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教学时，我们常常发现自己的理解与作者的本义总有或多或少的差异。由于两个重要的转化（作者把对自然、社会、人生各种微妙而复杂的体悟转化成言语符号；人们又将这些言语符号转化成与自身知识、经验、阅历共振的思想情感），作者的本义与人们的理解难以实现同一性，产生意义的扩张、转折乃至篡改，从而影响读者对文本内核的准确把握。
　　什么是本义？在文本这一言语系统中，每一个词汇、每一个句子等言语单位，都获得由作者原意所规定的系统质。这种系统质，在读者正确、客观地理解后，便是文本本义。就是说，本义是作为言语系统的文本的系统质的客观存在。美国著名解释学家赫施认为：“一切的理解按本质来说必归于稳定长在的性质，一切的解释必是匆匆过客。”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意味着人们对《哈姆雷特》这一文本的多元化理解，“哈姆雷特”则是《哈姆雷特》这一文本特有的、不变的本质属性，人们的主观感受永远改变不了文本意义稳定的客观存在。然而，我们有时无视文本本义，做出了许多不尽合理的解读，干扰了思维的流畅性和延展性。学生知道特定的知识，却不知道这一知识产生、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和内在逻辑，而这恰恰是语文学习的核心之一。《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现在多理解为新生事物无比美好，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其实吴小如、袁行霈等学者早就撰文指出，“沉舟”“病树”是作者“自喻”，感叹自己“二十三年”来屡遭贬谪、老病侵袭，以致无所作为。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了解古诗词阅读中的衍义现象，为本义追溯做好前期准备，进而有针对性地追溯本义，以准确把握语意衍生的规律，提高阅读能力。
　　一、古诗词阅读中的衍义现象
　　（一）比喻衍生
　　比喻衍生，就是借助文本所描述对象特征的相似性，使某种意蕴有机地附着其上，进而形成一定的认知表象，实现具象与抽象、直觉与概念的直接联系和意义升华，赋予本义以崭新的解读。
　　例1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这两句诗出自李贺的《雁门太守行》。诗作描述了一场激烈的边塞战斗。诗人的本意，是用夸张手法，渲染凝重而惨烈的战斗氛围，突出将士们的高昂士气和爱国热情。“黑云压城”，如泰山压项，几乎令人窒息，令“城欲摧”，说明敌军攻城凶猛，形势万分危急，从而反衬我军将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这种坚韧与勇敢连身上的盔甲也似乎受到感染，“金鳞”一般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由于“黑”“压”的景物特征契合了某种理趣，能进一步触发人们的深思，所以，这两句诗又往往拿来比喻邪恶势力一时嚣张而造成的紧张局面。
　　（二）类推衍生
　　类推衍生，就是根据诗中景物的某种属性，按一定的逻辑关系，推测与其类似的其他事物也应具有这种属性，从而生成哲理性含义。类推对象之间的共性越多，类推的准确性就越大。类推衍生不必像比喻衍生一样需要借助形象思维，而多进行概念位移。
　　例2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苏轼《题西林壁》的后两句。诗人为什么有这种感触？因为横看庐山，它是一道绵长的山岭；侧看庐山，它又是一座俊秀的山峰。如果再从远、近、高、低不同角度观赏，就发现庐山真的千变万化，美不胜收，也同时生出新的疑惑，什么才是庐山的本来面目呢？只因为人在山中，受到了周边环境的制约。人们由景及事，由自然而人生，类推出一个深刻的道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认知事物的时候，人们经常受到自我视角的局囿，无法全面了解事物本质；而跳出狭隘圈子，换位思考，却可以获得独特的感悟。
　　（三）转折衍生
　　转折衍生，就是不循常理顺势而下，将思路转到另外一条轨道上，从而在本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新的概念。转折是求异思维的表现方式之一，要求“反其道而思之”，克服思维定势和经验惯性，另辟蹊径，重新诠释本义。
　　例3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这两句诗出自李商隐的《无题》。作者本是巧用比喻和谐音，表达自己不可遏止的思念犹如春蚕吐丝，至死方休，如蜡炬垂泪，成灰方止，流露出一种无比炽热的坚贞与追求。正是春蚕、蜡炬这种天然的美好特性，激活了人们丰富的联想，从而生成特定的象征意义，使之超越狭小而单纯的“爱情”范畴而拓展为执著人生的永恒意义和无限忠诚的献身精神，并转而用以赞美那些具有同样品质的人们。
　　二、追溯本义，把握语义衍生的规律
　　（一）注意创作背景
　　有些诗人通过题目、小序等注明写作的背景，包括时间、地点、缘由等。如朱熹的《观书有感》，题目即明确告诉我们，诗的本义并不是描写小小方塘的美丽景色，而是借以形象地说明书中自有丰富的知识，像“天光云影”一样，在诗人心中久久“徘徊”，荡漾起无比愉悦的阅读满足。同时，以“为有源头活水来”，强调书本知识来源于生活，并不断涵养着诗人的灵魂。又如《近试上张水部》，朱庆馀并非着意表现新婚夫妇的甜蜜恩爱，一个“近试”透露了他真实的写作目的。当时，他去京都长安应试，想请著名诗人、主考官张籍赐教，却一点回音也没有，于是写了这首诗送进张府，以闺意作比，向主考官投石问路。张籍心领神会，便用同样的笔法回了一首《酬朱庆馀》，流为诗坛佳话。任何诗词作品都隐含着诗人由实际生活而触发的情感倾向，正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的那样，“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只有把诗词作品还原于诗人所处的那个特定背景，才能无限接近诗人所要表达的本义。我们很有必要“在自己的内心对作者的‘逻辑’、他的态度、他的文化素养，总而言之，他的世界进行再造”，以核实文本的本义。
　　（二）结合上下语境
　　一首诗、一阕词，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客观存在的，一个词语、一个意象、一个句子，不可能不受上下语境的影响而独立。因而，借助语境，探寻诗词本义，多会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惊喜。《朝天子·咏喇叭》似乎就是一般的咏物诗，刻画喇叭“曲儿小腔儿大”的特点。其实，上下文很多信息暗示这支喇叭非同寻常：“官船”，说明这支喇叭并非民间乐器，而是官府用来“抬声价”的，因而诗人批判的矛头明指喇叭，实指贪官污吏。“军愁”“民怕”“吹翻了这家”“吹翻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也并非突出这支喇叭的特异功能，而是嘲讽贪官污吏仗势欺人，强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以致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又如《江南逢李龟年》，初看，内容一般，无非写老友久别相逢。细看下来，却发觉前两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的铺垫，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一切的繁华都随安史之乱的爆发而成了过眼云烟，而身处“落花时节”这一充满感伤色彩的季节，使前后反差特别强烈，平易如常的言语背后，“时世之凋弊与人生之凄凉飘零，却尽在其中”，不由人不潸然泪下。显然，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尽可能捕捉相关语境中的关键信息，以及色彩、句法、结构所提供的暗示，才能走进诗人真实的内心世界。 　　（三）转换阅读角色
　　文本意义是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如果确定性是本义的客观存在，非确定性就是对文本的多元解读。从逻辑关系上说，确定性具有天然的在先性与根植性，决定了非确定性的方向、外延与层级。为了穿越纷繁的非确定性，我们需要适当转换阅读角色，把自己当做“那一个”，以体会特定境遇中诗人最易潜滋暗长的思想情感。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历来认为是塑造了苏轼雄心勃勃、英武豪迈，决心保家卫国、杀敌立功的英雄形象。我们知道，这首词写于熙宁七年（1074），苏轼由杭州通判迁为密州太守，尽管尚未发生“乌台诗案”，然毕竟受党争影响而受尽排挤，远离了政治中心。身处这种境遇，他真的会“锦帽貂裘”“千骑驰骋”“酒酣胸胆”吗？他实在是在用略显夸张的豪言壮语，装饰一张虚无的布幔，来遮掩一颗无法施展抱负而痛苦挣扎的心。眼看“孙郎”已逝，“冯唐”易老，自己只能“老夫聊发少年狂”，以寻求一点乌托邦式的自我安慰。当然，由于时空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很难实现完全的阅读角色转换与重叠，但是，教师可以补充材料，科学引导。它虽说无法完全复现，但至少可以进行相对意义上的复现，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探讨本义追溯在古诗词阅读中的运用是很有必要的。它的最大贡献在于，能防止李海林老师所说的那样，“取消了文本的确定性，文本成为一只软柿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捏成什么样子就捏成什么样子”，使文本阅读沦为无根基、无原则、无底线、无方向的泛解，“对语文教育来说是致命的”，可称之为“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因为“它从根本上把语文教育的实质性内容从内部掏空，使语文教育空壳化、空洞化和空虚化；它使语文教育失去了作为一门课程的确定性和实在性”。如果把文本阅读比作一棵茂盛的大树，其本义就是树根，而各种衍义就是枝条、叶子。如果不追本溯源，就无法判定那些“枝条”“叶子”是否旁逸斜出，是否他树混杂，是否会让树根不堪重负而危及树本身的健康生长。这涉及了一个“本元解读”和“多元解读”的问题。赫施同样认为：“阐释不能穷尽所有的含义，在这种意义上，每种阐释都是不完全的。然而这种不完全的阐释也还是能包含一个完全正确的强调系统和对整体意义的准确把握。”如果说本义是初始的、定向的、单维的，本义就是“本元解读”；如果说衍义是后续的、多元的、开放的，衍义就是“多元解读”。否认“本元解读”，事实上也就否定了“多元解读”，即使有所谓的“多元解读“，也不过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说，否定了本义以及对本义的有效追溯，等于否定了“文本阅读”的有效落实。况且古诗词历经千百年来无数人的附会穿凿，不少已经逐渐远离了它们的本义而面目全非。《关雎》究竟是描写普通青年男女爱情的民歌，还是依《毛诗序》观点，“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属于吟咏“后妃之德”的颂辞？答案不辩自明。这种政治化、伪圣化的篡读，尤需我们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