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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MACAU’不是你的真姓名？……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这首唱遍祖国大江南北、唱遍海内外华人心中之歌的歌词就是出自爱国诗人闻一多之手。
毛泽东曾大力提倡写“闻一多颂”，邓小平拍板出版《闻一多全集》，江泽民为“闻一多纪念馆”题名……他那慷慨激昂的《最后一次演讲》曾激励过多少人；他那著名的《七子之歌》，在他百年之后，仍响彻海内外……作为武大校友与民盟后学，笔者在加入民盟前后，曾拜谒了“闻一多纪念馆”，采访其亲属与相关人士。闻先生身体力行地实施“诗化”家风一下子涌向了我的笔端。
“诗化”民族
诗言志。闻先生就是通过三楚铸诗魂、五洲吟神韵来表达自己魂系中华的思想。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不堪忍受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列强在祖国为非作歹，总是以诗歌为号角来唤醒海内外中国人投身到热爱祖国的洪流中，同时，也更加日夜想回到母亲的怀抱。1923年，闻先生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记载了他的肺腑之音：“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1925年1月11日，他在写给梁实秋先生的信中也深情地说道：“我想拟作一组连续的诗歌，描写国人在此邦遭受歧视的故事。”到了3月，他竟一蹴而就，完成了轰动一个世纪的《七子之歌》初稿。
《七子之歌》既是闻先生炽热的爱国情怀的喷射、赤诚的报国之志的呐喊，也是他博学古今才华的展现。他之所以以《七子之歌》作为题目是有寓意的，是因为《诗经·凯风》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不幸与七个孩子失散了，孩子们在社会颠沛流离，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日夜盼望着回到母亲的怀抱。于是，他本着“钻研‘昨天’，也是为了‘今天’，更是为了‘明天’”的初衷，迅速联想到被西方列强强租或割让的我国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正好是七个地方，她们不正是祖国母亲的七个儿子吗？而“七子团圆”一直是民间流传的美丽故事。于是，他连夜以拟人的手法，以《七子之歌》命题，一气呵成这首传世之作。让“七子”倾诉“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的悲哀之情，“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让民众从漠然中警醒。
1925年6月，他毅然提前回国，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报效给祖国。他又相继写成了《醒呀》、《爱国的心》、《洗衣歌》等脍炙人口的壮丽诗篇，一时间成为唤醒人们的战斗号角。为了让他的作品尽快发表，他在家乡看望了双亲之后，便马不停蹄地赶赴北京。经他积极奔走，《七子之歌》终于在7月4日于《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上首次发表。
他在自序中，既引经据典，又阐述了创作《七子之歌》的前前后后。他说：“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甚于《凯风》七子，因择其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名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国疆崩丧，积日以久，国人视之漠然。不见夫法兰西之Alsase-Lorraine（曾被德国割占）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他在跋中则着重强调了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兀兀穷年”、“把这些诗找一条捷径发表”，并非是为了功名利禄，也非空谈谓学、虚静自守，而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忾气，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
曾几何时，在欢庆澳门“九九归一”之际，再次吟唱《七子之歌》，仍在人们心中泛起了阵阵涟漪，此歌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世纪神韵。
“诗化”家庭
闻一多先生是研究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代宗师，他对《诗经》、《楚辞》到汉魏、六朝以及整个唐诗都有过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诗歌美三部曲”即诗歌必须是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和谐统一。
在实施“诗化工程”的过程中，他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对古代诗歌融会贯通，还从自己家庭做起，经常教育子女熟读四书五经。他在美国留学时，时常提醒他父亲要着重对孩子进行“诗化”教育，让孩子自幼从中得到熏陶，尤其是当初湖北老家教育落后，他父亲又是一位不懂数理化的清末秀才。他给父亲写信说：“男意目前既不能学算术，则专心致力于中文，亦是一策。惟欲求中文打下切实根底，则非读四书五经不可。……男意鹤、雕亦当效仿。曾见坊间有白话文注解本，可购来参考，以助彼等之了解。即使书中义理不能真实领会，但能背诵经文，将来亦可终身受益。”
他唯恐父亲因疼孙心切或儿子顽皮不听话，他又专门给长子立鹤、次子立雕去了一信，再三叮咛：“前天写信给祖父，请教你们读四书，不知已落实否。在这未上学期间，务必把中文底子打好。我自己教中文，我希望我的儿子在中文上总要比一般孩子强一点。”
不仅如此，只要稍有空闲，他就亲自担任教员对家庭成员进行“诗化”教育。在他赴美留学前是如此，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暇则课弟、妹、细君（闻夫人）及诸侄以诗，将以‘诗化’吾家庭也。”回国后，尽管时局动荡，辗转迁徙，在北京、在青岛、在武汉、在云南也是这样。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清华实行教授每四年休假一年的制度，专门从事研究工作。在战时的1939年夏，正好轮到先生休假，他原本打算在昆明校园内作为期一年的研究，并抽空对孩子们进行“诗化”教育。哪知，敌机丧心病狂的狂轰乱炸，不仅使他坐卧不安，而且还在一次敌人空袭中受了重伤。全家只好随先生搬到离昆明四十公里外的晋宁县，让他一边养伤，一边从事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忍着伤口的疼痛，在孩子的寒暑假和星期天实施他的“诗化家庭”工程。
当时的晋宁县没有电灯，他唯恐晚上光线不好损害了孩子的眼睛，就将“诗化”安排在白天进行。他讲课的特点是既引经据典，又联系现实，深入浅出，抑扬顿挫，娓娓道来，常常令孩子们陶醉在诗情画意之中。在他选讲的诗词中，他尤其重视唐诗，诸如《卖碳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长恨歌》、《琶琶行》、《春江花月夜》等就是他授课的重点。
正是闻先生的“诗化”熏陶，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子女们古汉语的知识水平和鉴赏能力，特别是开始懂得了人间的真善美，启发了他们对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与恶势力的憎恨。他们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闻先生讲课是半靠在床头上，逐字逐句，层层剥脱。每当讲到精彩动人之处，眉飞色舞，时而激昂兴奋，犹高山流水；时而低沉婉转，如细雨润物。就连他自己也融入到诗歌的情节之中，孩子们也自然随着他的讲解迭宕起伏。就拿他以旗帜鲜明的爱憎立场讲解《卖碳翁》时，他一边讲衙役的狠毒，老妇“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凄惨；一边联系到日本鬼子在中国横行霸道，奸虏烧杀抢，使千百万中国人民遭受了比“老妇”和“卖碳翁”更悲惨的现实。顿时，孩子们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冲到前线去，与那些欺压“卖碳翁”的“衙役”、蹂蔺我同胞的鬼子兵拚个你死我活。
“诗教”行动
闻先生受过中西文化教育，在对待子女的德育问题上，既注重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又借鉴了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成份，尤其是他以“诗化”精神言传身教，开我国家庭教育的一代新风。
他认为为人父、为人母，就应当承担起以德为本的社会责任。他曾在给闻家驷的家书中写道：“我辈得良好机会受高等教育者当益有责任心。我辈对于家庭、社会、国家当多担一分责任。诸侄暑假归家时驷弟当教其读报纸、且将种种不平等情形，政治现状如何腐败，用浅显语言告之。在品德行为方面，家长尤当严责，如说谎、自私等恶习当严禁其滋长……”他既是这样要求他的驷弟，也是这样要求其子女的。当然，他在实践方式上也由一个典型的家长式教育向现代民主协商式教育过渡的过程。
那是1938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火烧到武汉的外围，武汉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闻夫人不得不爬山涉水带着一群子女逃难来到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的闻先生身边。闻先生见在大乱之年，不幸中的万幸是全家能在昆明团圆，心里当然高兴。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放下行李便马不停蹄地领着孩子们到昆明实验小学报了名。可是，由于孩子生性好玩，又逢战乱，没有受正规学校的教育，以至于养成了不做作业等坏习惯，从而触犯了闻先生德育为本的大忌。为了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他常常循循善诱。闻先生一般不打孩子，但在国难当头之时，闻先生心情一直忧郁寡欢，有时在情急之下，竟拿出当年老秀才父亲教育他的家长式作风来管教孩子。
有一次，刚刚十岁的老二闻立雕放学回来不做作业，只顾贪玩。一开始，闻一多轻言细语地问老二是何原因，老二尽管顽皮，但因慑于父亲的威严，唯恐挨板子，就撒谎说老师没有布置作业。他根据自己身为教育家的直觉和从孩子的眼神里作出判断，孩子在对他撒谎，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顿时，他不禁火冒三丈，厉声喝道：“你这小小年纪，好的没学到，坏习惯倒一见如故，竟学会骗起大人来！”
老二则鸭子死了嘴巴硬，与他顶起牛来：“我说没骗人就没骗人，不信你去问问先生！”
“你撒谎还不脸红，竟敢顶嘴！”闻先生见他仍不认错，顿时，一肚子是气，觉得该是家法侍候的时候了。说时迟那时快，他迅速脱下布鞋照着孩子的屁股就打。
顽皮的老二见父亲一只脚不着地，时而钻到桌子底下，时而躲在圆椅后面，与父亲巧妙周旋，后来又跑到母亲背后，让母亲挡驾。经过一阵左躲右闪，最后，还是在母亲的劝解下他才休兵。不过，老二遭到了父母一顿严厉的训斥，非要老二认错，保证今后再不发生类似事件不可。
这位民主斗士也有在孩子面前认错的时候，别人常戏称他真的成为孔夫子的叛徒了。事情发生在1945年1月，闻先生一家搬到昆明翠湖之滨的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工宿舍，全家八口人挤在一间半房子内，稍有吵闹闻先生就无法办公。大人和大孩子都十分体量先生，尽可能地到后院做事或温习功课。可是，他年幼的小女儿，似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常常耍性子“大闹天宫”。有一次，她稍有不如意，就扯起喉咙大哭不止，谁也制止不了，把闻先生的思绪全打乱了。在情急之下，他想用他那严父的威严来制服她，便迅速过去朝着屁股连打带吓地打了她一下，哪知，这一下不仅未制止，反而就象捅了马蜂窝一样，她的哭声愈来愈大。一时间父亲打，女儿哭，母亲劝，赵妈拦，搞在家里乱成一团，直至赵妈把女儿抱出去才休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后院里隔岸观火的二儿子也乘机向父亲发难，他以一个民主卫士的口气没大没小地对闻先生说：“你自己是搞民主运动的，天天讲民主，怎么在家里就不讲民主呢？竟对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大打出手！……”三儿子立鹏、长女闻铭生怕父亲动怒，也在一旁好言相劝。顿时，搞得闻先生十分尴尬，无言以对。
他沉思片刻后，认为自己今天确实错了，父亲的责任就是要言传身教，应该培养孩子知错就改的习惯。于是，他毅然走到二儿面前，神情严肃地说：“我错了，不该打小妹，我小时候父母就是这样管教我的，所以我也用这种办法来对待你们。希望你们记住，将来不要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你们自己的孩子……”顿时，孩子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从此以后，不仅闻先生遵守了不打孩子的诺言，而且闻家还以此作为家教的遗训。
“诗化”遗风
闻先生的言传身教，对学生、对孩子的世界观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不是在学校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就是视死如归与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进行坚决的斗争，或是在扶贫帮困上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
大家知道，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沉痛悼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李公朴先生的大会上，愤怒地申讨了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当天下午，国民党就派特务在他的寓所对其下了毒手，一代宗师就这样匆匆走完了他四十七岁的人生路程。当特务闯到闻先生家中向他开枪时，其长子闻立鹤见状毅然挺身而出，为掩护父亲连中了五弹倒在血泊中，他这种见义勇为的果敢行为一时间传为佳话。而在闻家受难期间另一位代行子女之责的学生阿庄，则是在闻先生的影响下的千百万优秀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之一。
阿庄原是泰国华侨，因日寇入侵东南亚，他与流离失所的家人失去了联系，生活极其困难。但他不向困难低头，小小年纪依靠勤工俭学来维持他的学习费用，而且学习总是名列前茅。闻家父子常常通过各种途径帮助他，而且闻立雕在他的影响下，学习上有了很大进步，他们两人因此成为刎颈之交。
抗战胜利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联大决定分批回迁北京和天津。当时，陆路交通非常不便，尤其是闻家拖儿带女七八口人就更不用说了，闻先生与其它教授一样打算破釜沉舟，卖掉所有值钱的家当乘飞机回京。可是，当时物价飞涨，全家的飞机票在当时对闻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那一点破家当值不了几个钱。所以，闻先生就决定先让闻立雕和闻立鹏先走，自己和其它家人的机票钱只有靠他挂牌为人雕刻印章所得来捉蚂蚁凑兵，留到后期再走。
闻立雕临行前，向父亲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非要父亲带阿庄一同前往北京。要说当时闻先生是泥巴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完全可以拒绝儿子的要求。但他一想到阿庄孤身一人没有个照应，也就咬咬牙，答应了儿子的要求。于是，他就夜以继日地雕章刻字，共雕刻了四百余方图章，搞得眼睛都布满了血丝，右手吃饭拿筷子常常出现颤抖。阿庄听后深为感动，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报达先生的一片恩情。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闻先生临行前突然遭特务杀害，闻立鹤又身负重伤，闻夫人因受刺激心脏病复发，立雕和立鹏又先期返京，剩下来就是年愈花甲的保姆赵妈和闻先生年幼的两个女儿。阿庄二话没说，便毅然担当起儿子的责任，一边料理先生后事，一边照顾病人，前后整整忙了三个月，直到闻夫人病好和闻立鹤伤愈。
后来，当闻夫人提出要阿庄一同前往北京时，阿庄坚决不肯增加夫人的困难，就留在云南参加武装斗争和反霸减租减息工作。不幸的是在一次地主叛乱中，他壮烈牺牲。当闻家在京闻此噩耗，不禁举家悲哀，遥祭忠魂。
闻一多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的“诗化工程”永远是矗立在我们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这首唱遍祖国大江南北、唱遍海内外华人心中之歌的歌词就是出自爱国诗人闻一多之手。
毛泽东曾大力提倡写“闻一多颂”，邓小平拍板出版《闻一多全集》，江泽民为“闻一多纪念馆”题名……他那慷慨激昂的《最后一次演讲》曾激励过多少人；他那著名的《七子之歌》，在他百年之后，仍响彻海内外……作为武大校友与民盟后学，笔者在加入民盟前后，曾拜谒了“闻一多纪念馆”，采访其亲属与相关人士。闻先生身体力行地实施“诗化”家风一下子涌向了我的笔端。
“诗化”民族
诗言志。闻先生就是通过三楚铸诗魂、五洲吟神韵来表达自己魂系中华的思想。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不堪忍受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列强在祖国为非作歹，总是以诗歌为号角来唤醒海内外中国人投身到热爱祖国的洪流中，同时，也更加日夜想回到母亲的怀抱。1923年，闻先生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记载了他的肺腑之音：“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1925年1月11日，他在写给梁实秋先生的信中也深情地说道：“我想拟作一组连续的诗歌，描写国人在此邦遭受歧视的故事。”到了3月，他竟一蹴而就，完成了轰动一个世纪的《七子之歌》初稿。
《七子之歌》既是闻先生炽热的爱国情怀的喷射、赤诚的报国之志的呐喊，也是他博学古今才华的展现。他之所以以《七子之歌》作为题目是有寓意的，是因为《诗经·凯风》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不幸与七个孩子失散了，孩子们在社会颠沛流离，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日夜盼望着回到母亲的怀抱。于是，他本着“钻研‘昨天’，也是为了‘今天’，更是为了‘明天’”的初衷，迅速联想到被西方列强强租或割让的我国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正好是七个地方，她们不正是祖国母亲的七个儿子吗？而“七子团圆”一直是民间流传的美丽故事。于是，他连夜以拟人的手法，以《七子之歌》命题，一气呵成这首传世之作。让“七子”倾诉“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的悲哀之情，“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让民众从漠然中警醒。
1925年6月，他毅然提前回国，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报效给祖国。他又相继写成了《醒呀》、《爱国的心》、《洗衣歌》等脍炙人口的壮丽诗篇，一时间成为唤醒人们的战斗号角。为了让他的作品尽快发表，他在家乡看望了双亲之后，便马不停蹄地赶赴北京。经他积极奔走，《七子之歌》终于在7月4日于《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上首次发表。
他在自序中，既引经据典，又阐述了创作《七子之歌》的前前后后。他说：“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甚于《凯风》七子，因择其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名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国疆崩丧，积日以久，国人视之漠然。不见夫法兰西之Alsase-Lorraine（曾被德国割占）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他在跋中则着重强调了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兀兀穷年”、“把这些诗找一条捷径发表”，并非是为了功名利禄，也非空谈谓学、虚静自守，而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忾气，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
曾几何时，在欢庆澳门“九九归一”之际，再次吟唱《七子之歌》，仍在人们心中泛起了阵阵涟漪，此歌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世纪神韵。
“诗化”家庭
闻一多先生是研究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代宗师，他对《诗经》、《楚辞》到汉魏、六朝以及整个唐诗都有过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诗歌美三部曲”即诗歌必须是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和谐统一。
在实施“诗化工程”的过程中，他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对古代诗歌融会贯通，还从自己家庭做起，经常教育子女熟读四书五经。他在美国留学时，时常提醒他父亲要着重对孩子进行“诗化”教育，让孩子自幼从中得到熏陶，尤其是当初湖北老家教育落后，他父亲又是一位不懂数理化的清末秀才。他给父亲写信说：“男意目前既不能学算术，则专心致力于中文，亦是一策。惟欲求中文打下切实根底，则非读四书五经不可。……男意鹤、雕亦当效仿。曾见坊间有白话文注解本，可购来参考，以助彼等之了解。即使书中义理不能真实领会，但能背诵经文，将来亦可终身受益。”
他唯恐父亲因疼孙心切或儿子顽皮不听话，他又专门给长子立鹤、次子立雕去了一信，再三叮咛：“前天写信给祖父，请教你们读四书，不知已落实否。在这未上学期间，务必把中文底子打好。我自己教中文，我希望我的儿子在中文上总要比一般孩子强一点。”
不仅如此，只要稍有空闲，他就亲自担任教员对家庭成员进行“诗化”教育。在他赴美留学前是如此，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暇则课弟、妹、细君（闻夫人）及诸侄以诗，将以‘诗化’吾家庭也。”回国后，尽管时局动荡，辗转迁徙，在北京、在青岛、在武汉、在云南也是这样。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清华实行教授每四年休假一年的制度，专门从事研究工作。在战时的1939年夏，正好轮到先生休假，他原本打算在昆明校园内作为期一年的研究，并抽空对孩子们进行“诗化”教育。哪知，敌机丧心病狂的狂轰乱炸，不仅使他坐卧不安，而且还在一次敌人空袭中受了重伤。全家只好随先生搬到离昆明四十公里外的晋宁县，让他一边养伤，一边从事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忍着伤口的疼痛，在孩子的寒暑假和星期天实施他的“诗化家庭”工程。
当时的晋宁县没有电灯，他唯恐晚上光线不好损害了孩子的眼睛，就将“诗化”安排在白天进行。他讲课的特点是既引经据典，又联系现实，深入浅出，抑扬顿挫，娓娓道来，常常令孩子们陶醉在诗情画意之中。在他选讲的诗词中，他尤其重视唐诗，诸如《卖碳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长恨歌》、《琶琶行》、《春江花月夜》等就是他授课的重点。
正是闻先生的“诗化”熏陶，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子女们古汉语的知识水平和鉴赏能力，特别是开始懂得了人间的真善美，启发了他们对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与恶势力的憎恨。他们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闻先生讲课是半靠在床头上，逐字逐句，层层剥脱。每当讲到精彩动人之处，眉飞色舞，时而激昂兴奋，犹高山流水；时而低沉婉转，如细雨润物。就连他自己也融入到诗歌的情节之中，孩子们也自然随着他的讲解迭宕起伏。就拿他以旗帜鲜明的爱憎立场讲解《卖碳翁》时，他一边讲衙役的狠毒，老妇“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凄惨；一边联系到日本鬼子在中国横行霸道，奸虏烧杀抢，使千百万中国人民遭受了比“老妇”和“卖碳翁”更悲惨的现实。顿时，孩子们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冲到前线去，与那些欺压“卖碳翁”的“衙役”、蹂蔺我同胞的鬼子兵拚个你死我活。
“诗教”行动
闻先生受过中西文化教育，在对待子女的德育问题上，既注重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又借鉴了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成份，尤其是他以“诗化”精神言传身教，开我国家庭教育的一代新风。
他认为为人父、为人母，就应当承担起以德为本的社会责任。他曾在给闻家驷的家书中写道：“我辈得良好机会受高等教育者当益有责任心。我辈对于家庭、社会、国家当多担一分责任。诸侄暑假归家时驷弟当教其读报纸、且将种种不平等情形，政治现状如何腐败，用浅显语言告之。在品德行为方面，家长尤当严责，如说谎、自私等恶习当严禁其滋长……”他既是这样要求他的驷弟，也是这样要求其子女的。当然，他在实践方式上也由一个典型的家长式教育向现代民主协商式教育过渡的过程。
那是1938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火烧到武汉的外围，武汉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闻夫人不得不爬山涉水带着一群子女逃难来到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的闻先生身边。闻先生见在大乱之年，不幸中的万幸是全家能在昆明团圆，心里当然高兴。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放下行李便马不停蹄地领着孩子们到昆明实验小学报了名。可是，由于孩子生性好玩，又逢战乱，没有受正规学校的教育，以至于养成了不做作业等坏习惯，从而触犯了闻先生德育为本的大忌。为了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他常常循循善诱。闻先生一般不打孩子，但在国难当头之时，闻先生心情一直忧郁寡欢，有时在情急之下，竟拿出当年老秀才父亲教育他的家长式作风来管教孩子。
有一次，刚刚十岁的老二闻立雕放学回来不做作业，只顾贪玩。一开始，闻一多轻言细语地问老二是何原因，老二尽管顽皮，但因慑于父亲的威严，唯恐挨板子，就撒谎说老师没有布置作业。他根据自己身为教育家的直觉和从孩子的眼神里作出判断，孩子在对他撒谎，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顿时，他不禁火冒三丈，厉声喝道：“你这小小年纪，好的没学到，坏习惯倒一见如故，竟学会骗起大人来！”
老二则鸭子死了嘴巴硬，与他顶起牛来：“我说没骗人就没骗人，不信你去问问先生！”
“你撒谎还不脸红，竟敢顶嘴！”闻先生见他仍不认错，顿时，一肚子是气，觉得该是家法侍候的时候了。说时迟那时快，他迅速脱下布鞋照着孩子的屁股就打。
顽皮的老二见父亲一只脚不着地，时而钻到桌子底下，时而躲在圆椅后面，与父亲巧妙周旋，后来又跑到母亲背后，让母亲挡驾。经过一阵左躲右闪，最后，还是在母亲的劝解下他才休兵。不过，老二遭到了父母一顿严厉的训斥，非要老二认错，保证今后再不发生类似事件不可。
这位民主斗士也有在孩子面前认错的时候，别人常戏称他真的成为孔夫子的叛徒了。事情发生在1945年1月，闻先生一家搬到昆明翠湖之滨的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工宿舍，全家八口人挤在一间半房子内，稍有吵闹闻先生就无法办公。大人和大孩子都十分体量先生，尽可能地到后院做事或温习功课。可是，他年幼的小女儿，似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常常耍性子“大闹天宫”。有一次，她稍有不如意，就扯起喉咙大哭不止，谁也制止不了，把闻先生的思绪全打乱了。在情急之下，他想用他那严父的威严来制服她，便迅速过去朝着屁股连打带吓地打了她一下，哪知，这一下不仅未制止，反而就象捅了马蜂窝一样，她的哭声愈来愈大。一时间父亲打，女儿哭，母亲劝，赵妈拦，搞在家里乱成一团，直至赵妈把女儿抱出去才休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后院里隔岸观火的二儿子也乘机向父亲发难，他以一个民主卫士的口气没大没小地对闻先生说：“你自己是搞民主运动的，天天讲民主，怎么在家里就不讲民主呢？竟对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大打出手！……”三儿子立鹏、长女闻铭生怕父亲动怒，也在一旁好言相劝。顿时，搞得闻先生十分尴尬，无言以对。
他沉思片刻后，认为自己今天确实错了，父亲的责任就是要言传身教，应该培养孩子知错就改的习惯。于是，他毅然走到二儿面前，神情严肃地说：“我错了，不该打小妹，我小时候父母就是这样管教我的，所以我也用这种办法来对待你们。希望你们记住，将来不要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你们自己的孩子……”顿时，孩子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从此以后，不仅闻先生遵守了不打孩子的诺言，而且闻家还以此作为家教的遗训。
“诗化”遗风
闻先生的言传身教，对学生、对孩子的世界观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不是在学校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就是视死如归与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进行坚决的斗争，或是在扶贫帮困上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
大家知道，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沉痛悼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李公朴先生的大会上，愤怒地申讨了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当天下午，国民党就派特务在他的寓所对其下了毒手，一代宗师就这样匆匆走完了他四十七岁的人生路程。当特务闯到闻先生家中向他开枪时，其长子闻立鹤见状毅然挺身而出，为掩护父亲连中了五弹倒在血泊中，他这种见义勇为的果敢行为一时间传为佳话。而在闻家受难期间另一位代行子女之责的学生阿庄，则是在闻先生的影响下的千百万优秀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之一。
阿庄原是泰国华侨，因日寇入侵东南亚，他与流离失所的家人失去了联系，生活极其困难。但他不向困难低头，小小年纪依靠勤工俭学来维持他的学习费用，而且学习总是名列前茅。闻家父子常常通过各种途径帮助他，而且闻立雕在他的影响下，学习上有了很大进步，他们两人因此成为刎颈之交。
抗战胜利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联大决定分批回迁北京和天津。当时，陆路交通非常不便，尤其是闻家拖儿带女七八口人就更不用说了，闻先生与其它教授一样打算破釜沉舟，卖掉所有值钱的家当乘飞机回京。可是，当时物价飞涨，全家的飞机票在当时对闻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那一点破家当值不了几个钱。所以，闻先生就决定先让闻立雕和闻立鹏先走，自己和其它家人的机票钱只有靠他挂牌为人雕刻印章所得来捉蚂蚁凑兵，留到后期再走。
闻立雕临行前，向父亲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非要父亲带阿庄一同前往北京。要说当时闻先生是泥巴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完全可以拒绝儿子的要求。但他一想到阿庄孤身一人没有个照应，也就咬咬牙，答应了儿子的要求。于是，他就夜以继日地雕章刻字，共雕刻了四百余方图章，搞得眼睛都布满了血丝，右手吃饭拿筷子常常出现颤抖。阿庄听后深为感动，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报达先生的一片恩情。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闻先生临行前突然遭特务杀害，闻立鹤又身负重伤，闻夫人因受刺激心脏病复发，立雕和立鹏又先期返京，剩下来就是年愈花甲的保姆赵妈和闻先生年幼的两个女儿。阿庄二话没说，便毅然担当起儿子的责任，一边料理先生后事，一边照顾病人，前后整整忙了三个月，直到闻夫人病好和闻立鹤伤愈。
后来，当闻夫人提出要阿庄一同前往北京时，阿庄坚决不肯增加夫人的困难，就留在云南参加武装斗争和反霸减租减息工作。不幸的是在一次地主叛乱中，他壮烈牺牲。当闻家在京闻此噩耗，不禁举家悲哀，遥祭忠魂。
闻一多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的“诗化工程”永远是矗立在我们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