都在滴血；当孩子知道自己是弱智，他便放弃了努力。
　　一种教育行为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一种教育理念，剖析这些教育个案，有助于我们找到中国教育的共同病灶。
　　陶行知先生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罗素也曾断言：“凡是教师缺少爱的地方，学生无论是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者自由地得到发展。”知识的种子只有播种在肥沃的情感土壤中才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我们的一些教育工作者心中原有的一片爱的土壤，在唯分数教育的污染下，早已成为沙砾遍地的荒漠戈壁。为了分数，为了学校荣誉，为了一己私利，他们可以置家长的情感、孩子的终生前途和教育本身的目的于不顾，轻率粗暴地将孩子打入“另册”，这是最典型的反教育行为。试想：当你对这个孩子贴上“弱智”的标签之后，还会有鼓舞和激励，还会有呵护和期待吗？这样的教育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心灵的摧残，不如说是精神的扼杀。
　　一些人在谈教育的层次与品位、教育的追求与理想的时候，总是在口头上“与时俱进”，什么“以人为本”，什么“人文关怀”。可是，在他们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我却找不到半点“人”的影子。一切的教育措施都作了“非人化”的设计，一切的教育行为都在“非理性化”中加以实施。一纸弱智的鉴定，极有可能断送孩子一生的前程，这是一个连常人都懂的道理，难道长期从事教育的人竟然不知？不！他们并非不知这种行为会带来怎样久远的伤害，然而他们还是在得与失的权衡中选择了对教育宗旨的背离，这正是问题的可怕之处。
　　也许不同的人会各自找到争取“弱智”的理由。比如：教育局会说，我们要对教育工作进行检测，要对工作实绩进行评价，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学校会说，上级要组织统考或抽考，并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校工作实绩的依据，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教师会说，学校要对各班的分数排队，我们也是迫于无奈。是的，也许这些都是理由，但无论是考核还是排队，无论是荣誉还是利益，不论怎样都不应将它建立在学生及家长的悲哀和不幸的基础上。试问，有哪一位局长、校长、教师会把自己的孩子划到“弱智”的行列？要知道，“教师对学生的爱护，以及对儿童的温和态度，甚至比他们的学问和修养更为重要”。如果说“加以爱护”是教育的一种境界，那么“不加伤害”应该成为教育的底线。如果教育对受教育者连“不加伤害”都做不到，教育的意义在哪里？价值又在何处？事实上，乱贴“弱智”标签就是赤裸裸的加害，不负责任的测试智商也是变相的加害。
　　我们有理由对智商测试作出这样的怀疑：学业成绩差是否就是弱智？对孩子智商的测定真的就那么准确？“弱智”真的就没有出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托尔斯泰、爱因斯坦、罗丹均有“弱智”的嫌疑。托翁曾因成绩成差而被劝退学，老师认为他没有读书的脑袋。爱因斯坦四岁才会说话，七岁才会认字，老师给他的评语是：“反应迟钝。”罗丹早年就不仅仅是弱智的问题了，他曾被自己的父亲怨叹为白痴。然而他们长大后都创造了无人能及的辉煌。
　　生活中不是不存在弱智，但随意将它泛化就可能摧毁一个正常人的一生。多数的情形是，预先将他们“宣判”为“弱智”，结果他们真的成了弱智。我敢断言，在我们的学生中没有那么多的弱智。我们也没有必要事先给孩子“占卜”智商。如果一定要测试智商的话，那么请首先给某些局长、校长、教师测一测他们教育的智商。因为就教育中通常的规律而言，低层次低水平的教育者最容易给人乱贴“弱智”的标签。
　　当然，上述给孩子鉴定智商、乱贴“弱智”标签的做法毕竟只是出自教育中的个别人，但是，通过一些考试将一部分孩子定格在差生行列，虽没有将他们打入另册，却在心底将他们定为“另类”，这就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了，这倒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因为，这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视眼光，也是一种“弱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