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文学讲座，青年学员递条子问：“什么是幽默？”我说，英语humour，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滑稽、讽刺、诙谐、调侃、揶揄、嘲弄、挖苦、戏谑……都不合适，林语堂先生才选用了谐音词“幽默”，虽说是音译，但从字义上看，这两个汉字还是选得很巧的。
　　学员不满足：“那，究竟什么是幽默呢？”
　　我实在找不出精确的语句来给幽默下定义：“这么说吧，人世间有些事能活活把人气死，有些事能让人恨死，有些事把人冤枉死，有些事把人愁死……你就是真的去死了，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连死都不能解决，还有什么办法吗？有！那就是笑。这种超越了痛苦和死亡的笑，就是幽默。”
　　课后，有好事者找到家里来，非要我讲点儿具体事例不可。我只能坦诚地解剖自己了，纯属真人真事。
　　1966年8月，一个星期六的深夜，北京市农机研究所的一帮红卫兵老将（不是可爱的小将）串通了光彩胡同居委会的一帮男女，约百余人，将我那可怜的斗室团团围住，无瓦的平房顶上都站满了人。我当时最担心的是他们踩塌了泥顶子掉下来———这房子年年漏雨，檩条椽子多被雨水沤朽了，房管所就是拖着不给翻修。
　　“赵大年，滚出来！”一个姓张的女头目杀气腾腾地扯着尖嗓子吼叫。
　　很快，我被红卫兵用绳子捆起来，紧接着是翻箱倒柜，彻底抄家。此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深感惭愧———我家实在是太穷啦。1958年年底我被我热爱的部队“复员处理”回到故乡北京，失业一年，坐吃山空，到农机研究所重新参加工作，按大学生待遇，月工资56元，两个孩子的托儿费每月57元，幸亏受我牵连的妻子还挣40元工钱……因为种种难言之隐，才害得红卫兵老将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仅从寒舍抄出来一把菜刀，一条麻绳（还捆在我身上了），外加3元7角5分人民币。
　　人说话要凭良心，我当时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便对那女头目说：“实在对不起，我太穷啦。大胆建议你们下月5号发了工资之后再来一趟，可别晚过9号！我是富不了三天、穷不了一个月的人哪！”女头目居然被我逗笑了。好，一笑解千愁，今夜没大事了。我被扔进汽车拉回研究所。第二天看见“战果公报”上说：“菜刀可以杀人，麻绳可以上吊！”审讯时我表示完全同意。他们不好意思公布我的“财产状况”，据说是怕给社会主义抹黑。我对此也深表感谢，无论如何，这也算给我保全了一点面子啊。
　　我的表妹也被批斗。她出生在日本東京，取名东辉，这是她第一条罪状。第二条嘛，是抄出了她的日记，还有属于“第三者”的什么信件。她被批斗的当天就上吊自杀了。
　　她的孩子长大之后问我：“妈妈是怎么死的？”我很严肃地告诉他：“你妈妈缺少幽默感。”
　　幽默是强者的声音，笑比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