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热衷于为舞台中央的故事立传，两位社会学研究者则把目光投向了边缘，他们花了数年，为城市拾荒者写了本书。
　　“他们在哪儿生活？他们从哪儿来？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之前从来没有追问过。”张劼颖说。这位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学者感慨。
　　此后，她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胡嘉明教授一起，慢慢走近拾荒者这个群体。最终，两位研究者写出了一本《废品生活》。
　　一样和不一样
　　张劼颖记得，拾荒者通常几户共住一个院子，一家不超过10平方米。每个大院共享一个水龙头，房间门口支出小棚子当厨房，搁着小炉子烧水做饭。
　　马大姐家大铁门外挂着木牌，写着“废品收购站”。她家租了个整院，一年6000元租金。
　　她1993年跟丈夫一起进了城，他们四处打零工，攒起第一个500元，买了三轮车，成为拾荒者。
　　2007年马大姐40来岁，会和当时20来岁的张劼颖聊“闺蜜之间的话题”，比如孩子、老公、父母。
　　另一个会跟张劼颖聊女性话题的人同样40来岁，张劼颖只知道她来自陕西，叫她老乡大姐。
　　老乡大姐文着半永久的眼线，梳齐刘海，穿紧身裤，脚踩高跟鞋咯噔咯噔穿过堆着废品的大院。张劼颖从没见她穿重样儿的衣服，两人闲聊的话题还添上了化妆品。
　　“他们和我们没那么不一样。”张劼颖说。
　　开放，也封闭
　　在胡嘉明的印象里，很多拾荒者家庭起初并不愿意受访。她和张劼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接受他们进入的院子。那个院子有12户人家，其中10户都是收废品的。
　　老乡大姐也住在一个这样的院子里，起初她不承认自己是个拾荒者。张劼颖曾指著院子里堆着的废品问老乡大姐：“你是不是干这个的？”对方摇头：“不是的。”
　　直到有一天，张劼颖看到老乡大姐蹬着三轮车进了院子，车斗里装满了生活垃圾。
　　当时情境下，张劼颖决定不凑上去追问，一种“微妙的尴尬”存在于两人不小心交汇的眼神中，张劼颖急忙“跑开了”。
　　“没有必要去刺伤她的自尊心。”她说。
　　整个调研过程持续了数年，张劼颖与许多拾荒者建立了信任关系，老乡大姐是其中最让她感到艰难的一位。
　　在社会学的术语中，这种与调研对象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被称为“进入”。张劼颖用了半年多，才一步一步进入了拾荒者的生活。“让他们足够信任你，愿意给你提供研究的信息。”
　　张劼颖记得，有一次，她和一个院子的4户人家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可某天她踏进院子后，4家人都告诉她，“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她开始思考“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们在面临什么”，这种思考和追问本身也成了研究的一部分。张劼颖猜，他们之间肯定通过气。“比如某天有人说，这个学生写的事，也许对我们并不好。其他的人可能会觉得是这样的。”
　　“拾荒者活得比较小心翼翼，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城市边缘，是随时可能被踢走的。”张劼颖说。
　　更多人还是选择了信任这两位年轻的学者。用马大姐的话说，“你如果不是学生，我根本不让你进门”。
　　马大姐的儿子在城里读完了小学才回老家，她坚决不让儿子碰一下废品。有一次，儿子想帮忙收拾一下收回来的塑料瓶，她当场就发火了。
　　她想让儿子读书、考大学，再也不要做自己这一行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