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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一个来自日本伊豆,在中国人气飙升的年轻人,被称为在中国发展的知名度最高的日本80后,也是媒体曝光率最高、唯一扮演“时政评论员”角色的在华老外。加藤因为其帅帅的外表、流利的中文表达、充沛的才气,最主要的,是他在磨难中奋进的精神,深得中国同龄人的敬佩。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也十分推崇这个26岁的日本年轻人,对他的优秀素质不吝褒奖:“年轻人该怎样生活?向加藤同志学习!”
为父还债 ,周旋于黑道
1984年4月28日,加藤出生在日本伊豆的一个小村子,出生前两个小时,饱受癌症折磨的奶奶终于没有等到孙子的降生,离开了人世。加藤的到来和奶奶的离世让这个家庭悲喜交加,加藤相信,自己和奶奶冥冥中有某种生命的轮回。
5岁那年,一场车祸让加藤躺在床上两个星期都没醒过来,正当家人为他准备后事的时候,他却奇迹般地苏醒了。由于多处受伤,加藤在床上躺了半年。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日子里,小加藤想了很多——奶奶和自己,今天和明天,生生死死……也许从那时候开始,加藤学会了独立思考。
1995年,加藤的父亲加藤忠元和几个朋友在山梨县办了一个挖沙卖沙的矿场,全家人由伊豆的静冈县搬到了山梨县。出于对矿场的信心,父亲借钱盖了一座很大的房子。可没想到矿场开业没多久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反对,很快就被政府封停了。矿场加上盖房子的钱一共欠了一亿日元,相当于六七百万人民币的欠款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压力可想而知。
父亲开始每天抽烟酗酒来麻醉自己。母亲看着来追债的人泪流满面,她不知道这个家庭还有她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应该怎么办。虽然刚刚11岁,加藤已经1米7了,满脸稚气却已经像个小男子汉了。为了还债,父亲和母亲都身兼数职,拼命赚钱。加藤也不例外,13岁的时候,托别人介绍,他找到了一个送报纸的兼职。为了保证订户一起床就能看到当天的报纸,加藤必须每天早上3点起床,3点半赶到报纸取送点,挨家挨户爬楼梯去送,一直要到5点半左右才能送完,然后赶快回家吃饭,6点多去上学。春夏秋冬、风霜雨雪,这样的日子加藤坚持了四年多。
送报纸虽然辛苦,但和被黑道追债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因为迟迟不能还钱,债主们也没了耐心,黑道开始介入,常常到加藤家骚扰。加藤告诉母亲:“以后黑道打来的电话让我一个人接,如果我不在家,电话就不要接。黑道找上门来,让我去和他们周旋谈判。”母亲看着加藤坚毅的表情,眼泪掉了下来。“铃铃铃”,家里的电话一响,就像平静的生活投下一颗炸弹,全家人神经立刻紧张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着电话机,然后看着加藤……
催债的电话很频繁,有时候一家人没有办法休息,加藤无可奈何只能换一个新的号码。可对方立刻就找上门来,有时候家里没人,他们就去加藤学校附近埋伏。一放学,三个黑道的人就把加藤堵住了,半开玩笑地从加藤背后踢一脚,推过来推过去,把他推到墙角,围在中间,抓头发,扇耳光,踢肚子,加藤不敢还手,他把胳膊抬起来护住脸,他知道任何抵抗都会让这种打骂更猛烈。
回家后,加藤什么都不说。长期被逼债,家人一看他狼狈的样子就什么都明白了。父亲无奈地叹气喝酒,母亲只好装作没看见,偷偷抹眼泪。为了躲债,换电话号码成了家常便饭,实在不行,就只好租房子搬家,粗算一下搬过二十多次家了。
高中二年级,加藤开始给别人做日文和英文翻译,收入有了很大改观。但相比一亿日元的庞大债务,这也只是杯水车薪。幸好2003年初,父亲的矿场终于宣布破产了,所有的债务由公司偿还,加藤家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可随即,上大学的问题立刻摆在了加藤面前。
反日游行事件中崭露头角
2003年初,加藤接到了东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家里没有丝毫积蓄,东京大学没有奖学金,加上日本的学校没有宿舍,学生必须在校外花钱租房子。加藤算来算去,这些费用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决定不上大学了,工作赚钱供弟弟妹妹读书。
正巧,一个星期以后,北京大学在日本招收留学生,老师推荐了加藤。北京大学看了加藤的简历和成绩以后,决定为他提供全额奖学金。尽管加藤当时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小学课本,尽管当时他一句汉语都不会说,尽管他没有一个中国朋友,他还是立刻就答应了。这是老天给他的机会,冥冥之中,加藤觉得他和中国很有缘。
2003年春天,加藤带着简单的行李经过3个半小时的航程来到北京。不会汉语,没有朋友,没有积蓄,这种“三无”的状态让他的生活完全清零。未知并不可怕,对于勇敢者来说,未知只代表无限可能。加藤深吸一口气:北京,我来了。
当时正值2003年非典时期,虽然政府在危机面前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但非典的恐怖气氛仍然笼罩了全城。加藤到学校不久,就接到日本大使馆的通知,要求所有在华的日本人回国。当身边的留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加藤却没有丝毫回国的意思。除了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其实加藤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他想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汉语,出去打工赚钱。
让同学吃惊的是,三个月以后,加藤就学会了日常的汉语会话,并找到了中日文翻译的工作。半年后,他就是一个说汉语带着儿化音,熟知中国文化的中国通了。2004年,加藤竞选当上了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的会长,并兼职在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做日语老师。
作为北大日本人协会的会长,加藤非常活跃,他常常往返于日本大使馆和学校之间,组织了很多有意义的活动。2005年,由他发起并组织的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学生互访交流项目“京论坛”赢得了广泛关注。在他的努力下,“京论坛”每年都成功举办,并且逐渐扩大了与会者的范围——除了中日两国学生,还有德国和韩国的学生参与其中。
2005年4月,一股反日游行的风潮席卷北京高校。4月9日,北大、清华等几所高校的学生组织了反日游行。4月10日,凤凰卫视的时事点评节目“凤凰全球连线”邀请加藤作连线报道,主持人胡一虎抛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加藤,你认为昨天发生的反日游行责任在中方还是在日方?”“凤凰全球连线”是凤凰卫视的一档直播节目,在全球的华人圈里有很大影响力。学习国际关系的加藤深知,在游行刚刚结束的风口浪尖上,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加藤沉思了一瞬间,沉着地说:“既然我们把这次游行视为外交事件,那么原因肯定来自双方,两国必须对此作好反思,寻找解决之道。但我作为日本人,希望本国某些政治家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端正态度”。
这个回答非常巧妙,他既避开了正面回答,表达了自己观点和立场,又尊重了中国人民的情绪和心理接受能力。对于从来没有在媒体上露过面的一个大学生来说,这个回答堪称完美。通过凤凰卫视的节目,加藤嘉一的名字很快就被大众熟悉了。
酷爱长跑的民间“遣唐使”
从那以后,加藤更加关注中日关系的发展。2005年到2008年几年间,随着中日关系从融冰到和谐发展的大趋势,加藤参加了70多次国际及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和学术研讨会,接受过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日本NHK等多家权威媒体的采访,并发表了众多关于中日关系、中日交流的见解和评论文章。
2008年3月,加藤在凤凰网开设博客,对中日关系、中日交流发表评论文章,没想到短短三个月后点击量就超过了300万。而他在《望东方周刊》《南方周末》《环球时报》《英国金融时报》等报刊开设的专栏也获得了好评。这个来自日本的年轻人人气飙升,被称为在中国发展的知名度最高的日本80后,也是媒体曝光率最高、唯一扮演“时政评论员”角色的在华老外。
人气的提升给加藤带来了很大的知名度,但也让他更加忙碌。他每天都如饥似渴地关注国际最新动态,撰写评论文章,参加社会活动,录制电视节目,接受媒体采访。而当时他最重要的角色还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由于参加了太多的社会活动,并毫不掩饰地在文章和公开场合表达对教育和社会问题的不满,加藤在同龄的学生里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另类”。加藤坦言:“幸好北京大学给了我很宽松的环境。”
2010年夏天,加藤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顺利拿到了研究生毕业证书。正当很多同学抱怨工作难找,四处投简历、找关系的时候,加藤却收到了100多份工作邀请函,这其中有公司甚至愿意出百万年薪邀请他。日本政界的某位领导人也向他发出了邀请,希望他回国给自己当助手,一同参加总统竞选。对于这些邀请,加藤丝毫不为所动。他说,钱和职位对于目前的他并不是最重要的,他希望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相比很多稳当高薪的工作,他更愿意当一个中日友好关系的民间“遣唐使”。“只有以独立的身份和人格,才能在媒体上发表公正的言论。”
毕业后的加藤更加忙碌了,他现在每天4点起床,然后10公里长跑,上午一般上网看新闻,写文章,下午参加社会活动,晚上写分析报告和书稿。到现在,他已经出版过《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红楼飞雪——海外校友情忆北大1947-2008》《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四本书了。
提起长跑,加藤很得意,他说他从小喜欢跑步,尤其喜欢长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还拿到过日本国家队800米长跑的第二名。如果不是高中二年级放弃专业训练,现在有可能是一个长跑运动员呢。虽然离开专业训练已经好几年了,但每天的10公里长跑是必修课,无论多忙都一直坚持了下来。
“长跑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项体力运动,更是对意志的考验。”加藤笑着说,“其实,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来中国改变了我的生活,不管以后的路会怎样,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发挥出自己所有的潜能。像跑步一样,我不会停下,不会放慢速度,我愿意始终奔跑在人生的马拉松上。”
编辑/任 涓woshirenjuan@126.com
为父还债 ,周旋于黑道
1984年4月28日,加藤出生在日本伊豆的一个小村子,出生前两个小时,饱受癌症折磨的奶奶终于没有等到孙子的降生,离开了人世。加藤的到来和奶奶的离世让这个家庭悲喜交加,加藤相信,自己和奶奶冥冥中有某种生命的轮回。
5岁那年,一场车祸让加藤躺在床上两个星期都没醒过来,正当家人为他准备后事的时候,他却奇迹般地苏醒了。由于多处受伤,加藤在床上躺了半年。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日子里,小加藤想了很多——奶奶和自己,今天和明天,生生死死……也许从那时候开始,加藤学会了独立思考。
1995年,加藤的父亲加藤忠元和几个朋友在山梨县办了一个挖沙卖沙的矿场,全家人由伊豆的静冈县搬到了山梨县。出于对矿场的信心,父亲借钱盖了一座很大的房子。可没想到矿场开业没多久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反对,很快就被政府封停了。矿场加上盖房子的钱一共欠了一亿日元,相当于六七百万人民币的欠款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压力可想而知。
父亲开始每天抽烟酗酒来麻醉自己。母亲看着来追债的人泪流满面,她不知道这个家庭还有她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应该怎么办。虽然刚刚11岁,加藤已经1米7了,满脸稚气却已经像个小男子汉了。为了还债,父亲和母亲都身兼数职,拼命赚钱。加藤也不例外,13岁的时候,托别人介绍,他找到了一个送报纸的兼职。为了保证订户一起床就能看到当天的报纸,加藤必须每天早上3点起床,3点半赶到报纸取送点,挨家挨户爬楼梯去送,一直要到5点半左右才能送完,然后赶快回家吃饭,6点多去上学。春夏秋冬、风霜雨雪,这样的日子加藤坚持了四年多。
送报纸虽然辛苦,但和被黑道追债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因为迟迟不能还钱,债主们也没了耐心,黑道开始介入,常常到加藤家骚扰。加藤告诉母亲:“以后黑道打来的电话让我一个人接,如果我不在家,电话就不要接。黑道找上门来,让我去和他们周旋谈判。”母亲看着加藤坚毅的表情,眼泪掉了下来。“铃铃铃”,家里的电话一响,就像平静的生活投下一颗炸弹,全家人神经立刻紧张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着电话机,然后看着加藤……
催债的电话很频繁,有时候一家人没有办法休息,加藤无可奈何只能换一个新的号码。可对方立刻就找上门来,有时候家里没人,他们就去加藤学校附近埋伏。一放学,三个黑道的人就把加藤堵住了,半开玩笑地从加藤背后踢一脚,推过来推过去,把他推到墙角,围在中间,抓头发,扇耳光,踢肚子,加藤不敢还手,他把胳膊抬起来护住脸,他知道任何抵抗都会让这种打骂更猛烈。
回家后,加藤什么都不说。长期被逼债,家人一看他狼狈的样子就什么都明白了。父亲无奈地叹气喝酒,母亲只好装作没看见,偷偷抹眼泪。为了躲债,换电话号码成了家常便饭,实在不行,就只好租房子搬家,粗算一下搬过二十多次家了。
高中二年级,加藤开始给别人做日文和英文翻译,收入有了很大改观。但相比一亿日元的庞大债务,这也只是杯水车薪。幸好2003年初,父亲的矿场终于宣布破产了,所有的债务由公司偿还,加藤家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可随即,上大学的问题立刻摆在了加藤面前。
反日游行事件中崭露头角
2003年初,加藤接到了东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家里没有丝毫积蓄,东京大学没有奖学金,加上日本的学校没有宿舍,学生必须在校外花钱租房子。加藤算来算去,这些费用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决定不上大学了,工作赚钱供弟弟妹妹读书。
正巧,一个星期以后,北京大学在日本招收留学生,老师推荐了加藤。北京大学看了加藤的简历和成绩以后,决定为他提供全额奖学金。尽管加藤当时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小学课本,尽管当时他一句汉语都不会说,尽管他没有一个中国朋友,他还是立刻就答应了。这是老天给他的机会,冥冥之中,加藤觉得他和中国很有缘。
2003年春天,加藤带着简单的行李经过3个半小时的航程来到北京。不会汉语,没有朋友,没有积蓄,这种“三无”的状态让他的生活完全清零。未知并不可怕,对于勇敢者来说,未知只代表无限可能。加藤深吸一口气:北京,我来了。
当时正值2003年非典时期,虽然政府在危机面前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但非典的恐怖气氛仍然笼罩了全城。加藤到学校不久,就接到日本大使馆的通知,要求所有在华的日本人回国。当身边的留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加藤却没有丝毫回国的意思。除了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其实加藤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他想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汉语,出去打工赚钱。
让同学吃惊的是,三个月以后,加藤就学会了日常的汉语会话,并找到了中日文翻译的工作。半年后,他就是一个说汉语带着儿化音,熟知中国文化的中国通了。2004年,加藤竞选当上了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的会长,并兼职在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做日语老师。
作为北大日本人协会的会长,加藤非常活跃,他常常往返于日本大使馆和学校之间,组织了很多有意义的活动。2005年,由他发起并组织的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学生互访交流项目“京论坛”赢得了广泛关注。在他的努力下,“京论坛”每年都成功举办,并且逐渐扩大了与会者的范围——除了中日两国学生,还有德国和韩国的学生参与其中。
2005年4月,一股反日游行的风潮席卷北京高校。4月9日,北大、清华等几所高校的学生组织了反日游行。4月10日,凤凰卫视的时事点评节目“凤凰全球连线”邀请加藤作连线报道,主持人胡一虎抛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加藤,你认为昨天发生的反日游行责任在中方还是在日方?”“凤凰全球连线”是凤凰卫视的一档直播节目,在全球的华人圈里有很大影响力。学习国际关系的加藤深知,在游行刚刚结束的风口浪尖上,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加藤沉思了一瞬间,沉着地说:“既然我们把这次游行视为外交事件,那么原因肯定来自双方,两国必须对此作好反思,寻找解决之道。但我作为日本人,希望本国某些政治家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端正态度”。
这个回答非常巧妙,他既避开了正面回答,表达了自己观点和立场,又尊重了中国人民的情绪和心理接受能力。对于从来没有在媒体上露过面的一个大学生来说,这个回答堪称完美。通过凤凰卫视的节目,加藤嘉一的名字很快就被大众熟悉了。
酷爱长跑的民间“遣唐使”
从那以后,加藤更加关注中日关系的发展。2005年到2008年几年间,随着中日关系从融冰到和谐发展的大趋势,加藤参加了70多次国际及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和学术研讨会,接受过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日本NHK等多家权威媒体的采访,并发表了众多关于中日关系、中日交流的见解和评论文章。
2008年3月,加藤在凤凰网开设博客,对中日关系、中日交流发表评论文章,没想到短短三个月后点击量就超过了300万。而他在《望东方周刊》《南方周末》《环球时报》《英国金融时报》等报刊开设的专栏也获得了好评。这个来自日本的年轻人人气飙升,被称为在中国发展的知名度最高的日本80后,也是媒体曝光率最高、唯一扮演“时政评论员”角色的在华老外。
人气的提升给加藤带来了很大的知名度,但也让他更加忙碌。他每天都如饥似渴地关注国际最新动态,撰写评论文章,参加社会活动,录制电视节目,接受媒体采访。而当时他最重要的角色还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由于参加了太多的社会活动,并毫不掩饰地在文章和公开场合表达对教育和社会问题的不满,加藤在同龄的学生里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另类”。加藤坦言:“幸好北京大学给了我很宽松的环境。”
2010年夏天,加藤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顺利拿到了研究生毕业证书。正当很多同学抱怨工作难找,四处投简历、找关系的时候,加藤却收到了100多份工作邀请函,这其中有公司甚至愿意出百万年薪邀请他。日本政界的某位领导人也向他发出了邀请,希望他回国给自己当助手,一同参加总统竞选。对于这些邀请,加藤丝毫不为所动。他说,钱和职位对于目前的他并不是最重要的,他希望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相比很多稳当高薪的工作,他更愿意当一个中日友好关系的民间“遣唐使”。“只有以独立的身份和人格,才能在媒体上发表公正的言论。”
毕业后的加藤更加忙碌了,他现在每天4点起床,然后10公里长跑,上午一般上网看新闻,写文章,下午参加社会活动,晚上写分析报告和书稿。到现在,他已经出版过《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红楼飞雪——海外校友情忆北大1947-2008》《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四本书了。
提起长跑,加藤很得意,他说他从小喜欢跑步,尤其喜欢长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还拿到过日本国家队800米长跑的第二名。如果不是高中二年级放弃专业训练,现在有可能是一个长跑运动员呢。虽然离开专业训练已经好几年了,但每天的10公里长跑是必修课,无论多忙都一直坚持了下来。
“长跑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项体力运动,更是对意志的考验。”加藤笑着说,“其实,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来中国改变了我的生活,不管以后的路会怎样,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发挥出自己所有的潜能。像跑步一样,我不会停下,不会放慢速度,我愿意始终奔跑在人生的马拉松上。”
编辑/任 涓woshirenju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