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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对农村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十省市28个行政村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项有序回归方法对农民参与选举的程度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整体政治参与程度不高，基层自治组织功能发挥的有效性不足，农民对基层自治组织功能发挥情况的评价能够影响到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
关键词：政治参与；基层自治；多项有序回归
中图分类号：C939；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2-0023-06
一、导言
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主要是指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形式及其运作方式。宪法规定：城市和农村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的自治性组织。基层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是最大的民主（高健、佟德志，2010）[1]。我国农村实行以村民委员会为主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农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是中国大陆地区乡（镇）所辖行政村的农民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产生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是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982年新宪法确定了村委会作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法律保障，对村委会的组织、功能和选举方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组织法规定的框架下，农民投票选举村委会是实行村民自治的基础，它为农民提供了实现选择自己领导的基本权利以及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孙昕等，2007）[2]。农民民主选举成为广大农村农民参与政治生活和表达政治利益的主要制度性途径。显然，农民是否参与选举及其参与程度直接关系到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和社会治理的效果，农民的选举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村委会作为农村实行基层民主管理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产生于农民民主选举，并反过来对农民民主选举的参与情况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吸引农民参与民主选举。村委会成员任职期间所拥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使得农民们有了积极争取成为新一届村委会成员的动力，村委会成员的这些权利能够为他们的家庭、亲属和朋友提供便利也是他们积极参与选举的动力之一。其二，村委会引导农民参与民主选举。这主要体现为村委会发挥各项功能，为农民参与民主选举创造条件，具体表现为：（1）上届村委会任职期间，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有条件和精力参与政治生活；（2）上届村委会任职期间，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农民参与民主选举的客观环境更好；（3）上届村委会在任职期间，创造了良好的民主选举氛围，为农民正常表达政治利益创造了条件，农民有途径参与民主选举，促进了农民参与民主选举的积极性。
关于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影响农民参与选举村委会成员的因素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在影响因素的选择方面，孙昕、徐志刚等（2007）[2]从农民的主观意识入手，分析了农民对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信任程度（“政治信任”）对其选举参与的影响，最终发现政治信任与农民选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胡荣（2006）[3]则重点研究了社会资本（如社区认同、社团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交往、竞选承诺和关系拉票等因子）对于农民参与选举的影响，发现社会资本各因子中除关系拉票外其余因子均对农民的选举行为有显著性影响；金太军、王军洋（2011）[4]分析了家族在农民选举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农民选举在家族追逐利益的条件下已经演变成一场家族博弈。在研究的具体对象上，罗天莹、雷洪（2007）[5]针对农民的投票意愿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农民所表现出的较高投票意愿，在某种程度上实质为选举无序性等问题而导致的被动与消极参与”；肖唐镖、王欣（2009）[6]对农民选举的质量进行了跟踪调查和针对性分析，发现农民选举的质量在江西和山西两地均有所提升，县乡指导小组和村选举委员会在选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胡荣、胡康等（2006）[7]进一步研究了妇女参与农民选举的影响因素，认为男女选民在农村选举中参与的差异是农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造成的，并不能单纯从农村妇女的文化程度低或妇女干部少这些方面加以解释。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大部分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实地调研收集第一手数据，并选择合适的计量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孙秀林，2008）[8]。以上研究对本文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综合前有研究和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农民的民主选举活动参与行为及程度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对全国十省24个行政村的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重点研究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即村委会对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情况。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于2014年1月组织的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与社会管理问题的实地调研，本次共收回有效问卷686份。
二、基层组织功能发挥与农民政治参与情况
（一）基层组织功能
村委会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由农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委会功能具体包括农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何真（2013）[9]将村委会功能具体划分为村委会的自治功能、行政功能和经济功能。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村委会的各项功能，由农民主观评价采取五级得分形式对村委会功能的发挥情况进行测量。具体的测量问题包括：（1）组织农户生产经营，提高农户生活水平；（2）组织农户培训学习，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3）改变农民的落后观念，培养出现代农民；（4）组织农民文化娱乐，改变农村社会风气；（5）改变农户分散形式，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6）创新了一种行政领导之外的农村管理体制；（7）促进农户利益表达，促进农户民主参与。以上问题分别代表村委会发展农村经济的功能，提高农民素质的功能，转变农民观念的功能，改变农村社会风气的功能，保证农村社会稳定的功能，创新农村管理体制的功能和促进农民民主参与的功能。 表1反映了农民对村委会各项功能发挥的评价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农民对村委会各项功能发挥情况的评价均呈现出一定的正态分布形态，农民对村委会在组织农户生产经营，提高农户生活水平方面的评价集中于比较好（26%）和一般（39.1%）。在组织农户培训学习，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方面，有40.9%的农民评价为一般，其次为比较好（24.1%）和不太好（23.2%）。接近一半的农民认为村委会改变农民落后观念，培养现代农民的功能发挥情况为一般（44.6%），认为这项功能发挥得不太好的也占了24.6%。村委会组织农民文化娱乐，改变农村社会风气功能发挥情况为一般，有42.4%的农民这样评价，评价比较好和不太好的分别为21.5%和25.2%。在改变农户分散形式，促进农村社会稳定方面，有48.3%的农民评价为一般，评价不太好的占了23.8%，非常好占2.7%。村委会在创新农村管理体制方面的功能评价为一般的有46.5%，评价为不太好的占26.7%。村委会促进农户利益表达和农民民主管理方面的功能发挥情况也集中在一般水平上（45.2%）。综合以上各方面的分别结果，农民对村委会各方面的功能发挥情况评价为一般的几乎占了一半左右，而评价为比较好和不太好的分别占了20%左右，各方面功能发挥很不好的频率接近10%，除组织农户生产经营，提高农户生活水平外，其他各项功能发挥非常好的仅占到2%左右。
（二）农民政治参与
已有研究关于农民参与选举情况多采用二元回归方式，即将农民参与选举的情况定义为是否参与。本研究将农民参与选举的情况具体细分为：（1）当过选民；（2）参加过投票；（3）为选举活动工作过；（4）当过候选人；（5）当选过村干部。本文认为，这五个过程是逐级递增的，农民的选举参与活动是按照这个层次不断深入的，即可以认为，若某位农民当选过村干部，那么他一定经历过前面四个选举活动过程。这样便可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民参与选举活动的程度及各方面因素对选举参与情况的影响。
农民参与选举情况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仅当选过选民而没有参与其他选举活动的农民有134位，占总样本容量的19.5%；当过选民且参加过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农民数量为439名，占64%；参与选举活动到为选举活动工作过这一层次的有59名，占总调查者的8.6%；当过村委会干部候选人但没有当选村干部的占总样本容量的2%；参与过前期所有选举活动并最终当选为村干部的占5.8%。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农民选举过程中，当过选民但没有参与投票的人数较多，农民选举过程中委托投票或放弃投票的现象比较多。当过候选人但没有继续担任村干部的比例较小，即绝大部分候选人最终都当选为村干部而落选的人数较少。
三、农民政治参与的多项有序回归结果
为测量农民参与选举情况的影响因素，研究引入了农民的性别、文化程度等个体因素，距离县城距离、村主任产生方式等社区区域因素两组解释变量。性别作为影响农民参与选举程度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指出，男性的选举参与程度明显高于女性（胡荣等，2006）；农民的文化程度与其参与选举情况的关系体现为前期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率越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所具有的实效价值标准使他们对选举活动中的不公平现象看得比较透彻，因此疏远选举活动（罗天莹等，2007）；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民为争取既得利益越有参与选举活动的积极性；离县城越近的村庄选举活动越规范，农民的参与积极性越高；村主任是否由客观公正的投票方式产生对农民的选举参与程度有一定的影响；上一届村委会的各项功能发挥情况对当届村委会的选举以及上一届村委的连任等产生正的影响。为了便于分析和解释，将村委会各项功能发挥的效果评价合并为好（=1）、一般（=2）和差（=3）三类，很好和比较好可以合称为好，不太好和很不好合并为差。表2列出了各解释变量的类别、名称、赋值情况、描述性统计以及影响方向预测情况。
研究利用多项有序回归方法对农民的政治参与情况进行计量分析，由于农民的民主选举参与行为较多地集中于当过选民和参加过投票这两类，即农民参与选举的情况在较低类别的概率较高，因此本文使用的连接函数为负Log-Log函数，模型设定为：
-ln（-ln（？酌j））=？茁j+■？茁ixi
其中，j表示参与选举的程度，j=1，2，3，4（当过选民，参加过投票，为选举活动工作过，当过候选人。参照项为“5=当选过村干部”）；？酌j为被解释变量前j个类别的累计概率；xi为解释变量，包括农民的个体特征（性别、去年的家庭年收入等）、村庄区域特征（距县城距离、村委会产生方式）以及村委会各项功能发挥情况。P表示解释变量个数。
模型拟合信息显示：零模型的-2倍的对数似然值为1 435.755，当前模型为1 371.803，似然比卡方值为63.952，显著性P值为0.000，伪R2的三个值分别达到0.189，0.101和0.244，可见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平行线检验零模型的-2倍的对数似然值为1 371.803，现模型为1 346.508，似然比卡方值为25.296，显著性P值为1.000，说明当连接函数为负Log-Log函数时，各回归线（面）平行，符合位置模型的要求，可以采用负Log-Log函数作为连接函数。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模型具有一定的显著性。
表3反映了农民参与到选举活动中各个阶段的截距项和概率以及各变量对农民选举参与情况的影响系数和可能性。在性别、家庭等个体特征和村主任选举方式、村委会功能等社区区域特征都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当过选民的可能性的负Log-Log值为-0.72，γ1=π1=0.128，即农民当过选民的概率为12.8%。农民当过选民且参加过投票的可能性之和的负Log-Log值为1.587，γ2=π1+π2=0.815，π2=0.687，即农民参加过投票的可能性为68.7%。依次可以计算出，农民为选举活动工作过的可能性为9.7%，当过候选人和当选过村干部的可能性分别为2.3%和6.5%。可见，农民参与投票的概率较高，农民对选举活动有较高的积极性。以上数据与农民参与选举情况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有细微变动，但大体相似，由于排除了个体和社区等因素的影响，该结论更加准确。 农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个体因素层面，去年的家庭毛收入与农民选举活动的参与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民越有可能参与到选举活动的各项进程中去（0.01），这可能是由于家庭条件好的农民经济压力比较小，因此，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民越有能力和动机通过政治途径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性别和文化程度对农民的选举参与程度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这与前期假设不相符。在社区因素层面，离县城距离越近的村庄，农民主观认为其受到县政府的控制比较强，民主选举程序更加规范，参与民主选举的可能性越大（-0.121）。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村庄的村主任由公开投票方式产生的，农民参与选举活动的可能性的负Log-Log值比其他地区高出0.42，即村主任由投票方式产生的村庄农民参与选举活动的可能性比其他地区平均高出51.8%，这是因为农民从主观上感觉选举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认为选举活动是真正有效的，参与选举的可能性会越大。村委会在发展农村社会经济、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以及转变农民落后观念方面的功能发挥情况对农民民主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村委会维护社会稳定和创新管理体制功能发挥情况对农民民主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与预期符号相反。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村委会改变农村社会风气功能发挥得好的村庄，整个村庄的不良社会风气例如行贿等行为减少，农民主观上感觉民主选举活动比较公正，农民参与选举活动的可能性比做得一般和不好的村庄高出47.7%。村委会促进农民民主参与功能发挥得好的村庄农民参与选举活动的可能性比其他地区平均高出53.1%。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是农民实现自我管理的自治性组织，由基层民主选举产生。基层民主选举是农民表达政治利益诉求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主要途径。本文利用多项有序回归方法对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分析了基层自治组织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民整体政治参与程度较低，仅有超过一半左右的农民当过选民并参与投票，村委会候选人淘汰比例较低，候选人基本都可以当选为村干部。家庭经济情况越好的农民政治参与热情越高，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帮助农民致富能够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距离县城越近和村主任产生方式为投票选举的村庄，农民对村庄基层民主选举活动效果的认可度越高，政治参与积极性越高，加强农民对选举活动的信任程度是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热情的有效途径。（2）总体来说，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功能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农民对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各项功能发挥的评价大多集中于一般水平，农民对于村委会各项功能发挥情况的感受并不明显。村委会发展农村社会经济功能农民认可度较高，但相比其他功能区别不大。农村基层组织功能有待进一步加强。（3）农民对基层自治组织功能发挥情况的评价能够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村委会改变农村社会风气功能发挥得好的村庄，村风更加淳朴，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越高。村委会促进农民民主参与功能发挥得好的村庄更加重视农民民主选举活动的参与情况，农民在村委会的引导和动员下的政治参与程度增加。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农民政治参与热情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效果。调查发现，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不高，参与程度较低。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着农民不关注民主选举和代替投票现象，农民对基层民主选举活动漠不关心，很多农民选择从事其他经济活动而不愿意参与选举投票。农民对基层民主选举活动效果的不信任是他们不积极参与选举的原因之一。当前农村农民经济收入较低，大部分农民专注于经济活动以及农村人口长期生活在外地使得他们对村庄情况不了解也是农民没有政治参与热情的原因之一。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2.基层自治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研究结果显示，村委会的功能发挥情况对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当前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各项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功能的发挥同时受到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的影响。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合理领导和合作能够促进村委会功能的发挥，反之，不合理的领导则会阻碍村委会功能的发挥。当前农村普遍存在村党支部直接管理村庄事务的现象，有些地区甚至直接由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乡镇政府也通过各种手段干涉村委会的自治功能，如直接任命村委会主任和委员，通过政治压力强制村委会实施某项政策等。这两方面的压力使得村委会无法有效发挥自治组织的功能，基层自治组织形同虚设。如何权衡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三者相互监督和发展，村委会自治功能得到有效发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3.基层民主选举的效果。研究认为，农民对基层选举活动效果的信任程度是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当前我国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一是基层政府的影响，基层政府通过政治途径影响村委会主任和委员的人选，有些地区甚至直接任命村委会主任。其二是地方家族势力的影响，农村多为同姓家族聚居，村庄内部通常都有大姓家族，这些大姓家族凭借人员优势通常会支持本姓候选人而排斥外姓候选人。其三是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引导下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在基层民主选举活动中，基层党组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排除各方面的不利影响，使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活动真正有效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4.基层自治组织功能与农民政治参与的交互作用。研究显示，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功能发挥对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和程度有显著影响。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产生于基层民主选举，基层民主选举活动的组织情况和农民的民主选举参与情况对基层自治组织产生后的功能发挥产生影响，文章对二者的交互影响没有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通过农民主观评价视角来测量村委会各项功能的发挥情况，没有考虑社会管理体制和地方势力等因素的影响。村民对村委会功能的发挥情况没有明显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真实反映村委会各项功能的发挥情况。这有待进一步地优化与探讨。
参考文献：
[1]高健、佟德志.基层民主[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2]孙昕，徐志刚，陶然，苏福兵.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农民选举参与——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4）.
[3]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农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2）.
[4]金太军，王军洋.农民选举过程的家族博弈——集体行动的视角[J].社会科学战线，2011，（2）.
[5]罗天莹，雷洪.基层选举中农村居民投票意愿的影响因素探析[J].甘肃社会科学，2007，（1）.
[6]肖唐镖，王欣.农村农民选举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对4省市68个村选举的跟踪观察和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3）.
[7]胡荣，胡康，郭细卿.影响妇女参与村级选举的诸因素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9）.
[8]孙秀林.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8，（6）.
[9]何真.后税费时代村委会功能的转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4）.
责任编辑：张 然
关键词：政治参与；基层自治；多项有序回归
中图分类号：C939；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2-0023-06
一、导言
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主要是指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形式及其运作方式。宪法规定：城市和农村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的自治性组织。基层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是最大的民主（高健、佟德志，2010）[1]。我国农村实行以村民委员会为主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农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是中国大陆地区乡（镇）所辖行政村的农民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产生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是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982年新宪法确定了村委会作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法律保障，对村委会的组织、功能和选举方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组织法规定的框架下，农民投票选举村委会是实行村民自治的基础，它为农民提供了实现选择自己领导的基本权利以及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孙昕等，2007）[2]。农民民主选举成为广大农村农民参与政治生活和表达政治利益的主要制度性途径。显然，农民是否参与选举及其参与程度直接关系到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和社会治理的效果，农民的选举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村委会作为农村实行基层民主管理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产生于农民民主选举，并反过来对农民民主选举的参与情况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吸引农民参与民主选举。村委会成员任职期间所拥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使得农民们有了积极争取成为新一届村委会成员的动力，村委会成员的这些权利能够为他们的家庭、亲属和朋友提供便利也是他们积极参与选举的动力之一。其二，村委会引导农民参与民主选举。这主要体现为村委会发挥各项功能，为农民参与民主选举创造条件，具体表现为：（1）上届村委会任职期间，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有条件和精力参与政治生活；（2）上届村委会任职期间，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农民参与民主选举的客观环境更好；（3）上届村委会在任职期间，创造了良好的民主选举氛围，为农民正常表达政治利益创造了条件，农民有途径参与民主选举，促进了农民参与民主选举的积极性。
关于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影响农民参与选举村委会成员的因素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在影响因素的选择方面，孙昕、徐志刚等（2007）[2]从农民的主观意识入手，分析了农民对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信任程度（“政治信任”）对其选举参与的影响，最终发现政治信任与农民选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胡荣（2006）[3]则重点研究了社会资本（如社区认同、社团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交往、竞选承诺和关系拉票等因子）对于农民参与选举的影响，发现社会资本各因子中除关系拉票外其余因子均对农民的选举行为有显著性影响；金太军、王军洋（2011）[4]分析了家族在农民选举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农民选举在家族追逐利益的条件下已经演变成一场家族博弈。在研究的具体对象上，罗天莹、雷洪（2007）[5]针对农民的投票意愿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农民所表现出的较高投票意愿，在某种程度上实质为选举无序性等问题而导致的被动与消极参与”；肖唐镖、王欣（2009）[6]对农民选举的质量进行了跟踪调查和针对性分析，发现农民选举的质量在江西和山西两地均有所提升，县乡指导小组和村选举委员会在选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胡荣、胡康等（2006）[7]进一步研究了妇女参与农民选举的影响因素，认为男女选民在农村选举中参与的差异是农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造成的，并不能单纯从农村妇女的文化程度低或妇女干部少这些方面加以解释。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大部分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实地调研收集第一手数据，并选择合适的计量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孙秀林，2008）[8]。以上研究对本文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综合前有研究和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农民的民主选举活动参与行为及程度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对全国十省24个行政村的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重点研究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即村委会对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情况。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于2014年1月组织的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与社会管理问题的实地调研，本次共收回有效问卷686份。
二、基层组织功能发挥与农民政治参与情况
（一）基层组织功能
村委会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由农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委会功能具体包括农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何真（2013）[9]将村委会功能具体划分为村委会的自治功能、行政功能和经济功能。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村委会的各项功能，由农民主观评价采取五级得分形式对村委会功能的发挥情况进行测量。具体的测量问题包括：（1）组织农户生产经营，提高农户生活水平；（2）组织农户培训学习，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3）改变农民的落后观念，培养出现代农民；（4）组织农民文化娱乐，改变农村社会风气；（5）改变农户分散形式，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6）创新了一种行政领导之外的农村管理体制；（7）促进农户利益表达，促进农户民主参与。以上问题分别代表村委会发展农村经济的功能，提高农民素质的功能，转变农民观念的功能，改变农村社会风气的功能，保证农村社会稳定的功能，创新农村管理体制的功能和促进农民民主参与的功能。 表1反映了农民对村委会各项功能发挥的评价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农民对村委会各项功能发挥情况的评价均呈现出一定的正态分布形态，农民对村委会在组织农户生产经营，提高农户生活水平方面的评价集中于比较好（26%）和一般（39.1%）。在组织农户培训学习，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方面，有40.9%的农民评价为一般，其次为比较好（24.1%）和不太好（23.2%）。接近一半的农民认为村委会改变农民落后观念，培养现代农民的功能发挥情况为一般（44.6%），认为这项功能发挥得不太好的也占了24.6%。村委会组织农民文化娱乐，改变农村社会风气功能发挥情况为一般，有42.4%的农民这样评价，评价比较好和不太好的分别为21.5%和25.2%。在改变农户分散形式，促进农村社会稳定方面，有48.3%的农民评价为一般，评价不太好的占了23.8%，非常好占2.7%。村委会在创新农村管理体制方面的功能评价为一般的有46.5%，评价为不太好的占26.7%。村委会促进农户利益表达和农民民主管理方面的功能发挥情况也集中在一般水平上（45.2%）。综合以上各方面的分别结果，农民对村委会各方面的功能发挥情况评价为一般的几乎占了一半左右，而评价为比较好和不太好的分别占了20%左右，各方面功能发挥很不好的频率接近10%，除组织农户生产经营，提高农户生活水平外，其他各项功能发挥非常好的仅占到2%左右。
（二）农民政治参与
已有研究关于农民参与选举情况多采用二元回归方式，即将农民参与选举的情况定义为是否参与。本研究将农民参与选举的情况具体细分为：（1）当过选民；（2）参加过投票；（3）为选举活动工作过；（4）当过候选人；（5）当选过村干部。本文认为，这五个过程是逐级递增的，农民的选举参与活动是按照这个层次不断深入的，即可以认为，若某位农民当选过村干部，那么他一定经历过前面四个选举活动过程。这样便可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民参与选举活动的程度及各方面因素对选举参与情况的影响。
农民参与选举情况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仅当选过选民而没有参与其他选举活动的农民有134位，占总样本容量的19.5%；当过选民且参加过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农民数量为439名，占64%；参与选举活动到为选举活动工作过这一层次的有59名，占总调查者的8.6%；当过村委会干部候选人但没有当选村干部的占总样本容量的2%；参与过前期所有选举活动并最终当选为村干部的占5.8%。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农民选举过程中，当过选民但没有参与投票的人数较多，农民选举过程中委托投票或放弃投票的现象比较多。当过候选人但没有继续担任村干部的比例较小，即绝大部分候选人最终都当选为村干部而落选的人数较少。
三、农民政治参与的多项有序回归结果
为测量农民参与选举情况的影响因素，研究引入了农民的性别、文化程度等个体因素，距离县城距离、村主任产生方式等社区区域因素两组解释变量。性别作为影响农民参与选举程度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指出，男性的选举参与程度明显高于女性（胡荣等，2006）；农民的文化程度与其参与选举情况的关系体现为前期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率越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所具有的实效价值标准使他们对选举活动中的不公平现象看得比较透彻，因此疏远选举活动（罗天莹等，2007）；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民为争取既得利益越有参与选举活动的积极性；离县城越近的村庄选举活动越规范，农民的参与积极性越高；村主任是否由客观公正的投票方式产生对农民的选举参与程度有一定的影响；上一届村委会的各项功能发挥情况对当届村委会的选举以及上一届村委的连任等产生正的影响。为了便于分析和解释，将村委会各项功能发挥的效果评价合并为好（=1）、一般（=2）和差（=3）三类，很好和比较好可以合称为好，不太好和很不好合并为差。表2列出了各解释变量的类别、名称、赋值情况、描述性统计以及影响方向预测情况。
研究利用多项有序回归方法对农民的政治参与情况进行计量分析，由于农民的民主选举参与行为较多地集中于当过选民和参加过投票这两类，即农民参与选举的情况在较低类别的概率较高，因此本文使用的连接函数为负Log-Log函数，模型设定为：
-ln（-ln（？酌j））=？茁j+■？茁ixi
其中，j表示参与选举的程度，j=1，2，3，4（当过选民，参加过投票，为选举活动工作过，当过候选人。参照项为“5=当选过村干部”）；？酌j为被解释变量前j个类别的累计概率；xi为解释变量，包括农民的个体特征（性别、去年的家庭年收入等）、村庄区域特征（距县城距离、村委会产生方式）以及村委会各项功能发挥情况。P表示解释变量个数。
模型拟合信息显示：零模型的-2倍的对数似然值为1 435.755，当前模型为1 371.803，似然比卡方值为63.952，显著性P值为0.000，伪R2的三个值分别达到0.189，0.101和0.244，可见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平行线检验零模型的-2倍的对数似然值为1 371.803，现模型为1 346.508，似然比卡方值为25.296，显著性P值为1.000，说明当连接函数为负Log-Log函数时，各回归线（面）平行，符合位置模型的要求，可以采用负Log-Log函数作为连接函数。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模型具有一定的显著性。
表3反映了农民参与到选举活动中各个阶段的截距项和概率以及各变量对农民选举参与情况的影响系数和可能性。在性别、家庭等个体特征和村主任选举方式、村委会功能等社区区域特征都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当过选民的可能性的负Log-Log值为-0.72，γ1=π1=0.128，即农民当过选民的概率为12.8%。农民当过选民且参加过投票的可能性之和的负Log-Log值为1.587，γ2=π1+π2=0.815，π2=0.687，即农民参加过投票的可能性为68.7%。依次可以计算出，农民为选举活动工作过的可能性为9.7%，当过候选人和当选过村干部的可能性分别为2.3%和6.5%。可见，农民参与投票的概率较高，农民对选举活动有较高的积极性。以上数据与农民参与选举情况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有细微变动，但大体相似，由于排除了个体和社区等因素的影响，该结论更加准确。 农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个体因素层面，去年的家庭毛收入与农民选举活动的参与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民越有可能参与到选举活动的各项进程中去（0.01），这可能是由于家庭条件好的农民经济压力比较小，因此，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民越有能力和动机通过政治途径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性别和文化程度对农民的选举参与程度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这与前期假设不相符。在社区因素层面，离县城距离越近的村庄，农民主观认为其受到县政府的控制比较强，民主选举程序更加规范，参与民主选举的可能性越大（-0.121）。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村庄的村主任由公开投票方式产生的，农民参与选举活动的可能性的负Log-Log值比其他地区高出0.42，即村主任由投票方式产生的村庄农民参与选举活动的可能性比其他地区平均高出51.8%，这是因为农民从主观上感觉选举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认为选举活动是真正有效的，参与选举的可能性会越大。村委会在发展农村社会经济、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以及转变农民落后观念方面的功能发挥情况对农民民主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村委会维护社会稳定和创新管理体制功能发挥情况对农民民主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与预期符号相反。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村委会改变农村社会风气功能发挥得好的村庄，整个村庄的不良社会风气例如行贿等行为减少，农民主观上感觉民主选举活动比较公正，农民参与选举活动的可能性比做得一般和不好的村庄高出47.7%。村委会促进农民民主参与功能发挥得好的村庄农民参与选举活动的可能性比其他地区平均高出53.1%。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是农民实现自我管理的自治性组织，由基层民主选举产生。基层民主选举是农民表达政治利益诉求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主要途径。本文利用多项有序回归方法对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分析了基层自治组织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民整体政治参与程度较低，仅有超过一半左右的农民当过选民并参与投票，村委会候选人淘汰比例较低，候选人基本都可以当选为村干部。家庭经济情况越好的农民政治参与热情越高，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帮助农民致富能够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距离县城越近和村主任产生方式为投票选举的村庄，农民对村庄基层民主选举活动效果的认可度越高，政治参与积极性越高，加强农民对选举活动的信任程度是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热情的有效途径。（2）总体来说，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功能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农民对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各项功能发挥的评价大多集中于一般水平，农民对于村委会各项功能发挥情况的感受并不明显。村委会发展农村社会经济功能农民认可度较高，但相比其他功能区别不大。农村基层组织功能有待进一步加强。（3）农民对基层自治组织功能发挥情况的评价能够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村委会改变农村社会风气功能发挥得好的村庄，村风更加淳朴，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越高。村委会促进农民民主参与功能发挥得好的村庄更加重视农民民主选举活动的参与情况，农民在村委会的引导和动员下的政治参与程度增加。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农民政治参与热情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效果。调查发现，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不高，参与程度较低。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着农民不关注民主选举和代替投票现象，农民对基层民主选举活动漠不关心，很多农民选择从事其他经济活动而不愿意参与选举投票。农民对基层民主选举活动效果的不信任是他们不积极参与选举的原因之一。当前农村农民经济收入较低，大部分农民专注于经济活动以及农村人口长期生活在外地使得他们对村庄情况不了解也是农民没有政治参与热情的原因之一。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2.基层自治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研究结果显示，村委会的功能发挥情况对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当前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各项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功能的发挥同时受到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的影响。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合理领导和合作能够促进村委会功能的发挥，反之，不合理的领导则会阻碍村委会功能的发挥。当前农村普遍存在村党支部直接管理村庄事务的现象，有些地区甚至直接由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乡镇政府也通过各种手段干涉村委会的自治功能，如直接任命村委会主任和委员，通过政治压力强制村委会实施某项政策等。这两方面的压力使得村委会无法有效发挥自治组织的功能，基层自治组织形同虚设。如何权衡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三者相互监督和发展，村委会自治功能得到有效发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3.基层民主选举的效果。研究认为，农民对基层选举活动效果的信任程度是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当前我国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一是基层政府的影响，基层政府通过政治途径影响村委会主任和委员的人选，有些地区甚至直接任命村委会主任。其二是地方家族势力的影响，农村多为同姓家族聚居，村庄内部通常都有大姓家族，这些大姓家族凭借人员优势通常会支持本姓候选人而排斥外姓候选人。其三是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引导下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在基层民主选举活动中，基层党组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排除各方面的不利影响，使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活动真正有效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4.基层自治组织功能与农民政治参与的交互作用。研究显示，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功能发挥对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和程度有显著影响。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产生于基层民主选举，基层民主选举活动的组织情况和农民的民主选举参与情况对基层自治组织产生后的功能发挥产生影响，文章对二者的交互影响没有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通过农民主观评价视角来测量村委会各项功能的发挥情况，没有考虑社会管理体制和地方势力等因素的影响。村民对村委会功能的发挥情况没有明显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真实反映村委会各项功能的发挥情况。这有待进一步地优化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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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