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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我们今天的发展很快，2010年就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三步走目标是清晰而明确的，但是我们的改革跟发展三步走并没有对应的步骤。我认为，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规划。
第一步是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现在，30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一阶段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之间，还有一个阶段，需要花大概15年时间，推进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这就是改革的第二步，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已经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悬殊、官员腐败，社会事业滞后，民生问题突出，以及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引起的生态破坏等。
社会体制改革为今后进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真正实现宪政民主，打下扎实的基础。到2025年至2050年，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经济富强、宪政民主的国家，建设法治文明、自由发展的社会。在这一阶段，需要改革执政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调整执政党与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选举民主从量到质的提升、扩大，协商民主与直接民主互动，监督和制衡体制健全完善，同时社会思想文化更加活跃，舆论更加自由开放。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上，还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以及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上，要建立一个大家都有幸福感和满意度的和谐社会，人人能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民主，人权和私人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社会真正进入一个民主、和谐、幸福、法治的发展阶段。这应该是21世纪中叶实现的目标。这样就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三步走战略配合协调起来了。
当下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当前中国需要一个“社会进步运动”，也就是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借鉴世界历史的经验，欧美国家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当中也出现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的美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基本被财团和寡头所垄断，权力与市场结合，权力与资本结合，官员腐败也很普遍，社会失业工人很多，社会贫富差距大。20世纪初，在威尔逊总统支持下，美国媒体发动了“扒粪运动”，充分揭露社会阴暗面，引起全社会的震动。由此推动了后来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出台。
像欧美一样，我们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化解社会矛盾，为第三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好的条件。
我所说的社会体制改革，包括社会建设，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民生问题，比如，教育的读书难、医疗卫生的看病难、住房保障的房价高、就业难等等。让老百姓共享改革的成果，通过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一个利益均衡的社会机制。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比如，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等，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因此，政府要推动、协助、保护社会组织的发展，而不要视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
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改革太急不一定能取得预期效果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的意见。当时为什么提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是因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已经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了，尤其是法治的完善，这其实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本身也包含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所以，四位一体的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今天为什么提出改革三步走?这是因为考虑到不同阶段重点不同的问题。第一阶段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这是大家的共识。但现在的社会矛盾暴露很多，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都预示着，如果不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不解决民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同时，在社会矛盾多发的情况下，如果突出政治体制改革，而社会基础、公民素质没有准备好的话，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的话，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更滞后了?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大家的共识。社会体制改革中包含的政治体制改革先行，符合大家的愿望。比如，执政党内的民主制度、干部人事的选举制度，以及人大、政协制度的改革等等，这些都可以在社会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
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问题，执政党的理念和制度如何保证既能体现党的领导，又能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又能体现依法治国，这个目标提出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我所说的改革三步走的社会体制改革，并不是学术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恰恰是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打下更好的社会基础。
总体来说，中央领导集体还是处于改革主动态势，掌握着改革的主动权。当然，改革也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和制约，需要有勇气冲破。我国国家政治体制的特点、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公民意识缺乏，都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急不得，还是要有步骤、有阶段地推向前进。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在不断推进当中，只是还没有到达宪政民主的改革阶段。
何况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此前，可先解决社会问题，建立社会利益的均衡机制，让社会和谐一点。
改革需要上下结合
现在，老百姓的意愿主要是要求解决民生问题、利益公平分配的问题。除了西藏、新疆问题有政治因素之外，这几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属于利益博弈与冲突的问题。现在到农村找农民谈，他们要求的不是选举民主，而是要求调整长期以来分配处在边缘的状态。
尽管执政党的执政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领导层还不至于出现东南亚国家那种权贵腐败集团。只要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就会推动执政党在领导全国改革中克服自身消极的因素，自我净化一些东西。
当然，改革需要上下结合，改革真正的力量源泉是在民众当中，让民众的改革积极性推动上面，上下结合，克服改革道路上的障碍。这需要公民力量的壮大，需要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国的改革从发展经济、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着手，逐步推进，这条思路是对的。但现在我们大家都心里面有点焦急，确实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迟缓，很多问题始终绕不过去，提了很多年都解决不了。但是，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都很大，改革如果太急了，不一定能取得预想的效果，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过程。但是社会体制改革可以加快步伐。
我们今天的发展很快，2010年就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三步走目标是清晰而明确的，但是我们的改革跟发展三步走并没有对应的步骤。我认为，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规划。
第一步是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现在，30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一阶段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之间，还有一个阶段，需要花大概15年时间，推进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这就是改革的第二步，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已经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悬殊、官员腐败，社会事业滞后，民生问题突出，以及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引起的生态破坏等。
社会体制改革为今后进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真正实现宪政民主，打下扎实的基础。到2025年至2050年，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经济富强、宪政民主的国家，建设法治文明、自由发展的社会。在这一阶段，需要改革执政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调整执政党与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选举民主从量到质的提升、扩大，协商民主与直接民主互动，监督和制衡体制健全完善，同时社会思想文化更加活跃，舆论更加自由开放。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上，还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以及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上，要建立一个大家都有幸福感和满意度的和谐社会，人人能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民主，人权和私人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社会真正进入一个民主、和谐、幸福、法治的发展阶段。这应该是21世纪中叶实现的目标。这样就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三步走战略配合协调起来了。
当下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当前中国需要一个“社会进步运动”，也就是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借鉴世界历史的经验，欧美国家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当中也出现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的美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基本被财团和寡头所垄断，权力与市场结合，权力与资本结合，官员腐败也很普遍，社会失业工人很多，社会贫富差距大。20世纪初，在威尔逊总统支持下，美国媒体发动了“扒粪运动”，充分揭露社会阴暗面，引起全社会的震动。由此推动了后来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出台。
像欧美一样，我们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化解社会矛盾，为第三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好的条件。
我所说的社会体制改革，包括社会建设，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民生问题，比如，教育的读书难、医疗卫生的看病难、住房保障的房价高、就业难等等。让老百姓共享改革的成果，通过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一个利益均衡的社会机制。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比如，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等，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因此，政府要推动、协助、保护社会组织的发展，而不要视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
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改革太急不一定能取得预期效果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的意见。当时为什么提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是因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已经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了，尤其是法治的完善，这其实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本身也包含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所以，四位一体的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今天为什么提出改革三步走?这是因为考虑到不同阶段重点不同的问题。第一阶段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这是大家的共识。但现在的社会矛盾暴露很多，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都预示着，如果不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不解决民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同时，在社会矛盾多发的情况下，如果突出政治体制改革，而社会基础、公民素质没有准备好的话，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的话，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更滞后了?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大家的共识。社会体制改革中包含的政治体制改革先行，符合大家的愿望。比如，执政党内的民主制度、干部人事的选举制度，以及人大、政协制度的改革等等，这些都可以在社会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
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问题，执政党的理念和制度如何保证既能体现党的领导，又能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又能体现依法治国，这个目标提出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我所说的改革三步走的社会体制改革，并不是学术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恰恰是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打下更好的社会基础。
总体来说，中央领导集体还是处于改革主动态势，掌握着改革的主动权。当然，改革也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和制约，需要有勇气冲破。我国国家政治体制的特点、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公民意识缺乏，都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急不得，还是要有步骤、有阶段地推向前进。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在不断推进当中，只是还没有到达宪政民主的改革阶段。
何况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此前，可先解决社会问题，建立社会利益的均衡机制，让社会和谐一点。
改革需要上下结合
现在，老百姓的意愿主要是要求解决民生问题、利益公平分配的问题。除了西藏、新疆问题有政治因素之外，这几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属于利益博弈与冲突的问题。现在到农村找农民谈，他们要求的不是选举民主，而是要求调整长期以来分配处在边缘的状态。
尽管执政党的执政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领导层还不至于出现东南亚国家那种权贵腐败集团。只要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就会推动执政党在领导全国改革中克服自身消极的因素，自我净化一些东西。
当然，改革需要上下结合，改革真正的力量源泉是在民众当中，让民众的改革积极性推动上面，上下结合，克服改革道路上的障碍。这需要公民力量的壮大，需要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国的改革从发展经济、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着手，逐步推进，这条思路是对的。但现在我们大家都心里面有点焦急，确实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迟缓，很多问题始终绕不过去，提了很多年都解决不了。但是，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都很大，改革如果太急了，不一定能取得预想的效果，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过程。但是社会体制改革可以加快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