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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0个记者节前夕,报社记者部来电话告诉我:中宣部“三教办”已正式通知,你被评为2008-2009年度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了,有空写点十几年来做记者的感受吧!搁下电话,思绪起伏,十多年里所经历的一幕幕历历在目。这些年来,干过变电站值班员、基层企业宣传干事,干过编辑也干过记者,无论干什么,走出大学校门,从一个最基层的电力员工到宣传干部再到电力记者,我走的每一步,的的确确都是在各级领导、同事以及各界朋友帮助关心下过来的,这绝不是言不由衷,而是肺腑之言。若说多年来做记者的感觉,那就是责任,一个电力员工的责任,一个记者的责任,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正是揣着责任,多年来,我努力做一名合格的记者,践行着一个记者的使命。
总理批示让我感动
1998年1月3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的一篇《江西农村电价高农民意见大》的报道作出批示。具体内容是:“请惠国、圣佑同志阅;抄送计委、电力部负责同志。”这篇报道初始作者就是我,看到朱镕基的批示,我当时很感动也很自豪。
原来,当时江西农电管理体制不顺,政出多门,条块分割严重:管电的省电力局在农村几乎没有供电区,省水利厅和县级政府都有各自的“地盘”;省电力局当时虽然设有农电处,但人财物都归地方管,省电力局对农村用电的管理鞭长莫及,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得到领导同意的情况下,我在1997年年初选择赣南、赣北、赣东、赣西等4个大区,一口气跑了40多个县,调查农村用电情况。调查采访中,我发现管理体制不顺,层层趸售,层层承包和供电设施老化,是造成当时农村电价高的主因。在许多乡镇,变压器实行个人承包,谁向村委会上交的钱多就由谁承包,为了在上交承包费之余多挣钱,承包者往往随意提高电价。致使当时全省到户电价每千瓦时高达近2元,高的地方甚至四五元。我还对九江瑞昌市洪岭乡七房曾村的电价作了解剖。该村的电价是这样构成的:九江供电局以每千瓦时0.37元的综合电价趸售给瑞昌市供电局,洪岭乡电管站以每千瓦时0.86元(含变损、线损)卖到三联村3组,三联村3组以每千瓦时1.6元(含设备折旧、村电工工资)卖电给1组、2组,各组再以每千瓦时3.5元(含偷漏电、线损)供到农户。几经转手,电价竟上涨了9倍。而且七房曾村电杆基本上是竹竿或木杆,有手腕粗细,浅浅地插在土里。大风一吹,电杆瑟瑟“发抖”。电线直接挂在杆顶,连绝缘设施都没有。还有的线路直接挂在树枝上。到处可以看见线路上的接头,而且进户线、电表箱也很不规范。有的线路竟然是裸线经变压器,再经树枝、竹竿、半米高的小木桩引进农户家中,用电安全毫无保证。
过高的电价和落后老化的供电设施,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增加了农民的用电负担。经过广泛深入调查,我写出了《农村电价缘何居高不下——江西省部分农村用电价格调查》。稿件写出来后,我给几个好朋友先看了一下,他们说:“此稿牵涉面太大,如果发表可能会有上层压力。”但我觉得,将农村用电的真实情况报道出来,是一个记者的责任,不能因为压力就不管。
1997年2月20日的《中国电力报》和当年5月18日的《江西日报》,先后刊登了我采写的这篇新闻调查稿。此稿被新华社江西分社记者吴华国看到了,主动联系我,说我们再调查一下,可以上内参。随后,我们又跑了10多个县的行政村作调查。1998年年初,这篇稿件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刊登,朱镕基对报道作出批示。
1998年2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将朱镕基的批示复印件转至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舒惠国、省长舒圣也作了批示;几乎同一时间,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马凯和电力部部长史大桢也相继作出批示。1998年2月19日,由电力部牵头的联合调查组赶赴江西。
当时,省里有人打电话向我施加压力,说我不该把江西的“坏事”搞得全国都知道。好在联合调查组在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与我的报道一致,并高度肯定了我的工作。
在朱镕基作出批示后,江西当年就实施农电“两改”(农网改造和农电体制改革),农村用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几年后,江西农村到户平均电价每千瓦时由1.5元逐步降到了0.6元,每千瓦时降了0.9元。这个降幅,堪称全国农电降价之最。从1998年开始,江西农村电价经过几次降低,到2004年1月1日实现与生活用电同价,全省农村居民共减少电费支出65.24亿元。
这是第一次让我感到有压力的采访,也是令我感受到记者责任的报道。
敢冒生死闯“江湖”
1998年之夏的抗洪抢险采访,我作为中国电力报社驻江西站记者,在一个月里先后七下九江、五过长江、三探湖口,把九江的重灾区几乎跑了个遍。一个月下来,我掉了8斤肉,晒蜕了两层皮,共写稿50余篇,其中在各类报刊发稿40余篇,仅《中国电力报》就上稿30余篇,还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8月7日下午1时50分左右,九江长江防洪大堤4-5号闸发生决口,我立即赶赴九江采访。在九江采访,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哪里有洪水,哪里就有部队,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记者,这两种人最不怕死。
对这样的话,当时我没有什么体会,但事后想起来,确实有这么一点味道。在九江大堤决口处,除了抗洪的部队战士,就是记者。
后来,报社派记者王冬来九江。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长江、鄱阳湖和水淹区漂流,多次遇到危险场面。8月13日,为了全面了解九江重灾区电力设施被淹受损的情况,我们找了一条小渔船,去渡长江,闯湖口。我们的那条小渔船只有10马力,坐上8个人后,船舷离水面就没有多少了,去湖口县东升堤的途中,我们尽量让小船沿长江边走,到中午12点多钟才抵达东升堤,在鄱阳湖口附近,我们看到九江水与鄱阳湖水相互撞击,形成的浪头有一米多高,将我们的小船掀得起伏不定。8月20日,第二次去湖口与江新州,也经历了生平未遇的惊险。那天,我们坐着冲锋舟,从九江806闸口下水,在公路附近的水淹区兜了一大圈,总找不到出口,后来在当地渔民的指引下,我们才在东升堤的决口处进入鄱阳湖,抵达湖口供电分局。一路上遇到不少淹没在水中的电力线路和其他障碍物,差点卡住了冲锋舟的舵。好在开冲锋舟的武警战士技术熟练,才化险为夷。江新州决口后,那里的情况始终没有报道。从湖口县城出来,大约是下午3点,我们决定去九江的江新州。到了江新州决口处,我们见100多米宽的江新州口,就像瀑布一样,浊浪翻滚,那漩涡比我们的冲锋舟还大,我要武警战士开慢点,武警战士说:“这种情况,越慢越危险,被漩涡吸住就出不来。”说着,加大油门,箭一般冲了过去……
到九江长江防洪大堤决口处采访是最惊险的。去决口现场都是先乘船,然后走跳板到抢险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入波涛翻滚的江中。决口处到处横着沉船,下面打的是钢管架,水又急又深,布满着漩涡,走在摇摇晃晃的跳板上,抢险部队的执勤军官提醒我:“小心,在这个地方,掉下去就没命!”但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在现场采访供电员工抢架抢险供电线路的新闻,绝不能让新闻从自己手里溜走,更不能把新闻写得干巴巴的。这样做,需要一份勇气与胆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经常上大堤决口处。8月12日,我们上决口“撞”上了“大鱼”,看到了九江堵口决战最为壮观的一幕:在九江长江大堤决口处约三四百米的堤上、船上,有1万多名解放军战士和武警官兵正奋不顾身地进行堵口的最后决战,他们快速地搬运、抛扔石块,决口处的水流量开始越来越小。我们在那条横在决口处的煤船上采访刚替换下来的南京军区某部战士罗胜和在决口处保电的供电职工,突然,大堤上爆发出震天吼声——“合龙了!”我们一看时间,是18时30分,赶紧抢上前去,抢下了合龙时战士们欢呼的镜头,并采写了一篇《目击九江决堤合龙》的通讯稿,发表在《中国电力报》一版倒头条。这篇新闻被评为当年的中国产业报协好新闻一等奖,入围了中国新闻奖,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教材。
虽然那些天九江来自海内外的新闻单位有130多家,记者达500余人,但由于决口“合龙”具有不确定性,大家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在8月12日18:30的决口合龙现场,记者很少,能“撞”上这条新闻大“鱼”,让我感到极为兴奋。当时,我在日记中写道:“在1998年8月12日18点30分,我见证了历史,记录了历史。”作为一名记者,能碰上这样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确实让人感到幸运与自豪。
那时没有手机,有10多天中,我连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的事都没空,害得家里人成天提心吊胆的,将电话打到九江来询问我的生死。
事后,新华社的一个记者看到我在抗洪抢险期间写的一摞稿子,非常吃惊,采访了我,并在《中国记者》上发表了。
大灾大难见证责任
2008年,对于中国,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对于一个记者,更是如此。
2008年初,我国南方遭遇历史罕见的冰雪灾害,江西电网受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破坏。1月20日,江西电网出现第一例覆冰倒塔,电力供应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我在第一时间赶赴抢险现场采访,当天,就赶写了《冰灾拉响电网红色警报》的新闻,同时发给《中国电力报》、新华社等媒体,成为向社会各界发布电网灾情的第一人。
在抗冰抢险的一个多月里,我基本上是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每天睡眠不足两三个小时,有时通宵加班。冰灾期间,交通中断、电力中断,记者站没有车辆,我就开自己家的私车去,路上遇上堵车,就步行去现场。1月29日,我陪同江西省电力公司总经理毛日峰夜奔九江,遇高速公路堵车,我们就在风雪中步行前往采访点,用了10个多小时,到第二天凌晨2点才到九江,并立即投入采访。2月6日是2008年的除夕,我父母及妹妹一家人从上海赶回江西过年,全家准备好了年夜饭等我,而那时,我正和电力抢险员工一起,在冰山雪岭上爬冰卧雪采访,通宵未眠。从1月20日出现冰灾到2月28日江西电网取得抗冰抢险全面胜利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包括2008年整个春节,我天天都在抗冰抢险现场采访,写出了100多篇鲜活的新闻。
5月12日14:28,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后,江西省电力公司组织人员于地震发生当天出发,赴汶川搜救在映秀镇施工的江西电力员工。我在第一时间采写了《江西电力搜救队进入汶川,江西17名在蜀电建工人获救》的消息和《生命大搜救》的通讯等新闻。6月5日,江西省电力公司组织第二批抗震救灾恢复重建突击队,对口支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地方电网抢险抢修与恢复重建工作。那时,我4岁的女儿正在医院打吊针,但作为《中国电力报》驻站记者,我觉得必须去地震灾区的抢险现场!
我毅然主动请缨赴川,作为《中国电力报》的记者,我还兼了江西电力抢险队的新闻宣传组组长和摄影记者,一人扮演了多个角色。
江西公司对口援建的小金县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端,全县平均海拔3000米,最高海拔6250米,该县离此次地震中心映秀镇直线距离仅有60余公里。在6月10日晚抵达小金县后,我随抢险队员翻越夹金山、梦笔山等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翻越的大雪山。冒着余震、飞石、滑坡等危险,10余次深入到该县抚边和两河断电“孤岛”采访,并多次赴重灾区达维乡采拍新闻,及时准确地采写了大量感人的抗震救灾恢复重建新闻。
由于高原缺氧和气候温差大,在川抗震救灾期间,我得了重感冒,好几天高烧不退,每天加量吃药控制病情。有几天病得特别重,随队医生都劝我休息,但那时我怎么能休息,加倍吃药,然后就往一线跑。
在地震灾区连续采访一个月,我4次翻越当年中央工农红军翻越的海拔4000余米的夹金山、梦笔山等大雪山,十余次深入“两河口会议”所在地两河乡等断电“孤岛”采访,采写拍摄了大量抢险新闻和图片。作为行业报记者,在灾区采访中所经历的危险与艰难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一次次在余震中穿梭,一次次零距离地直面死亡;道路断了,只能步行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奔赴灾区抢险现场;睡觉时间少,疲累之极时,只好打个盹。
干记者十多年,我以一个记者的真情实感和一颗怦然跳动的心,去体味感触采访对象。除了参加抗洪、抗冰抢险、抗震救灾等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外,我喜欢到基层采访、调研,我几乎跑遍了江西的所有县市。有人说,做记者写稿是个苦差事,但我却乐此不疲,十余年来,我感悟着新闻的苦乐年华,就像喜欢品酒歌吟一样,从未厌倦。
(作者单位:中国电力报社江西记者站)
正是揣着责任,多年来,我努力做一名合格的记者,践行着一个记者的使命。
总理批示让我感动
1998年1月3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的一篇《江西农村电价高农民意见大》的报道作出批示。具体内容是:“请惠国、圣佑同志阅;抄送计委、电力部负责同志。”这篇报道初始作者就是我,看到朱镕基的批示,我当时很感动也很自豪。
原来,当时江西农电管理体制不顺,政出多门,条块分割严重:管电的省电力局在农村几乎没有供电区,省水利厅和县级政府都有各自的“地盘”;省电力局当时虽然设有农电处,但人财物都归地方管,省电力局对农村用电的管理鞭长莫及,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得到领导同意的情况下,我在1997年年初选择赣南、赣北、赣东、赣西等4个大区,一口气跑了40多个县,调查农村用电情况。调查采访中,我发现管理体制不顺,层层趸售,层层承包和供电设施老化,是造成当时农村电价高的主因。在许多乡镇,变压器实行个人承包,谁向村委会上交的钱多就由谁承包,为了在上交承包费之余多挣钱,承包者往往随意提高电价。致使当时全省到户电价每千瓦时高达近2元,高的地方甚至四五元。我还对九江瑞昌市洪岭乡七房曾村的电价作了解剖。该村的电价是这样构成的:九江供电局以每千瓦时0.37元的综合电价趸售给瑞昌市供电局,洪岭乡电管站以每千瓦时0.86元(含变损、线损)卖到三联村3组,三联村3组以每千瓦时1.6元(含设备折旧、村电工工资)卖电给1组、2组,各组再以每千瓦时3.5元(含偷漏电、线损)供到农户。几经转手,电价竟上涨了9倍。而且七房曾村电杆基本上是竹竿或木杆,有手腕粗细,浅浅地插在土里。大风一吹,电杆瑟瑟“发抖”。电线直接挂在杆顶,连绝缘设施都没有。还有的线路直接挂在树枝上。到处可以看见线路上的接头,而且进户线、电表箱也很不规范。有的线路竟然是裸线经变压器,再经树枝、竹竿、半米高的小木桩引进农户家中,用电安全毫无保证。
过高的电价和落后老化的供电设施,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增加了农民的用电负担。经过广泛深入调查,我写出了《农村电价缘何居高不下——江西省部分农村用电价格调查》。稿件写出来后,我给几个好朋友先看了一下,他们说:“此稿牵涉面太大,如果发表可能会有上层压力。”但我觉得,将农村用电的真实情况报道出来,是一个记者的责任,不能因为压力就不管。
1997年2月20日的《中国电力报》和当年5月18日的《江西日报》,先后刊登了我采写的这篇新闻调查稿。此稿被新华社江西分社记者吴华国看到了,主动联系我,说我们再调查一下,可以上内参。随后,我们又跑了10多个县的行政村作调查。1998年年初,这篇稿件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刊登,朱镕基对报道作出批示。
1998年2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将朱镕基的批示复印件转至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舒惠国、省长舒圣也作了批示;几乎同一时间,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马凯和电力部部长史大桢也相继作出批示。1998年2月19日,由电力部牵头的联合调查组赶赴江西。
当时,省里有人打电话向我施加压力,说我不该把江西的“坏事”搞得全国都知道。好在联合调查组在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与我的报道一致,并高度肯定了我的工作。
在朱镕基作出批示后,江西当年就实施农电“两改”(农网改造和农电体制改革),农村用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几年后,江西农村到户平均电价每千瓦时由1.5元逐步降到了0.6元,每千瓦时降了0.9元。这个降幅,堪称全国农电降价之最。从1998年开始,江西农村电价经过几次降低,到2004年1月1日实现与生活用电同价,全省农村居民共减少电费支出65.24亿元。
这是第一次让我感到有压力的采访,也是令我感受到记者责任的报道。
敢冒生死闯“江湖”
1998年之夏的抗洪抢险采访,我作为中国电力报社驻江西站记者,在一个月里先后七下九江、五过长江、三探湖口,把九江的重灾区几乎跑了个遍。一个月下来,我掉了8斤肉,晒蜕了两层皮,共写稿50余篇,其中在各类报刊发稿40余篇,仅《中国电力报》就上稿30余篇,还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8月7日下午1时50分左右,九江长江防洪大堤4-5号闸发生决口,我立即赶赴九江采访。在九江采访,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哪里有洪水,哪里就有部队,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记者,这两种人最不怕死。
对这样的话,当时我没有什么体会,但事后想起来,确实有这么一点味道。在九江大堤决口处,除了抗洪的部队战士,就是记者。
后来,报社派记者王冬来九江。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长江、鄱阳湖和水淹区漂流,多次遇到危险场面。8月13日,为了全面了解九江重灾区电力设施被淹受损的情况,我们找了一条小渔船,去渡长江,闯湖口。我们的那条小渔船只有10马力,坐上8个人后,船舷离水面就没有多少了,去湖口县东升堤的途中,我们尽量让小船沿长江边走,到中午12点多钟才抵达东升堤,在鄱阳湖口附近,我们看到九江水与鄱阳湖水相互撞击,形成的浪头有一米多高,将我们的小船掀得起伏不定。8月20日,第二次去湖口与江新州,也经历了生平未遇的惊险。那天,我们坐着冲锋舟,从九江806闸口下水,在公路附近的水淹区兜了一大圈,总找不到出口,后来在当地渔民的指引下,我们才在东升堤的决口处进入鄱阳湖,抵达湖口供电分局。一路上遇到不少淹没在水中的电力线路和其他障碍物,差点卡住了冲锋舟的舵。好在开冲锋舟的武警战士技术熟练,才化险为夷。江新州决口后,那里的情况始终没有报道。从湖口县城出来,大约是下午3点,我们决定去九江的江新州。到了江新州决口处,我们见100多米宽的江新州口,就像瀑布一样,浊浪翻滚,那漩涡比我们的冲锋舟还大,我要武警战士开慢点,武警战士说:“这种情况,越慢越危险,被漩涡吸住就出不来。”说着,加大油门,箭一般冲了过去……
到九江长江防洪大堤决口处采访是最惊险的。去决口现场都是先乘船,然后走跳板到抢险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入波涛翻滚的江中。决口处到处横着沉船,下面打的是钢管架,水又急又深,布满着漩涡,走在摇摇晃晃的跳板上,抢险部队的执勤军官提醒我:“小心,在这个地方,掉下去就没命!”但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在现场采访供电员工抢架抢险供电线路的新闻,绝不能让新闻从自己手里溜走,更不能把新闻写得干巴巴的。这样做,需要一份勇气与胆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经常上大堤决口处。8月12日,我们上决口“撞”上了“大鱼”,看到了九江堵口决战最为壮观的一幕:在九江长江大堤决口处约三四百米的堤上、船上,有1万多名解放军战士和武警官兵正奋不顾身地进行堵口的最后决战,他们快速地搬运、抛扔石块,决口处的水流量开始越来越小。我们在那条横在决口处的煤船上采访刚替换下来的南京军区某部战士罗胜和在决口处保电的供电职工,突然,大堤上爆发出震天吼声——“合龙了!”我们一看时间,是18时30分,赶紧抢上前去,抢下了合龙时战士们欢呼的镜头,并采写了一篇《目击九江决堤合龙》的通讯稿,发表在《中国电力报》一版倒头条。这篇新闻被评为当年的中国产业报协好新闻一等奖,入围了中国新闻奖,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教材。
虽然那些天九江来自海内外的新闻单位有130多家,记者达500余人,但由于决口“合龙”具有不确定性,大家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在8月12日18:30的决口合龙现场,记者很少,能“撞”上这条新闻大“鱼”,让我感到极为兴奋。当时,我在日记中写道:“在1998年8月12日18点30分,我见证了历史,记录了历史。”作为一名记者,能碰上这样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确实让人感到幸运与自豪。
那时没有手机,有10多天中,我连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的事都没空,害得家里人成天提心吊胆的,将电话打到九江来询问我的生死。
事后,新华社的一个记者看到我在抗洪抢险期间写的一摞稿子,非常吃惊,采访了我,并在《中国记者》上发表了。
大灾大难见证责任
2008年,对于中国,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对于一个记者,更是如此。
2008年初,我国南方遭遇历史罕见的冰雪灾害,江西电网受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破坏。1月20日,江西电网出现第一例覆冰倒塔,电力供应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我在第一时间赶赴抢险现场采访,当天,就赶写了《冰灾拉响电网红色警报》的新闻,同时发给《中国电力报》、新华社等媒体,成为向社会各界发布电网灾情的第一人。
在抗冰抢险的一个多月里,我基本上是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每天睡眠不足两三个小时,有时通宵加班。冰灾期间,交通中断、电力中断,记者站没有车辆,我就开自己家的私车去,路上遇上堵车,就步行去现场。1月29日,我陪同江西省电力公司总经理毛日峰夜奔九江,遇高速公路堵车,我们就在风雪中步行前往采访点,用了10个多小时,到第二天凌晨2点才到九江,并立即投入采访。2月6日是2008年的除夕,我父母及妹妹一家人从上海赶回江西过年,全家准备好了年夜饭等我,而那时,我正和电力抢险员工一起,在冰山雪岭上爬冰卧雪采访,通宵未眠。从1月20日出现冰灾到2月28日江西电网取得抗冰抢险全面胜利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包括2008年整个春节,我天天都在抗冰抢险现场采访,写出了100多篇鲜活的新闻。
5月12日14:28,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后,江西省电力公司组织人员于地震发生当天出发,赴汶川搜救在映秀镇施工的江西电力员工。我在第一时间采写了《江西电力搜救队进入汶川,江西17名在蜀电建工人获救》的消息和《生命大搜救》的通讯等新闻。6月5日,江西省电力公司组织第二批抗震救灾恢复重建突击队,对口支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地方电网抢险抢修与恢复重建工作。那时,我4岁的女儿正在医院打吊针,但作为《中国电力报》驻站记者,我觉得必须去地震灾区的抢险现场!
我毅然主动请缨赴川,作为《中国电力报》的记者,我还兼了江西电力抢险队的新闻宣传组组长和摄影记者,一人扮演了多个角色。
江西公司对口援建的小金县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端,全县平均海拔3000米,最高海拔6250米,该县离此次地震中心映秀镇直线距离仅有60余公里。在6月10日晚抵达小金县后,我随抢险队员翻越夹金山、梦笔山等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翻越的大雪山。冒着余震、飞石、滑坡等危险,10余次深入到该县抚边和两河断电“孤岛”采访,并多次赴重灾区达维乡采拍新闻,及时准确地采写了大量感人的抗震救灾恢复重建新闻。
由于高原缺氧和气候温差大,在川抗震救灾期间,我得了重感冒,好几天高烧不退,每天加量吃药控制病情。有几天病得特别重,随队医生都劝我休息,但那时我怎么能休息,加倍吃药,然后就往一线跑。
在地震灾区连续采访一个月,我4次翻越当年中央工农红军翻越的海拔4000余米的夹金山、梦笔山等大雪山,十余次深入“两河口会议”所在地两河乡等断电“孤岛”采访,采写拍摄了大量抢险新闻和图片。作为行业报记者,在灾区采访中所经历的危险与艰难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一次次在余震中穿梭,一次次零距离地直面死亡;道路断了,只能步行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奔赴灾区抢险现场;睡觉时间少,疲累之极时,只好打个盹。
干记者十多年,我以一个记者的真情实感和一颗怦然跳动的心,去体味感触采访对象。除了参加抗洪、抗冰抢险、抗震救灾等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外,我喜欢到基层采访、调研,我几乎跑遍了江西的所有县市。有人说,做记者写稿是个苦差事,但我却乐此不疲,十余年来,我感悟着新闻的苦乐年华,就像喜欢品酒歌吟一样,从未厌倦。
(作者单位:中国电力报社江西记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