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内的开展，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内的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为国内学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的出版，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套丛书之中，波兰哲学家沙夫的代表作《人的哲学》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开山作品之一，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笔者看来，此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明确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和个体自由的关系。从理论主旨上看，把沙夫的哲学称为一种主张个体自由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恰当的。
　　《人的哲学》出版于1961年，这个时代正是东欧人民开始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面对苏联对东欧各个国家独自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粗暴干涉，东欧人民从反抗苏联“老子党”的粗暴作风开始，走向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反思。对此探索加以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启示意义。
　　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之后，波兰哲学界兴起了“存在主义热”。沙夫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存在主义之所以成为波兰哲学界的热点，是因为个体的问题成为时代所提出的重要问题。那个时代是一个社会冲突凸显的时代，人们丧失了对社会稳定性的信心，产生了道德和政治的危机。在这个时候，个体的问题，包括生命的意义问题，就成为最被人关注的问题。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决定论而忽视了个体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偏离了马克思本人为共产主义设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伟大设想。而存在主义恰恰因为其重视个体生存的意义，能够补充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环。这就是波兰理论界对存在主义感兴趣的理由。
　　沙夫细致地分析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但他并非一味地赞美存在主义，而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存在主义的缺点。存在主义过于强调个体的绝望，而沙夫认为，个体总是社会的个体，总是根据社会的制约条件来进行选择。因而，用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要关注个体问题。沙夫认为，个体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问题：一是个体对其行动所负的责任问题，一是个体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即是生活的意义问题。关于生活的意义问题，沙夫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社会幸福主义”，把人类生活的目的作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最大幸福，只有在达到这个目的的基础上，个体幸福才能实现，但这种社会幸福主义并不等于在牺牲个体幸福的基础上追求整体幸福。沙夫回到个体自由的问题上，利用其语义分析的方法，区分了自由的三种意义：一个人不受其他力量决定的自由，不受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制约的自由，以及一个人在不同的行动中选择其一的自由。他认为自由真正的意义是第三种。社会历史规律无法干涉个体选择的自由，个体即使受着社会历史条件的约束，也依然有自主选择自己命运的空间。这样，沙夫就把个体问题的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了。个体生活的意义和个体选择和责任问题是紧密相联的。
　　因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历史必然性不是外在必然性，而是内在必然性，苏联马克思主义错误地把历史必然性理解为外在必然性，无法解决严格的决定论和个体在实践中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所以必然导致少数个别领袖人物的自主性凌驾在大多数人民群众消极的服从性之上，二者奇妙地共存共生。
　　所以沙夫认为，在革命时期的个人选择也就是意味着个人可以选择站在革命一方，也可以选择站在反革命一方。但这种道德抉择的处境和存在主义的根据有着明显的区别。从现实的角度看，人是物质生活的产物，是实践的产物，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虽然是个体，但也是社会历史中的个体。个体在现实中是社会的、在理想中是“自由人联合体”的一员。因而我们必须说，沙夫的立场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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