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字或其他任何传统文化，自毁自虐自弃固然不可，胡乱自矜自饰也无必要。谈什么，都要恰如其分才好。在现今国学复兴的热潮中，尤其不能没有这个认识。
　　
　　鲁索在《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中说文字最初并不是为了描绘语言而生，它跟语言一样，是用一套符号来描绘事物。其后，是在语言发达了以后，一方面用符号描绘事物，一方面记录词语。再来才是把语音分析成各元素，例如音节、元音、辅音，然后以字母表示之。这三种形态的文字，恰好对应三种社会：第一种是原始社会，如古埃及；第二种是野蛮民族，如中国；三是文明民族，即腓尼基人、希腊人这类商业民族。
　　此说之为偏见，固不待言。不幸过去因中国积弱，遭人欺凌，文字竟亦被人瞧不起。故附和此类说辞者，除了使用字母的洋人以外，本国志士也不乏此类声口。热闹一时的拉丁化运动，便是此说甚嚣尘上后随之而生的企图改头换面之举，准备把汉字废了，改行拼音字母。
　　那时节，汉字不科学、汉字野蛮、汉字难写难认、汉字不废则中国必亡等说，铺天盖地，相关著作与篇章汗牛充栋。
　　俄而时移世异，中国好像渐渐有钱了，腰板渐直，号称崛起。于是已弃若敝屣之家产，遂忽获珍重起来。汉字拉丁化不再进行了，诋毁汉字的事业亦恍如隔世春梦，旧调无庸重弹。新的声腔，乃是对汉字的赞歌。
　　赞美汉字，诚吾人所愿闻。但做学问、论事理，却最忌讳势利眼。一件物事，只因它所在那个国度衰了弱了，就大找理由去耻笑它；又因它所在国富了强了，就再找理由去称誉它，本身便甚可笑。斯乃以势定理之学也。用俗话说，叫做拳头大的有理。论理若都这样论，那也就不必讲理了，大家径去比拳头便是。故说理论事，不能以势定理，是第一原则，脱离了这个原则，所说即是狗屁。因为狗仗人势，学者的论述，届此皆变成了依托权门的狗吠而已。
　　可叹晚清以来，仁人志士论事辄犯此病，老是觉得人家欧美如此富强，必有道理；我国如此孱弱，亦必有原因，于是怨天恨地怪爷娘。怨天，是说中国这类东方专制主义与气候有关(沿袭孟德斯鸠说)；恨地，是说东方专制主义肇因于水利工程(沿袭魏复古说)；怪爹娘，是说老祖宗有问题。都是他们的错，故令我如此穷否不堪。老祖宗有什么错？文字、文化、社会、制度……无一不错。过去学者们指出的各种错处，洋洋洒洒，远超过清初起兵告天之七大恨。
　　如今，稍稍觉得发达了，底气渐充，乃又开始修族谱、盖祠堂、夸说祖宗的好处，甚或翻出老祖宗的家俬，准备吆喝着去再赚些银子。于是就把一些破瓶子烂瓦罐旧衣裳也都讲得金光灿灿，仿佛稀世珍宝。
　　汉字也就在这种气氛底下，摇身一变，成为“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说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即是汉字、汉字思维、汉字文化，因而汉文化也即是一种诗性的文化。此可称为“汉字诗学”或“汉语诗学”，因为汉字又是汉语的内在形式。如斯云云，目前倡者颇多，认为这可作为汉文化与其外部社会及其他文化的区别特征。
　　语言文字能表现用户的思维特性，本是不错的。何况思维时主要仍靠语言文字在思维，因此语言文字的性质自然也就规范或限制了思维。就这一点，说汉字乃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当然没错。但继此推论道中国是字思维、诗思维就走得远了；不懂汉字而去乱扯字文化字思维，那就更离谱。
　　例如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说汉字因是象形的，据义构形，所以它在中国传统诗歌美学中就表述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借境生情、托物言志；中国诗学中“天趣”的概念，也很好地体现了据义构形的原则，如陶渊明弹无弦琴、李贺诗“一双瞳仁剪秋水”均得天趣。而汉字之象形性，又可称为象本位原则，乃是视觉中心主义的。这些话，没有一句不费解。汉字象形只有百来字，其他为会意形声指事等，形声且占八成左右，怎能说是视觉中心的象本位？象形，既是象物象而构形，又怎么竟是据义构形？据义构形又怎么就是借境生情？借境生情又如何等同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托物言志何以又即是有天趣？无弦琴，据义构了什么形？这类诘问，可以一连串问下去。显然，论者对文字学不甚了了，也无意深究，只是借一个汉字的大题目，牵联钩搭着去泛谈诗学啊、美学啊、字象啊、语象啊等等。这样的汉字诗学能令人苟同吗？
　　又例如郑敏《传统智慧的再发现》，引述索绪尔、乔姆斯基、皮尔士等西方语言学家的言论之后，竟大谈诸君所绝不会同意的：“汉语是世上最进步的语言”“世上具有表现力最明确而又最简约的文字”“与印欧系的西方文字相比，还是一种理性抽象水平高与逻辑性强的文字”“二十一世纪还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全世界的人们将必修汉语”等等。她把德里达所批判的语言二元对立等级颠倒过来，用以树立汉语的中心位置，鼓吹一种汉语沙文主义式的爱国态度，我也以为是极不可取的。
　　对汉字或其他任何传统文化，自毁自虐自弃固然不可，胡乱自矜自饰也无必要。谈什么，都要恰如其分才好。在现今国学复兴的热潮中，尤其不能没有这个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