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烺(1912．4．15—2005．1．29)，山东荣成县崖头村人，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进入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日战争后期曾兼任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委员。从1946年开始，张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授中国文字学，还担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委员。195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张先生担任讲授。1954年，张先生参加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并兼任研究员。1960年至1966年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1966年专任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兼任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古文字与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顾问，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顾问，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等职。1990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自20世纪30年代起，张政煨在科研、教学、古籍整理等许多领域辛勤耕耘60余年，在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版本目录学、通俗小说等诸多学术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并承担过出土文献整理、二十四史点校等重大学术任务，培养了一大批科研人才，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的导师张政烺先生生前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文物天地》编辑约我写篇张政烺先生与文物鉴定的文章，考虑到张政烺先生在文物鉴定和研究方面的独到见解对学术界仍有参考价值，故不揣浅陋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我是1978年秋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师从徐中舒先生、张政烺先生(字苑风，后字苑峰)学古文字学和先秦史，至2005年初，苑风师仙归道山，我一直随学左右。但我从苑风师治学的大部分时间里，文物拍卖还没开放，文物拍卖和文物鉴定还不像现在这般吃香，因此苑风师同我谈文物鉴定的机会不多。90年代后期，文物拍卖日渐兴盛后，苑风师病重长期住院，很长时间不再看报纸文章，也不能谈论任何问题。故只能回忆苑风师早年所谈有关文物鉴定的几个故事。
　　
　　张政烺先生谈宋王安石手书《椤严经旨要卷》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次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展览，史树青(字庶卿)先生老远看见我就打招呼。还没到跟前，史先生笑呵呵问：“张先生对你说了吗?”我知道史先生说的是什么事：“张先生跟我说了!”史先生接着就说：“我和元白都签了字!”
　　史先生讲的是关于宋王安石手书《椤严经旨要卷》鉴定问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启功先生(字元白)和副主任委员史树青先生经过鉴定认为是真迹，并在鉴定书上签了字。张政烺先生认为这幅字不会是王安石的“亲笔手书”!我问过苑风师，根据什么判断卷《椤严经旨要卷》不是王安石所写?苑风师拿出许多法帖来，翻着里面的蔡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宋人的字说：“你看这些宋人的字，有哪一个不避皇帝讳的?宋代最讲避讳，王安石当那么大的京官，这幅《椤严经旨要卷》从头到尾没有一处避讳!这怎么可能!?”苑风师还告诉我，这件《椤严经旨要卷》原来是刘长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父亲收藏的。2005年，我见到史树青先生，又提起此事：“知道张政烺先生说《椤严经旨要卷》不可能是王安石所书后，元白先生有何意见?”史树青先生没回答。避讳是古书画鉴定需留意的基本问题，元白先生是不会忽略的。不知元白先生是同意苑风师的看法，还是另有解释?
　　苑风师对《宋史》有过精深研究，他在长期的学术生涯宋王安石手书《椤严经旨要卷》纸本29．9×119厘米上海博物馆藏中也尤其偏好宋代文化，如宋人诗词书画等。胡厚宣先生对我谈论苑风师书法时说“张先生的字是宗米(芾)黄(庭坚)!”许多人求苑风师赐墨宝时，他多以写宋人诗词相赠。这份王安石手书《椤严经旨要卷》有那么多名人题跋、著名收藏家的印记，苑风师仍说“非王安石亲书”，我以为不会仅仅根据避讳这一条。因为我不研究宋人书画，又无缘得见原物真迹，所以当时没有再进一步向苑风师追究手卷真伪的究竟。
　　苑风师同元白先生是大半辈子的至交，两位大师是1912年同年来到人间，又是2005年携手驾鹤同归道山。苑风师病重期间，将生前用书全部捐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文博学院专设“张政烺文库”以储。“张政烺文库”匾和《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的书名都是元白先生所题!两位大师在情谊上是莫逆之交，在学术上偶有不同见解，正是深入研究相互切磋的好机缘。
　　
　　张政烺先生与宋白玉“封”字印
　　
　　


　　在为纪念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出版的《揖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史树青先生写了篇《宋白玉“封”字印考》，文日：
　　“襄为《乐氏藏古玺印选》撰序，嗣承乐守勋先生惠赠该书未收、文字不可识玉印一方。并云为其父绍献先生购藏多年，以余粗通古文奇字，故赠之以志感谢。
　　张苑峰先生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又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学养深醇，久为社会所尊重，我们遇到学术问题，多向先生请教，往往得到满意的教诲。这方玉印的考释就是一例。
　　玉印系纯白羊脂玉，高2．2厘米，边长1．2×1．4厘米，坛纽，略作长方形。张先生见到后，首称印文极似宋代贾似道收藏书画钤用的“封”字印，并称研究贾似道用印多年，随即见示其摹写的字样。
　　近见徐邦达先生著《古书画鉴定概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杨仁恺先生著《中国书画鉴定学稿》(辽海出版社，2000年)，皆认为此字为‘长’或‘封’字，莫衷一是。
　　张先生并告知昔年在中华书局标点《金史》时，《金史·礼制》中有关于宋、金用印的记载。我们遵照张先生的指示查阅了原书。
　　按《金史》卷三十一《礼制·宝玉》称“金克辽、宋，得宝玉及本朝所制，今并载焉：获于辽者，有……‘御封’、不辨印文宝一。获于宋者，有……‘封’四，并玉；‘封’字一、‘御画’一，二面并用玛瑙。本朝所制，礼信之宝用铜，岁赐三国礼物封用之，明昌间更以银。
　　由这些记载，知金所获宋印中有‘封’字玉印四方，知寒斋所藏玉印，即其中之一，都应释为‘封’字，不得释为‘长’字。这种玉印或铜印，都是礼仪用印，当时称为‘礼信之宝’，即岁赐礼物或封缄文书的用印，贾似道收藏书画用‘封’字，可以视为‘秘藏’书画。《辽史》卷五十一《礼制》记宋辽之间贺正旦、贺生辰、祭奠、吊慰一切礼仪书匣，包括致皇太后、皇帝者，均需加‘封全’印记，在抵达对方后，对方也要经一定礼仪，验讫奏闻，始由枢密开封，宰相 读文。当时，宋辽之间这种礼仪是对等的，《宋史》记进手书匣等仪，由宰臣枢密进呈，内侍拆封。”
　　据杨仁恺《中国书画鉴定稿》：“南宋有两家收藏书画可与内府抗衡，就是权相韩饨胄和贾似道。…‘贾似道出身微寒，因其胞姊入选宫中受理宗宠幸，逐渐显贵起来。此人性极贪婪，凡闻谁家有藏名品，必不择手段，终于窃归己有而后快。就是内府所藏，也想方设法据为已有。因此，可以推断他个人的收藏可能会超越内府。今日流传下来的唐宋名迹，有不少是经过他收藏的，上面铃有大小‘秋壑图书’朱文印、九叠文篆‘长’(有释作‘封’)字朱文大印、‘密致’葫芦印，‘魏国公’、‘悦生’葫芦印等。当其被诛之后，所藏书画归内府。”
　　在不少“唐宋名迹”中多能见到此“封”字印!故能钤此印的基本都是国宝级的书画!此宋代宫廷用“封”字纯白羊脂玉印，窃以为亦当是国宝级文物。而这宋代宫廷用印是绝不会流散在寻常人家的!乐氏是同仁堂的老板，财力雄厚，其收藏也是颇具眼力的，所藏绝非等闲之物!能得此之印必花费重金，或颇费周折!乐氏后人不识其字，不知其来历，未收入《乐氏藏古玺印选》中，并轻易转送他人，实为可惜!
　　此例可证学者与文物鉴定、文物收藏之间的关系。徒有巨资，到手的稀世珍宝也会因缺乏学识而轻易流失。更不用说，没有学识，巨资所购皆赝品了。某房地产商一年时间花4000多万元购买了大批“夏、商、周、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还养了两只德国黑背狼狗为他看护。可是其巨资所购有不少是赝品!多年来，虽时有国宝级青铜器出土，但是绝不会在短期内出土这么多的“夏、商、周、春秋、战国”的青铜器!我对这位房地产商说：你买1件假的，就会有10件再卖给你。你买10件假的，就会还有100件再卖给你。
　　近年来，有人认为购置文物可以升值，或倒卖文物可获暴利；有富商明星以购置文物附庸风雅，纷纷投资文物市场。而文物价格往往又是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上千万元的也不鲜见。曾经偃旗息鼓多年的造假售伪之风又应运复生。现代科技的发达也使造假作伪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越来越容易，错金失蜡等工艺轻而易举。笔者在2005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前后见到多把嵌金“越王剑”!以往数百年、上千年始得一见的珍稀文物，一时间纷纷涌现!电视剧《台湾第一巡抚刘铭传》刚播完不久，友人就出示刚刚以重金购得的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宝刀。有的名牌大学、著名博物馆花巨资购入赝品，亦时有所闻。
　　同时，重要文物没隔几年就出土。有些文物与传世文物的通常表象有很大出入，使学术界也颇感困惑。被盗墓并走私海外的晋侯编钟不是传统的铭铸之文，而是后刻之文。有人即疑为造假。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北京大学邹衡先生根据铭文内容断定其不伪!张政烺先生对我说过多次“燕侯器若不是殷炜璋他们挖的，我肯定认为是假的!”殷炜璋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琉璃河西周燕侯墓发掘的负责人。苑风师指的是科学发掘所得的燕侯器铭文中有的部分，怎么研究都读不懂。而常见伪造青铜器的，往往是不懂铭文内容，胡乱拼凑铭文，致使铭文内容既不成章又不成句，难以卒读。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是对青铜器鉴定的重要方法之一。而燕侯器的铭文有读不懂之处，则因器物年代久远，有为后世不知之情事使然。年代久远，世事相隔，即使是大学者看不懂的古物也未必是假的!
　　这些情况说明文物鉴定情况复杂，不可轻易置是非!有位上世纪70年代在国家文物局简帛文书整理组工作的同志见告：当时有不少人向唐兰(字立厂)先生、张政烺先生请教这样那样的问题。立厂先生、苑风先生一般都不立刻答复，都要过几天查到出处、证据才答复。大师们如此谨慎，就是因为历史情况复杂，无论“是”与“非”，都要查到证据和根据，即前人常言“无征不信”!文物鉴藏大师于省吾(字思泊)先生常说：“你拿出谁也动摇不了的证据，我就信!”绝不轻言是非!而有的“大家”生怕人家看不起自己，凡问必答!而且是当场立刻解答，显得“很有学问”。其实往往是不懂装懂，胡乱解答。
　　
　　张政烺先生谈妇好墓的年代
　　
　　20世纪70年代，河南安阳市小屯殷墟妇好墓的发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殷墟考古的重大发现。
　　关于妇好墓的年代，发掘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学术界一直认为是武丁时期。从我读研究生时，苑风师就念叨：“妇好墓绝不是武丁时期的!妇好墓是殷墟晚期的!”我问苑风师为什么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妇好墓讨论会上公开提出?苑风师说那样他会遭到围攻。他不愿意成为被围攻对象。20多年来，我经常与北京大学考古系邹衡教授在学术会议上相遇。与邹衡先生私下交谈得知：邹衡先生是同意张政烺先生关于妇好墓年代观点的。80年代，邹先生告诉我，他和张政烺先生同在日本访问时，有次在一起参观博物馆时，张政烺先生指着某件青铜器对他说：“这些铜器是殷墟晚期的，妇好墓怎么可能是早期的?”邹衡先生告我，张政烺先生认为妇好墓中有早期的青铜器，但也有的青铜器明显是晚期的!有晚期的青铜器，该墓的年代就早不了!多次在安阳开殷商史会时，邹衡先生指着一些陶片对我说：“妇好墓不可能是武丁时期的!”学术界都知道邹衡先生是对殷墟文化做过全面深入研究的，对殷墟的陶器、青铜器都做过全面细微的分期，他对妇好墓的年代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
　　邹衡先生多次对我说，张先生一再催他写出文章，从考古学角度论证妇好墓的年代。我知道邹衡先生在二里头文化的属性问题上，在郑州商城亳都问题上，在先周问题上，已有多个战场，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许多学者，有着非常激烈尖锐的交锋。这些论战大多经历了20多年、30年激烈的争论。目前，二里头文化的属性问题已经取得完全一致，发掘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学者已全都承认二里头文化全部是夏文化，邹衡先生的意见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其他争论，如郑州商城是否是亳都、先周文化问题等，仍然交锋激烈争论未息。因此，关于妇好墓的年代问题，邹衡先生很难再开辟新的战场，很难再挑起新的论战。我曾多次探询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小屯工作多年的诸位先生，妇好墓的年代有无可能后移?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绝无可能!妇好墓的年代若提出后移，争论必将更加激烈、更加尖锐!
　　张政烺先生没有直接写文章论说妇好墓不是武丁时期而是殷墟晚期的。但他为阐述这一观点做了理论上的铺垫。他在1983年第6期《考古》上发表《妇好略说》，及在1983年第8期《考古》上发表《<妇好略说>补记》里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两篇文章没有直接说殷墟妇好墓的年代。但却明确指出和论证了殷墟卜辞中的大量“人名”不是私名，而是氏名、官名。卜辞中的“妇好”不仅武丁一代有!张政烺先生以无法辩驳的论据证明了卜辞中“异代同名”现象的普遍存在。这一观点既是对甲骨学界主张“历组卜辞”应当提前论的批驳，也是明确指出妇好墓存在武丁时期之外的可能。 　　张政烺先生和邹衡先生都是私下表态妇好墓不是武丁时期而是殷墟晚期的。北京大学考古系刘绪教授见告，邹衡先生也同他谈过这一观点。而马承源先生则不然，他公开撰文指出妇好墓是殷墟晚期不是武丁时期的。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序中公开指出：
　　“盘庚迁殷，商代600年的历史进入强盛的后期阶段。盘庚迁殷不是发展的界限，商代青铜器的晚期大约在殷墟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大中心之后出现的，很可能是在商王武丁时期。殷墟由于长期的发掘，研究成果卓著，但是学者们在殷墟青铜器的断代问题上，仍然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一些学者认为是武丁配偶之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便断定为武丁时器，即殷墟第一期时器。一些学者则认为妇好在甲骨文中是商王内官中的官职，并非只存在武丁时代。此妇好究竟属于哪一个时期，还要看相应的器物而定。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精美绝伦，其铸作水准和艺术成就标志殷墟青铜文明最为成熟时期的到来。迁殷后275年，武丁属于前期，在甲骨刻辞的分期中，武丁属于第一期，而上述的小屯331号墓、388号墓、232号墓、333号墓等墓在殷墟为最早，假使这批墓大体上属于同一时期，那么，接下去应是武丁之世，但是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是形制或纹饰，与此不仅不相连续，而且有相当距离。显然，妇好墓这批成就最为卓越的青铜器断于殷墟早期，过于勉强。对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应该有切合于实际发展情形的评估。”
　　马承源先生所说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妇好在甲骨文中是商王内官中的官职，并非只存在武丁时代”显然是引征张政烺先生《妇好略说》的观点。张政烺先生、邹衡先生和马承源先生私下是否就妇好墓的年代交换过意见，我不知道。从马承源先生的序文可看出他不仅了解张政烺先生文章所说“妇好”是“官职”的文章的字面意思，更了解张政烺先生撰写《妇好略说》的更深层的主旨——妇好墓是殷墟晚期的，不是武丁时期的。
　　看到马承源先生说妇好墓不是武丁时期而是殷墟晚期的文章后，每次见到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佩芬先生和李朝远博士，我都请他们带话给马承源先生，希望马先生就此问题进一步写出详细论证的文章来。陈佩芬先生见告，马馆长忙于新馆事务，身体都累病了，哪有时间写！
　　2005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召开的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朝远博士特别介绍了马承源先生。李朝远博士很骄傲地说：在50年代，马承源先生就从废品收购站发现了夏代青铜器，并在上海博物馆的展柜中明确标明是“夏代青铜器”！50年代，在考古界，在古文字学界，还没人认识夏文化!还没人认识夏代青铜器!李朝远博士以此例证明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研究中的精深造诣和敏锐的目光。
　　“妇好墓是武丁时期的”已是“公认”多年的“定论”。马承源先生在国家文物局主持编纂的《中国青铜器全集·序》中，一反“公论”，指出妇好墓是殷墟晚期的，绝不会是心血来潮的率意而为，一定是经过长期研究的深思熟虑的结论!张政烺先生和邹衡先生是私下谈论妇好墓的年代的。马承源先生则是学术界第一个公开发表文章直截了当指出妇好墓是殷墟晚期的学者。张政烺先生是从历史学、甲骨学、古文字学、青铜器类型学的角度认定妇好墓的年代。邹衡先生是从考古学的地层学、类型学(包括青铜器类型学和陶器类型学)的角度认定妇好墓的年代。马承源先生是从青铜器类型学的角度认定妇好墓的年代。他们殊途同归，一致认为妇好墓是殷墟晚期的，不是武丁时期的。
　　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全集·序》发表已10年了，在学术界没引起任何反响。既没有文章赞同呼应，也没有文章反对批驳。就连最新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也对马承源先生关于妇好墓的观点未予理睬，仍然坚持武丁说。张政烺先生、邹衡先生及马承源先生都是学术界公认“学养深醇”的大师，他们都认为妇好墓不武丁时而是殷墟晚期的，而今三位大师均已作古。这一疑案不知何时能有了结?
　　文物鉴定不能只停留在“真的”、“假的”、“值多少钱”，还要求科学判定其年代、物主，还要求准确判断阐发其学术价值，正确识读其文字内容。考古学者、文物专家是没有很多精力和时间同文物市场打交道的。但是，文物市场却离不开考古学者和文物专家的把关和指导。离开了必定陷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