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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境界是“知内而达外”，即为知道里面（认识自身）之后还要认识外面（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它是真正能使人类文化前进的；同时，还需建立在认识自身的基础之上。在开发了人的直觉思维的基础上，再去认识世界，主动的影响世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追求“形而上者”的道统，就成了真正的道统文化的特征。道统文化的优越性及其对医学的影响，就是文章力求探讨的主题。
关键词：道统文化；内求法；外求法
中国最古老的文化是从人发展起来，严格来说，中国的文化要自身先圆满起来，圆满自身把人的智慧和能力开发出来，有了智慧和能力再去干事情，在干事情过程中使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再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这样反复无穷地发展下去，人直接认识自然、认识自身。直至根本，直抓本源。而整个中国文化领域“求道”方式的特点都集中体现了一种“内向认知”。所以，佛为“内明”之学，道称“内丹”，医曰“内景”，武曰“内功”，儒称“内业”这个“内”，就是反身求诸己，一求己，则所有的空灵思辩都落到了实处。中国古代文化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精气神等核心问题都很好地体现在中医学中。这在农业文明时代，其优点是无可比拟的，所以在那时中国文明一直是领先的，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如当时的世界四大发明（现在加上经络学说算是五大发明了）都是在中国，但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人的生命活动，这也可以说，中华文化的道统，是人文文化。所以当人文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中华文化就一直很发达，非常的先进。
一、道统文化是中医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所谓中医特色就是中国文化，当视中医学为“医道”时，我们便在方法论上与所谓的科学以及现代西医学发生了歧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两者在研究对象、方法，及理论、概念范畴上都有极大的不同。“道”所强调的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认识“道”需要理性与直觉，需要一种系统的方法，且语言描述上多用类比概念，描述的是事物本质“象”什么；而“器”为盛受之物，强调的是物质的结构性用与功能，认识“器”需要借助物理、化学等科技手段，需要一种还原的方法，且语言描述上多用具体概念，明确指出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所以“道的医学”从来都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心”是什么，而是像“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也不曾告诉我们“肝”是什么，而是像“将军之官，谋略出焉”，强调的都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因此，理解医学也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差别，形而下有如“肺在上，肝在右”；形而上有如“左肝右肺”，肝在右而其气在左，主“升”，肺在上而其气在向下，主“降”，形而下重表象，形而上重气化；一个看现象，一个看本质。
二、认识人类自身生命运动规律的两种途径及道统文化的优越性
其实，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开发、认识和掌握、运用人的智慧和能力的过程。以前的开发或现在科学的开发。一个是外求法、一个是内求法。西方文化传统下，是从人的外表的机能使用来开发的；道统文化下，则是从内在的机理来开发的，两者有些细微的不同。一个是外在的现象和功能的使用；一个是从人的生命内部，从其机理和规律上来开发和管理的，经络学说的建立就基于此。外求法方面，西医可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现代的解剖和分子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等，来一步步地认识和掌握生命运动规律，这是外求法的范畴；而中医认识人类生命运动规律手段则主要是内求的，即通过自身的精神（意识）活动来体察自身的生命活动，从而认识和掌握其规律。从儒家来讲，它里面需要对自身精神世界的修养，外面还要去干事，叫“内圣外王”，或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达到平天下不是当个老学究只搞学问就完了。中国的文化要自身先圆满起来，圆满自身把人的智慧和能力开发出来，有了智慧和能力再去干事情，在干事情过程中使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再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这样反复无穷地发展下去，这一点和《实践论》又很相仿佛，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结合到一起了，如果能辩证地看待中国道统文化，应该说是很先进的，从认识论上看也是很正确的。这种差别恰恰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
人类文明几千年基本沿着外求的道路发展，东方尤其是中华道统文化是沿着内求的道路前进的。如果说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的，那么，西方是从人类文明的物质方面多去探求，比较早的文化就是这个样子；东方则是从人体生命尤其是从人体精神活动来探求，应该说东方文化有它的特殊意义，它是从人出发来研究人的。有人说，既然这样为什么现在东方落后？因为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定阶段，必须把外在的物质丰富起来，并对其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彻底。西方文化较早就重视物质，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物质就很快丰富和发展起来了。这里有个矛盾现象：实际上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文化，精神归于上帝，把物质留给人。所以西方比较早就重视对物质的研究。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在如何满足人的生命活动，如何建立人类文化这两大方面呈现的双轨前进。现在看来，这两轨都很重要，它们是互补的，但从人文的高度来看人类文化，是从人类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从宗教搞起来的，尽管在公元前有过古希腊文明，而她成为了古文明的基石，他们把精神归于上帝，说世界是神创的，不需要研究它；把物质世界留给人，因此物质要研究。这样就出现两极性，精神可以不管，给上帝就行了；物质要研究。所以西方对物质世界研究比较多，对客观世界掌握比较多，较早他们就有逻辑学，而中国就不是这样。
千百年来，中西方都在致力于把这个世界弄清楚，弄明白，人类的目标是一致的，关键是他们求“道”的方式方法不同。在看待生命的问题上，西方人注重逻辑思维，他们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是机器。于是他把人不断地拆解、分割，然后做到极致，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你认识的东西越多，你未知的领域就越大，困惑也就越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直觉思维，中国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把生命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自然规律进行类比，他在观察事物时，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中国文化有着一种洞察生命的直觉力量。很久以前，西方人莱布尼兹就坚信中国人“在观察方面高我们一筹，而我们的强项则是理论思维，中国人应该与欧洲人交换礼物，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就是说，要使人类文化不断认识自身、不断前进，而中华道统文化的优势恰恰就在于它是认识人类自身的。真正应用起中国道统文化的内求法，它在最后的结果应该是“知内而达外”，这才是真正的中国道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医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医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意识形态对医学的潜在影响方面。儒家重生不重死，注重礼乐制度的建构和伦理道德的修养，封建纲常礼教虽有碍医学的发展，但其“修身、治国、平天下”及以“仁”为核心的观念对医德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道教追求长生不老，提倡无欲无为，推崇炼丹，这对医学和社会的发展都有负面效应。但炼丹过程中的发展，客观上积累了丰富的化学和药物学知识，中国的炼丹术在阿拉伯得到很大发展，后经阿拉伯传到西方，对世界制药化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提倡的养生思想和方法，也构成传统预防医学的重要内容。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对医学发展有消极影响。但佛经传入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和医药知识，促进了中外文化和医学的交流。玄学，是将道家和儒家思想相糅和，加以改造和发挥而成的一大哲学派别。其“崇尚自然”、“贵无”、“崇有”、以及“言”、“意”、“象”之辩，对中医理论和诊疗技术曾起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突出反映在《内经》中，这是其在论述生命和疾病的各种问题时都贯彻的思想原则。其特点是不重视人的内在结构性，而强调功能的动态联系性。《内经》明确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强调了自然对人的制约性，所以当外界条件出现超出正常范围的变化时，就会使人得病，依照这一整体观，中医才提出外感六淫的病因学说；以及《内经》中“治未病”的预防思想，都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气本体论的认识是它的：无形、无象、连续与模糊性，如《老子》中的相关论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据此，明末医家吴有性在《瘟疫论》中，创造性的提出了“戾气”是一种具有强烈传染性而有不同于“六淫”的致病物质。我国明代，在没有显微镜观察到细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时，吴有性科学的预见到其存在，并对瘟病的病因、传染途径进行了天才的预见和探索，对世界预防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随着宗教进入中国，首先是佛教——佛教汉朝进入中国，但是它并没有把中国的道统推翻，而是中国文化把佛教中国化了。从宋朝到明朝，天主教（基督文化）进入中国了，这样的文化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中国道统文化中原有的儒家文化的保守性，从明朝后中国就慢慢落后了。而西方则接受了中国东方文化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他们研究物质就有了优越性，所以他们从十三世纪文艺复兴之后搞物质的科学很快发展起来了。而受基督文化影响的中国道统文化却受到了很大的压抑，使得道统文化的优越性不能很好地发挥，反而受到神学的统治。这样，中国受基督文化的影响比西方严重得多因为西方把精神交给了上帝，人去研究物质了；可是中国过去就没有研究物质的习惯，把今天的物质称为“形而下谓之器”，而对于“形而上谓之道”的道的研究也受到了削弱。既不研究人也没研究物质，所以道统文化的思想传统受到了影响。近代，西医随着西方传教士而进入中国之后，使中医的地位有所降低，也可以说是中医“失语”的文化根源。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2］宋杰.道德经［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3］尚智丛，高海云.西方科学哲学简史［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4］王维.黄帝内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5］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
［6］常存库.中国医学史［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
［7］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关键词：道统文化；内求法；外求法
中国最古老的文化是从人发展起来，严格来说，中国的文化要自身先圆满起来，圆满自身把人的智慧和能力开发出来，有了智慧和能力再去干事情，在干事情过程中使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再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这样反复无穷地发展下去，人直接认识自然、认识自身。直至根本，直抓本源。而整个中国文化领域“求道”方式的特点都集中体现了一种“内向认知”。所以，佛为“内明”之学，道称“内丹”，医曰“内景”，武曰“内功”，儒称“内业”这个“内”，就是反身求诸己，一求己，则所有的空灵思辩都落到了实处。中国古代文化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精气神等核心问题都很好地体现在中医学中。这在农业文明时代，其优点是无可比拟的，所以在那时中国文明一直是领先的，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如当时的世界四大发明（现在加上经络学说算是五大发明了）都是在中国，但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人的生命活动，这也可以说，中华文化的道统，是人文文化。所以当人文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中华文化就一直很发达，非常的先进。
一、道统文化是中医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所谓中医特色就是中国文化，当视中医学为“医道”时，我们便在方法论上与所谓的科学以及现代西医学发生了歧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两者在研究对象、方法，及理论、概念范畴上都有极大的不同。“道”所强调的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认识“道”需要理性与直觉，需要一种系统的方法，且语言描述上多用类比概念，描述的是事物本质“象”什么；而“器”为盛受之物，强调的是物质的结构性用与功能，认识“器”需要借助物理、化学等科技手段，需要一种还原的方法，且语言描述上多用具体概念，明确指出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所以“道的医学”从来都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心”是什么，而是像“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也不曾告诉我们“肝”是什么，而是像“将军之官，谋略出焉”，强调的都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因此，理解医学也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差别，形而下有如“肺在上，肝在右”；形而上有如“左肝右肺”，肝在右而其气在左，主“升”，肺在上而其气在向下，主“降”，形而下重表象，形而上重气化；一个看现象，一个看本质。
二、认识人类自身生命运动规律的两种途径及道统文化的优越性
其实，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开发、认识和掌握、运用人的智慧和能力的过程。以前的开发或现在科学的开发。一个是外求法、一个是内求法。西方文化传统下，是从人的外表的机能使用来开发的；道统文化下，则是从内在的机理来开发的，两者有些细微的不同。一个是外在的现象和功能的使用；一个是从人的生命内部，从其机理和规律上来开发和管理的，经络学说的建立就基于此。外求法方面，西医可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现代的解剖和分子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等，来一步步地认识和掌握生命运动规律，这是外求法的范畴；而中医认识人类生命运动规律手段则主要是内求的，即通过自身的精神（意识）活动来体察自身的生命活动，从而认识和掌握其规律。从儒家来讲，它里面需要对自身精神世界的修养，外面还要去干事，叫“内圣外王”，或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达到平天下不是当个老学究只搞学问就完了。中国的文化要自身先圆满起来，圆满自身把人的智慧和能力开发出来，有了智慧和能力再去干事情，在干事情过程中使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再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这样反复无穷地发展下去，这一点和《实践论》又很相仿佛，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结合到一起了，如果能辩证地看待中国道统文化，应该说是很先进的，从认识论上看也是很正确的。这种差别恰恰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
人类文明几千年基本沿着外求的道路发展，东方尤其是中华道统文化是沿着内求的道路前进的。如果说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的，那么，西方是从人类文明的物质方面多去探求，比较早的文化就是这个样子；东方则是从人体生命尤其是从人体精神活动来探求，应该说东方文化有它的特殊意义，它是从人出发来研究人的。有人说，既然这样为什么现在东方落后？因为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定阶段，必须把外在的物质丰富起来，并对其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彻底。西方文化较早就重视物质，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物质就很快丰富和发展起来了。这里有个矛盾现象：实际上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文化，精神归于上帝，把物质留给人。所以西方比较早就重视对物质的研究。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在如何满足人的生命活动，如何建立人类文化这两大方面呈现的双轨前进。现在看来，这两轨都很重要，它们是互补的，但从人文的高度来看人类文化，是从人类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从宗教搞起来的，尽管在公元前有过古希腊文明，而她成为了古文明的基石，他们把精神归于上帝，说世界是神创的，不需要研究它；把物质世界留给人，因此物质要研究。这样就出现两极性，精神可以不管，给上帝就行了；物质要研究。所以西方对物质世界研究比较多，对客观世界掌握比较多，较早他们就有逻辑学，而中国就不是这样。
千百年来，中西方都在致力于把这个世界弄清楚，弄明白，人类的目标是一致的，关键是他们求“道”的方式方法不同。在看待生命的问题上，西方人注重逻辑思维，他们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是机器。于是他把人不断地拆解、分割，然后做到极致，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你认识的东西越多，你未知的领域就越大，困惑也就越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直觉思维，中国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把生命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自然规律进行类比，他在观察事物时，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中国文化有着一种洞察生命的直觉力量。很久以前，西方人莱布尼兹就坚信中国人“在观察方面高我们一筹，而我们的强项则是理论思维，中国人应该与欧洲人交换礼物，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就是说，要使人类文化不断认识自身、不断前进，而中华道统文化的优势恰恰就在于它是认识人类自身的。真正应用起中国道统文化的内求法，它在最后的结果应该是“知内而达外”，这才是真正的中国道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医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医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意识形态对医学的潜在影响方面。儒家重生不重死，注重礼乐制度的建构和伦理道德的修养，封建纲常礼教虽有碍医学的发展，但其“修身、治国、平天下”及以“仁”为核心的观念对医德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道教追求长生不老，提倡无欲无为，推崇炼丹，这对医学和社会的发展都有负面效应。但炼丹过程中的发展，客观上积累了丰富的化学和药物学知识，中国的炼丹术在阿拉伯得到很大发展，后经阿拉伯传到西方，对世界制药化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提倡的养生思想和方法，也构成传统预防医学的重要内容。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对医学发展有消极影响。但佛经传入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和医药知识，促进了中外文化和医学的交流。玄学，是将道家和儒家思想相糅和，加以改造和发挥而成的一大哲学派别。其“崇尚自然”、“贵无”、“崇有”、以及“言”、“意”、“象”之辩，对中医理论和诊疗技术曾起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突出反映在《内经》中，这是其在论述生命和疾病的各种问题时都贯彻的思想原则。其特点是不重视人的内在结构性，而强调功能的动态联系性。《内经》明确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强调了自然对人的制约性，所以当外界条件出现超出正常范围的变化时，就会使人得病，依照这一整体观，中医才提出外感六淫的病因学说；以及《内经》中“治未病”的预防思想，都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气本体论的认识是它的：无形、无象、连续与模糊性，如《老子》中的相关论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据此，明末医家吴有性在《瘟疫论》中，创造性的提出了“戾气”是一种具有强烈传染性而有不同于“六淫”的致病物质。我国明代，在没有显微镜观察到细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时，吴有性科学的预见到其存在，并对瘟病的病因、传染途径进行了天才的预见和探索，对世界预防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随着宗教进入中国，首先是佛教——佛教汉朝进入中国，但是它并没有把中国的道统推翻，而是中国文化把佛教中国化了。从宋朝到明朝，天主教（基督文化）进入中国了，这样的文化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中国道统文化中原有的儒家文化的保守性，从明朝后中国就慢慢落后了。而西方则接受了中国东方文化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他们研究物质就有了优越性，所以他们从十三世纪文艺复兴之后搞物质的科学很快发展起来了。而受基督文化影响的中国道统文化却受到了很大的压抑，使得道统文化的优越性不能很好地发挥，反而受到神学的统治。这样，中国受基督文化的影响比西方严重得多因为西方把精神交给了上帝，人去研究物质了；可是中国过去就没有研究物质的习惯，把今天的物质称为“形而下谓之器”，而对于“形而上谓之道”的道的研究也受到了削弱。既不研究人也没研究物质，所以道统文化的思想传统受到了影响。近代，西医随着西方传教士而进入中国之后，使中医的地位有所降低，也可以说是中医“失语”的文化根源。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2］宋杰.道德经［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3］尚智丛，高海云.西方科学哲学简史［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4］王维.黄帝内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5］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
［6］常存库.中国医学史［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
［7］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