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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1954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解放军二军大部、六军一部、五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全体集体转业，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次年初，农垦部和建设兵团研究，计划在河南、四川、江苏、山东等省继续调集人员。这些地方的不少年青人由此而入疆……50年过去了，说起当年人疆的经历，他们中的许多人依然感慨万分。
新疆寻梦
“那年我初中毕业，全县可能只有三四个初中毕业生吧，”50年后，朱敬林仍然很自豪曾经是全县拔尖的人才，正因如此，他被选中参加了支援新疆的队伍，“全县只有一个中学，我一毕业，乡上就发了通知，我报了名，去新疆开拖拉机。”他当时得到的消息是，在新疆开拖拉机每个月的工资是50元，“比县长的工资都高啊，”朱敬林毫不犹豫，那时，填饱肚子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从新疆到县里宣传发动的人说：“凡是有文化的，到新疆可以做技术工作。”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美事，他报名后只等着未来的好日子了。这时，新疆在朱敬林的心里成了一个大大的、可以吃上一月、一年的饼，他再不想饿肚子了。
1956年5月20日，朱敬林从河南商丘上了西行的火车。“我们县来了两千多人，有一个民政局长送，新疆去了一个连级指导员接的。”他用一个被单裹了几件衣服，家里没有什么可以带出来的东西，“每一个车站都发馍、大饼和饼干，不用花钱，吃饭都是政府管。”一路上敲敲打打，锣鼓喧天，每一个车站都是欢迎的人群，这是一道让朱敬林激动的风景。
“我的老家是河南省柘城县的，那年我还不满18岁啊!”那年，白秀荣是一个性格活泼的姑娘，“我那时就很要强，我想自己出去闯闯。”白秀荣记不清是不是上了朱敬林的那趟火车，但应该是差不多的日子，“到我们县里宣传的人说新疆好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像我们年龄小的还可以上学。”她是唱着歌上的火车，远方正吸引着她和一帮姐妹。
火车走得很慢，晃荡了7天之后，甘肃张掖到了，在这里，从新疆来接人的汽车已经排开了溜等在那里。这时，“再往前走，路两边的景色都变了，一点绿色都没有了。”一路上有说有笑的年轻人上了汽车之后，全都闭上了嘴，有的竟然抱头哭了起来。 可是，汽车却没有停下来，这些年轻人的哭声和眼泪洒落在干涸的沙漠里，很快就蒸发了。白秀荣身边的哭声更多，那些懵懂的姑娘突然面对不同于家乡的景致，心头遭到了难以承受的打击。“我不能出尔反尔啊，我们全县来了好几千人，十五六岁的，十七八岁的，都还没有结婚。”这帮小姑娘不同于朱敬林那些人，他们从小在县城长大，去新疆为寻梦为了好奇，而非填肚子，可是，他们在半道上突然发现，梦过早地破灭了。
汽车的行程又是七天，昼行夜宿，见不到了城市，乡村也退去了，兵站是他们唯一能够住宿和补充给养的地方。过了星星峡，新疆，一个超出朱敬林和白秀荣想像的地方，朝着从东方走了几千公里路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扑面而来。“闻一闻，连风的味道都不一样了。”
“那年七月，我拿到了新疆军区的学校录取通知书，”赵天益目前已从兵团党委组织部领导职位上退了下来，“我们那一批人全是学生啊，有河北的、江苏的、河南的。”
1954年，解放军一野二军、六军，陶峙岳的起义部队22兵团，三区民族军等军队放下了武器，在新疆就地转业为生产建设兵团。“王震向中央要人，中央就批准了三省选拔2000多青年学生支援新疆。”赵天益感慨万千，“我们那批河南来的学生，几乎抽干了郑州、洛阳各个中学的尖子生。”他那时经常是洛阳孟津一所中学的第一名。
赵天益收到从新疆来的通知书之前，他已经被一所地质学校录取了。“团委动员我到新疆，我第一个报了名，第一个就录取了，”他那时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到北京读中国人民大学，“我妈找很多人说服我，不要到新疆去，她为此患了一场病差点死去。”但他已经别无选择，对他很器重的中学校长孙景云找来一辆马车，把他和一个同校的女生吉惠芳送上了去往远方的路途。
赵天益和他同学抱着一个美好的梦想，到新疆上学去!可是，学校在哪里呢?“开始说学校在兰州，我们就被火车拉到兰州，后来又说在乌鲁木齐，就又被拉到武威转汽车，一路不停往西赶，下车一看，已经到了石河子。”那是一片戈壁，比河南省还要大的准葛尔沙漠，“第三天，我们就被分到农八师机耕农场(现石河子总场)连队种棉花。”
“招生的时候，新疆去的人穿的是便装，一上火车，他们全都换成了军装，我们思想上一下子波动很大。”白武剑也是从洛阳上的火车，“每人发了一套蓝色衣服，上衣口袋上一个红方块‘学生建设边疆大队’，我先被分到独立28团(现兵团农十师前身)，后来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去读书。”28团在距离乌鲁木齐700公里之外的一个小镇上，等他走了10天赶到时，“名额已经被别人顶了，军队的领导说你就上个中专去吧。”他又带上行李赶到呼图壁，“在那里上了一个培训班，学了半年大地测量。”
那批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到新疆读书深造的梦想一个接一个的破灭了，只有少部分河南籍学生经过几番周折，才进了八一农学院(现新疆农业大学)。
赵天益那些到来的“学生军”，后来大都工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建设兵团的主要岗位。赵天益后来官至建设兵团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局长。
八千湘女上天山
“比我们进疆更早的是1951年来的湖南女兵，还有1952年的一批山东妇女，”赵天益退休后整理资料，他曾经想写一部内地人移民新疆的电视剧，写他和那个年代人的故事，新疆兵团成立之后，几十万官兵就地安置落户，女人稀缺了。“我们到的时候，婚姻问题才解决到连级。”
1950年春，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震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去信，提出“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参加支援新疆建设的请求，得到黄克诚的响应。
“那年，在湖南，有一股子参军热，”65岁的齐护华拿出了一大盒子毛泽东主席纪念章，这是她在新疆工作几十年获得的奖励，“我们小孩子也闹着去，接兵的人就成立了一个幼年文工团，招收了30多个从11岁到15岁的孩子。”齐护华11岁，她和母亲、弟妹们生活在长沙一所旧屋里，她那时不知道父亲齐耀荣去了哪里，直到若干年后，她才得知父亲远在台湾，是黄埔六期生，国民党中将。
1951年4月2日，齐护华拿到了一个“应聘证”，是新疆省(后改为自治区)政府湖南招聘团发的，填写的部门为“幼年”。“发了军装，我记得穿了一条黄色的裙子。”她不顾母亲的阻挠，远方在召唤着她。30多个15岁以下的女孩，上了一列装满了18岁以上妇女的火车。那几年，这样的火车从湖南发出多列，后被人称为“八千湘女上天山”。
齐护华不认为自己是“八千湘女”中 的一员：“她们是来嫁人的，我不是，我是参加军区文工团，搞文艺演出的。”火车开到西安就停了下来，继续前行就换了盖着帆布的卡车。“我们的车上装了一麻袋成菜、大饼，那时，高兴得很啊。”刺激、新鲜，11岁女孩因见了世面而快乐着，但是，前方怎样呢?什么样的生活等着她呢?“走了几天，我们这些孩子就哭了，想家，害怕。”卡车走了差不多一个月，新疆在望了，齐护华不知道其他车上的女人在逐渐减少，车辆也在减少。自哈密之后，这些载满了“湘女”的汽车被一批批分流，她们去往的是一个个部队驻地，她们未来的日子，幸福和磨难都在那里等着她们。30多个湖南“幼女”被分成了两部分，一批去了一师，齐护华则跟随另一批到了起义部队的一个剧团。
齐护华虽然不认为自己是到新疆嫁给军人的，但她最终还是嫁给了一位从军事院校毕业进疆的广西人。“有一天，领导说，齐护华你们把事情办了吧。”1960年1月，她20岁，喜欢上了27岁的何继筹，“还没一起上过几次街，把两个人的铺盖抱在一起，找了张桌子，就把婚结了。”她记得那天办婚事的有好几对，她的新房里贴满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和毛主席像，“很有意思。”
从剧团出来后，齐护华很少见到一起来的湖南姐妹，“那年来的湖南妹子中我应该算是最晚一个结婚的，”自此，八千湘女在天山脚下，全部有了归宿。
漫漫思乡路
312国道和陇海——兰新铁路是新疆通往内地的两大交通动脉，使得内地和新疆血脉相连。这是两条不归路，也是两条思乡路，路的那头是家乡，路的这头是落地生根的儿女晚辈、世代繁衍。
两条动脉走哈密、过吐鲁番后分了岔，一条通往乌鲁木齐、石河子、伊犁等北疆各地，一条通往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南疆各城镇，面朝东方，在天山南北，那是一个大大的“人”字。这个字，是自1950年代之后，一批又一批内地移民的双脚走出来的，数百万内地移民摩肩接踵，沿着这个“人”字，在鲜有人迹的地方发了芽。
“今年无论如何要回一次老家，再不回去看看就没有机会了。”朱敬林一天之内把这句说了多遍。他第一次回家是1970年，他说那次实在太想家了，憋得受不了，就带着一家7口回了老家。50年来，他回家4次，最近一次也已是20年前了。“我计划三年了，每次都没走成”，他在新疆安顿之后，陆续把姐姐一家和母亲接了过来，哥哥嫂子去世后，老家直系的亲人只有一个侄儿，“可我就是想去看一眼，太舍不得那块乡土了!”
发誓要离开新疆的白秀荣最终把青春韶华留了下来。“妈妈思念我太强烈了，1958年竟找来了，”母亲和她一块儿生活在了新疆，可父亲为了工作孤单单留在老家不能离开，“爸爸想我啊，他看见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姑娘从我们家门口过，就以为是我回去了，喊着我的名字追出去。”父亲常常在半夜醒来，梦游般到大街上寻找女儿。1958年10月，白秀荣的父亲在对女儿万般的思念中离世。“我没能回去看他最后一眼，回家要排队，轮不上我。”白秀荣嘘吁不已，这是她一生的痛。白秀荣第一次回家是在进疆35年后。1991年，她带着儿子回到了柘城老家，所有的亲戚都来看她了，挨家轮着请吃饭，接连20多天，说不完的家常话，叙不尽的相思苦。那是她第一次回家，也是50年中的唯一一次。“下一次?天天都在计划，谁知道还能不能回家看看呢?”她不敢奢望。
白秀荣母亲进疆随女儿定居之后，河南省柘城县投靠而来的人接连不断。白秀荣提干后有几年分管组织工作，安排了不少河南籍人在石河子各个连队和工厂。“亲戚朋友来了不少，洛阳老家的也过来很多人，他们现在也都在这儿安下家了。”一面是对故土的思恋，一面是设法将更多的同乡亲朋办成新疆移民。
今年夏天，又一批河南、山东籍移民在农十师183团的一个连队分到了田地。“每年都有新人来，他们当中会有一半人留下来，”一个老住户指着一排新盖的房子说，“等着吧，明年，还会有人来。”
312国道和陇海——兰新线是两条永不停歇的移民路。
在西距乌鲁木齐700公里的伊犁河右岸，一个缓缓的山坡上，拖拉机正犁开从未种过庄稼的荒原，一排排整齐的屋舍差不多竣工了。用不了多久，伊犁河边的土地将迎来新主人。
新疆寻梦
“那年我初中毕业，全县可能只有三四个初中毕业生吧，”50年后，朱敬林仍然很自豪曾经是全县拔尖的人才，正因如此，他被选中参加了支援新疆的队伍，“全县只有一个中学，我一毕业，乡上就发了通知，我报了名，去新疆开拖拉机。”他当时得到的消息是，在新疆开拖拉机每个月的工资是50元，“比县长的工资都高啊，”朱敬林毫不犹豫，那时，填饱肚子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从新疆到县里宣传发动的人说：“凡是有文化的，到新疆可以做技术工作。”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美事，他报名后只等着未来的好日子了。这时，新疆在朱敬林的心里成了一个大大的、可以吃上一月、一年的饼，他再不想饿肚子了。
1956年5月20日，朱敬林从河南商丘上了西行的火车。“我们县来了两千多人，有一个民政局长送，新疆去了一个连级指导员接的。”他用一个被单裹了几件衣服，家里没有什么可以带出来的东西，“每一个车站都发馍、大饼和饼干，不用花钱，吃饭都是政府管。”一路上敲敲打打，锣鼓喧天，每一个车站都是欢迎的人群，这是一道让朱敬林激动的风景。
“我的老家是河南省柘城县的，那年我还不满18岁啊!”那年，白秀荣是一个性格活泼的姑娘，“我那时就很要强，我想自己出去闯闯。”白秀荣记不清是不是上了朱敬林的那趟火车，但应该是差不多的日子，“到我们县里宣传的人说新疆好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像我们年龄小的还可以上学。”她是唱着歌上的火车，远方正吸引着她和一帮姐妹。
火车走得很慢，晃荡了7天之后，甘肃张掖到了，在这里，从新疆来接人的汽车已经排开了溜等在那里。这时，“再往前走，路两边的景色都变了，一点绿色都没有了。”一路上有说有笑的年轻人上了汽车之后，全都闭上了嘴，有的竟然抱头哭了起来。 可是，汽车却没有停下来，这些年轻人的哭声和眼泪洒落在干涸的沙漠里，很快就蒸发了。白秀荣身边的哭声更多，那些懵懂的姑娘突然面对不同于家乡的景致，心头遭到了难以承受的打击。“我不能出尔反尔啊，我们全县来了好几千人，十五六岁的，十七八岁的，都还没有结婚。”这帮小姑娘不同于朱敬林那些人，他们从小在县城长大，去新疆为寻梦为了好奇，而非填肚子，可是，他们在半道上突然发现，梦过早地破灭了。
汽车的行程又是七天，昼行夜宿，见不到了城市，乡村也退去了，兵站是他们唯一能够住宿和补充给养的地方。过了星星峡，新疆，一个超出朱敬林和白秀荣想像的地方，朝着从东方走了几千公里路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扑面而来。“闻一闻，连风的味道都不一样了。”
“那年七月，我拿到了新疆军区的学校录取通知书，”赵天益目前已从兵团党委组织部领导职位上退了下来，“我们那一批人全是学生啊，有河北的、江苏的、河南的。”
1954年，解放军一野二军、六军，陶峙岳的起义部队22兵团，三区民族军等军队放下了武器，在新疆就地转业为生产建设兵团。“王震向中央要人，中央就批准了三省选拔2000多青年学生支援新疆。”赵天益感慨万千，“我们那批河南来的学生，几乎抽干了郑州、洛阳各个中学的尖子生。”他那时经常是洛阳孟津一所中学的第一名。
赵天益收到从新疆来的通知书之前，他已经被一所地质学校录取了。“团委动员我到新疆，我第一个报了名，第一个就录取了，”他那时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到北京读中国人民大学，“我妈找很多人说服我，不要到新疆去，她为此患了一场病差点死去。”但他已经别无选择，对他很器重的中学校长孙景云找来一辆马车，把他和一个同校的女生吉惠芳送上了去往远方的路途。
赵天益和他同学抱着一个美好的梦想，到新疆上学去!可是，学校在哪里呢?“开始说学校在兰州，我们就被火车拉到兰州，后来又说在乌鲁木齐，就又被拉到武威转汽车，一路不停往西赶，下车一看，已经到了石河子。”那是一片戈壁，比河南省还要大的准葛尔沙漠，“第三天，我们就被分到农八师机耕农场(现石河子总场)连队种棉花。”
“招生的时候，新疆去的人穿的是便装，一上火车，他们全都换成了军装，我们思想上一下子波动很大。”白武剑也是从洛阳上的火车，“每人发了一套蓝色衣服，上衣口袋上一个红方块‘学生建设边疆大队’，我先被分到独立28团(现兵团农十师前身)，后来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去读书。”28团在距离乌鲁木齐700公里之外的一个小镇上，等他走了10天赶到时，“名额已经被别人顶了，军队的领导说你就上个中专去吧。”他又带上行李赶到呼图壁，“在那里上了一个培训班，学了半年大地测量。”
那批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到新疆读书深造的梦想一个接一个的破灭了，只有少部分河南籍学生经过几番周折，才进了八一农学院(现新疆农业大学)。
赵天益那些到来的“学生军”，后来大都工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建设兵团的主要岗位。赵天益后来官至建设兵团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局长。
八千湘女上天山
“比我们进疆更早的是1951年来的湖南女兵，还有1952年的一批山东妇女，”赵天益退休后整理资料，他曾经想写一部内地人移民新疆的电视剧，写他和那个年代人的故事，新疆兵团成立之后，几十万官兵就地安置落户，女人稀缺了。“我们到的时候，婚姻问题才解决到连级。”
1950年春，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震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去信，提出“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参加支援新疆建设的请求，得到黄克诚的响应。
“那年，在湖南，有一股子参军热，”65岁的齐护华拿出了一大盒子毛泽东主席纪念章，这是她在新疆工作几十年获得的奖励，“我们小孩子也闹着去，接兵的人就成立了一个幼年文工团，招收了30多个从11岁到15岁的孩子。”齐护华11岁，她和母亲、弟妹们生活在长沙一所旧屋里，她那时不知道父亲齐耀荣去了哪里，直到若干年后，她才得知父亲远在台湾，是黄埔六期生，国民党中将。
1951年4月2日，齐护华拿到了一个“应聘证”，是新疆省(后改为自治区)政府湖南招聘团发的，填写的部门为“幼年”。“发了军装，我记得穿了一条黄色的裙子。”她不顾母亲的阻挠，远方在召唤着她。30多个15岁以下的女孩，上了一列装满了18岁以上妇女的火车。那几年，这样的火车从湖南发出多列，后被人称为“八千湘女上天山”。
齐护华不认为自己是“八千湘女”中 的一员：“她们是来嫁人的，我不是，我是参加军区文工团，搞文艺演出的。”火车开到西安就停了下来，继续前行就换了盖着帆布的卡车。“我们的车上装了一麻袋成菜、大饼，那时，高兴得很啊。”刺激、新鲜，11岁女孩因见了世面而快乐着，但是，前方怎样呢?什么样的生活等着她呢?“走了几天，我们这些孩子就哭了，想家，害怕。”卡车走了差不多一个月，新疆在望了，齐护华不知道其他车上的女人在逐渐减少，车辆也在减少。自哈密之后，这些载满了“湘女”的汽车被一批批分流，她们去往的是一个个部队驻地，她们未来的日子，幸福和磨难都在那里等着她们。30多个湖南“幼女”被分成了两部分，一批去了一师，齐护华则跟随另一批到了起义部队的一个剧团。
齐护华虽然不认为自己是到新疆嫁给军人的，但她最终还是嫁给了一位从军事院校毕业进疆的广西人。“有一天，领导说，齐护华你们把事情办了吧。”1960年1月，她20岁，喜欢上了27岁的何继筹，“还没一起上过几次街，把两个人的铺盖抱在一起，找了张桌子，就把婚结了。”她记得那天办婚事的有好几对，她的新房里贴满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和毛主席像，“很有意思。”
从剧团出来后，齐护华很少见到一起来的湖南姐妹，“那年来的湖南妹子中我应该算是最晚一个结婚的，”自此，八千湘女在天山脚下，全部有了归宿。
漫漫思乡路
312国道和陇海——兰新铁路是新疆通往内地的两大交通动脉，使得内地和新疆血脉相连。这是两条不归路，也是两条思乡路，路的那头是家乡，路的这头是落地生根的儿女晚辈、世代繁衍。
两条动脉走哈密、过吐鲁番后分了岔，一条通往乌鲁木齐、石河子、伊犁等北疆各地，一条通往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南疆各城镇，面朝东方，在天山南北，那是一个大大的“人”字。这个字，是自1950年代之后，一批又一批内地移民的双脚走出来的，数百万内地移民摩肩接踵，沿着这个“人”字，在鲜有人迹的地方发了芽。
“今年无论如何要回一次老家，再不回去看看就没有机会了。”朱敬林一天之内把这句说了多遍。他第一次回家是1970年，他说那次实在太想家了，憋得受不了，就带着一家7口回了老家。50年来，他回家4次，最近一次也已是20年前了。“我计划三年了，每次都没走成”，他在新疆安顿之后，陆续把姐姐一家和母亲接了过来，哥哥嫂子去世后，老家直系的亲人只有一个侄儿，“可我就是想去看一眼，太舍不得那块乡土了!”
发誓要离开新疆的白秀荣最终把青春韶华留了下来。“妈妈思念我太强烈了，1958年竟找来了，”母亲和她一块儿生活在了新疆，可父亲为了工作孤单单留在老家不能离开，“爸爸想我啊，他看见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姑娘从我们家门口过，就以为是我回去了，喊着我的名字追出去。”父亲常常在半夜醒来，梦游般到大街上寻找女儿。1958年10月，白秀荣的父亲在对女儿万般的思念中离世。“我没能回去看他最后一眼，回家要排队，轮不上我。”白秀荣嘘吁不已，这是她一生的痛。白秀荣第一次回家是在进疆35年后。1991年，她带着儿子回到了柘城老家，所有的亲戚都来看她了，挨家轮着请吃饭，接连20多天，说不完的家常话，叙不尽的相思苦。那是她第一次回家，也是50年中的唯一一次。“下一次?天天都在计划，谁知道还能不能回家看看呢?”她不敢奢望。
白秀荣母亲进疆随女儿定居之后，河南省柘城县投靠而来的人接连不断。白秀荣提干后有几年分管组织工作，安排了不少河南籍人在石河子各个连队和工厂。“亲戚朋友来了不少，洛阳老家的也过来很多人，他们现在也都在这儿安下家了。”一面是对故土的思恋，一面是设法将更多的同乡亲朋办成新疆移民。
今年夏天，又一批河南、山东籍移民在农十师183团的一个连队分到了田地。“每年都有新人来，他们当中会有一半人留下来，”一个老住户指着一排新盖的房子说，“等着吧，明年，还会有人来。”
312国道和陇海——兰新线是两条永不停歇的移民路。
在西距乌鲁木齐700公里的伊犁河右岸，一个缓缓的山坡上，拖拉机正犁开从未种过庄稼的荒原，一排排整齐的屋舍差不多竣工了。用不了多久，伊犁河边的土地将迎来新主人。