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酒泉钢铁公司钢研所职工王锦钊在玉门花海公社附近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中挖掘出了一些木简和麻鞋、麻袜、丝绸碎片、铁甲片、木锥、木勺、木铲、中药、食盐等物。随后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派人前往进行了清理发掘，结果发现有字木简91枚，无字素简12枚，和一件七面棱形觚。几天后，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队长岳邦胡、专业考古工作者吴礽骧等专程从兰州前往进行了考察鉴定，认为这批汉简的内容当属汉代酒泉郡北部都尉的文书档案。原简现藏嘉峪关市长城博物馆。
　　这批简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件被削制成七面形的红柳木棒，专家称之为“觚”。觚是一种多面体的简牍，多为木质，以小树棍为之，削而为三面、四面、五面或者更多，以增加容字，一般用于不太重要的习字书。这件七面棱形觚长37厘米，每面都有用墨写成的隶书字，共212字。文字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为笔录的一篇诏书，计133字；后半部为书信，79字，与前半部分的内容无关。诏书不是原件，是后人的转抄，错别字和假借字较多。从结尾看，尚未抄全，还应有其他内容。下面是经过初步校理后相对完整的一段：
　　制诏：
　　皇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选与地合同，终不复起。谨视皇天之嗣，加曾朕在。善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谞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终身毋已。
　　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选
　　文中的“制诏”就是皇帝的命令和诏书。正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如下：
　　 皇太子啊，我的身体有病，现在将要死了！我将与大地同归一起，终究不能再起身了。希望你谨慎地履行上天安排给你皇位继承人的职责，以延续我未竟的事业。你要好好地对待百姓，按合理的尺度征收赋税；要慰劳亲近那些圣明贤德的人，使有治国才能的人聚集在你的周围；对老百姓要宣扬教化，对列祖列宗要恭敬奉祀，以与天子的地位和职责相称。秦二世胡亥自取灭亡，葬送了秦王朝的天下。希望你认真领会我的教诲，努力实行，永不懈怠。
　　深邃辽远的苍天啊，我再也不能仰望了；广阔深厚的大地啊，我再也不能履踏了，我的生命就此结束了！
　　这篇诏书不见于任何史书。同址出土的木简中有“元平元年十月享字□实卒”的文字，元平是汉昭帝年号，元平元年是公元前74年，距汉武帝去世13年。根据这一年代和诏书的内容，有专家推测，这很可能是后元二年（前87）武帝临终时的遗诏。因为西汉前期皇帝因病危临终而遗诏托孤的，只有武帝一人。
　　并且，这篇诏书文风豪壮而带悲凉伤感，语调执著又直言不讳，和汉武帝晚年所作《秋风辞》及历史上著名的《轮台诏》风格非常一致。
　　《秋风辞》是武帝晚年行幸河东，祭祀后土（地神）后，泛舟于汾河清波之上，与群臣宴饮时所作，为武帝存世不多的诗作之一，历来为诗论家所推崇。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萧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诗以景物起兴，继写楼船中的歌舞盛宴的热闹场面，最后以感叹乐极生悲，人生易老，岁月流逝作结。虽然是即兴之作，但一波三折，抒写得曲折缠绵。鲁迅称这首诗“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清朝的沈德潜在他所编的《古诗源》中说此诗有屈原《离骚》的韵味，并从中品味出了汉武帝业已萌动的悔恨之心。
　　汉武帝晚年，行政苛烦，为法严厉，迷信方士神巫，偏执多疑，喜怒无常。又因疾病缠身，常常怀疑自己身边的人用“巫蛊”之术咒他。
　　汉武帝时代所通行的“巫蛊”形式，大致是用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有的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以为能够使对方罹祸。在我国古代，“巫蛊”曾经是妇女相互仇视时发泄私愤的常用方式之一。
　　征和二年（前91），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并派人用巫术诅咒皇上，在甘泉宫的驰道上埋偶人。公孙贺父子因此而死于狱中，并遭灭族。几个月后，卫皇后的两个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也都因“巫蛊”而被处死。
　　天性宽厚、温和、谨慎的太子刘据，与汉武帝的政治风格多有不同。他不赞同武帝任用酷吏对臣民实行严刑峻法，常常平反一些冤案，因此很得人心，逐渐在身边聚集了一批有政治眼光和政治能力的人。这就引发了那些酷吏们的忌恨和武帝的猜疑。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具有极敏感的政治嗅觉，又有投机之心，受到汉武帝特殊信任并赋予重要权力的直旨绣衣使者江充，利用汉武帝父子政治倾向不同的矛盾，制造了太子宫中埋木人行“巫蛊”的冤案。
　　汉武帝病重时，江充上奏说皇帝的病因在于“巫蛊”，于是皇帝派江充去查办。江充接受了皇帝的指令后，即在长安城中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他指使“胡巫”制造假现场，在太子居住的地方挖出了扎满针的桐木人。这时候，武帝因病在甘泉宫中避暑，长安城中只有皇后和太子。刘据在处于极被动的形势下，召问少傅石德。石德陈说了前丞相公孙贺父子及两位公主曾经遭受的冤屈，并分析当时的形势说，现在巫师与使者挖出了偶人，皇上不知这是巫师放置栽赃陷害，这将成为有力的证据，对此你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面对这种形势，不如假托皇上的诏令，收捕江充，追究他的阴谋。再说，现在皇上在甘泉宫，皇后及其家人前去问安，都不能见到，是活着还是已经驾崩了都无法知道。秦太子扶苏的悲剧不能不引以为戒啊！
　　刘据于是决心起兵，假托皇上旨意告令百官，宣布江充罪行，斩杀江充，将胡巫烧死在上林苑中。在甘泉宫休养的汉武帝得到消息后命令严厉镇压太子军，并且迅速回到长安，停驻城西建章宫，下诏调动郊区军队，亲自在现场指挥。太子军及数万市民与政府军在长安城中大战五天，死伤数万人。最后太子兵败，出城东逃，皇后卫子夫自杀。一个月后，太子也在追捕中自杀。这就是汉代最严重的政治动乱——巫蛊之祸。
　　事变之后，“巫蛊”冤案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知道了太子只是由于恐惧而自保并无谋反之心的真相，又接受了一些臣下的劝谏，内心有所悔悟。他诛灭江充全家，又将江充的同党苏文焚死在横桥上，又“怜太子无辜”，在刘据自杀的地方修筑“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寄托自己的哀痛和思念。
　　这时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又接连失利，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汉武帝经过反思，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征和四年（前89），他公开宣布：“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并正式颁布了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益西乎！……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这篇诏书，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部分朝臣主张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田千秋有感于武帝处理太子一案，遭受杀戮和惩罚的人很多，大臣百姓人人自危，就思谋如何使皇上宽心，以安抚黎民。于是与御史大夫及官爵在“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共同上寿，称颂皇上的德行，并劝谏皇上施行恩惠，减缓刑罚，听赏音乐，涵养心志，和悦精神，为社稷江山的安定和官吏百姓的幸福而自我娱乐宽慰。汉武帝又下诏道：
　　朕之不德，致召非彝。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日止一食者累月，何乐之足听？且至今余巫未息，祸犹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甚愧之，其何寿之有？敬谢丞相二千石，其各就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幸毋复言！
　　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悔过之意。
　　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病情加重，二月立刘弗陵为太子。因太子年仅8岁，就托孤于大将军霍光等。不久，汉武帝即驾崩于五祚宫。太子刘弗陵即位，为汉昭帝。
　　联系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武帝晚年的两篇悔过诏书，玉门花海出土的这篇诏书为武帝遗诏，是极有可能的。那么，这样一篇重要的诏书又为何被史书所漏载呢？它又是如何传到如此遥远的边塞之地的呢？对此，又有人推测可能与昭帝年间平定那场内外勾结的燕王旦篡立事件有一定的联系。
　　古戍苍凉，一段红柳木棒，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