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党纪建设，方法主要有：加强思想教育、及时制定法规、严肃执行法纪、发动群众监督、注重以上率下、重视以史为鉴，为强化党纪纯洁党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在新时期不断发扬光大。
关键词： 毛泽东 党纪建设 以上率下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党纪建设，在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共产党员应有的纪律规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度重视多措并举，严肃党纪，常抓不懈，积累了丰富的党纪建设经验，值得在新时期不断发扬光大。
一、加强思想教育：党纪建设的基础
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专门做了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讲话，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更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各部认真传达会议精神，召开各级领导干部会议，要求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不少地方还办起了苏维埃学校，并把宣传马列主义、革命导师的道德品质及巴黎公社干部的道德风范作为授课的主要内容，开始有针对性地突出思想道德在整个党员干部党纪建设中的基础地位。
后来的延安整风，更是一次大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活动，从教育内容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教育；培养和继承发扬艰苦朴素作风的教育；划清发展资本主义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的教育；经常敲响警钟，提高对腐蚀问题的警惕性。整风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以警示广大党员干部在胜利后不忘廉洁自律，同时也为新中国之初的党纪建设打下思想基础。
二、及时制定法规：党纪建设的保障
及时制定法律规范，党纪建设才能做到有章可循。早在井冈山根据地开创之时，毛泽东就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后改为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的三大纪律和“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的六项注意（后又增加内容，变成八项注意）。尽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军规，但党员干部必须首先模范遵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严惩贪污浪费行为，毛泽东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有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等。这一训令规定使得廉洁纪律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从而促使广大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纪规范不断完善发展。1938年9月，针对王明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张国焘分裂党及其以后叛党的错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带有法规性的规定，诸如《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这些规定重申了党的组织纪律，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1948年1月发出了一系列有关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和纪律性，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斗争的指示。在夺取全国政权胜利前夕，毛泽东提议并被中央采纳通过的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1）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禁止歌功頌德现象。这些规定的及时制订颁布，适应了革命形势和我们党自身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当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纪建设的根本保障。
三、严肃执行法规：党纪建设的根本
法律规范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没有严格的法规，执行法律规范就成了摆设和稻草人，党纪建设就会软弱涣散。毛泽东非常重视严肃法纪并且曾亲自抓大案要案的查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身为党员干部，思想蜕化变质，利用职权贪污牟利，生活腐化堕落。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很大阻力。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做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和坚决指示下，谢步升被公审判决并被判处死刑，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引发了不良影响。毛泽东就此案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并强调指出：“如果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一个普通的人。”到延安参观的世界学联参观团团长傅路德说：“边区的司法系统中充满着平等与正义的精神。”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运动中，毛泽东亲自过问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触犯党纪国法的贪污腐化问题。针对有人提出的根据他们的历史贡献，能否将功折罪的提议，毛泽东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正是因为严肃执行法纪，党纪建设才真正具有威力，使一些党员望而生畏，不敢轻易触犯党纪法规。 四、发动群众监督：党纪建设的依靠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政府工作的得失，政务人员的言行都被群众看得一清二楚，并以此评判我们的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关于工农群众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批评、监督、检查和要求撤换、罢免之权的规定，中央苏区建立了由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信员及群众法庭四部分构成的群众性监察组织。抗战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群众的监督和意见，在他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就反映出当时党和毛泽东本人能虚心接受人民群众意见的精神和心态。当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时，毛泽东十分赞赏，并严肃提出全党要高度重视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认识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是新的人民政权区别于一切旧的政权的根本点，是防止政权腐败的最好办法。因此，边区政府号召要“放手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和人员”以“发现问题，给予适当的解决，并求得经验，使工作能更好地向前推进”。政府明确规定：“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样高度重视群众的监督和参与，他在1952年元旦祝词中写道：“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支持，一批触犯党纪国法的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党的纯洁性得到了增强，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
五、注重以上率下：党纪建设的关键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模范遵守法规，就会起到很强的示范作用，其周围身边的人就会以之为榜样，向他看齐。毛泽东身为领袖，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在延安，他一心为公，生活简朴，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在接见外国记者时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一支一支地吸着延安制造的劣质香烟。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俭朴使来访的外国记者大出意外。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在分配小车时，大家都希望配给毛泽东一辆，可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最后将小车分配给主管军务较忙和年纪较大的同志使用。在党员活动中，毛泽东始终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小组活动，有一次，毛泽东因公耽误了参加党小组会议，会后他找小组长汇报，小组长说：“你是主席，不用汇报了。”毛泽东严肃地说：“主席也不能当特殊党员。你是小组长，以后我如果忘了汇报，你就批评我。”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提议在天安门前建立他的雕像，毛泽东得知后极力反对在天安门前建立他的雕像，并认为这“只有讽刺意义”，决不能做。他不但自身清廉，还严格要求子女，决不搞特殊化。抗美援朝一开始，他就让自己的长子毛岸英赴朝鲜前线工作，最后血洒疆场，为国捐躯。毛岸英在1949年10月给他表舅的一封信中写道：“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藏）正因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注重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才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司徒雷登曾在1949年感慨地對国民党的军官们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廉洁，是靠廉洁换得的民心。”
六、重视以史为鉴：党纪建设的镜鉴
古人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就是一面明镜，可以让后人从历史兴替中汲取经验教训。1949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发，进驻解放不久的北平市。临行前，毛泽东说：“走，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党中央毛泽东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誓言，由来已久，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整风后期开始就在全党和全体干部中进行了深入持久的以史为鉴的教育。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明王朝因腐败而灭亡，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后，若干首领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丧失警惕，因不自警而腐化，因腐化而陷于失败。党中央把《甲申三百年祭》定为整风文件。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鼓励他写一些类似《甲申三百年祭》的史书。他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正是重视以史为鉴，毛泽东对于革命政权中的触犯党纪、蜕化变质分子始终保持警惕，并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打击，以维护新政权的人民本色。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我们仍需要继承发扬毛泽东一代伟人在党纪建设方面的成功做法，始终高度重视思想建设，完善制度法规，严肃执行法纪，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吸取历史教训时始终保持领导集体的先锋表率作用，以上率下，通过加强党纪建设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本色。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52.
[2]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296.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高校学生党员党纪党规教育研究”（2016SJD710001）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毛泽东 党纪建设 以上率下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党纪建设，在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共产党员应有的纪律规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度重视多措并举，严肃党纪，常抓不懈，积累了丰富的党纪建设经验，值得在新时期不断发扬光大。
一、加强思想教育：党纪建设的基础
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专门做了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讲话，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更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各部认真传达会议精神，召开各级领导干部会议，要求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不少地方还办起了苏维埃学校，并把宣传马列主义、革命导师的道德品质及巴黎公社干部的道德风范作为授课的主要内容，开始有针对性地突出思想道德在整个党员干部党纪建设中的基础地位。
后来的延安整风，更是一次大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活动，从教育内容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教育；培养和继承发扬艰苦朴素作风的教育；划清发展资本主义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的教育；经常敲响警钟，提高对腐蚀问题的警惕性。整风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以警示广大党员干部在胜利后不忘廉洁自律，同时也为新中国之初的党纪建设打下思想基础。
二、及时制定法规：党纪建设的保障
及时制定法律规范，党纪建设才能做到有章可循。早在井冈山根据地开创之时，毛泽东就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后改为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的三大纪律和“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的六项注意（后又增加内容，变成八项注意）。尽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军规，但党员干部必须首先模范遵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严惩贪污浪费行为，毛泽东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有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等。这一训令规定使得廉洁纪律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从而促使广大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纪规范不断完善发展。1938年9月，针对王明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张国焘分裂党及其以后叛党的错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带有法规性的规定，诸如《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这些规定重申了党的组织纪律，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1948年1月发出了一系列有关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和纪律性，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斗争的指示。在夺取全国政权胜利前夕，毛泽东提议并被中央采纳通过的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1）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禁止歌功頌德现象。这些规定的及时制订颁布，适应了革命形势和我们党自身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当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纪建设的根本保障。
三、严肃执行法规：党纪建设的根本
法律规范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没有严格的法规，执行法律规范就成了摆设和稻草人，党纪建设就会软弱涣散。毛泽东非常重视严肃法纪并且曾亲自抓大案要案的查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身为党员干部，思想蜕化变质，利用职权贪污牟利，生活腐化堕落。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很大阻力。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做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和坚决指示下，谢步升被公审判决并被判处死刑，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引发了不良影响。毛泽东就此案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并强调指出：“如果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一个普通的人。”到延安参观的世界学联参观团团长傅路德说：“边区的司法系统中充满着平等与正义的精神。”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运动中，毛泽东亲自过问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触犯党纪国法的贪污腐化问题。针对有人提出的根据他们的历史贡献，能否将功折罪的提议，毛泽东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正是因为严肃执行法纪，党纪建设才真正具有威力，使一些党员望而生畏，不敢轻易触犯党纪法规。 四、发动群众监督：党纪建设的依靠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政府工作的得失，政务人员的言行都被群众看得一清二楚，并以此评判我们的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关于工农群众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批评、监督、检查和要求撤换、罢免之权的规定，中央苏区建立了由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信员及群众法庭四部分构成的群众性监察组织。抗战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群众的监督和意见，在他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就反映出当时党和毛泽东本人能虚心接受人民群众意见的精神和心态。当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时，毛泽东十分赞赏，并严肃提出全党要高度重视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认识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是新的人民政权区别于一切旧的政权的根本点，是防止政权腐败的最好办法。因此，边区政府号召要“放手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和人员”以“发现问题，给予适当的解决，并求得经验，使工作能更好地向前推进”。政府明确规定：“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样高度重视群众的监督和参与，他在1952年元旦祝词中写道：“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支持，一批触犯党纪国法的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党的纯洁性得到了增强，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
五、注重以上率下：党纪建设的关键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模范遵守法规，就会起到很强的示范作用，其周围身边的人就会以之为榜样，向他看齐。毛泽东身为领袖，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在延安，他一心为公，生活简朴，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在接见外国记者时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一支一支地吸着延安制造的劣质香烟。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俭朴使来访的外国记者大出意外。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在分配小车时，大家都希望配给毛泽东一辆，可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最后将小车分配给主管军务较忙和年纪较大的同志使用。在党员活动中，毛泽东始终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小组活动，有一次，毛泽东因公耽误了参加党小组会议，会后他找小组长汇报，小组长说：“你是主席，不用汇报了。”毛泽东严肃地说：“主席也不能当特殊党员。你是小组长，以后我如果忘了汇报，你就批评我。”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提议在天安门前建立他的雕像，毛泽东得知后极力反对在天安门前建立他的雕像，并认为这“只有讽刺意义”，决不能做。他不但自身清廉，还严格要求子女，决不搞特殊化。抗美援朝一开始，他就让自己的长子毛岸英赴朝鲜前线工作，最后血洒疆场，为国捐躯。毛岸英在1949年10月给他表舅的一封信中写道：“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藏）正因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注重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才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司徒雷登曾在1949年感慨地對国民党的军官们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廉洁，是靠廉洁换得的民心。”
六、重视以史为鉴：党纪建设的镜鉴
古人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就是一面明镜，可以让后人从历史兴替中汲取经验教训。1949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发，进驻解放不久的北平市。临行前，毛泽东说：“走，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党中央毛泽东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誓言，由来已久，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整风后期开始就在全党和全体干部中进行了深入持久的以史为鉴的教育。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明王朝因腐败而灭亡，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后，若干首领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丧失警惕，因不自警而腐化，因腐化而陷于失败。党中央把《甲申三百年祭》定为整风文件。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鼓励他写一些类似《甲申三百年祭》的史书。他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正是重视以史为鉴，毛泽东对于革命政权中的触犯党纪、蜕化变质分子始终保持警惕，并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打击，以维护新政权的人民本色。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我们仍需要继承发扬毛泽东一代伟人在党纪建设方面的成功做法，始终高度重视思想建设，完善制度法规，严肃执行法纪，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吸取历史教训时始终保持领导集体的先锋表率作用，以上率下，通过加强党纪建设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本色。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52.
[2]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296.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高校学生党员党纪党规教育研究”（2016SJD710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