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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中，我们的故事叙述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西方文化体系与话语逻辑的陷阱中。张艺谋执导的《金陵十三钗》难逃此弊。该影片讲述的是一场虚妄的救赎，而虚妄的根本原因在于：影片通过西方人的手造的那艘由基督文化构成的“诺亚方舟”，并不属于中国人。中国人如何自救，唯一的途径是重寻和重建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影片反映了中国文化精神在当代电影中的严重缺失。对中国文化精神缺乏感应，或许是当代中国的普遍问题。
1937年发生在首都南京的那场残酷屠杀，成为我们民族最深刻最痛苦的记忆，时刻羞辱着每一位中国人。对这场灾难的思考与认识，关乎整个民族，关乎民族的历史，更关乎民族的未来。所以，对这场灾难，不能轻易触碰，除非我们的思考足够深刻、足够清楚。
当代的一些艺术家，尤其是近年来一些电影导演总想去触及这场灾难，去触动民族的深痛记忆。可是，每次的触碰都显得太过轻率，或者别有目的。由张艺谋执导、今年初上映的《金陵十三钗》，在当代中国大陆反映抗战及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中，无疑做出了一定的突破，但也留下了致命的弱点。
西方文化逻辑：虚妄的救赎
《金陵十三钗》制片人张伟平说“本片的主题是救赎”，而且他断言这个主题“是全世界人民都看得懂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场怎样的救赎？
影片演绎的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救赎”。片名“金陵十三钗”，我想如果改名为“约翰中国历险记”亦无不可。贝尔扮演的美国入殓师约翰在影片中的地位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日本兵冲入教堂行将施暴的过程中，约翰目睹了这场悲剧，从一个职业的入殓师转变成了一位灵魂的牧师，成为教堂中每一个中国人的“拯救者”。身份、责任及精神都转变成了牧师的约翰，不仅会祈祷、会排演唱诗班演出，而且还是技术高超的“汽车修理师”，更是技艺精湛的“整容专家”。于是在他的手中，妖冶的秦淮河妓女，变成了清纯的初中女生，他本人也最终成为勇敢赴死的女人们的精神支柱。
如果说约翰是始终在场的西洋人的话，影片中还有一个看似缺席却始终在场的西洋人，即长着一张“荷兰面孔”的英格曼神父。从未在影片中出场的他，却作为精神性的存在始终影响着13个教会女生和陈乔治。甚至可以说，转变为神父的约翰，其实就是英格曼魂魄的化身。由此可见，在救赎故事的讲述中，西洋人及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和原动力的基督教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相比西方人角色的渲染与表现，在这场救赎中，中国男人又在哪里呢？影片中主要出场的中国男人有三个：忠诚英勇的李教官、孱弱瘦小的陈乔治、为求活着而事伪的汉奸孟先生。随着影片的推进，李教官壮烈牺牲，陈乔治勇敢赴死，汉奸孟先生难逃被日本人枪杀的下场，最终抛尸荒野。至此，我们蓦地发现，这部电影中所有中国男人的结果都是——死亡。当然，故事中还有一个隐在的只被玉墨提及了一次的中国男人——玉墨的继父。这个并不在场的中国男人，曾经强奸了13岁的玉墨，这成为玉墨命运的转折和堕落的开始。
影片中，中国男人看似在场，而最终缺席。当电影里所有中国男人都走向死亡后，拯救的重任落在了秦淮妓女身上，而最终还是落在美国人约翰的身上。于是，我们就不能不感叹：中国的男人何在？
需要特别指出，影片所有故事几乎均集中在教堂这个场景中。教堂是基督教的场所，是基督精神的物化。所以，这场灾难与这个拯救的故事，早已注定成为基督耶稣爱心与福音的注脚和体现，而且借助着中国元素符号的掩护，化为无形。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精心营构的救赎故事的模式是：肩负起神父责任的约翰，依着基督精神，造（修）好了一艘“诺亚方舟”（卡车），在所有中国男性战死或被杀之后，载一群中国少女开往“美好”的“亚拉腊山”。
当抽绎出来的这个故事模式呈现于眼前，我们发现这其间暗含了一个隐喻。而这个可怕的隐喻一旦被揭示，会让我们每个人都倒抽口冷气：灾难中的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女人），只能依靠美国人和基督教文化获得拯救。有人说这是市场的国际化路线考虑。果真如此的话，我只能再吸口冷气：拿这样沉重的民族题材去迎合国际化市场路线，影片还是压根就不要开机的好！
这样的故事模式，不管导演和编剧是不是自觉为之，它已经陷入了好莱坞大片的叙事逻辑，也落到了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陷阱当中。西方观众或许会叫好，中国有些观众或许会流泪会感动（据说歌星韩红看完影片后大骂日本人）。但是叫好之后，感动之余，留下的还是巨大的文化空洞和精神空白。
虚妄的病根： 中国文化精神的缺失
影片放映之初，就引来诸多批评。朱大可首先发难，称该影片宣扬的是“情色爱国主义”。杨俊蕾也批评说，影片“一次次强化战争险境中的女色诱惑”。这些批评看似抢眼，但也只是流于表面，失之肤浅。我以为，影片的致命问题，不在朱大可所谓“情色爱国主义”，不在其对“二战经典电影的摹仿”，而在于人物及故事严重缺失内在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
支撑中国人（如李教官）英勇杀敌的文化和精神原因，在这部影片里根本没有充分体现。而重点表现的“金陵十三钗”从容赴死的文化和精神的内在根据，亦付阙如。难道仅仅是为了纠正历史上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误解和诬蔑？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她们的前辈李香君、柳如是们早就给秦淮女人正名了。她们能够如此从容决绝，必然有其深层动因，但可惜影片丝毫没有暗示和表现。
缺乏了深刻的精神动机和文化依据，这就难怪有网友刻薄地戏谑“《金陵十三钗》就是一场处女保卫战”。没有文化作底蕴，没有思想作骨架，故事讲述再好，技巧运用再妙，投资花费再巨大，最终还是经不起推敲，还是无法成为经典。没有文化的、人性的表现，缺少了思想的、历史的穿透力，无论多么华丽的故事，玩的还只是表面的器物和形式。
于是，我们就不能不追问和思考：在这场战争和灾难面前，中国人靠什么来拯救自己？如同影片中隐喻的，靠西方基督教文化拯救我们吗？事实上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始终相隔。牟宗三曾谈及基督教在中国之所以没有佛教盛行和深入人心的原因时指出，基督教与儒释道三教有一个根本的冲突之处，即佛教肯定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依之而“自力”修行成佛，完全无需释迦佛和那些菩萨们的“他力”。这与道家自力修行而逍遥成“真人”、“至人”，儒家根据自力“践仁”便“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成圣成贤方式，完全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佛教可以传到中国，中国也可以“消化”佛教。而基督教不同，耶稣是经由上帝差遣下来的，不是他那个“人”经由“修养”而成的。他是“神而人”（God-man）不是“人而神”（man-God）。所以，依基督教义，只能说人人皆可经由信仰而成为一个基督“徒”，不能说人人可经由自己的修养而成为基督。（牟宗三：《中国文化大动脉中的终极关心问题》，《寂寞中的独体》，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P292） 影片中所隐喻的基督教文化的“诺亚方舟”，不属于我们中国人。因为基督教根本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动原，所以它也无法成为我们民族自救的精神支柱。牟宗三所言，可谓发人深省：“我们的生命就是从以往的历史文化中流下来的。你说你要洋化，你不能洋化的。美国人与美国的历史文化有感应，英国人与英国的历史文化有感应，他们和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没有感应；我们想要完全学他们，学得和美国人、英国人一样，不能学到的。结果只能使自己一切丧失，终致中国不像中国，中国人不像中国人。所以我们需要常常作些民族历史文化的提醒。”是的，文化对人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人是被文化所化之人。人与其所处的文化是一体的，不能割裂。文化是不能移植和照搬的。人除了具有生理特性，还具有文化特性。比如中国人，不仅由中国人的生物基因所决定，同时也是由中国文化基因所决定，甚至说后者更根本。因为中国人是为中国文化所化的人。
有人批评张艺谋一贯媚俗媚洋。我以为，他的根本问题倒不在于媚洋，而在于对中国自己的文化缺少感应。
我说张艺谋执导的影片缺乏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大概张艺谋会叫屈：电影里面有中国文化啊。是的，张艺谋历来似乎很注重中国元素的展示。问题在于，难道只要有了这些元素，就有了民族文化、中国精神了？大谬不然。中国元素和中国文化不能等同起来的。旗袍、中国古代建筑布景、民族乐器、《茉莉花》、《秦淮景》，这些所谓中国元素只是符号，是有形的器物或凭借而已，而中国文化精神，则是实体背后的超越性的精神存在。
什么是民族文化呢？文化据说有好几百种定义。在我看来，恐怕还是朱熹的定义最简洁，也极有启发性。朱熹说：“道之显者谓之文。”也就是说，文化是道的显现。道即本体，宇宙人生的真理，万事万物的准则。对此，现代哲学家贺麟做过补充，我以为很有见地：“道之凭借人类的精神活动而显现者谓之文化。”（《文化的体与用》，《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P31）。这里又引出了精神与文化的关系。按照亚里士多德式的相对的体用观，贺麟指出：“文化为精神之用，精神为文化之体。精神为道之用，道为精神之体。”严格讲来，文化只能说是精神的显现，也可以说，文化是道凭借人类的精神活动而显现出来的价值物，而非自然物。换言之，文化之体不仅是道，亦不仅是心，而乃是心与道的契合，意识与真理打成一片的精神。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那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显现。那么，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民族精神的显现，是中国人民族精神的用，而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体。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精神。“一个民族有其特殊的气质，即有其表现心、理的特殊道路。这个特殊道路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眼之倾向，或对于内外环境的反应态度。”（牟宗三：《关于文化与中国文化》，《道德的理想主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P209）具体到中国文化，其核心价值是什么？
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自己的超拔的民族精神。孔子所说的“践仁知天”、“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担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关怀；孟子所谓“沛然莫之能御”的“浩然正气”的涵养；王阳明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的觉悟……这些才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些才是支撑中国人内心的根基。对此，牟宗三有言：“中国文化中的终极关心问题，是如何成德，如何成就人品的问题，无论贫富贵贱都是如此。”
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撑，民族才能在国难期间愈挫愈强。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曾有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员在1938年写信说，英国人对于中国人的抵抗力之强，甚为惊异。不知道中国人有什么精神底力量，能有如此行动。后来牛津大学全体教授给中国政府的新年贺电称：“英国人士，对于中国文化学术之真义与价值，在过去不无怀疑之处。但时在今日，一方鉴于狭义国家主义之横暴相仇，一方鉴于中国反日态度之庄严镇静，究竟谁为世界文化之领导者，吾人当无疑义矣。”是什么支撑着中国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呢？对此，冯友兰提出：“若问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力量，能使中国人以庄严静穆底态度抵御大难？我们说：此力量，普通一点说，是上所说底道德力；特别一点说，是墨家儒家的严肃，及道家的超脱；儒家墨家的‘在乎’，及道家的‘满不在乎’。”（《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三联书店2007年版，P173）
反观电影《金陵十三钗》，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中国精神、民族文化在电影中根本没有体现和暗示。因为主创人员们大概对这些非常隔膜，或许认为这些与这个救赎的故事压根儿没有关系。他们不明白，或者根本没有考虑，一个民族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要实现长久的兴旺，特别是在国难时期要实现复兴，最根本的靠什么。
百年中国： 民族文化精神缺失的历史反思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自立的根。就我们中国来讲，这个根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然而，从晚清开始的国家民族生存危机算起，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主流知识界精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根的呢？
这个问题，使我首先想到了欧洲大陆的两个国家：德意志、法兰西。历史上这两个民族有着复杂的纠葛与“恩怨情仇”。1807年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惨败，法军占领了柏林。黑格尔和费希特都处在沦陷的柏林。当时，黑格尔的一位朋友对德国前途十分悲观，黑格尔曾有信安慰他：“只有知识是惟一的救星。惟有知识能够使我们对于事变之来不致如禽兽一般傻然吃惊，亦不致仅用权术机智以敷衍应付目前的一时。惟有知识才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把国难之起源认作某某个人一时智虑疏虞的偶然之事。惟有知识才可以使我们不致认国运之盛衰国脉之绝续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且可以使我们不致徒兴强权之胜利与正义之失败的浩叹。”（贺麟：《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P19）这封信充分说明黑格尔对德国民族文化的清晰认识。
1937年发生在首都南京的那场残酷屠杀，成为我们民族最深刻最痛苦的记忆，时刻羞辱着每一位中国人。对这场灾难的思考与认识，关乎整个民族，关乎民族的历史，更关乎民族的未来。所以，对这场灾难，不能轻易触碰，除非我们的思考足够深刻、足够清楚。
当代的一些艺术家，尤其是近年来一些电影导演总想去触及这场灾难，去触动民族的深痛记忆。可是，每次的触碰都显得太过轻率，或者别有目的。由张艺谋执导、今年初上映的《金陵十三钗》，在当代中国大陆反映抗战及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中，无疑做出了一定的突破，但也留下了致命的弱点。
西方文化逻辑：虚妄的救赎
《金陵十三钗》制片人张伟平说“本片的主题是救赎”，而且他断言这个主题“是全世界人民都看得懂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场怎样的救赎？
影片演绎的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救赎”。片名“金陵十三钗”，我想如果改名为“约翰中国历险记”亦无不可。贝尔扮演的美国入殓师约翰在影片中的地位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日本兵冲入教堂行将施暴的过程中，约翰目睹了这场悲剧，从一个职业的入殓师转变成了一位灵魂的牧师，成为教堂中每一个中国人的“拯救者”。身份、责任及精神都转变成了牧师的约翰，不仅会祈祷、会排演唱诗班演出，而且还是技术高超的“汽车修理师”，更是技艺精湛的“整容专家”。于是在他的手中，妖冶的秦淮河妓女，变成了清纯的初中女生，他本人也最终成为勇敢赴死的女人们的精神支柱。
如果说约翰是始终在场的西洋人的话，影片中还有一个看似缺席却始终在场的西洋人，即长着一张“荷兰面孔”的英格曼神父。从未在影片中出场的他，却作为精神性的存在始终影响着13个教会女生和陈乔治。甚至可以说，转变为神父的约翰，其实就是英格曼魂魄的化身。由此可见，在救赎故事的讲述中，西洋人及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和原动力的基督教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相比西方人角色的渲染与表现，在这场救赎中，中国男人又在哪里呢？影片中主要出场的中国男人有三个：忠诚英勇的李教官、孱弱瘦小的陈乔治、为求活着而事伪的汉奸孟先生。随着影片的推进，李教官壮烈牺牲，陈乔治勇敢赴死，汉奸孟先生难逃被日本人枪杀的下场，最终抛尸荒野。至此，我们蓦地发现，这部电影中所有中国男人的结果都是——死亡。当然，故事中还有一个隐在的只被玉墨提及了一次的中国男人——玉墨的继父。这个并不在场的中国男人，曾经强奸了13岁的玉墨，这成为玉墨命运的转折和堕落的开始。
影片中，中国男人看似在场，而最终缺席。当电影里所有中国男人都走向死亡后，拯救的重任落在了秦淮妓女身上，而最终还是落在美国人约翰的身上。于是，我们就不能不感叹：中国的男人何在？
需要特别指出，影片所有故事几乎均集中在教堂这个场景中。教堂是基督教的场所，是基督精神的物化。所以，这场灾难与这个拯救的故事，早已注定成为基督耶稣爱心与福音的注脚和体现，而且借助着中国元素符号的掩护，化为无形。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精心营构的救赎故事的模式是：肩负起神父责任的约翰，依着基督精神，造（修）好了一艘“诺亚方舟”（卡车），在所有中国男性战死或被杀之后，载一群中国少女开往“美好”的“亚拉腊山”。
当抽绎出来的这个故事模式呈现于眼前，我们发现这其间暗含了一个隐喻。而这个可怕的隐喻一旦被揭示，会让我们每个人都倒抽口冷气：灾难中的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女人），只能依靠美国人和基督教文化获得拯救。有人说这是市场的国际化路线考虑。果真如此的话，我只能再吸口冷气：拿这样沉重的民族题材去迎合国际化市场路线，影片还是压根就不要开机的好！
这样的故事模式，不管导演和编剧是不是自觉为之，它已经陷入了好莱坞大片的叙事逻辑，也落到了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陷阱当中。西方观众或许会叫好，中国有些观众或许会流泪会感动（据说歌星韩红看完影片后大骂日本人）。但是叫好之后，感动之余，留下的还是巨大的文化空洞和精神空白。
虚妄的病根： 中国文化精神的缺失
影片放映之初，就引来诸多批评。朱大可首先发难，称该影片宣扬的是“情色爱国主义”。杨俊蕾也批评说，影片“一次次强化战争险境中的女色诱惑”。这些批评看似抢眼，但也只是流于表面，失之肤浅。我以为，影片的致命问题，不在朱大可所谓“情色爱国主义”，不在其对“二战经典电影的摹仿”，而在于人物及故事严重缺失内在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
支撑中国人（如李教官）英勇杀敌的文化和精神原因，在这部影片里根本没有充分体现。而重点表现的“金陵十三钗”从容赴死的文化和精神的内在根据，亦付阙如。难道仅仅是为了纠正历史上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误解和诬蔑？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她们的前辈李香君、柳如是们早就给秦淮女人正名了。她们能够如此从容决绝，必然有其深层动因，但可惜影片丝毫没有暗示和表现。
缺乏了深刻的精神动机和文化依据，这就难怪有网友刻薄地戏谑“《金陵十三钗》就是一场处女保卫战”。没有文化作底蕴，没有思想作骨架，故事讲述再好，技巧运用再妙，投资花费再巨大，最终还是经不起推敲，还是无法成为经典。没有文化的、人性的表现，缺少了思想的、历史的穿透力，无论多么华丽的故事，玩的还只是表面的器物和形式。
于是，我们就不能不追问和思考：在这场战争和灾难面前，中国人靠什么来拯救自己？如同影片中隐喻的，靠西方基督教文化拯救我们吗？事实上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始终相隔。牟宗三曾谈及基督教在中国之所以没有佛教盛行和深入人心的原因时指出，基督教与儒释道三教有一个根本的冲突之处，即佛教肯定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依之而“自力”修行成佛，完全无需释迦佛和那些菩萨们的“他力”。这与道家自力修行而逍遥成“真人”、“至人”，儒家根据自力“践仁”便“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成圣成贤方式，完全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佛教可以传到中国，中国也可以“消化”佛教。而基督教不同，耶稣是经由上帝差遣下来的，不是他那个“人”经由“修养”而成的。他是“神而人”（God-man）不是“人而神”（man-God）。所以，依基督教义，只能说人人皆可经由信仰而成为一个基督“徒”，不能说人人可经由自己的修养而成为基督。（牟宗三：《中国文化大动脉中的终极关心问题》，《寂寞中的独体》，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P292） 影片中所隐喻的基督教文化的“诺亚方舟”，不属于我们中国人。因为基督教根本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动原，所以它也无法成为我们民族自救的精神支柱。牟宗三所言，可谓发人深省：“我们的生命就是从以往的历史文化中流下来的。你说你要洋化，你不能洋化的。美国人与美国的历史文化有感应，英国人与英国的历史文化有感应，他们和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没有感应；我们想要完全学他们，学得和美国人、英国人一样，不能学到的。结果只能使自己一切丧失，终致中国不像中国，中国人不像中国人。所以我们需要常常作些民族历史文化的提醒。”是的，文化对人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人是被文化所化之人。人与其所处的文化是一体的，不能割裂。文化是不能移植和照搬的。人除了具有生理特性，还具有文化特性。比如中国人，不仅由中国人的生物基因所决定，同时也是由中国文化基因所决定，甚至说后者更根本。因为中国人是为中国文化所化的人。
有人批评张艺谋一贯媚俗媚洋。我以为，他的根本问题倒不在于媚洋，而在于对中国自己的文化缺少感应。
我说张艺谋执导的影片缺乏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大概张艺谋会叫屈：电影里面有中国文化啊。是的，张艺谋历来似乎很注重中国元素的展示。问题在于，难道只要有了这些元素，就有了民族文化、中国精神了？大谬不然。中国元素和中国文化不能等同起来的。旗袍、中国古代建筑布景、民族乐器、《茉莉花》、《秦淮景》，这些所谓中国元素只是符号，是有形的器物或凭借而已，而中国文化精神，则是实体背后的超越性的精神存在。
什么是民族文化呢？文化据说有好几百种定义。在我看来，恐怕还是朱熹的定义最简洁，也极有启发性。朱熹说：“道之显者谓之文。”也就是说，文化是道的显现。道即本体，宇宙人生的真理，万事万物的准则。对此，现代哲学家贺麟做过补充，我以为很有见地：“道之凭借人类的精神活动而显现者谓之文化。”（《文化的体与用》，《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P31）。这里又引出了精神与文化的关系。按照亚里士多德式的相对的体用观，贺麟指出：“文化为精神之用，精神为文化之体。精神为道之用，道为精神之体。”严格讲来，文化只能说是精神的显现，也可以说，文化是道凭借人类的精神活动而显现出来的价值物，而非自然物。换言之，文化之体不仅是道，亦不仅是心，而乃是心与道的契合，意识与真理打成一片的精神。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那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显现。那么，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民族精神的显现，是中国人民族精神的用，而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体。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精神。“一个民族有其特殊的气质，即有其表现心、理的特殊道路。这个特殊道路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眼之倾向，或对于内外环境的反应态度。”（牟宗三：《关于文化与中国文化》，《道德的理想主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P209）具体到中国文化，其核心价值是什么？
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自己的超拔的民族精神。孔子所说的“践仁知天”、“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担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关怀；孟子所谓“沛然莫之能御”的“浩然正气”的涵养；王阳明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的觉悟……这些才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些才是支撑中国人内心的根基。对此，牟宗三有言：“中国文化中的终极关心问题，是如何成德，如何成就人品的问题，无论贫富贵贱都是如此。”
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撑，民族才能在国难期间愈挫愈强。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曾有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员在1938年写信说，英国人对于中国人的抵抗力之强，甚为惊异。不知道中国人有什么精神底力量，能有如此行动。后来牛津大学全体教授给中国政府的新年贺电称：“英国人士，对于中国文化学术之真义与价值，在过去不无怀疑之处。但时在今日，一方鉴于狭义国家主义之横暴相仇，一方鉴于中国反日态度之庄严镇静，究竟谁为世界文化之领导者，吾人当无疑义矣。”是什么支撑着中国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呢？对此，冯友兰提出：“若问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力量，能使中国人以庄严静穆底态度抵御大难？我们说：此力量，普通一点说，是上所说底道德力；特别一点说，是墨家儒家的严肃，及道家的超脱；儒家墨家的‘在乎’，及道家的‘满不在乎’。”（《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三联书店2007年版，P173）
反观电影《金陵十三钗》，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中国精神、民族文化在电影中根本没有体现和暗示。因为主创人员们大概对这些非常隔膜，或许认为这些与这个救赎的故事压根儿没有关系。他们不明白，或者根本没有考虑，一个民族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要实现长久的兴旺，特别是在国难时期要实现复兴，最根本的靠什么。
百年中国： 民族文化精神缺失的历史反思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自立的根。就我们中国来讲，这个根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然而，从晚清开始的国家民族生存危机算起，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主流知识界精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根的呢？
这个问题，使我首先想到了欧洲大陆的两个国家：德意志、法兰西。历史上这两个民族有着复杂的纠葛与“恩怨情仇”。1807年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惨败，法军占领了柏林。黑格尔和费希特都处在沦陷的柏林。当时，黑格尔的一位朋友对德国前途十分悲观，黑格尔曾有信安慰他：“只有知识是惟一的救星。惟有知识能够使我们对于事变之来不致如禽兽一般傻然吃惊，亦不致仅用权术机智以敷衍应付目前的一时。惟有知识才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把国难之起源认作某某个人一时智虑疏虞的偶然之事。惟有知识才可以使我们不致认国运之盛衰国脉之绝续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且可以使我们不致徒兴强权之胜利与正义之失败的浩叹。”（贺麟：《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P19）这封信充分说明黑格尔对德国民族文化的清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